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公园是我国古典园林的一座丰碑。在其长达八百多年的历史中，辽、金、元、明各代，虽然都曾经有过辉煌的一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明清之际的战争，昔日的繁华，都已成为陈迹。顺治八年（1651),清统治者在琼华岛的山顶和南麓立塔建寺，揭开了北海历史的新的一页，乾隆即位以后，认为北海这个地方是“三朝遗迹，地居禁苑”，不能“听其荒废榛秽。[①]自乾隆六年（1741）开始，以三十年的时间进行修建。从《日下旧闻考》关于北海的记载，可以看出：今天的北海公园，基本上还是乾隆年间的面貌。北海这座丰碑，是在乾隆年间建成的。可以这样说，没有乾隆年间的三十年的经营，就没有北海这座丰碑，就没有今天的北海公园。

为什么在乾隆年间会出现北海这座丰碑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方而的原因。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清代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亡逃徙，严重地影响了固家的财政收入。明末农民大起义前的天启三年（1623),全国的耕地面积共有七百四十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九顷，到顺治十八年（1661)只剩下五百二十六万五千二十八顷，减少三分之一。为了鼓励垦荒，清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雍正二年（1724)上升为六百八十三万七千九百一十四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再增为七百四十一万四千九十五顷，接近明末耕地的数字。

天启三年（1623),全国人口总数为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顺治十八年(1661),只剩下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七千六百五十二人，减少了五分之三以上。经过五十年的休养生息，康熙五十年（1711),増加到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统治者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把人丁税固定下来。雍正元年（1723),又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地亩，实际上废除了人头税，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突然激增到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九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更增加到三亿零一百四十八万七千一百一十五人。大大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最高纪录。

全国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人口数量的増长，标志着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日益增加。顺冶一朝，国家的财政状况是“一岁所入，不足供一多之出。”[②]顺治九年（1652)刘余谟在《敬陈开垦方略疏》中说：“钱粮每岁入致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现在不敷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③] “终世祖之世，岁支常浮于入。”[④]康熙年间（1662—1722)，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并不富裕，所以康熙大力提倡节省。四十五年（1706)康熙在一道上谕中说：“钱粮支用太多，理应节省，否则必至经费不敷，彼时又欲议开捐纳乎？”[⑤]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积累，到乾隆即位的时候，户部库存银已有三千余万两，乾隆四十六年（1781)更增加到七千余万两，[⑥]相当于国家两年的财政收入。这就为乾隆的大兴土木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北海这座丰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成的。

二、园林方面的原因。中国造园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秦、汉以后，不仅历代封建统治者要兴建大规模的皇家园林，贵族、官僚、士大夫也经营私家园林。唐代的洛阳，宋代的汴梁，明代的南、北两京，都是名园荟萃之地。在长期的造园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明崇祯四年（1631)，吴江(今江苏吴江县)计成写成了一部系统总结造园经验的著作《园冶》，对造园的几个主要方面，如造园的指导思想，园址选择，建筑布局（包括屋宇、门窗、栏杆、墙垣的构造和形式）,山石，铺地，借景等都作了系统的阐述。乾隆年间，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江南北又一次出现造园的高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扬州和北京。

乾隆五十八年（1793)大诗人袁枚在给李斗《扬州画舫录》写的序言中说，四十年前，他从扬州天宁门外乘船往游平山的时候，还是“长河如绳"，“旁少亭台”。但是，在乾降十六年（1751)皇帝南巡以后，这里的面貌就大为改观：“水则洋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磴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梅铺纷矣；苑落则鱗罗棋布，闬然阴闭而霅然阳开矣。”正是：“增假山而作陇，家家住青翠城■，开止水以为渠，处处是烟波楼阁。”[⑦]面对这种盛况，袁枚不禁大加赞叹："猗欤休哉！其壮观异彩，顾、陆所不能画，班、扬所不能赋也。”

在这期间，北京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南方的一些名园胜景也被移植到了北方。

乾隆六次南巡，都有如意馆的画工一同前往，把他看中的胜景名园绘成图样，带回北京，在北京和热河的皇家园林中仿建。清漪园中的惠山园是模仿无锡惠山秦家的寄畅园，圆明园的安澜园是模仿海宁陈家的隅园，避暑山庄的烟雨楼，则不仅模仿嘉兴烟雨楼的景色，甚至连名字也搬来了。这种手法，在北海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乾隆在《漪澜堂》一诗的序中说：“（漪澜堂）在琼岛之北麓，略仿金山规制为之。俯液池，瞻穹塔，觉水态云容来参几席，更不与江天别异同矣。”[⑧]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组建筑，是模仿镇江金山寺修成的。但是，乾隆移植这些名园胜景，都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取其神似，使这些建筑物与周围的景色浑然一体，“虽由人造，宛自天开。”北海之所以成为古典园林的一座丰碑，正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髙度发展的结果。

三、乾隆个人方面的原因。北海之所以成为古典园林的一座丰碑，还和乾隆个人的思想，修养、兴趣、爱好有关。在清代，乾隆是一个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的皇帝，他能诗、善画、长于书法，有很高的艺术鉴赏能力。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山水之乐不能忘于怀。”[⑨]对园林具有浓厚的兴趣。不仅大修皇家园林，而且在质量上要求很高。《汉书•髙帝纪》载：汉七年，刘邦到达长安，丞相萧何修建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规模壮丽，刘邦看了，非常生气，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也，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回答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听了这番话，转怒为喜，把都城从栋阳迁到长安。北京的紫禁城，是明王朝兴建的，其宏伟壮丽，已达到最高水平。所以，乾隆把兴建的重点放在皇家园林的兴建上，他即位以后，不仅扩建和改建了康熙、雍正年间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还在疏浚西湖（今昆明湖）之后，因湖山之胜修建了清漪园。他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谈到修建这些皇家园林的意图时说：“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萧何所谓令后世无以加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⑩]他之所以要在紫禁城的西面经营包括北海在内的西苑，和他要借皇家园林的壮丽来表现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乾隆的财政思想。他认为“国家经费，原当量入为出。”但是，对于“足兵卫民，为万年久远计者，又不得稍存靳惜之见。他还认为，“泉货本流通之物。财散民聚，圣训甚明。与其聚之于上，毋宁散之于下。”[11]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懂得把国库里的钱用来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采用了大兴土木的办法。他在《日下旧闻考•题词》的自注中说：“予临御四十余年，凡京师坛庙、宫殿、城郭、河渠、衙署，莫不修整”。以“物给价，工给值”的办法，把国库里的积蓄散之于民。在乾隆年间，北京不仅出现了一个园林建设的高潮，而且出现了一个城市建设的高潮。北海这座丰碑，正是在北京建设高潮和园林建设高潮中形成的。

乾隆为了个人的享受和表现皇家的权威而大兴土木，是应受到谴责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他在《知过论》中也曾“以频兴工作，引为己过。”[12]但是，乾隆把国库里的钱散之于下，为成千上万的能工巧匠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场所，为我们留下了像北海公园这样的珍贵遗产，它不仅是广大人民休憩游览的胜地，而且是开展旅游事业的重要资源，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当然，这方面的作用，是乾隆当年所不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