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存于器中” , 是句很厉害的古训。在古代, 新君王登基, 总想方设法从前朝上代最好直接是老天搞到个祥瑞的礼器, 否则便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

这种礼器, 三代神话时期是“河图洛书” , 商周时期是“传国鼎” , 秦汉以后, 便是“传国玺” 。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朝代更迭, 皇帝如走马灯, 每一个新皇帝都十分重视前朝“传国玺” 的传承和授受。但这种“传国玺” 的传承, 脉络很乱, 东汉以后, 基本以造假为主。这种闹剧直到清初还在上演。

清入关前, 只是山海关外一个少数民族军事化的联盟。经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宗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 版图不断扩大, 势力逐渐强盛起来。由于关内的明朝内外交困, 气数濒尽, 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产生了入关取代明朝的欲望。要取代一个政权, 谈何容易, 除军事外, 还要照顾到政治舆论。皇太极也很有些发愁, 哪里去弄个“天降祥瑞” 的“ 传国玺” 呢？

清太宗天聪九年（1635年）征剿察哈尔的贝勒多尔衮得胜回朝, 自称获得了一方元代的国玺。据说这方“制诰之宝” 是元顺帝被明朝赶进沙漠时所携带的宫中之物, 后来不知下落。两百多年后, 有人在山中放羊, 发现羊三天不吃草, 总是用蹄刨地, 牧羊人好奇地在原地挖掘, 得到了这块传国玺。后来, 这方玺宝落入了元人后裔归化城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手中, 而后察哈尔林丹汗得到。这块玺为玉质, 交龙纽, 其文为汉篆“ 制诰之宝” 四字。

清太宗皇太极对此天降符命十分重视, 举行了隆重的受宝大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对此记述颇详：

天聪九年“八月初六日, 秘书院甲喇章京鲍承先奏言：汗圣德如天, 仁政旁达, 天赐玉玺, 乃非常之吉兆也。汗当急敕工部制造宝函。进献之日, 汗率诸臣郊迎, 由南门入宫, 以应天眷。又以得玺之由, 书于敕谕, 缄用此宝, 颁行满、汉、蒙古, 咸知天命之攸归也。”

皇太极迎宝受宝的仪式, 场面很是宏大。行三跪九叩大礼, 燃香吹螺拜天, 出师归来的贝勒们将玉玺放在裹着红毡的几案上, 跪献皇太极。皇太极传谕两侧众人说“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 官员们纷纷上奏, 说“ 汗顺天意合人心, 获兴师镇国之宝, 祯祥已见, 历数将归。”

通过这次受宝活动, 皇太极心理上得到了加强。次年, 他依照汉族王朝模式建号改制, 建国号为大清, 年号崇德, 并正式采用“皇帝” 称号。此后一段时间内他发布的许多文书上都用此宝。

奇怪的是, 这方重要的“ 传国玺宝” , 入关后突然停止了使用。入关后所有文件上都改用满汉合璧文字的“ 制诰之宝” 。到了清中期, 乾隆皇帝钦定宫中二十五宝时, 在所谓祖先所传的四宝当中, 竟不见有这方“ 制诰之宝” 。乾隆十一年（1746年）被清厘出来的原宫中保存的清初宝玺都被送往盛京凤凰楼收藏。但是盛京“十宝” 中也不见有这方元代“制诰之宝” 。

那方当年风光一时的“传国玺” 哪里去了？一时朝野议论纷纷。

不久, 乾隆忽又下旨从盛京“十宝” 中撤去了“丹符出验四方” 之宝, 而换上了一方“制诰之宝” 。朝野这才舒了一口气, 原来“传国玺”还在。

但这个送到盛京的青玉“制诰之宝” , 后来被证明只是那方元代“ 传国玺” 的仿制品, 无论大小尺寸及宝文篆法都与那方元代“制诰之宝” 大相径庭。

乾隆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先是“传国玺” 忽然失踪，而后又使了个障眼法, 搞了个赝品欺瞒天下？

实际上, 那个皇太极时代的“传国玺” 压根儿就是个假货。我们知道, 元代皇帝宝玺沿用南宋的“八宝” 之制, 元代史书上不见有“制诰之宝” 名目。历史上“制诰之宝” 的出现是在明代。难怪当年皇太极搞“ 迎宝受宝” 仪典时, 没有让一个汉籍官员参加。

那么, 那方当年的“制诰之宝” 究竟哪里去了？乾隆十三年内务府宫中活计档中, 有这么一段记载：“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 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制诰之宝一方（随锦合一件, 磁青纸金道册页一册，黑漆描金宝匣一件）传旨交启祥宫将宝上字磨去, 钦此。于本月二十三日交司库郎正培持去讫。”

原来, 乾隆皇帝将当年造假的证据一劳永逸地销毁了。

* 感谢作者授权，转发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