康乾盛世，宫廷出版事业如日中天。从皇宫大内的武英殿修书处，到离宫御苑的修书、藏书机构，井喷式出现一批惊世巨著——《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深入挖掘清宫御苑中这些“出版社”与“出版物”的丰富内涵，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清代皇家园林文化功能的理性认知，更可进一步厘清清代以典籍整理为中心的宫廷出版事业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脉络中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清代皇家园林   典籍整理   出版活动

有清一代，大内武英殿修书处刊刻的典籍，以上乘的质量，被誉之为“殿本”。故而，研究清代出版史事之人，多就武英殿修书处相关问题立论，尤其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更属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殊不知，位于北京城西北郊的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中，同样有着众多的修书与藏书机构，如畅春园的蒙养斋、熙春园的集成馆和圆明园的文源阁等。在清宫出版名录中有着“双璧”美誉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即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以往学界对“三山五园”中修书活动的关注，显得有些淡薄。首先，关于“古今图书集成馆”馆址的问题，多年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而清华大学的苗日新坚持“二重证据法”的治史理念，在《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一书中指出“集成馆”馆址即在熙春园的西半区。其次，关于圆明园内文源阁作为《四库全书》藏书楼的问题，学界大都重点关注《四库全书》的整体研究，往往忽略文源阁藏书楼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一倾向在圆明园管理处所编的《圆明园百景图志》一书中得到一定的纠正。此外，关于畅春园内蒙养斋作为《律历渊源》修书处的问题，笔者仅见张宝章的《畅春园记盛》一书和黄彦震、韩琦的文章中有所讨论。这与其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历史大潮中的价值和意义极不相称。有鉴于此，笔者拟对畅春园蒙养斋、熙春园集成馆和圆明园文源阁相关的修书与藏书活动做一整体的梳理和把握，借以阐释清代皇家园林中典籍整理与出版活动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一、 从紫禁城武英殿到畅春园蒙养斋

武英殿，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隅，是一组由前殿武英殿、后殿敬思殿、东配殿凝道殿、西配殿焕章殿及恒寿斋、浴德堂等建筑物组成的建筑群。自康熙年间起，随着“武英殿修书处”的创设，此地成为清代内府刻书的主管机构，所刻典籍史称“殿本”。

据陶湘《清代殿版书目》载，自顺治朝至宣统朝，武英殿修书处共刻书520种，52935卷。刻书最多的是乾隆朝（308种，14960卷），其种数占十朝的 59.2%，卷数占十朝的 28.3%；其次为雍正朝（72种，占十朝的13.8%；12022卷，占十朝的22.7%）和康熙朝（56种，占十朝的10.7%；5596卷，占十朝的10.6%）。康、雍、乾三朝合计，种数占十朝的83.7%，卷数占十朝的61.6%。由此可见，随着康乾盛世的来临，以武英殿修书处为代表的宫廷出版事业亦达到巅峰。

若论武英殿版内府刻书的精品，首推乾隆年间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序”中，乾隆帝曾详细阐述“武英殿聚珍版”诞生的来龙去脉：

校辑《永乐大典》内之散简零编，并搜访天下遗籍，不下万余种，汇为《四库全书》。择人所罕觏，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剞劂流传，嘉惠来学。第种类多则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简以活字法为请，既不滥费枣梨，又不久淹岁月，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简且捷。考昔沈括《笔谈》记宋庆历中，有毕昇为活版，以胶泥烧成。而陆深《金台纪闻》则云毗陵人初用铅字，视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权舆。顾埏泥体粗，熔铅质软，俱不及锓木之工致。兹刻单字计二十五万余，虽数百十种之书，悉可取给，而校雠之精，今更有胜于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驯，因以“聚珍”名之。

在制作《四库全书》书版之际，乾隆帝以工作量大而“付雕非易”，否决雕版印刷方案。有鉴于此，管理武英殿修书处事务的金简，奏请以一份枣木活字套版代替雕版，“既不滥费枣梨，又不久淹岁月，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简且捷”。乾隆帝欣而允之，并为这套木活字版定名“聚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足本138部（内有4部为此前的雕版）由此问世。其衍生品《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更是成为记载中国活字印刷的重要文献。

尤为重要的是，清廷修书机构绝非武英殿修书处一处。据杨玉良考证，自顺治至乾隆的一百多年间，清廷所设书馆就有三十多处。若以常开、例开、特开分类，常开之馆有武英殿修书处、国史馆与方略馆；例开之馆有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等；特开之馆有图书集成馆和四库全书馆等。待到京城西北郊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体系逐渐成形以后，离宫御苑中的皇家修书机构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其中，康熙年间的畅春园蒙养斋，堪称清代皇家园林中较早的修书机构。

康、雍、乾三帝，皆属文治武功的集大成者。但论对西学之倾心及其西学之造诣，无人能出康熙皇帝之右。他被后世誉为“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至于其重视西学的缘故，《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今凡入算之法，累辑成书，条分缕析。后之学此者视此甚易，谁知朕当日苦心研究之难也！

所谓“今凡入算之法，累辑成书”说明，康熙帝不仅“自愤而学焉”，而且积极从事算学典籍的编纂工作。其代表作首推成书于康熙末年的《律历渊源》。而这部以西学为主体的科学典籍，正是成书于京城西北郊的畅春园。

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初二日（1713年7月23日），康熙帝命和硕诚亲王胤祉：“律吕算法诸书，应行修辑。今将朕所制律吕算法之书发下，尔率领庶吉士何国宗等，即于行宫内立馆修辑。” 立馆修辑律吕算法诸书，由此拉开帷幕。九月二十日（11月7日），康熙帝再谕总理修辑事务的诚亲王胤祉：“修辑律吕算法诸书，著于蒙养斋立馆，并考定坛庙宫殿乐器。举人照海等四十五人，系学习算法之人。尔等再加考试，其学习优者，令其于修书处行走。”由此，几项重要的原则确定：首先，将修书场地定于畅春园内蒙养斋。其次，总理修辑事务者，仍为皇三子胤祉。最后，关于馆员人选问题，定为在举人照海等四十五人中考选。接着，又有何国宗、梅瑴成、陈厚耀、王兰生、方苞、胡煦、明安图等一批专门人才入馆修书。

正是在康熙帝的亲自指导和皇三子的主持下，律吕算法诸书的修辑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714年12月23日），诚亲王胤祉等以《律吕正义》进呈。接着，康熙六十年（1721年），《数理精蕴》辑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历象考成》辑成。随后，康熙帝下旨：“律吕、历法、算法三书，著共为一部，名曰《律历渊源》。”其中，《律吕正义》五卷，分为三编：上编《正律审音》两卷，下编《和声定乐》两卷，续编《均协度曲》一卷，是一部有关乐器、乐理的专著。《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分为三部分：上编《立纲明体》五卷，下编《分条致用》四十卷，附表八卷，是一部数学百科全书，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通贯中西之异同，而辨定古今之长短”。《历象考成》四十二卷，亦分三部分：上编《揆天察纪》十六卷，下编《明时正度》十卷，附表十六卷，是一部有关天文、地理的专著，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集中西之大同，建天地而不悖，精微广大，殊非管蠡之见所能测”。

康雍之际，随着清廷与罗马天主教廷的矛盾激化，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趋于沉湮。迨至雍乾以后，西学难有立锥之地。正因如此，从畅春园蒙养斋走出的以《律历渊源》为代表的一批西学典籍，可谓弥足珍贵。

二、 熙春园里的“古今图书集成”馆

成书于清康雍之际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古代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雍正帝曾以“贯穿今古，汇合经史”誉之。乾隆帝亦以“书城巨观，人间罕觏”许之。其影响更是及于海外，被西方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英国人李约瑟即言：“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古今图书集成》。” 而这部闻名遐迩的巨著，正是成书于圆明五园之一的熙春园（盛时圆明园包括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

熙春园与《古今图书集成》的渊源，须从熙春园第一任主人——康熙帝三子诚亲王胤祉（1677—1732年）及其业师陈梦雷说起。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位于京城西北郊的皇家园林——畅春园建成。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允准胤祉等七位年长皇子在畅春园“北新花园迤东空地”建园。胤祉即在“水磨闸东南明珠子奎芳家邻接空地”（即今清华园一带）建园。十一月二十日（12月13日），“皇三子多罗贝勒胤祉恭请上幸花园进宴”，暗示着胤祉花园当年即已建成。五十二年三月十三日（1713年4月7日），即康熙帝六十寿诞之前五日，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等十三人，率皇孙弘昇等二十六人，在胤祉花园为康熙帝预祝遐龄，称觞献寿。值此前后，康熙帝为胤祉花园御题名曰“熙春园”。迨至雍正八年（1730年）以前，胤祉长期居于此园。

陈梦雷（1650—1741年），字则震，号省斋，福建侯官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选庶吉士，寻授编修。十九年（1680年），以在三藩之乱中“从逆”入狱，寻论斩。二十一年（1682年），免死，流于奉天府尚阳堡。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东巡盛京，陈梦雷献诗称颂，帝施恩，梦雷遂得返京，奉命为皇三子胤祉授读。怀着“思捐顶踵，图报万一”之心的陈梦雷，向胤祉提出了欲以己之长，“掇拾简编，以类相从，仰备顾问”的想法。对此，胤祉欣然允诺，他除将自己的协一堂所藏鸿编尽数献出外，并对编纂体例提出一己之见： “《三通》、《衍义》等书，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类函》、《御览》诸家，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庶足大光圣朝文治。”

于是，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起，陈梦雷综合家藏诸书与协一堂藏书共一万五千余卷，“目营手检，无间晨夕”，至四十五年（1706 年）四月间，全书初稿终于告成。其后，又寒来暑往，几易其稿。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得呈御览。康熙帝不仅御赐书名《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而且御命开设“古今图书集成馆”，馆址即设于熙春园西半区。关于集成馆的人员设置，经青年学者项旋考证：其时，以胤祉为监修，总理日常事务；以陈梦雷、顾承烈为正、副总裁，主管编纂事宜；此外尚有“领袖纂修”（如：金门诏）等职衔设置。其他如分纂、校对、誊录等人员，常年额设在编人员为八十人。

此书内容宏富，巨细靡遗。依陈氏之言：“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以百篇为一卷，可得三千六百余卷，若以古人卷帙较之，可得万余卷。”对于全书的影响，陈梦雷有着高度的自信：“较之前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广大精详何止十倍。从此颁发四方，文治昭垂万世。王爷鸿名卓越，过于东平、河间。而草茅愚贱，效一日犬马之劳，亦得分光不朽矣！”

其间，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康熙帝曾赐陈梦雷联曰：“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陈遂自号“松鹤老人”，并以“松鹤山房”命其在胤祉熙春园东北隅的住处——一座上下三间的二层小楼。正是在“松鹤山房”（康熙四十九年至六十一年的十三年间，陈居于此），陈梦雷最终完成《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工作。

时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古今图书集成》的编印工作已接近尾声：全书“共一万卷，已刷过九千六百二十一卷，未刷者三百七十九卷”，这意味着全书的96.21%已印刷完成。然而，随着康熙帝的病逝，政局陡变。十二月十二日（1723 年 1 月 18 日），继位未满一个月的雍正帝降旨：“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著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所谓“招摇无忌，不法甚多”，只是新帝欲翦除胤祉手足的“欲加之罪”。未几，康熙朝集成馆亦遭到改组。监修由胤祉改为康熙帝十六子胤礼；正、副总裁亦由陈、顾二人改为礼部侍郎蒋廷锡和内阁侍讲陈邦彦；原集成馆前后共有十六人遭到清洗。

如前所述，蒋廷锡、陈邦彦二人主持集成馆务之前，全书完成已逾九成。就连蒋氏所谓“改印”之举，亦遭雍正帝婉拒：“改印者不必，恐有后论。将已成好之书改坏大有所关，如必有不可处，亦当声闻于众而行。”雍正三年（1725 年）十二月间，《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告竣。雍正帝在“序”中一面抑前朝之绩：“任事之臣，弗克祇承。既多讹谬，每有阙遗。经历岁时，久而未就”；一面扬本朝之功：“朕绍登大宝，思继先志，特命尚书蒋廷锡等董司其事，督率在馆诸臣重加编校。穷朝夕之力，阅三载之勤。凡厘定三千余卷，增删数十万言。图绘精审，考定详悉。”其奉敕编纂者，更是只见“蒋廷锡”，不见“陈梦雷”。

历经康、雍两套班子，耗时二十四番寒暑，终成《古今图书集成》的蔚然大观。这部巨著，一改此前类书的两级分类法（“部—类”或“部—门”），而用更加详备的三级分类法（即“汇编—典—部”）。全书共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每部再根据内容分为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篇。综计之，全书共有一万零四十卷。（见表 1）

表1  《古今图书集成》内容分类

如此鸿篇巨制，能达纲举目张之效，端在编纂者陈梦雷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天地人”三才思想。正如陈氏所言：“法象莫大乎天地，故汇编首历象而继方舆。乾坤定而成位其间者，人也，故明伦次之。三才既立，庶类繁生，故次博物。裁成参赞，则圣功王道以出，次理学、经济，而是书备焉。”基于此，陈氏先定历象、方舆、明伦三汇编，次定博物、理学、经济三汇编。进而言之，各个汇编内部，又有主次之序。在历象、方舆二汇编中，陈氏将自然事务列于前，将人类事务置于后。在明伦汇编中，则呈现出“皇—官—家”的等级秩序。而在博物、理学、经济三汇编中，则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路径，将与人类事务相关的内容置于最前。诚如王昑所言：“陈梦雷的天地在先、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具有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特点，对世界的看法是比较正确的，由此而形成的编辑思想也是比较先进的。”

 对于《古今图书集成》的诞生地——熙春园，苗日新有着颇高的评价：“《御制律历渊源》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用同一副铜活字、同一时间在古今图书集成馆刷印装订而成。熙春园集成馆是康雍朝最大刻印中心，它与畅春园蒙养斋构成西学东渐的发源地和当时的文化中心。

三、圆明园文源阁庋藏《四库全书》

康乾盛世，是国学整理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康雍之际的《古今图书集成》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一为类书，一为丛书，堪称国学整理的“双璧”。与《古今图书集成》相类，《四库全书》和皇家御园——圆明园之间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1773 年3月13日），乾隆帝对校核《永乐大典》事宜做出最高裁决：“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这是“四库全书”一名在清宫档案中的首次出现，暗示着编修《四库全书》大型文化工程的正式启动。此后，各项工作渐次展开。有关修书事宜，统交“四库（全书）馆”办理。具体而言，“四库（全书）馆”又分为翰林院四库馆和武英殿四库馆两大系统：翰林院四库馆，主要是指办理四库全书处，负责纂办《四库全书》，以纂修官为代表。武英殿四库馆，主要是指缮写四库全书处，负责缮写、分校、刊印、装潢《四库全书》，以分校官为代表。经过在馆诸臣夜以继日的不懈坚持，《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顺利进行。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1782年1月19日），第一部《四库全书》告竣，藏于紫禁城内文渊阁。四十七年（1782年），第二部告竣，藏于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四十八年（1783年），第三部告竣，藏于圆明园内文源阁。四十九年（1784 年），第四部告竣，藏于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文渊、文溯、文源、文津，谓之“内廷四阁”。而在四十七年七月初九日（1782年8月17日），乾隆帝再谕：“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 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1787年6月2日），续办三份《四库全书》同时告竣，亦分阁贮之。文汇、文宗、文澜，谓之“江南三阁”。四库七阁，蔚为大观。

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作为中国古代现存最大的一部丛书，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基本囊括清代乾隆朝以前中国古代的主要典籍。而据黄爱平统计：“以全书册数计，每份约为36000册，七份合计252000余册；以全书页数计，文津阁《四库全书》2291100页，七份合计16030000余页。”如此宏富的体量，对藏书之处自然有着极高的要求。笔者谨以圆明园内文源阁为例，予以说明。

文源阁，位于圆明园内水木明瑟一景之北侧，是一处以藏书楼为主体的建筑群落，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平方米。雍乾之际，此地本是一座四方重檐大亭，亭额曰“四达亭”（雍正九年御书）。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藏书之便，此地改建成藏书楼——文源阁。作为主体建筑的文源阁，“南向卷棚歇山楼六间，覆黑色琉璃瓦，嵌绿边，外观为两层，前后出廊，楼外檐悬乾隆四十年四月御书‘文源阁’一块玉黑漆铜字匾，内额为‘汲古观澜’。” 阁成之初，收贮《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第三部《四库全书》入贮时，阁东建碑亭，刊刻乾隆帝御书《文源阁记》：

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就御园中隙地，一仿其制为之，名之曰“文源阁”，而为之记曰：

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

“记”之起笔，首论建阁之缘由，即“因辑《四库全书》”，“以构庋贮之所”。而其建筑蓝本，则是藏书界巨擘的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秉承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理念，乾隆帝“就御园中隙地，一仿其制为之”，遂有文源阁之规模。“记”之主体，则以“水”喻“文”，而以经、史、子、集，譬为文之源、流、支、派。“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有鉴于此，“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这其中“四阁之贮首重者源”的意蕴暗含其中。乾隆帝对文源阁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有着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上“集大成”的显著特点。这种“大一统”与“集大成”，在以京城西北“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中得到较好的呈现。

即以“三山五园”中的“出版社”而言，纵观康、雍、乾三朝，在继承历朝历代修书、刻书、藏书的丰富遗产基础上，构建起堪称完备的典籍出版机制：既有像畅春园蒙养斋和熙春园集成馆这样的修书机构，又有像武英殿修书处这样的刻书机构，更有像圆明园文源阁这样的藏书机构。

从其“出版物”的内容属性来看，一方面，作为国学整理“双璧”的《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成为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难以企及的两座高峰；另一方面，从畅春园蒙养斋走出的《律历渊源》，备载天文、数学、音乐等西学内容，成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大潮的历史见证。

*本文选自《中国编辑》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