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寿山石在宫中受宠。一些文武大臣为了讨好皇帝，常常会将收藏的寿山石珍品进献，列在贡单首位。寿山石可雕刻人物、盆景、文房用具等，但其中的精品，却是用来镌刻帝王宝玺的。

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的一天，乾隆忽然下令内务府大臣海望传旨内务当差的定长，让告诉其父闽浙总督喀尔吉善，“造办处所用五色寿山石，要多少，送多少来”。三个月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送到各色寿山石大小二十五块，共重七百斤。这些寿山石被用来做宫中装饰隔扃。

寿山，位于福建福州城北六十里的芙蓉峰下。由于寿山石色彩艳丽，石质温润，多用于雕刻艺术品。早在明代，宫中已出现寿山石雕刻。但寿山石在宫中受宠，却在清代。

康熙六年（1667），福建侯官县著名学人高兆自浙江回乡，历时一年，写就世上第一部寿山石文化专著《观石录》。二十年后，一位名叫毛奇龄的老先生游历到寿山，也被卷入了寿山石热潮，成为寿山石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写了另一部《后观石录》。毛老先生在清代很有名，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被授翰林院检讨，一生著述很多，被后人视为乾嘉学术的开山祖师。前后两部观石录的问世，在社会上掀起了世人争玩寿山石之风。

史弈昂进贡乾隆皇帝的礼单

当然，还有市场的作用。《观石录》记载，在寿山，石农们已“逵路之间，列肆置侩”。寿山石甚至被贩到更远的地方，包括流入北京。《后观石录》记载说当地有个姓陈的公子，背着干粮进山找到了许多好石头，运到北京卖到“千金”天价。

清时的雕师因材施艺的水平普遍比前代提高了，出现了一些寿山石雕刻大师。如杨玉璇，清康熙年间漳浦人，客居福州，精于寿山石人物、兽纽的雕刻。他首创了“审曲面势”的雕刻法，根据寿山石的丰富色彩依色巧雕，是公认的寿山石雕的鼻祖。另一位石雕大师周彬，又名尚均，喜用夸张的手法刻兽纽，使其形态与众不同；印旁的博古纹多取青铜器纹样， 并在纹中隐刻双钩篆字“ 尚均”。精美逼真的雕刻，更增加了寿山石的艺术价值，成为人们追逐收藏的对象，使社会上收藏寿山石成为一种时尚。

寿山石刻“雍正敕命之宝”及宝模

在清代，宫廷获得寿山石的渠道，除内务府承办采买，更多是来自官员的进贡。福建地方官员通常会以寿山石作为进贡之品。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闽浙总督范时崇在给皇帝的密奏中提到“今差家人王宗赍寿山石器共百件有馀，命臣弟参领臣时御代臣恭进”。

另外，由于寿山石的珍贵，一些文武大臣为了讨好皇帝，常常会将手中收藏的寿山石珍品进献。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前兵部侍郎史奕昂的一份贡单上，“田黄寿山”被排在第一名，同单开列的还有“宣窑”、“哥窑”磁器，唐李思训、宋赵大年、元赵孟頫、黄公望、明文徵明等人的书画。田黄被排在首位，可见当时的价值还在后列者之上。

到底清宫中有多少寿山石雕刻，谁也说不清楚。乾隆九年，苏州织造海保为内务府承办的各种丝织品中，一次就做了“大红寿山石香袋一百个”、“大绿寿山石香袋一百个”，存放在乾惕堂。这些不过是用来保存宫中寿山石把件的。可见当时寿山石之多。

寿山石在宫中的应用范围很广泛。可雕刻人物，如罗汉、仙人等；作盆景、插屏、山子等大型陈设摆件。此外，还有笔架、笔头、水盛、镇纸等文房用具以及专门用于镶嵌装饰的雕刻。

但其中的精品，却是用来镌刻帝王宝玺的。宝玺是皇帝君权的象征。清代皇帝往往喜欢用寿山石来镌刻自己的宝玺。

康熙皇帝一生共制130多方印，实物现虽大部分已无存，但从清宫秘档的记载中可找到记录：清宫内务府的《活计档》中记载：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怡亲王交六兽纽黄寿山石体元主人图书一方。……奉旨：万机馀暇字照体元主人图书式样另寻寿山石补做一方”。档案中的六兽纽“体元主人”为田黄石印，是康熙帝常用的小玺。而后改刻的螭纽“万机馀暇”印则是康熙时就已雕好印纽放在活计库中的备用之物。

1723年，雍正皇帝继位。不久，便开始大量制作御用宝玺。据清宫《活计档》记载，从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开始，至十月，先后雕刻了“雍正敕命之宝”、“雍正御笔之宝”、“朝乾夕惕”等84方宝玺。其中大部分用五色寿山石雕刻。

乾隆皇帝寿山石宝玺并不多，但走精品路线，多用田黄石。故宫现存有田黄三连印，用一整块田黄石刻成三颗印章，并由三条连环联接起来，印文分别为：“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乐天”。

康乾时期清宫内务府聚集着一大批能工巧匠。他们吸纳了民间的艺术技法，又融入宫廷气象，使寿山石雕刻作品较民间更上一层楼。偶尔，我们还会在古老的清宫档案一角里，发现他们的名字。让我们记住他们吧：技艺人张继祖、南匠袁景勋、刻字人张魁。

* 本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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