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雍正的继承帝位,历史学界从来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雍正是由康熙临终传位的合法君主;另一种认为雍正继位是夺权篡立。后一种篡立说由孟森、王钟翰、许曾重、杨珍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而坚实的证据。

康熙六十一年冬,康熙帝在热河和南苑行猎之后“偶感风寒”,住在畅春园休息,命皇四子胤稹往天坛代行冬至祭典。十一月十三日凌晨,病情恶化,至夜间猝然逝世。据称:临终遗言由皇四子胤稹继位,即雍正帝。官书言之凿凿,似无可怀疑。但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说雍正系篡立夺位。较早见于记载者为《大义觉迷录》,其中说:

“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

“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

“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

此处所说雍正夺位的情节,曲折离奇,与官书记载大相径庭。一方面官方文书不可全信,因为它是雍正即位后编写的,自然不会有篡立的痕迹。另一方面民间流言,亦不可全信,因这些流言多出自雍正政敌之口。雍正继位之谜,遂扑朔迷离,成为千古疑案。例如改写遗诏之说是不可能的。因清朝的书写格式,允禵写作“皇十四子”, 胤稹写作“皇四子”,第一个“皇”字不可省略,改诏是不可能的。但否定这一民间传言,并不排斥雍正的矫诏篡立。雍正继位确实存在许多疑点。这件公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成为千古疑案。

康熙晚年,因太子废立,闹得举朝不安,储位虚悬已十年之久。但康熙心目中似乎已将皇十四子允禵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准噶尔入侵西藏,清援军入城战败,西线军情紧急。康熙五十七年,允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大军西征。这次援藏之役,出兵多,任务重。当时,太子人选正待确定,康熙给允禵这一重大任命,当意有所属,大概是为了考验和锻炼允禵的才能。为了树立允禵的威信,此次出兵仪式隆重,规格甚高,康熙“亲诣堂子行礼”。允禵可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随允禵出征的有一批亲王、郡王及康熙的几个爱孙。康熙十分看重允禵的才能,对蒙古亲王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抚远大将军奏议》)

允禵到前线后,康熙对他关怀备至,屡通音问,告诉他“阿玛、额娘身体都好……自去年以来,一剂药也没吃,……上炕时不再需要旁人扶持,骑马时也不用安放马蹬了”,“朕的白头发、白胡子有些变青了,你不要将此告诉别人”(《满文朱谕》)。允禵在前线二年内受赏赐物件食品达16次之多,包括眼镜、鼻烟壶、康熙用过的腰带,“凡有各省进献之佳品,父皇皆一项不漏,立即赏给臣”《满文朱批奏折》)。允禵的几个儿子也被康熙带到热河“仁爱训育”,使他们“时常依绕皇祖膝前”(《满文朱批奏折》)。允禵的儿子弘春和女儿结婚,康熙亲自照料,赏赐财物妆奁。康熙给允禵兵权,且关系十分亲密,这在当时已给人以允禵将是接班人的印象。故皇九子允禟说允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文献丛编,允禵允禟案》)。连当时的朝拜使者也说:“十四王拥兵在外,屡建大功,众心咸属。”(《燕行录》)

把这些记载和雍正夺位后对允禵出任大将军之事的评论相对照。雍正说:“(康熙)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逐之意也”(《大义觉迷录))。照这说法,康熙竟会派一愚悍不安静的儿子担任大将军之职,视军务如儿戏,这是不可信的,是雍正为了破坏允禵形象的诋毁之词。

康熙怎样传位给雍正,据官书所说,也是破绽百出,无以自圆其说。最早是雍正元年八月上谕:“圣祖……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这里未提及听到遗命的人。至雍正五年十月上谕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人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这里出现了诸皇子和隆科多聆听遗命的记载。至雍正一七年九月,雍正为了驳斥夺位流言,写《大义觉迷录》,叙述康熙临终授命情形,极为详细具体: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即允祀)、塞思黑(允禟)、允䄉、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侯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呼号,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大义觉迷录》)

这段话存在许多问题:一、康熙传位的重要情况,按理当在雍正即位之初,即行披露,何以延至七年之后才说出来。二、雍正一直强调,自己在康熙去世之前,不知道会继承帝位,“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上谕内阁》)。而按照《大义觉迷录》所言,雍正在康熙弥留之前八个时辰赶到了病榻前,其时康熙尚能言语,“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何以康熙未向雍正透露已传位于他。这是何等大事?是康熙遗忘了吗?还是向雍正保密?这都于理不通。而且已听到康熙面谕传位的兄弟们和隆科多亦无一言道及,直到康熙死后“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情形未免离奇。三、隆科多既是面承遗诏的“惟一大臣”,而雍正五年的谕旨中却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东华录》),前言后语,相互矛盾。四、雍正说:康熙死时,果亲王允礼(皇十七子)亦“在寝宫外祗候”,而隆科多却说:“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指皇宫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官迎驾伺候”(《上谕八旗》)。可见允礼并不在“寝宫外祗候”,他听到康熙去世,赶往畅春园,在西直门大街遇到隆科多,才听说雍正继位,大出意外,甚为惊骇,逃回家去。五、据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大义觉迷录》),“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允祀)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忿可知”(《清世宗实录》)。允祀、允禟的举止不像是八个时辰以前已聆听康熙的传位遗言,而像是康熙刚刚逝世,听到雍正即位的消息而胸怀激愤之情。由此可见,所谓八人受康熙面谕传位雍正的事,十分可疑,很可能是在七年之后伪造出来的。

从皇族中对雍正继位的反应亦可看出问题。雍正的兄弟很多,支持雍正继位的只有皇十三子允祥一人。皇十四子允禵和雍正一母所生,二人又是角逐帝位的死敌。允禵从军前调回北京奔丧,与雍正口角冲突，被永远囚禁。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禟是雍正的死对头，他们势力大、影响广,对雍正篡立不服,进行抵制,是雍正的重点打击对象,至雍正四年,允祀、允禟被迫害致死。两人死后雍正把他们改名为阿其那(狗)、塞思黑(猪),可见积恨之深。皇十子允䄉是允祀一党,雍正二年即永遭囚禁。皇三子允祉也反对雍正继位,雍正说他“与阿其那、塞思黑、允禵交相党附”(《清史稿》)。其子弘晟看不惯四叔的作为,雍正斥其“凶顽狂纵,助父为虐”。与父亲同被禁锢。皇五子允祺是位胆小怕事的人,但他的儿子弘升也对雍正不满,被削除世子。皇十二弟允祹,本封履郡王,于雍正元年因“并不感激效力”,降为贝子。其他兄弟年龄较小,未卷入皇位的争夺,故得保全。雍正的生母德妃,民间流言,说她触柱而死,虽无确切佐证,但雍正和允禵两个亲生儿子,为争位而拼得你死我活,小儿子被大儿子终身囚禁,她在康熙去世允禵被囚后“不饮不食”,不久死亡,其死因可能与帝位争夺、兄弟阋墙有关。连雍正的大儿子弘时(三阿哥)也不满父亲的所作所为,有所抗争,雍正竟和他断绝父子之情,令他去当允祀的儿子。“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奉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是以令为允祀之子。令允祀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着即撤去黄带,交与允祹,令其约束赡养”(《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到雍正五年,弘时又进一步与其他几个皇室兄弟得罪,被雍正赐死。

雍正初年,皇室内部这场血腥的屠杀,是雍正篡立而引起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不仅他许多兄弟参加,连他的生母、亲子也站在敌对营垒中。朝内外稍知情形者均不直雍正的行为,不服的人很多。故雍正说“在廷诸臣为廉亲王(允祀)所愚,反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即朕屡降谕旨之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上谕内阁》)。故清除允祀、允禟集团中被株连杀害的皇室、大臣甚多。连朝鲜的史料中也说“清皇(指雍正)为人自圣,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如果雍正确属康熙传位,是合法继承,就难以想像会集结起这样强大的反对力量,会激起众叛亲离,只剩孤家寡人。

雍正如果矫诏夺位,又用残酷手段处置了诸兄弟和儿子,那就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乾隆说:允祀、允禟“凯觑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揪然不乐”。这明显透露了雍正的惭愧不安,故乾隆即位,很快就为牵涉到此案中的哥哥、叔叔及宗室、大臣们平反昭雪。

雍正的举动也很异常。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最受康熙爱重的孝顺儿子,但即位之后,似乎很害怕康熙的亡灵。康熙一直住在畅春园,这是当时规模最大、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雍正弃而不用,另营新居, 大兴土木,扩建圆明园,作为自己起居的行宫。康熙经常去热河避暑山庄,行围打猎,练兵习武,接待蒙古王公,雍正先前也常陪侍父皇去热河。但他即位以后的十三年,一次也没有去过避署山庄。顺治、康熙的陵墓都在北京以东遵化马兰峪。此处形势雄峻,地面开阔,后称“东陵”,雍正偏偏不肯和康熙葬在一起,到北京西南易县,另建“西陵”,仿佛在故意躲着康熙。须知,尽管雍正雄才大略,很有见识,但迷信思想很浓重,他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丘陵,大而川岳,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皆当敬信而尊事”,“朕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东华录》)。一个相信天命鬼神的人如果干下了对不起父亲、兄弟的事,他就会心中有鬼,无论起居、娱乐、埋葬都要远远地躲开他父亲的亡灵。这虽然算不上夺位的直接证据,如果其他证据能够成立,也不失为一个旁证。

雍正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很可能是矫诏篡立,由于改写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难于找到更确凿的证据,斧声烛影,是千古难解的疑案。当然,即使篡立是实,也不能抹煞雍正的历史功绩。应该说:封建统治阶级为争夺权位而相互残杀,是经常发生的。汉武帝攻杀儿子,唐太宗屠弟逼父杀子,武则天杀子,即使英明的君主也往往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巩固地位,雍正并不是个例外。雍正,作为最高统治者,他具有杰出的才能,勤于政务,洞察下情,办事认真,御下严格,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纠正了康熙晚年吏治疲玩、贪污公行的弊端,又实行“地丁合一”、“耗羡归公”、“改土归流”的政策,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经济发展,巩固国家统一。雍正统治十三年,厉行整顿、改革,为以后的乾隆盛世奠定了基础。

本文原发表于《今日文摘》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