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人钱泳所撰笔记《履园丛话》记载：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五月二十七日晚，北京城雷电轰鸣，大雨倾盆。次日清晨，西北郊的畅春园传来骇人听闻的消息，园内虎圈中有一只猛虎于晚间从笼槛内逃出，与三个相约到前湖赏荷花的太监狭路相逢，形势危殆，两个太监急中生智，纵身跳入湖中，幸免于难，而另外一个则不幸死于虎口。

逸虎食人之后，窜出园外，消息传开，举城震惊。畅春园所处的区域，为清代著名的三山五园，除了畅春园之外，还有圆明园、万寿山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以及香山静宜园等皇帝经常居住的离宫御苑，这里也是皇亲国戚以及侍从，还有值班的朝臣往来和聚居的集中地。换言之，此地奔走来往的多是举足轻重的朝臣或显贵，故而老虎再次伤人，甚至伤及贵人的危险系数极高。况且，该处毗邻西山，峰峦叠嶂，林深叶茂，一旦纵虎入山，围捕困难不说，后患无穷。

逸虎逃窜，嘉庆皇帝急命侍卫追捕。五天后，经侦查获悉逸虎踪迹，又随即下令三额驸（科尔沁扎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娶嘉庆皇帝第三女和硕庄敬公主）率众杀虎。诗人张恒润以《杀虎行》记述此事，诗中有云：

风沙满目午日晴，观者如堵咸无声。遥见虎死近相视，风摇毛尾犹心惊。

壮士酒肆曾论兵，男儿自负那敢轻。大言常遭世俗笑，今日儿女皆知名。

当时翰林院编修吴慈鹤也写诗留念：

黑河猛将行如风，长枪大槊何豪雄。虎知当死伏不动，翻身一箭穿其胸。

两位诗人尽量真实地再现了逸虎伤人并最终被捕杀事件的始末，尤其极力描述侍卫们围捕恶虎的英勇壮烈场景，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嘉庆皇帝的赞誉和王朝统治形势的自信。

而到辛亥革命以后，近人郭则沄梳理顺治至宣统十朝人所写诗文，尤重以诗咏史、以诗系事的作品，辑录成《十朝诗乘》，吴慈鹤这首诗也被收入，题为《畅春园逸虎食人》。其时清王朝已经崩溃瓦解，郭则沄的看法恰好与吴慈鹤相反，他认为此突发事件非佳兆也，只是预示着某种危机即将来临。确实，在逸虎食人的当年七月，嘉庆帝举办木兰秋狝，不幸猝死于避暑山庄，似乎验证了那些“后见之明”。

这一恶性事件，不由让人追问畅春园内何以豢养猛虎的问题。据史料记载，畅春园的附园西北门内建有永宁寺，寺西为虎城，是清代皇帝养虎之处。康熙皇帝兴建畅春园，是要在紫禁城之外寻找一处水土清佳之地，作为怡情养性，避喧听政之所，故而对此地的生态环境尤为注重。康熙朝时期，畅春园一带地肥水美，锦鳞游泳，禽鸟翔集，是难得的自然胜地。

其实，帝制时代在宫苑之中豢养虎豹等猛兽的传统，由来已久。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曾于玄武门外建虎圈，令禁军训练捕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西苑、南海子成为明宫廷豢养禽兽的主要场所。

康熙帝建虎城，豢养猛虎，既是宫廷传统的一种延续，也带有君主的个性色彩。康熙帝是历史上出了名孔武有力的皇帝，行围打猎，尤其是亲手猎虎是他津津乐道的美事。康熙帝的宠臣高士奇在《扈从东巡日录》里曾记载，康熙帝曾一日亲射三虎，而当时皇太子年仅九岁，“引弓跃马，驰骤山谷间，矢无虚发，见一虎，射之立毙”，父子相传的高强射虎本领令人咋舌。

庶吉士汪灏曾随康熙帝参加木兰秋狝，《随銮纪恩》一书详细记载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夏天，他亲眼目睹的康熙帝猎虎风采。当日，听到负责侦查的侍卫来报，河对岸山上有虎，康熙帝立刻命停御舟登岸，与皇太子两个各持巨枪，立于河岸之上，二十八位勇士持枪护立于四周。对岸山谷中传来虎啸的声音，康熙帝命河对岸勇士按照部署猎虎，五名勇士遂遵旨前行，不一会儿功夫，立杀一虎。

不久，康熙帝命众人围观所杀的猛虎，重三百七十斤，“黄毛黑斑，狰狞更甚”。康熙帝还告知随从人员，“虎每食一人，其耳必有一缺”。众人前观，此虎耳有数缺，竟已食数人矣。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猎虎经验丰富的老皇帝玄烨曾对近前侍卫谈及围猎的收获，他侃侃道来，如数家珍：

“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康熙帝热衷猎虎，故命人在常住的畅春园附近建虎城以豢养小虎，待长成后放入园囿供狩猎之用，日后畅春园突发逸虎食人事件，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为康熙帝养虎，喜爱猎虎，由此演绎、杜撰出来一些有关的传说。据传，潭柘寺第二代主持法师止安和尚，曾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赴畅春园觐见康熙帝，适逢虎圈老虎发威，众人皆不敢靠近，唯独止安从容不迫，进前叱之，“汝由性暴故坠虎身，今犹不改，性必终迷。汝伏，吾为汝三皈，可得解脱耳”。老虎竟为之驯服，“帖然曳尾而去”。猛虎亦为高僧所折服，足见佛法无边，这种故事自然是借助畅春园中的虎圈衍生而来。

而黄三太(泰)杀虎救主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据说，康熙帝往畅春园观赏吊睛白额虎，因侍卫不慎，老虎越出铁笼，致死者多人。康熙帝命武臣出擒，结果也被老虎所伤，于是传旨，能杀虎者赏千金，封万户侯。扶危济困的绿林豪杰黄三太(泰)正好潜藏在畅春园，伺机偷窃御前宝物，于是挺身而出，杀死猛虎。康熙帝大悦，赏穿黄马褂，并赐九挂龙。杀虎救主，足显草莽风采，这一故事也是在畅春园虎圈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经过风行市井的小说、戏剧如《彭公案》、《九龙杯》不断渲染，越发活灵活现，引人入胜。

上述故事有真有假，而畅春园建有虎城，则已为清代档案所证实。据《清宫热河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三月初七日，内务府总管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畅春园虎城所领肉斤数目。按照惯例，凡是庆丰司(内务府所属，掌牛羊畜牧事务)内倒毙的牛羊，都送往畅春园虎城作为饲养老虎的饵料，剩余部分按价折算，交回内务府广储司银库。

这一则档案告诉我们，虎城久已建立，并在饲养管理方面有章可循。据档案可知，当时虎城内有大虎两只，每日各饲肉五斤；中等虎一只，每日饲肉四斤；虎崽儿两只，每日各饲肉二斤。奏报中称，当年买卖牛羊肉每斤价银三分八厘，也就是说，乾隆三十七年时，虎城内大小五只虎每日饲养用银为六两有余，据此推算，一年的养虎费用约在两千两左右，这笔不菲的开销，大概只有皇帝能够轻松承担了。

虎城内老虎的数目显然不是固定的。到嘉庆朝，老虎的数量有显著变化。据嘉庆朝内务府总管大臣奏报，嘉庆四年(1799年)交畅春园虎城羊一百四十七只，嘉庆十六年交虎城羊七百二十九只，嘉庆二十四年交虎城羊六百十四只。虎城内每年所用倒毙牛羊的数量，应该与老虎的数目成正比。

乾隆三十七年的数字告诉我们，五只虎每年大概要饲肉六千余斤。按照一只羊宰杀后大概净肉20公斤算，嘉庆四年时虎城内的老虎少于5只，而嘉庆十六年和嘉庆二十四年时老虎数量，应是乾隆三十七年的三到四倍，大概有十几二十只。也就是说，发生逸虎食人事件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正好是虎城内老虎比较多的一年。虎多难管，趁剧烈天气变化之时逃逸窜出，似乎情有可原。

然而，逸虎伤人固然与老虎数量太多有关系，却非主要原因。人员废弛，管理不善才是该恶性事件的源头。一度作为皇家政治副中心的畅春园，在康熙帝身后，地位在不断下降。

雍正时期，皇帝多居圆明园处理政事，畅春园主要是纪念先皇的祭祀场所。至乾隆朝，畅春园专辟为太后颐养天年之所。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弘历的生母崇庆皇太后去世，而近二十年后才继位的嘉庆皇帝，他的母亲早在乾隆年间就去世了。因此，作为太后奉养园庭的畅春园，到嘉庆朝实际上失去了功用，近乎闲置。

因此，嘉庆朝时畅春园内建筑已日见残破，管理维护人员也多被抽调到其他苑囿，守卫人数日益缩减。嘉庆十年(1805年)，畅春园内春晖堂曾发生盗窃案，盗贼援墙闯入，事后查证丢失玉人、玉牛、铜瓶、铜炉等器物多件，说明宫苑的管理此时已是漏洞百出。十五年后的逸虎食人，只不过是昔日曾极尽恩荣的畅春园继续衰败、积重难返的恶果而已。

本文选自《中国经营报》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