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光绪两朝，虽时代背景不同，但“白发卿相”所占比重之大却如出一辙，且日渐突出。从乾隆到光绪，清廷对“白发卿相”的倚重，尤其是对汉族老臣的倚重愈益明显。清代官制对官员“休致”有着严格的规定。那清帝为何又屡屡突破制度的限制，而任用诸多年逾古稀甚至耄耋的老臣，使其跻踞要津、安享富贵呢？

清廷重用“白发卿相”的目的，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清帝笼络大臣，宣示皇恩，还要从统治者维护封建中央集权体制和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来考查，从清帝重视儒家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的治国经验来理解。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问题层出不穷的广土众民，亟需富有深厚文化素养和治国才能的汉臣辅佐。而“白发卿相”的古稀之人，数十年政坛浮沉与经验积累，常使其具备晚生诸臣所难以企及的政治眼光和治国韬略，实是辅佐清帝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是一种珍稀宝贵的政治资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发卿相”在历史大潮中总能占尽先机，成为顺应潮流的弄潮儿。恰恰相反，在诸多方面，他们有着难以褪去的历史局限性和保守性。给后人留下的负面影响，也是既深且巨的。以“白发卿相”在朝之隆望，朝野上下争趋附焉，易生朋党之患。如唐代的“牛李党争”，以对方之是为非、以对方之非为是，互相攻讦，既削弱皇权，影响决策，又浪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对朝臣结党一事，清代诸帝深恶痛绝。

以汉官为主体的“白发卿相”，在历史的滚滚大潮面前，往往表现出较多的局限性和保守性。他们或对某些开创事业抱持一种阻挠的姿态，或在国家危难关头，不识大局，不知进取。例如，在事关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平准战役中，先是康熙帝“力排众议”，坚持派十四子胤祯驱准保藏；后有乾隆皇帝在解决内乱中的准噶尔势力时，“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力赞画，余无不意存畏葸”。这其中必有不少“白发卿相”狃于久安，不复振作。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光绪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作为帝师和理学家，他反对维新变法，恶西学如仇雠，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凡门人言新政者，皆屏不令入谒”。但此人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礼遇。在徐桐等人的鼓动下，慈禧下诏与八国列强同时开战，酿成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巨大的“庚子事变”。

“白发卿相”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导致高级官僚阶层的老龄化。满朝文武，泰半皆是年逾古稀甚至耄耋之龄。一方面，这阻滞了新生代人才的进身阶梯，不利于官僚群体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行政机能的老化、僵化，势必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曹振镛仕宦乾嘉道三朝，显达于道光朝，其晚年恩遇之隆，令朝臣侧目。门生问其故，曹某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不仅如此，其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种贪恋高位、无所作为的“白发卿相”，无疑也是历史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