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过新年，有点身份的人，都会以拜帖的形式相互问候。在清代，这种习惯尤其流行，甚至不用当面呈送，初一时，叫家人执着拜帖满街跑，到一宅子前，就高叫某某拜帖到，帖子呈上，走人，再送下一家。

拜帖是个很郑重的事情，马虎不得，从形式到内容都要慎重。特别是下级致上级的拜帖，格外严格。

拜帖的最高形式，应属官员进献皇帝的，叫“奏帖”，正式地讲，叫请安折。

请安原是一种见面问候礼节，始于辽、金，清朝尤重此礼，并衍变成为官方的礼仪。《辽志》云：“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四。”实际上就是后来的请安礼。

请安折，是奏折的一种。

清代讲究以文牍治国。皇帝掌控偌大国家，主要通过与各级官员之间的文书往来，了解国情，传达谕令，指授方略。因此，在清代存在着一种严格而又复杂的官文书制度。

  清朝公务文书中荦荦大者，当属题本与奏折，而后者后来竟替代了前者，尤为奇迹。

在清代，奏折是最具效率的公务文书。地方官员给皇帝上奏，不用通过通政使司递转与内阁的拟办，可直接进呈到皇帝手中；皇帝根据情况，在奏折上直接用朱笔批示，朱批过的奏折再返回到官员手中，官员根据朱批内容，遵旨办事。

这种文书，最早起源于康熙年间亲信臣工的请安小密折。满族官员有经常向皇帝请安的习惯， 具折请安时，顺便报告一下其他事情，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现在所见到最早的康熙朝密折，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 李煦的奏折。李煦是内务府包衣出身，任苏州织造，由于离得远，无法当面请安，就上请安折，见折如面。除请安外，李煦顺便奏报江苏旱灾已经结束，民情安堵， 物价有望稳定的情况。在折尾，他惴惴不安地提到：“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仰见皇上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之至意。敢就所知，谨奏以闻。”康熙帝并没有指责他越权渎奏，反而如获至宝，他发现了请安以外的延伸功能，于是在该折上朱批了一段鼓励文字：“朕已大安。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晹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此后，康熙帝对这个便捷的方式，开始更多地投入关注，并不断加以鼓励。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七月二十九日，康熙帝在曹寅的密折上朱批：“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渐渐地，这种密折变得频繁起来，而且走向制度化。密折的内容已不仅限于地方的雨雪粮价，还涉及地方吏治民风等。康熙皇帝明确规定密奏的内容包括：雨雪粮价、吏治、盗贼、社会流言。

早期上奏折的人，主要是李煦、曹寅等内务府派出的包衣亲信，这些人是宫中派出的密探。到了康熙中晚期，密奏人员范围扩大，如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等都可“一体于请安折内，将应奏之事，各罄所见，开列陈奏”，还有一些退了休或者回到地方家中养病、服丧的官员。到雍正时期，大约中央、地方有一定等级的官员都可上奏了。奏折数量上去了，内容也丰富起来。请安折便从奏折中独立了出来。

清制：每逢年、节，及皇帝、皇后诞辰或宫中重大喜事，官员照例要上请安折，道吉祥。

写折即如拜人。在清代，官员写折、发折，都要举行隆重的“拜折”仪式，尤其地方督抚，发折前必先拜折。届时饬发三梆，官员步出大堂，属吏列队站班，步兵排队。辕门外三声炮响，鼓楼钟乐大作，在衙堂一角供设香案，官员将奏折匣供在香案中央，对着奏折匣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将奏折匣请下，交给差弁，差弁高高地捧举在头上，疾趋而出，然后关中门。辕门外又响起三声礼炮，欢送奏折出衙。

请安折由于特殊，因此在制作及书写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

比如一般的奏折就用白纸折，尤其是乾隆以后，为节约计，几次下谕严命禁止普通奏折用黄绫、黄纸。而请安折的装潢则不同。寻常请安折，开面与底面都要用云龙黄绫裱褙，折身则用黄粉笺纸。而折封套外用云龙黄绫，内衬黄粉笺纸，装裱而成。

如果遇元旦或万寿，请安折及其封套还会选用“鹤顶条魁”等图案的黄绫，而折身及内衬则选用红纸，以示高规格。当然，如果遇国丧，二十七日内，请安折也得用白纸而不能用黄绫。

一般的奏折规定每扣（折面）六行字，而请安折则五行字。字体用讲究的“匀” “正” “光” “方” “秀”五字诀的馆阁体。

请安折的内容很简单：如“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奴才英跪请皇上圣躬万安”就行了。

   在请安折上所报之事，也有忌讳，不能与吉祥相犯，尤其是重大年节时期。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上报告了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消息。康熙帝在朱批中将李煦骂个狗血淋头：“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处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那里去了！”

至少，在清代早期，请安折是很被重视的。康熙时期，规定请安折必须由官员本人亲笔，而皇帝也批得十分认真。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曾发布诰令重申所有朱批都出自他的亲笔：

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 皆出朕手，无代笔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断不假手于人。故凡所奏事件，惟朕及原奏人知之，若有漏泄，亦系原奏者不密。朕听政年久，未尝累以语人也。

在传送渠道上，密折是由亲信家人负责送递，而不像其他正式公文，要通过隶属于兵部的比较完善的驿站系统。这样，奏折就不必经过通政司、内阁等相关机构的传递与检查了。密折通过亲信家人直接传到宫中，由内奏事处接收，并由皇帝开封。而后，皇帝批过朱谕的密折，直接由内奏事官员交到亲信家人手中带回。那些奏事处的人，自然都是皇帝的贴身亲信。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九月十日的密奏中，曾提到过一个传旨人，称“奏事傻子”。此人就是在康熙 朝内阁档案中不断被提到的奏事官、大名鼎鼎的“傻子”双全， 他是康熙帝最信赖的奏事官之一，官位六品。另外，曹寅与李煦奏折中还提到过另外两个传递谕旨的太监——魏珠、梁九功。这两人从孩提时代就服侍康熙帝，并因此得到特别的恩典，都是康熙身边的红人。由于家人递送，密折通常会被封固，然后装在匣、袋之中。无论如何，旁人没有机会读到这些密奏的内容。

笔者曾见到过一份雍正二年，雍正皇帝批曹頫请安折，史料价值很高——十几个字的请安折上，雍正皇帝竟批了二百多个字：

朕安。你是奉上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已。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亲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拖）累自己。为什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贯（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这件写在请安折上的雍正帝亲笔朱谕，成为今天红学者研究曹家兴衰的重要史料。小小的请安折成为皇帝密谕的载体，可见清初皇帝们对请安折的重视。

但在乾隆以后，请安折多了起来，渐渐地成了虚应故事。

后来的皇帝也没有康雍乾三朝皇帝那样爱好批折，只是在折上批“朕安”两字罢了。有时折子太多，一时批不过来，还会嘱人代笔御批。

皇帝开始倦乏了，大臣也会有所懈怠。乾隆以后大臣们的请安折大都是手下代笔。

当然，上请安折作为高级官员的特权，像一把利剑一样常悬于大臣们的头上，稍有不慎， 便会带来杀身之祸。清末刘声木《苌楚斋四笔》中记：

国朝疆臣奏事之折，即偶有错误一二字，亦不过交部议处，照例罚俸而已。惟每月所递请安折，万不可有一错误字，设为内廷看出，疑为不敬君上，祸且不测。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初任直隶总督，安折屡有错误字，内廷深滋不悦。恭忠亲王时在枢府，探知其事，命人转告文忠，谓安折以后如再有错误，祸将不测，勿以为小事而疏忽，文忠闻而惴惴。

哪怕是细微处都要想到。比如进折时机，一定要计算好奏折进宫的时间，如果遇到煞日，就要倒霉。元旦贺折必须在腊月二十三日前到京，否则不收。

在国内的还好，比如江苏，驰驿大约10天左右可到，广东大约20日可到，官员们都心中有数，届时派专人护送，不会有误。但如果人在海外，比如清末那些驻外大臣，奏折只能走海运，遇到风暴或天灾，那可就没准了。因此，当时驻外大臣，都先写好了请安折，早早寄到内地，由内地大臣相机帮忙进呈。

光绪年间，驻美大臣崔国因，在国内找的代理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看在同乡面子上，自然帮忙。当然他不只帮崔国因一人，另外驻德大臣洪钧等，也求他做代理。

光绪十五年（1889年）腊月，封印的前一天，李鸿章照例将收到的崔国因来年元旦应进呈的请安折进行整理，不料大吃一惊，发现崔的请安折咨文与洪钧等人的有异。仔细一看，原来是崔国因请安折咨文上的印花（官印印模）盖反了。再一检查，同期崔国因寄来的三十件文件上的印花都盖反了。按规定，咨文与请安折要一同交奏事处，印文倒盖，论罪应为“大不敬”。但时间紧急，崔国因远隔重洋，通知已来不及，更别说改寄了。李鸿章冷汗不止，又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试试运气。还好，李鸿章打通关节，“幸奏事处但索京蚨八千”，这事才被遮掩过去。

李鸿章心有余悸，专门将印反了的印花剪下一张，作为标本，寄给在美国的崔国因，叮嘱他，六月万寿节还要进请安折，千万别再出差池了。

李鸿章知道崔国因为人迂腐，崔高度近视，偏偏细小的事喜欢亲躬，因此在去信中特意说：“朱子中庸注云：大臣不当亲细事。盖印细事，执事若委之所司，则无此失也。” 

原文发表于《中华遗产》，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