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主中原后，满族由偏居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变成全国的统治阶级，相对落后的文化形态在遇到更高层次的文明时，满汉两种文化开始了激烈的碰撞和交融，满族一方面在快速地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一方面又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同时，清朝统治者亦很早就意识到保持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三令五申要求满族人不能放弃其“根本”，从而导致其特有的风俗习惯和政治传统在文化的博弈中得以凸显。如何看待特定历史时期两种相差甚远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而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在清代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皇家园林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园林生活：马背皇帝的向往

      顺治元年五月二日（1644年6月5日）多尔衮率领清军从朝阳门进人北京城，实现了满族人占据全国政治中心的目的。在政治地位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满族人的生活环境也有 了急剧的改变。满族世代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水深泽阔、山高林密和沃野千里是东北地理的基本特征。从空旷粗犷的东北山林、平原中走出来的满族人在进入气候温暖、人口稠密的关内后，面临着适应新环境的问题，尤其是内地夏季的酷暑使他们备受困扰，甚至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

      占据北京城实现了清朝统治者多年的入关梦想，可是这里的环境却让其难以接受，为逃避夏日暑热，顺治年间曾计划修建避暑行宫，终未能实现。康熙帝冲龄即位，亲政后先是致力于解决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剪除辅臣势力；接着果断撤藩，引发“三藩之 乱”。日理万机、昼夜操劳使他身心俱疲、积劳成疾，在这种情形下， 康熙帝兴起了修建园林行宫的念头，希望以此接近关外的生活环境， 纵情于山水间，舒缓身心。

      康熙帝在回顾畅春园修建过程时说，“朕自临御以来，日夕万机，罔自暇逸，久积辛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构为别墅。”[1]

      畅春园开启了清代修筑大型皇家园林之端，在这之后，康熙四十 二年（1693年）辟避暑山庄，四十八年（1699年）赐建四皇子胤稹居 所——圆明园。雍正帝即位后，对圆明园做了扩充修建。乾隆帝在位 期间，政治局势渐趋稳定，疆域空前广大，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国库 充盈，不仅对圆明园大加扩建，而且营建了大批新园。中国园林建筑 艺术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

2质朴中蕴涵着精致：建筑风格上的南北合璧

      满族关外旧俗崇尚淳朴节俭，反对奢靡之风。康熙帝曾以自身为 例来教育皇子在生活上要奉行节俭之道，他说，自己虽贵为天子，而 衣服不过适体；虽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 不兼味，这种质朴之俗亦体现在清朝早期的建筑风格上。康熙帝在《御制畅春园记》中称，“爰诏内司，少加规度，依高为阜，即卑成池。相体势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计庸畀值，不役一夫。”[2]可见，畅春园只是在原有景观的基础上稍加修饰改造，依地势高低起伏，顺势而为， 不妄用人工改变格局，不尚奇巧，以自然为主。

      畅春园的建筑，形式朴素淡雅，宫殿多用小式卷棚瓦顶，不施彩绘。园墙以虎皮石砌筑，假山皆为土阜平冈，不尚奇巧异趣。与紫禁城建筑群巍峨庄严、肃穆沉寂的气象相比，畅春园宫苑只是用低矮的宫墙象征性围起，甚至园外的人骑马经过时都可窥见内里情形。当时服务于清宫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对康熙帝的节俭深有感触， 他说：“中国皇帝，或者因为他拥有的无穷财富，或者因为他疆土的广阔富饶，说他是世界上一位最有势力的君主也许是没有人会反对的。 尽管这样，他真正用于他自己身上的一切远远谈不到奢侈。”

      康熙帝在皇子们建造府邸花园时，亦告诫他们不要效法汉人，曲 折隔断，修建所谓套房，而应继承满族崇尚简单、大气的传统审美观， 以宽广弘敞，居住适意为宜。

      受东北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满族对植物和动物有着天然的喜好 之情。满族人的庭院中普遍有种植花草之俗。花木盆景也是清代宫廷必不可少的摆设，畅春园内花草种类繁多， 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早在明代清华园时期，园内即有柳堤二十里， 牡丹以千计，芍药以万计，有柳堤花海之称。康熙时期的畅春园内筑 有东、西二堤，长各数百步，东堤曰丁香堤，西堤曰兰芝堤。西堤外 别筑一堤，曰桃花堤。从堤的命名即可看出，堤岸两侧种满了各色花树。

      除各色鲜花树木，园内还饲养了各种动物，如麋鹿、白鹤、孔雀 等，“麇鹿埠麂驯卧山坡，或以竹篙击之，徐起立视，绝不惊跃。初出 小鹤，其大如拳，孔雀、白鹇、鹦鹉、竹鸡，各有笼所。凤头白鸭，游戏成群”。

      畅春园一方面体现出质朴的建筑风格，一方面作为重要的皇家园 林，也并非完全毫无设计内涵。事实上，它能够成为以后皇家园林的 范本，与设计者和建造者的巧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其前身清华园本身 既被誉为京师第一名园，在造园艺术上必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改 建过程中，江南著名的造园叠山艺术家张南垣之子张然与山水画家兼 造园艺术家叶洮先后主持并参与了设计工作。因此，园中的叠山艺术 尤为精湛，大大小小共计50多座土山，婉转起伏，水山交融，脉源贯 通，深得“水以石为面”“水得山而媚”之韵味，达到了 “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境界。江南传统的园林风格在这里得到了极好的运用和展现。

      从景观上来说，畅春园既取山水自然之本色，又吸收了江南的风 光，南北园林艺术与满汉审美旨趣融为一体，拙朴与风雅相得益彰。

3骑射山林

清朝皇帝一向认为，“国语骑射”为满洲根本，决不能放弃，因此对八旗子弟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应当娴熟满语和骑射。满族骑射传统的 形成与其生活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三四千年前，满族的先人 就生息繁衍在白山黑水之间，以采集狩猎为生。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 和严酷的自然条件导致这一区域长期人烟稀少，野兽成群结队出没其间。

      经年不断的狩猎活动，铸就了满族人坚軔不拔、骁勇善战的性格。 从而在对明朝战争中，占据了极大的优势。满族崇尚骑射，还表现在辟有专门的围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木兰围场。清朝皇帝每年多次到郊外或京畿以外行围打猎，以保持其尚武的传统。康熙帝在皇子教育中也极其重视骑射训练。“从他们懂事时起，就训练他们骑马、射箭与使用各种火器，以此作为他们的娱乐和消遣。”

清初，皇帝狩猎骑射的场所主要是南苑行宫，这里地形开阔，草 木繁盛。畅春园建成后，不仅有亭台楼榭、湖河洲屿以及宫殿庙宇， 而且有专门跑马骑射的场所。因为环境舒适，功能齐全，畅春园慢慢 取代了北京其他行宫的地位，成为皇帝生活的主要场所。畅春园西路 大西门附近有延楼84间，专供侍卫比武赛箭之用。在其附园西花园内 还建有阅武楼。

康熙以后，畅春园的地位被圆明园所取代，但在园林中设立训练、 阅试骑射技艺专门场所的传统则被保留下来，如被乾隆帝多次作诗描写过的阅武楼。

4宫殿楼阁中的寺庙

在园林中修置寺、观、祠庙是清代皇家园林的一大特色，尤以佛 寺居多，几乎每座稍大的皇家园林内都有不止一座的佛寺。而这些佛 寺中，又有不少是藏传佛教寺院。畅春园中的恩佑寺和恩慕寺就是两 座蕴含藏传佛教文化元素的寺院。

      早期的满族社会主要信仰萨满教，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及攻打辽 东各城的过程中，为避免腹背受敌，对与其比邻而居的蒙古各部采取 拉拢、结盟的政策，在双方往来日益频繁尤其是将满蒙联姻定为一项 国策的背景下，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开始在满族社会中得到传播。

      鉴于蒙古军事力量对满族建立全国性政权的重要性，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更加强调黄教的重要性。乾隆帝曾直言不讳，“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3]

      在全国各地广建喇嘛庙，是清廷扶持黄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仅在大漠南北广建寺院，如多伦诺尔汇宗寺、多伦善因寺、漠北庆 宁寺、伊犁普化寺、科布多安远庙、塔尔巴哈台绥靖寺等，而且在内 地也陆续修建了一批喇嘛庙。

      而最能体现满族宗教信仰习俗的是在清朝统治者居住的紫禁城和皇家园林中也建有佛堂、寺庙，紫禁城中的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 梵华楼等场所均建有佛堂，皇家园林如北海建有永安寺，颐和园有须弥灵境，香山有碧云寺等。贵族之家的府邸也普遍建有佛寺，《红楼 梦》中不仅有多处笔墨描写礼佛场景，而且被后人称为红楼十二钗之一的、命运多舛的妙玉就是贾府家庙中的常驻尼姑。这一特色充分体现出清朝统治期间满族文化因素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也说明在某一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尽管有主次之分，但影响具有相互性。

5园林中的紫禁城

      在皇宫之外修建离宫别苑，作为皇帝休闲游玩之地，这种做法在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例如，在北京西郊，辽代就开始建有行宫，金代 继之，元代建有昭化寺。自明代起，除了皇亲贵戚在此建有宫苑，达 官贵人和文人雅士也不乏在此建私家园林者。清朝皇帝、贵族将此传 统延续下来，而且赋予了皇家园林新的内涵，即“宫”“苑”结合，不仅是避喧怡情的行宫，而且逐渐成为理政的政治场所。这种新功能的出现使得清代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畅春园是第 一座兼有这两种功能的离宫型园林。

      畅春园在建筑格局上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大宫门内的“九 经三事殿”为园中正殿，九经指的是九部儒家经典，即三礼（《周礼》 《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经（《诗》《书》《易》），三事是指古代司法、司徒、司寇三官。用九经三事作为 殿名，说明这里是皇帝治理国家大事之所。

畅春园东路以澹宁居为主体建筑，前殿是康熙帝理政、选官和引 见之所，后殿是其读书之处。清溪书屋则是康熙帝宴寝之处，他最终 也是逝于此书屋之中。乾隆帝曾以《清溪书屋》一诗表达自己的思慕 之情：“况此轩皇成鼎处，云天仰望益愀然。”西路以无逸斋为核心建筑，皇太子允礽曾在此读书，后为年幼皇 子皇孙读书之所。

      从以上建筑的布局和功能可以看出，畅春园虽不如紫禁城之庄严 雄伟、气势恢宏、格局严整，但基本已能满足皇帝处理政务、宴请、 教育皇子、侍亲等各项功能。遑论还有清新的空气、适宜的气温以及 广阔的视野。

      康熙帝自二十六年（1687年）第一次人住畅春园后，在史料中就 频频出现要求“各部院衙门章奏每日交送内阁，转送畅春园听理”的记载，畅春园逐渐成为仅次于紫禁城的重要政治中心。康熙帝在畅春园中所进行的政治活动，除御门听政、选官、阅试武举外，还包括接见少数民族上层首领、外国传教士等。

随着康熙帝长居畅春园，皇子、权贵纷纷在其周围辟建别墅，以 备随时听候召唤。最为有名的就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在畅春园 北面修建“镂云开月”，并赏赐给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帝。雍正 帝即位后，在此基础上大力扩建，形成后来的圆明园。圆明园内设有 正大光明殿、勤政殿及内阁、六部、军机处等机构的值房，比畅春园 更具理政意味。

      尽管入关后的种种事实说明，进人中原 地区的满族迅速向吸收汉文化的方向发展，但在制度、政策的约束下， 满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并对汉文化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就此意义而言，两种文化的交融可 以用“涵化”来形容。中国园林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清两朝是其 发展的重要阶段，而这一阶段的巅峰则是在康雍乾时期，不仅体现在 园林数量众多、规模宏大、设计巧妙、工艺精湛上，也表现在文化元 素的多样性方面，满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加人，为中国古老的园 林艺术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使其呈现出更加瑰丽的色彩。

参考文献：

[1]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第1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

[2]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第20页。

[3]《清高宗实录》卷555.

*节选自孙喆《从畅春园看满汉文化的融合》，选自阚红柳主编《畅春园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