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水围与直隶巡抚随驾

巡幸畿甸，水路也是重要的路程。康熙帝巡幸畿甸从三十年代起，增加了乘船的水路之行，三十二年(1693)二月二十二日路行至十里铺，乘舟往苑家口考察堤工。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启行至通州崔家楼登舟，沿水路直到天津海口，返回至通州石坝上岸陆行回宫。三十七年御舟往返均在通州崔家楼。三十九年自通州登舟，回苑家口登岸陆行。四十年自霸州苑家口登舟，返回通州。四十五年自雄县孟良营登舟，考察后泊武清县上发村登岸。四十七年巡幸畿甸登舟、上岸都是在霸州苑家口，而且中途停泊地主要是任邱县赵北口、新安县郭里口、新安县段村、新安县泉头村，这些地方在四十年的巡幸畿甸中就是主要泊舟处，四十七年以后的巡幸畿甸舟行起程地、上岸处为苑家口或赵北口以及中途停泊地方赵北口、郭里(李)口、段(端)村、泉(圈)头村，与此略同，大致固定下来。康熙帝经常驻跸、停泊之地一般建有行宫，赵北口、郭里口、段村、泉头的行宫就比较有名，这些行宫为水围提供了便利。

水围，即水上行围,也是康熙帝巡视畿甸的活动之一。本来康熙帝经常是在南苑行围后巡幸畿甸。在头二十几年的巡幸中我们还很难看到关于水围的记载，但在康熙四十年代中期以后，有关记载增加。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巡幸，一路上率诸皇子及善射并善中人员射，并将以水凫野鹜赐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副都统、护军参领、护军校、执事人员、护军等。康熙六十一年最后一次巡幸畿甸，时人记载说是“讲春蒐”，并指出:“在京师之南，有东西二淀，上水猎处。”可见人们把春蒐水猎作为巡幸畿甸的主要内容了。

值得注意的是，赵弘燮于康熙四十五年任直隶巡抚，他与康熙帝关系十分密切，巡幸畿甸时常随驾，在奏折中留下了不少相关记载。如水围用船问题，康熙四十七年赵弘燮奏称:“向来恭迎皇上行幸水围，船只俱系仓场总督豫备料理，内有普拉小船八十只，臣檄行地方官雇觅，亦交督臣分派，其纤夫号衣等项系臣衙门檄行地方官豫备，成例已久，并无迟误。”由仓场总督与直隶巡抚承担船只与纤夫号衣等。四十八年巡幸畿甸，据赵弘燮说二月十六日，皇帝行幸水围。他“在海子迎驾，跪瞻天颜，自旱围以及水围往回二十余日”。可见水围与旱围是相对的，一在水上，一在陆上。康熙帝无论是旱围还是水围，都有高超的射猎技艺。赵弘燮记载，五十年“于正月二十四日跪迎圣驾，即蒙召见，天语和煦，蔼如家人父子。随侍水围，见飞禽难弋之物，皇上枪发应手即得;随侍旱围，见走兔狡脱之物，皇上箭发一无能遁，侍射鹄子百发百中。”康熙帝可谓神射手。水围时也注意安全、保卫，赵弘燮说“围场外理宜肃清，委员巡查”。

水上射猎与陆上围猎一样发挥着练武的作用，同时赏赐臣下猎物也密切了君臣关系。当时直隶水淀分东西两淀，西淀(即白洋淀)水面广阔，是康熙帝水围首选的地方。康熙帝的《船猎》一诗描绘了君臣水围同乐的情景:“万人齐指处，一鸟落晴空。携琴鼓櫂返，乐与大臣同。”五十二年(1713)二月初七日赵弘燮在卢沟桥迎驾扈从，由水围随至海子共二十日，日赐克食二次，并蒙召对，又于赵北口水围中赐克食，更蒙皇帝将御射之兔赐其一只。他受宠若惊，说:“淀内承第恩更属非常之遇，围中赐兔尤为逾分之荣。”又于二月二十六日随驾至海子，目睹康熙帝一连亲杀四虎，感慨“自古帝王无比神威圣武”。海子即南苑，是行围之所，而“淀内”，即西淀。五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赵弘燮在芦沟桥迎銮辂，随驾巡幸，见皇帝“水淀行围，春郊射猎”，这种水围与郊射，也称为“春巡及打水围”。五十六年二月赵弘燮随驾水围，得到了康熙帝歌咏白洋淀的诗歌与对联，他在奏折中说:初十日御制《风阻驻跸白洋湖》诗一首:“平波数顷似江声，风阻湖边一日程。可笑当年巡幸远，依稀吴越列行营。”又御书:“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

水围时也伴随着行政活动，如实地考察。五十五年(1716)十月初一日，康熙帝说:“即水田一事，亦不可行，朕当日水围时，见霸州一带水田所栽稻苗，寥寥数茎。”水围不忘考察农业。更重要的是水围时与大臣一起交谈、互动，前面谈到的赵弘燮经常随驾巡幸，其中就有水围时君臣交换信息、密切感情的事情。随驾的还有直隶巡抚以下的其他官员，其他省份的官员也时有随驾或到行在接受皇帝接见。如康熙五十二年，山西巡抚苏克济“前往京城叩拜主子，随水围抵端村地方”。二月十六日请求山西常平仓捐纳，被皇帝否定。

康熙帝的水围受到皇孙乾隆帝的高度评价与效法。乾隆帝的御制诗，不少是他效法皇祖巡幸畿甸的，其中的诗序、注解留下了有关康熙帝水围的信息。如《赵北口水围》诗序说:“皇祖时每于仲春举行，盖畿南之水皆汇此，俾有淀以受之则不溢而为灾，且以习舟行饬武备，意深远也。”将水围视为整饬武备的行为。《白洋淀水围》诗中写道:“远碧极空明，风恬镜影平。鸿絧排叶舫，齐止视虞旌。水猎方山猎，欢声发棹声。合围徐俟际，五字适因成。皇祖修春猎，端因重武功。”进一步申述水猎与山猎构成的春猎是为了重武功。《水村杂咏》的夹注说:“康熙年间皇祖岁行水围于此，因周视地界而免其租赋，一以习武，一以为畿南潴水之区，圣人之意盖深远矣。”《水围六首》的夹注记载:“水围古无此制,盖我圣祖创为之。”乾隆帝将康熙帝的水围作为习武的家法来认识。

余论

依据我们对《清圣祖实录》的资料统计，康熙帝巡幸畿甸27次，其中包括标明“巡幸畿甸”的19次和未明确标明的9次。《清圣祖实录》首次标明“巡幸畿甸”是在康熙二十三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年份。康熙朝起居注官说:“恭惟皇上御极之二十有三年，岁在甲子。运启上元，薄海内外清和咸理，四民乐业，万方来庭……古者省方设教，自三代以下鲜有能行之者。皇上斥封禅之具文，行时巡之实政，发德音，下明诏，蠲租赋，减刑狱，祛烦涤苛，仁恩普被……是皇上以勤民问俗，大赍于四海也。”这就是康熙二十三年的所谓“南巡”。其实清朝的首个甲子年正值“一统天下”不久，“运启上元”，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南巡起因于泰山巡狩的东巡。因此《清圣祖实录》首次在二十三年记载“巡幸畿甸”，也就具有政治象征性，其标志即皇子随驾出巡。

皇子随驾巡幸畿甸，便于皇帝教育皇子，使皇子了解社会，观摩皇父处理政事，属于清朝标榜勤政爱民政治的一部分。不同时期的皇子随驾，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最初是太子允礽随驾，突出未来的皇位继承者，接着增加了年长的皇子，如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等，再后又增加了较为年幼的皇子。当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失宠后，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以及皇十五子允禑、皇十六子允禄都多次随驾，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允禵随驾也较多。

康熙帝巡幸畿甸绝不是仅仅重视皇子随驾的形式，还有着充实的内容，包括治理水患。康熙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的巡幸畿甸主要是为了治理海河水系洪水泛滥问题，筑造了众多堤坝，有效减轻了水患，永定河的治理就是成功的事例。康熙帝指示治水筑堤是建立在运用专门知识的基础上，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针对筑坝问题，康熙帝至河西务登岸，谕牛钮:“挖河不碍村落方善，若从此挖去恐于村落有碍，因步行二里许。”指示:此沙地着挖河，宽十丈，长四百七十余丈。平坦处深四五尺，高阜处或七八九尺不等，其河湾处着建二小挑水坝，挖河之土即置两边，对新河上口、旧河下流，着建两挑水坝。一长二十丈，一长十丈，其高与岸相等。“于是取仪器插地上，令将豹尾枪纵横竖立。帝亲视仪器，定方向，命诸皇子大臣等分钉桩木，以纪丈量之处。又于尾处立黄盖以为标准，取方仪盘置于膝上，以尺度量，用针画记，朱笔点之。算毕，令从尾处丈量，至所插仪器处，其丈尺与所算之数些微不爽。”因谕诸皇子、大臣等:“用此可以测量天地，推算日月交食，至此等微事，算之甚易。”因令大学士温达等及直隶巡抚赵弘燮至前，谕赵弘燮:“尔为巡抚，丈量田地，不可不知，朕将大概示尔知之。于是量绳二丈，以五尺各为一面，按定四角，指示曰:辟如此一区，四面各称，丈量之亩数，俱与绳数相符。但地有犬牙相入，势不能如此丈量者，则丈量之人，必任意折丈欺诳。有破此弊之法，惟从中横量一绳，而亩数即出，彼技无所施矣。丈量田地关系甚大，天下隐匿田地亦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凡有推算，七九之奇数不能尽悉，十二二十四之偶数，方能尽之。此皆体象十二时二十四气也。”复取矢画地作数圈，示诸皇子大臣说:“此即定位之理，虽千万品类不能出此，今凡物若干，几人应得若干之数，用此顷刻可得。即推而至于声音之高下，亦可测而知也。”

视察畿辅期间指导工作。直隶巡抚李光地晚年回忆:“在巡抚任时，自念邦畿重大繁剧之区，以臣菲材必难称职。幸奉皇上每岁巡省郊圻，必使臣瞻觐天颜，曲垂教诲。凡地方兴革事宜，一一皆有成命，可以祗遵。”虽然此言有歌功颂德的成分，但康熙帝巡幸期间直隶巡抚往往陪同，得以听从皇帝直接的指示也是实情。接任李光地的赵弘燮也说:“永定河自古难治，蒙我皇上指授方略，发帑修筑，臣时刻殚心，以期仰副圣怀，奉命抚直六载以来，每当三汛之时，必委员逐一查验。”将治河的成功归功于皇帝的指导。

治河也不忘吏治。康熙三十八年(1699)巡视永定河堤，谕王新命等:“官不清则为民害，水不清亦无利于民，天下之浊者皆如此也，不清之官朕有法以正之，不清之水朕有策以治之。”将治水与治官并列论之，要求为官要清。四十五年(1706)往阅静海县东子牙河堤，谕大学士等:“侍郎阿玺泰派修马家口堤工，竟不在工所，又不候驾于减水坝，殊不称职，着革去侍郎，仍在河上效力。”惩治了修筑堤坝不尽力的高级官员。

水上行围也是康熙帝巡视畿甸的重要活动，这是一种围猎与娱乐结合的形式，通过官员随驾，密切了君臣关系，也得以了解地方事宜。乾隆帝高度重视这种习武活动。

治理永定河也为南巡治理黄河积累了经验。因此，康熙帝巡幸畿甸也的确是“行时巡之实政”，是康熙多种巡幸类别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师附近的畿甸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国家，巡幸畿甸就具有了显示统治方式、表明拥有国家的意义。康熙帝巡幸畿甸意在表达清朝勤政爱民、重视农业、关心民生的政治特色，从而塑造了康熙帝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

* 本文选自《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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