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是北京深具文化内涵的城市地标，曾经矗立于天桥两旁的乾隆御制“双碑”，尤其为古都南中轴线上极富特色的历史文物。随着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持续推进，对相关古迹与文物的研究也不断深入。近年来，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在市文物局的委托下，再次启动天桥原址定位探究工作，并通过调取此前的普查档案、利用卫星定位等新的测绘技术，将天桥原址的位置确认为现复建天桥景观以北约40米处。这既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古都的文化内涵，也有利于推进北京中轴线申遗，同时大大促进了广大市民与学者对“天桥双碑”的兴趣与探讨。而最新发现的清宫秘档，则不仅可以弥补长期以来“天桥双碑”缺少档案佐证的遗憾，也将有助于恢复天桥文化景观的原貌。

“双碑”出土历波折

“天桥双碑”是清代乾隆皇帝敕建于天桥两侧的御制石碑，一东一西并排而立，是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文化景观。掌故学家齐如山在为《天桥一览》作序时曾提及：天桥两侧“旧各一亭，内有方石幢一，咸丰年犹在”，同治间一移桥东某寺，一迁桥西斗姥宫。所记天桥石幢，就是今人习惯上所称的“天桥双碑”。

天桥“东碑”，即天桥东北弘济院内的“正阳桥疏渠记碑”。弘济院俗称红庙，清末以降逐渐为居民占住，不过迁入的天桥“东碑”一直存留，并于1984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天桥“西碑”则经历了曲折的迁徙过程。斗姥宫民国年间即已不存，移入庙中的“西碑”也被拆至先农坛存放，后来更销声匿迹。直到1993年文物普查，方得到“西碑”已于1960年代埋入先农坛地下的线索，但位置不详。天桥“西碑”刊有乾隆帝亲书的《帝都篇》《皇都篇》两篇碑文，在北京建都史上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因而2001年首博新馆奠基之后，决定尽快找出这块珍贵的清代御碑。2004年终于在先农坛北区查到“西碑”下落，并于次年4月出土，引发巨大轰动。报道称，沉埋地下四十余年的天桥“西碑”保存完好，重达40多吨，“堪称国宝级文物”。

“双碑”档案今现身

然而这块重新出土的天桥“西碑”，尚存未能解决的“四大谜团”。其中之一就是这块御碑虽在民间广泛流传，野史也有记载，“但清朝档案中并未记载有这样一块石碑存在”。这不仅在学术考古上留下重大遗憾，也直接影响到“天桥双碑”的原址复建等工作。

幸运的是，在多方协助下，近期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找到一份名为《详查天桥二座圣制诗文碑事》的清代奏折。这份档案虽仅有薄薄一纸，字数不过百余，却正是前人久寻未获、迄未利用的珍贵原档。这对于研究中轴线上新出土的天桥“西碑”，具有不可替代的证史意义。其文如下：“谨查天桥两旁圣制诗文碑二座，碑式俱系四面见方。东首碑座，系镌刻圣制《正阳桥疏渠记》，南面、西面系汉字，东面、北面系清字。西首碑座，南面系镌刻汉字圣制《帝都篇》，北面系镌刻汉字圣制《皇都篇》，东、西两面，俱系镌刻清字。谨奏！”该档为随同奏折上呈的附片，文前既无署名，结尾亦无日期，故而只能模糊地暂定为“嘉庆朝”。细阅卷宗，紧随其后的文档为国子监司业朱方增上奏的《敬陈治国安邦事》奏折。朱方增之折中有“皇上至诚至明，临御十有八年”之语，奏折封面及末尾又注着“十二月初五日”字样，可知朱方增的上奏时间，可能即在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五日。以此推测，朱方增奏折之前的佚名“天桥”奏片，亦当距此不会太远。

溯查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五日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确有朱方增上奏的记载。其前又载录有“请填天桥河泊”的钦天监奏折名称，以及清仁宗当日所下“永定门内河泊六处，即将两岸挑填”的谕旨。两相对照，可知前述佚名《详查天桥二座圣制诗文碑事》奏片，即源于钦天监奏请填改天桥以南新开河渠时，同时附片说明两座天桥“圣制诗文碑”的现状。因而可以确定，附片的上奏时间亦在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五日，上奏人也就是当日上折的钦天监管理大臣绵恩。

清宫秘档复原貌

这份前人迄今发现的原始档案，一举解决了“天桥双碑”无档案佐证的困局，同时也为“天桥双碑”原貌的恢复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

天桥“西碑”出土后，有关部门在天桥旧址稍南复建石桥，并按原碑大小复制了“双碑”，以尽可能恢复天桥的昔日风貌。“天桥双碑”为四面见方的方幢，“东碑”移至红庙后迄未变动，且全碑仅有一篇碑文，故复建较易。但“西碑”却有《帝都篇》《皇都篇》两篇碑文，且天桥“西碑”在迁移中多次被拆散，原来碑文方位如何，便成为复建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天桥“西碑”的形制仿自永定门外燕墩石幢，《帝都篇》和《皇都篇》两文也是燕墩碑文的复刻。《日下旧闻考》有载，燕墩“恭勒御制《帝都篇》《皇都篇》。……碑立正中，形方而长，下刻诸神像，顶刻龙纹。面北恭镌御制《帝都篇》，面南恭镌御制《皇都篇》，均清、汉书”。这与燕墩留存的碑刻现状相符，可见燕墩御碑虽经二百多年风雨，方位迄无变动。天桥“西碑”将燕墩御碑中南北满汉合璧的《帝都篇》《皇都篇》改刻为汉文两面、满文两面，但文献迄未记载“西碑”的方位，故而学者根据燕墩御碑，在考证文章中提出，迁置到首博的天桥“西碑”，“四面刻有文字，北面是汉文《帝都篇》，东面是满文《帝都篇》，南面是汉文《皇都篇》，西面是满文《皇都篇》”。“西碑”于天桥复建时，亦按此推测竖立。而首博新馆建亭存放原碑时，也未对其原来方位予以特别说明。

然而对照新发现的清宫档案，可知前人的推测不尽准确。档案载“东首碑座，系镌刻圣制《正阳桥疏渠记》，南面、西面系汉字，东面、北面系清字”，与红庙相存“东碑”完全吻合，故“东碑”的复制确切无误。关于“西碑”，亦明确称：“西首碑座，南面系镌刻汉字圣制《帝都篇》，北面系镌刻汉字圣制《皇都篇》，东、西两面，俱系镌刻清字。”可见天桥“西碑”碑文的分布，并不同于燕墩“北帝都、南皇都”的御碑，而是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天桥“西碑”与燕墩御碑，并非如目前复制所立的前后叠置，反而构成以天坛、先农坛为轴线的南北对称。因而天桥目前复制的“西碑”，需重新调整方位，方合于原貌。保存于首博新馆前的原碑，亦当据以做出说明。

学者指出，近年新出土的乾隆御制《帝都篇》《皇都篇》巨型碑刻，是北京文物发掘史上的一件大事，“对研究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特别是研究康乾盛世的治国理念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确立的因果关系乃至乾隆皇帝的文学成就和书法艺术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新发现的清宫秘档，不仅为新出土的天桥御碑提供了切实可靠的史料依据，也有助于天桥景观原貌的恢复，进一步丰富了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涵。

* 本文选自《北京档案》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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