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楼梦》出现后，风行国内，帝后王公多有好之者，中央虽查禁“淫词小说”，却从无查禁《红楼梦》之倡议与行为。江浙地区多有查禁《红楼梦》行为，然司其事者多为旗人和江浙官僚、士绅，并不代表中央态度。之所以如此，盖与读书者心态及地方民风、治理有关。学界不应以地方行为代替中央行为，《红楼梦》中并无政治性的“隐语”，研究《红楼梦》当以曹雪芹生平、时代研究为基础 。王文元《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一文所谓的“红学非学术”，存在诸多谬误。

《红楼梦》在清代是一部禁书，是在学界、社会上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 人们由此进一步断定，曹雪芹在 《红楼梦》中所言 “真事隐去”“假语存焉”，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写作手法 ，而是为了躲避 “文字狱”而写下的托词。

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导引出《红楼梦》研究与欣赏中的诸多问题: 如何理解曹雪芹的文笔? 如何看待八十回后的文学价值? 如何看待程伟元、高鹗对《红楼梦》的贡献? 如何理解曹雪芹八十回后诸主人公的命运结局?

这种思维方式，还影响到对《红楼梦》的阅读和欣赏:《红楼梦》是曹雪芹为表现曹家兴衰、反映清代政治而作的一部“发愤”之书，还是在清代中叶小说创作盛世时期完成的集大成式的文学创作、思想巨著?《红楼梦》的阅读，要更多地侧重于《红楼梦》背后史实的探索，还是在重视史实研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红楼梦》本身思想和文学价值的探讨与赏析?

因此，为了探索曹雪芹著述《红楼梦》的本意，了解《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我们首先需要讨论这样一个课题: 在清代，《红楼梦》是否真的曾经成为中央政府认定的一部禁书? 如果是，这说明了什么? 如果不是，人们何以形成“清代帝后不容《红楼梦》”这样顽固的印象?

认真归纳清代禁红资料可以发现，查禁《红楼梦》行为多发生于江浙地区，主张禁书者多为江浙士绅和部分旗人文士，今据资料列于表 1。

通过表1，我们可以发现，清代禁止《红楼梦》传抄、刊刻的事情是地方行为，而不是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策，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清朝中央政府的任何文献中发现查禁《红楼梦》的信息。

基于此，研究《红楼梦》产生环境、研究《红楼梦》的传播、研究《红楼梦》的技法与思想，都不得也不应该将查禁《红楼梦》的“地方行为”当作“全国行为”，不当将“个人行为”当作“政府或者集体行为”。

表1  清代禁、焚《红楼梦》人员信息表

对此现象，我们应思考两个问题:何以查禁《红楼梦》行为发生在江浙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 查禁者何以为江浙士绅和部分旗人文士，而不是其他人?

只有正视并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排除《红楼梦》在清代是一部禁书、曹雪芹为避文字狱而采用曲笔书写《红楼梦》这些“定论”对《红楼梦》研究、赏析的影响，以更加客观的历史环境和心态去看待《红楼梦》的作者与创作环境、心态，加深对《红楼梦》的解读与赏析。

就现有材料来看，我们不仅未发现清代中央政府查禁《红楼梦》的资料，反而可以发现清代皇族(宫廷、王府、贝勒阶层) 与《红楼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了解清代皇族与《红楼梦》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回答《红楼梦》是否写有反满的“隐语”、《红楼梦》在清代中央是否曾经被禁这些问题，还有利于解释《红楼梦》在清代何以迅速传播( 除其本身的魅力之外) 。

清代皇族与《红楼梦》的关系，我们可以举出诸多例子。这些例子学界耳熟能详，但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除了弘晓、永忠、裕瑞等人) ，今因探讨此问题，罗列于下。

( 一) 永忠、墨香、敦诚、敦敏、弘旿与《红楼梦》

永忠读过《红楼梦》这一信息在学界可谓耳熟能详，也比较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之所以专门写到他，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其读红诗涉及的相关人物。

按: 诗题中的“墨香”名额尔赫宜，系曹雪芹友人敦敏、敦诚之叔父，为该诗作批的弘旿系諴亲王允祕次子。弘旿“不欲”见《红楼梦》不意味着《红楼梦》中有碍于政治的“碍语”，更不意味着《红楼梦》因此而遭禁。因弘旿诗批语中有“《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或者即以为，该诗注即是《红楼梦》中有碍语、《红楼梦》为避文字狱而作暗语、清代因《红楼梦》有碍语故禁《红楼梦》的证据。

胡小伟先生在《睿亲王淳颖题红诗与〈红楼梦〉钞本的早期流传——兼评关于〈红楼梦〉曾在清代遭禁的几种说法》一文中曾经指出，永忠诗、弘旿批都留下了对《红楼梦》的文字态度，故《红楼梦》不当有任何涉及“文字狱”的碍语，又谓:

乾隆时代的记叙而言，《红楼梦》早期钞本流传范围已逐渐扩大到公开的程度......这种争相传抄，市贾牟利，而且是在名公巨卿的眼皮子底下通行无阻情况，不正说明它在乾隆年间并未被人目为“谤书”吗?

从个人、社会两个角度考察，弘旿之不欲读《红楼梦》，不能直接证明《红楼梦》中确有碍语，更不能证明《红楼梦》因有碍语而为政府所禁。

(二) 乾隆皇帝与《红楼梦》

关于乾隆皇帝与《红楼梦》的关系，出自赵烈文的《能静居笔记》:

谒宋于庭丈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 。高庙阅而然之，曰: ‘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这一信息以往多被学界忽视，认为不足为信。问题是，说这话的是著名经学家宋翔凤(字虞庭，一字于庭)，而宋翔凤和著名诗人、戏曲家舒位( 舒位系旗人，与礼王家族关系甚密) 有交往; 加之，乾隆皇帝对汉文化了解极深，对在旗人、达官显贵中盛行的《红楼梦》似不当一无所知，故而，宋翔凤提供信息的可信性很大，而这一点也能够在其他文献中得到证明。如乾隆五十九年，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中就写道: “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前后两条资料互相对照，可见宋翔凤所谓乾隆阅《红楼梦》而“然之”信息的可靠。

(三) 淳颖与《红楼梦》

乾隆时期，睿亲王淳颖亦曾阅《红楼梦》，并作有《读〈石头记〉偶成》诗，感慨《红楼梦》故事，云 :“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痴情尽处灰同冷，幻境传来石也愁。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邱。”

淳颖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 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四十三年(1778) 正月袭睿亲王，而后历任宗人府宗令、左总政、右总政、玉牒馆副总裁、正黄旗汉军都统、镶红旗满洲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总理正红旗觉罗学、理藩院事务、御前大臣等职。

淳颖是乾隆朝比较得宠的皇室成员，其读《红楼梦》并予以题咏足可证明彼时《红楼梦》不曾被中央明文禁止。不仅淳颖，淳颖的母亲佟佳氏甚至在乾隆中叶，也就是《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流传期，就已经读到了《红楼梦》。

淳颖与其母的《红楼梦》阅读和批评，不仅印证了清代中叶北京王公贵族对《红楼梦》的阅读历史和感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乾隆五十六年《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中程伟元序所云“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金，不胫而走者矣”，高鹗叙言“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不是谎言，都是历史的真实记载。

(四) 裕瑞、晋昌与《红楼梦》

裕瑞，豫亲王多铎五世孙，豫良亲王修龄次子，因其《枣窗闲笔》多谈及《红楼梦》与《红楼梦》之续书，向来为学界所重视; 而晋昌与《红楼梦》整理者程伟元的关系虽为人所知，却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晋昌，恭亲王常宁(顺治皇帝第五子) 五世孙，字戬斋，号红梨主人，满洲正蓝旗人。嘉庆五年(1800) 出任盛京将军。

晋昌与收集、整理、摆印《红楼梦》的程伟元关系甚佳，晋昌为盛京将军，程伟元随其远赴沈阳、为其幕友( 晋昌《壬戌冬，余还都，小泉以上下平韵作诗赠行，因次之》中有“宾主三年共此心，好将新况寄佳音”句。

程伟元为晋昌编纂的诗集《且住草堂诗稿》(即《戎旃遣兴草》上册) 中与程伟元有关诗歌计十题、五十首，如《八月二十五日，招小泉畊畬赏桂，次小泉韵》云: “忘形莫辨谁宾主，把酒临风喜欲狂。”《壬戌冬，余还都，小泉以上下平韵作诗赠行，因次之》: “文章妙手称君最，我早闻名信不虚。”“况君本是诗书客，云外应闻桂子芬。”“义路循循到礼门，先生德业最称尊。箕裘不坠前人志，自有诗书裕子孙。”可见二人关系之紧密。

以百二十回《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在当时的传播与影响而言，晋昌当见、读并谈及《红楼梦》。

(五) 奕绘家族与《红楼梦》

奕绘，字子章，又号妙莲居士、太素道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 正月十六日，乾隆皇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孙，嘉庆二十年(1815) 袭贝勒。

奕绘《妙莲集》卷二收录有《戏题曹雪芹石头记》诗，云: “梦里因缘那得真，名花簇影玉楼春。形容般若无明漏，示现毘卢有色身。离恨可怜承露草，遗才谁识补天人。九重斡运何年阙，拟向娲皇一问津 。”

该诗作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 ，直指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且以《石头记》称，可知其所阅版本当为早期抄本。时，奕绘20岁。不仅奕绘好《红楼梦》，其侧福晋、著名词人顾太清( 本名西林春) 也极好《红楼梦》，并撰有《红楼梦》续书《红楼梦影》(光绪二年隆福寺聚珍堂刊行) 。

不惟奕绘夫妇，奕绘家族都沿袭了喜好《红楼梦》的传统，奕绘女婿三音诺颜札萨克超勇亲王车登巴咱尔( 车王府曲本收藏者，居北京) 家中亦藏有《石头记》(至晚为道光年间抄本) ; 奕绘之孙溥芸喜读《红楼梦》，其家庭教师与《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 大学士勒保之孙，勒保之女嫁嘉庆第四子绵忻) 友善，溥芸亦曾见过文康; 太清外孙富察敦崇(著有《燕京岁时记》)，太清外孙婿铁龄、铁龄弟延龄等都是《红楼梦》的收藏者与爱好者。

(六) 慈禧太后与《红楼梦》

慈禧太后喜读《红楼梦》首见于徐珂《清稗类钞·孝钦后嗜小说》条，云:

京师有陈某者，设书肆于琉璃厂。光绪庚子，避难他徙，比归，则家产荡然，懊丧欲死。一日，访友于乡，友言: “乱难之中，不知何人遗书籍两箱于吾室，君固业此，趣视之，或可货耳。”陈检视其书，乃精楷抄本《红楼梦》全部，每页十三行，三十字，抄之者各注姓名于中缝，则陆润庠等数十人也，乃知为禁中物，亟携之归，而不敢视人。阅半载，由同业某介绍，售于某国公使馆秘书某，陈 遂获巨资，不复忧衣食矣。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 也 。

此条记载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因为有其他旁证可以证明其信息的可靠性。一为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六云: “闻孝钦后好读说部，略能背诵，尤熟于‘红楼’，时引史太君自比。”另一证据则是，北京故宫长春宫(慈禧寝宫) 正房四隅游廊绘以18巨幅《红楼梦》题材壁画，甚至以《红楼梦》游戏为戏。

就上述文献列表可以看出，从乾隆中叶至同光年间，皇族上到帝后，下至贝勒多喜读《红楼梦》。正如金启孮先生所云:

《红楼梦》在旗兵营房中没有多大影响，但在府邸世家的小范围内影响很大。因为此书即出于府邸世家的曹雪芹之手，书中描写的又是府邸世家内部的情况。所以这部书不但各府及世家中案头都有一部，而且不少人在续作。

实际上，正是因为皇族的热衷与推崇，才促进了《红楼梦》在京师的迅速传播，以至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 出版的《京都竹枝词》中就有了“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的说法。

表2  文献记载中《红楼梦》与皇族的关系

何以墨香、永忠俱喜读《红楼梦》，弘旿却因恐《红楼梦》“中有碍语”而不欲一读呢?

(一) 弘旿不欲读《红楼梦》并非家族的原因

弘旿之父允祕为康熙皇帝少子(排行皇二十四子) ，少雍正35 岁。

雍正继位时，允祕才8岁，雍正让他继续在宫中学习。雍正十一年(1733) 正月初九日，雍正皇帝谕宗人府，册封17岁的允祕为諴亲王，谕旨云:

朕幼弟允祕，秉心忠厚，赋性和平，素为皇考所钟爱。数年以来，在宫中读书，学识亦渐增长，朕心嘉悦，封为亲王。

值得注意的是，此谕旨下面写着:

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年岁俱已二十外，亦著封为亲王。所有一切典礼，著照例举。故而，允祕与雍正的关系虽为兄弟，而情同父子。

也就是说，单就与皇帝的关系而言，弘旿比永忠、弘晓、墨香、敦诚、敦敏、淳颖(以上人物，除弘晓外，家族在历史上都曾罹祸，在乾隆朝也特别得宠) 等人更没有理由惧怕“文字狱”。

《红楼梦》，弘旿“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只能是因为弘旿的“见识所限”。

(二) 关于弘旿的见识与曹雪芹写作的差距: 弘旿对《红楼梦》的“先入之见”与《红楼梦》的主张

那么，我们如何探讨、解释何以弘旿认为“《红楼梦》非传世小说”这一观点呢?

永忠诗题、诗批中涉及的永忠、墨香、弘旿三人中，弘旿虽然对《红楼梦》“闻之久矣”，但却是唯一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人。也就是说，弘旿对《红楼梦》的认知、态度来源于其他读过《红楼梦》的人的谈论和他对永忠诗的解读。

明末清初，社会上大量流传的是曹雪芹批判的才子佳人类小说。《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之口道:

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

而知识界对小说的要求却是道德教化、发泄儿女真情，这不论在明清小说思潮中，还是在曹雪芹看来都是如此。《红楼梦》第一回借茫茫大师之口，比较历来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云:

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

唯《红楼梦》最能吸引大众读者关注和理解的是，它对其中人物描摹的细腻与深入，而其与传统小说的最大区别，却因为读者的学养和传播信息的不确定，未必能够被及时和全面地传达给读者和听众。

不幸的是，弘旿即是那个没有能够全面和真正了解《红楼梦》信息的人。他在永忠“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等诗句中，看到的只有永忠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文笔( 包括对《红楼梦》中宝黛感情的传神描摹和对现实作品化技巧) 的欣赏与赞叹，故误会《红楼梦》不过是写得绮丽的才子佳人小说而已，在这种误会下，以致写下了那句《红楼梦》“非传世小说”的评语。其所谓的“碍语”二字，并不只指违背政治的语言，也包括情色方面的语言和内容，这也是清政府查禁图书重点在此类图书的真正原因所在。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被《红楼梦》回避文字狱这样的先入之见所蔽，就可以分析出弘旿所谓的“碍语”不可能指有碍于政治的语言，因为如果那样，弘旿不当题于永忠诗上，永忠亦不当令其存于自己诗上。

四、何以禁毁《红楼梦》集中于江浙: 

兼论丁日昌对《红楼梦》的“矛盾态度”

(一) 何以禁毁《红楼梦》集中于江浙

除了指出清中晚期禁《红楼梦》事多发生在江浙，我们还要分析何以如此。胡小伟在《睿亲王淳颖题红诗与〈红楼梦〉钞本的早期流传》一文中指出:

这些禁令有这样两个共同点: 一是时间都在同治年间，这时太平天国刚被镇压下去，号为“中兴”，理学之士纷纷跑出来强调纲纪伦常，因而将《红楼梦》视为“淫辞小说”; 二是这些禁令都是地方官员颁布或主张实行的，这些地方又多是太平天国活跃过的。

实际上，不全如此，在道光年间，江浙官员就已经支持查禁《红楼梦》了。地方官员之所以如此行为，与他们对江浙民风的固有看法和基于此进行的常规应对举措有关。

江浙一带经济发达，人文兴盛，尤其娱乐业繁荣，其民风较北地为薄，且人口流动比较频繁，所以 ，在当时的官员和士人看来，此等地界民风浇漓，不如北地淳朴，从长远看，容易导致社会混乱，影响社会秩序，故而需要禁止、教导。

这些看法不仅反映在各种笔记中，地方官员的禁令也时有反映，一般都是要求勿奢靡、勿游荡。《得一录》卷十六收录曾禁止《红楼梦》的江苏按察使裕谦的《裕中丞示谕》，其中写道:

为训勉风俗、以端趋向事:

照得三吴为文物大邦，士庶军民之知礼义、爱身家者奚可偻指，祗因商贾辐辏，习染多歧，平居以相炫为能，积久遂因仍成俗，其力量不能供挥霍者又各出其机械变诈，以求取胜于人，于是，温饱之家大半搘撑门面，矫诬之辈甚且干犯刑章，不知守朴守诚。

当知本部院非以刑民峻法强为之驱，亦非以理学迂谈曲为之解，无非欲尔等黜浮践实、返朴还醇，尽心，知手足之长，以遂其仰事俯育之愿。

这种态度与清朝初年于成龙、康熙、雍正对江浙士民的态度并无二致，当地士绅作为地方文化的传承者和地方道德、秩序的维护者也非常了解这一点，故多有自发购焚“淫词小说”之举。

(二) 关于部分旗人何以产生对《红楼梦》的毁禁态度

曹雪芹才大如天，在《红楼梦》中分别设下了数个大小主题，而读者因学养、经历、身份的区别各有其解释。正如鲁迅先生在《〈绛洞花主〉小引》中指出的那样:

《 红 楼 梦 》... ... 单 是 命 意 ，就 因 读 者 的 眼 光 而 有 种 种 : 经 学 家 看 见 《 易 》，道 学 家 看 见 淫 ，才 子 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

这一现象不惟近代如是，在《红楼梦》流传的早期也是如此，乾隆认为写明珠家世，永忠、淳颖以为其写感情真挚，玉麟、那彦成则认为《红楼梦》系刺满人之作，欲加禁止:

满洲玉研农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尝语家大人曰: “《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我做安徽学政，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

那绎堂先生亦极言: “《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诐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忍隐未行。”

玉、那二人之所以如是，需要结合二人生活的时代背景进行考量和解释。

旗人唯以当差、当兵为职业，但是随着承平日久、旗人人口的增多和享乐作风的蔓延，至道光年间，旗人上层中无心学问事功、唯知享乐摆阔的人越发增多，这种情况使得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产生了“恨其不争”的心态。

《红楼梦》描写了一个公侯家庭的因无善理家者而没落的过程，因其描摹世家大族情形细腻真切，故而在京师，尤其是在旗人上层和知识分子中间广泛传播。然而，由于学养不同、关注不同，旗人读者各有自己的认识，奕绘、慈禧在《红楼梦》中读到了富贵与情感，而玉麟、那彦成这样的“有识之士”便读出了“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的念头，以致产生查禁《红楼梦》的想法与行动。

(三) 从丁日昌对《红楼梦》态度的矛盾看江浙地区的禁《红楼梦》事

江浙地区查禁《红楼梦》，以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七年(1868) 的查禁规模最大，其理由也不外“愚民鲜识......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 心 相 为 表 里 ”而 已 。

在丁日昌的查禁名单中，不仅有《红楼梦》，还有 《红楼梦》的 各 种 续 书 如 《续红楼梦》《后红楼梦》《补红楼梦》《红楼圆梦》《红楼复梦》《红楼重梦》等。

问题是，丁日昌自己是读《红楼梦》的，不仅读，还为友人黄昌麟的《红楼梦二百咏》作 序 、评 诗 ，对《红楼梦》的文笔给予高度评价。

丁日昌其人好读书、为政有法，但其为人却有瑕疵( 也可以称为技巧) ，故曾国藩称其为“诈人”，对《红楼梦》的查禁来说，其所行非其所欲行，其所言非其所欲言，不过因为行政实际的需要(愚民鲜识，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 ，不得以之作为《红楼梦》实系“淫书”的结论。

最可作为丁日昌在江苏查禁《红楼梦》“反面教材”的是，他的老上司曾国藩、李鸿章都熟读《红楼梦》，而其查禁《红楼梦》行为不仅没有阻止《红楼梦》的传播，反而更进一步促使了《红楼梦》的流传——未读过是书者，因官府查禁反生兴趣。

“文字狱”现在已经是人尽皆知的词语，出自龚自珍《己亥杂诗·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一般解释称，“文字狱”即是因文字获罪。“文字狱”以清康雍乾三朝为最，知识分子钳口不言，以致知识分子不敢从事史书编纂，纷纷从事经典考据工作，《红楼梦》亦此种文化强制政策下的产物，故书中“隐写”各种文字。

(一) 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文字狱”无干

实际上，关于清代考据学兴起的原因，学界通过对明中叶以来知识分子的学术梳理，已经认识到清代考据学的兴起是因为自明中叶以来儒家知识分子对宋明理学与孔子原典存在区别进行的反思，进而从事经典原意的考证，与“文字狱”无甚大关系。

(二) “文字狱”的具体情况很复杂，不得一体视作因文字而得罪

仔细分析历来例举的“文字狱”，可以发现所谓“文字狱”的情况非常复杂。

实际上，清代顺康雍三朝许多被指摘为“文字狱”的案件基本都属于政治案件，也就是说，因文字获罪或者只是表面现象( 文字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态度) ，或者只是为他们的罪行更加一条罪状而已(根本罪状不在文字)，比如人们都很熟悉的康熙初年《明史》案、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即涉及政治态度和“党争”问题。纯粹为文字获罪者固然不少，但基本以朱元璋、乾隆的某些时期为主。乾隆时期被定为“文字狱”的诸案，固然不少是因为乾隆皇帝敏感所致，但也有不少案件与写作者不懂避讳( 避清朝各皇帝讳、圣贤讳等，如王锡侯《字贯》案、刘峨《圣讳实录》案等) 、道学家沽名钓誉( 如大理寺卿尹嘉铨案) 、写作不慎被认为讽刺攻击朝政( 贺世盛《笃国策》案、李一《糊涂词》案、祝庭诤《续三字经》案) 、拍马屁没拍准( 智天豹《万年历》案、安能敬颂诗案等) 、精神病邪教案等有关。

(三) 不能用今天的民主思想看待传统时代的文字案件: 《红楼梦》研究需要回归曹雪芹的时代与身份

在今天讲求自由、民主的环境下看来，以上所举事情都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讲求等级制度的传统社会，这些行为皆为大罪，不论是不是在清朝——实际上，即便这些时期的一些诗文也难免有知识分子“暗刺”时政、讥讽帝王的用意，此亦宋以来文人之恶习之一，朱元璋、乾隆深知此点，又复以“和尚”“满洲夷狄”的身份，时加警惕，故不免多有苛刻之举。

之所以用诸多笔墨分析“文字狱”的情况，旨在说明真正以文字罪人，以致使乾隆时期学人不敢致力于著述，写作时刻抱有凛凛之心的文化环境并不存在( 翻案者或者学养很差，或者心存各种私心，多与名利权势相干) ，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不存在( 从乾隆朝出现的大量诗文、史志著述即可得到证明) ，曹家这般身份的家族和个人更加不存在。

(四) 曹家的身份与身份认同使得他们与“文字狱”无甚干系

曹雪芹家族系满洲老包衣人，其文化、习俗多从满洲，又与满洲亲贵结亲往来，故而，他们对清政府、清朝政策、皇帝的态度，不可能如民国以后汉人，尤其是江浙、广东一带汉人对满洲的看法。

这一点，只要看看曹雪芹友人敦诚《四松堂集》论史文字，就可以看出，很多题材和态度似乎都应被纳入我们“认为的”“文字狱”查抄视野，实际上没有。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空空道人阅读《红楼梦》，其时心态云:

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

虽然，“甲戌本”脂批在“亦非伤时骂世之旨......毫不干涉时世”一段文字间三批“要紧句”，但在其前面的“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处，甲侧亦有批语，云: “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

也就是说，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时，为万全，或为文学上的需要，曾在此处略加“声明 ”，但 并 不意味着他内心时刻有着“文字狱”的空气压迫。

乾隆朝大兴“较纯”“文字狱”的乾隆四五十年，曹雪芹已经去世，且《红楼梦》已经在京师部分达官显贵之间风行了，所以，这点声明丝毫证明不了曹雪芹写作时周遭环绕着“文字狱”空气的压迫，也不意味着因受“文字狱”的压迫而作有意危害政权的“隐语”，更不意味着清政府因此而查禁过《红楼梦》，这一点逻辑是需要极力分清的。

(五) 从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说清代的“文字狱”

论清代“文字狱”，人们习惯于使用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作为例证。但是，如果我们的知识量和逻辑性足够，就可以从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看出另外的意思: 如果清朝彼时的文字狱那么厉害，龚自珍还敢于写下这样的文字吗?

龚自珍作此诗的大环境是，嘉庆四年(1799) 二月，也即嘉庆帝真正亲政之初，在论比照大逆缘坐人犯 时 说 : “ 殊 不 知 文 字 诗 句 原 可 意 为 轩 轾 ... ... 挟 仇 抵 隙 者 遂 不 免 借 词 挟 制 ，指 摘 疵 瑕 ，是 偶 以 笔 墨 之 不检，至与叛逆同科，既开告讦之端，复失情法之当。”某种程度上，废止了纯粹以文字解释罪人。

另外，龚自珍生活于嘉道时期，系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诗人，主张变革，诗风夸张，其诗并不反映文化空气的实际情况。

(六) 清末革命与清代文字案件的污名化

清末民初，南方革命党出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主义的需要，大量翻印，甚至编造不利于清朝、旗人的文献，以作宣传和鼓舞之用。民国之后，孙文政府消弭民族隔阂，而学界、民众不察，排满之风持续多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出版了《清代文字狱档》一、二辑，以学界和文献的视角，将清代涉及“文字之罪”者统称为“文字狱”，而这种学术思维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并未对其中各案件进行区别与理剔。

综上，在论及曹雪芹的思想，《红楼梦》的主张、技法时，不当再以笼统的“文字狱”三字作为学术环境使用。因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的史实，亦未将曹雪芹、《红楼梦》的写作、流传情况与江浙地方个案相区分，笼统使用极大地误导了《红楼梦》的研究与深度赏析。

六、研究《红楼梦》需要回归曹雪芹的时代与身份

我们一直说，文艺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实际上，在论及《红楼梦》时，我们对产生《红楼梦》的生活了解远远不够，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一点，认为不会影响到对《红楼梦》的赏析。

关于读书论文，在总结自己中国小说史研究和小说创作的基础上，鲁迅先生曾经有两条意见非常值得注意。

(一) 读《红楼梦》因眼光不同而对《红楼梦》的主题认知不同

即如鲁迅先生在《〈绛洞花主〉小引》中指出的“《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问题不出在《红楼梦》上，而是出在读者的“眼光”上，而决定“眼光”的是学术背景和学术素养。故而，要正确解读《红楼梦》，研究者当尽可能地脱离“今日意识”，对曹雪芹生活时代有相对客观全面的了解。

(二) 论《红楼梦》要顾及全篇、作者的全人及社会状态

关于论文，鲁迅先生又说: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无碍。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所处的社会状态，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

20 世纪80年代，就红学研究的范畴和境界问题，周汝昌先生曾与学界发生过剧烈的争论。1985年，周汝昌先生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可寻》一文，其中写道:

把研究对象的涵量估计得那么低，把自己的能力估计得那么高，最易犯一个“唯我才是最高明”的毛病。红学史上已经出了不少这样的高明人士了，红学仍未见自他出来便有大起色。我看还是放谦虚些的好。我们共同多做点基本功，做得好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自然另一番境界无疑。

孔子的学生说，孔子的境界“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不可思议、不可捉摸; 佛陀的学生也说，佛陀的境界不可思议、难值难信; 老子自己说，他的道很简单，但下士必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曹雪芹与《红楼梦》也一样，作为传统文化集大成时代的一部巨著，因以“小说的体裁”出现，读者往往觉得很好理解，但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学术视野下看《红楼梦》感觉总是不一样，原因就在于大众把《红楼梦》看得过低了: 《红楼梦》不过一部写得好的小说而已。而当我们把曹雪芹的生平与思想，放在18世纪中国思想史大时空背景下去看，就会发现曹雪芹、《红楼梦》的高度与复杂。

不了解曹雪芹的生活时代、身份、交游情况、思想意识，仅仅看到《红楼梦》的“小说体裁”，以“《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立论，不仅无法深入赏析《红楼梦》，还容易导致各种不解基本史实和制度的“谬论”，一百年来，各种不靠谱的索隐和不靠谱的评论皆属此类情况。

(一) 王文元《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与其中的文本失误

200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在 2006年第3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上发表了《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一文，指出红学为小说评论学，不在学术的范畴之内。此文还在《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上发表过，题目亦同。

王文元其人，没打过交道，不知其为何许人也。经相关搜索，知其系北京社会科学院学者、研究员、作家、诗人，研究涵盖文、史、哲等领域，著作如文学代表作《文房织锦》，史学代表作《权力图腾》，哲学代表作《人与道》，语言文字学代表作《汉字正见》，经济学代表作《日本经济腾飞之根源》，小学代表作《日完录》，儒学代表作《儒家辨章》，佛学代表作《佛典譬喻经全集》，散文代表作《捕猎人生》，学术代表作《人类的自我毁灭》等。

看来是学问广博的专业研究者，唯其论学术(何谓学术，其文亦未明示) 、论“红学”(红学的范畴各家界定不一，百年来，成果亦非其人所了解之点滴; 红学不免附会，然不附会者多，惜其似未寓目) 内容，除以上论断各抒己见，不易达成一致意见( 曹雪芹能否进入中国文坛前十，仁智自见; 曹雪芹的创作动机虽各家不同，亦当探讨; 红学虽颇多附会，不附会者多，惜王不知红学史而已) 外，对“红学”常识所知亦颇少，如:

凡歪说歪理必然愈演愈烈。焦大醉酒之后骂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博得许多“红学家”喝彩，以为焦大喊出了豪言壮语，殊不知这句“名言”现在已经成为黑道上盗贼的习惯用语，这个口号是盗贼行凶时的壮胆剂。这个帮助恶人做坏事的口号不知断送了多少无辜的性命! 在“红学家”那里，这句话却每每得到称赞!

焦大醉酒之后骂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句，不同版本写法不同，“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七回《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中云:

那焦大那里把贾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 “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 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 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此处，“甲戌本”夹批写道: “是醉人口中文法。一段借醉奴口角闲闲补出宁荣往事近故，特为天下世家一笑。”“醉人口中文法”意思是说，焦大此处说法都是喝醉后不理智的说法，“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这种话也只有醉汉能够说出来。曹雪芹之善能观察、描摹人物可见，岂吾辈小文人可望其项背、可轻加臆测的?!亏得有脂批的提醒，否则，此语竟成了曹雪芹不会写作的证据。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王文的风格一点也说不上学术，更多的是一种散文式的“牢骚” 风格，不过 ，“外行”的“雷人”观点却不少。

(二) 关于“红学”的附会与非学术

王文指出:

我对“红学”评价不高就是因为它离不开附会......俗话云“《易》无达言”，套用这句话可以说“红(学) 无准谱”，怎么说都有理。有人说东你说西，有人正说你反说，可矣，反正贾府门朝南或朝北无关宏旨，薛宝钗美于林黛玉或林黛玉美于薛宝钗也绝不会影响大局，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答案，就是附会了吗? 就王先生所研究的哲学而言，不正如其所言“《易》无达言”吗? 是否他与同事的研究就是附会，应该得到不高的评价呢? 讨论的问题无关宏旨，就不值得讨论了吗? 这恐怕又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其文又云:

红学中粗浅的附会，在考证曹雪芹创作动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秘笈的《红楼梦》尚且让人糊涂，比“秘笈”更奥妙的创作动机自然更让人糊涂。所以各种动机说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创作《史记》是为完成父志，但丁创作《神曲》是为写给心仪的姑娘——贝亚德 。曹雪芹为谁创作? 除去刨坟问尸，别无他法，因为曹雪芹没有像司马迁、但丁那样直率地吐露写作初衷。如果非要究其动机，在我看来，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就是为了愚弄“红学家”的:一人藏物，百人难寻，我藏珠匿璧，让你们翻箱倒柜——这不是一种愚弄吗? 曹雪芹造疑的水平实在超乎常人。

原来，王先生经过深刻思考，认为曹雪芹之所以创作《红楼梦》，其动机不过是要跟后人开一个玩笑，测一下智商而已。曹雪芹竟然这么无聊吗? 那么，何以他还要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呢? 为什么又有“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呢? “在我看来”，凭什么你的“看来”就比别人的看法更不“附会”呢? 王先生之自信亦足矣。

(三) 关于红学、学术、文学评论

王文说:

若以为从《红楼梦》中能够研究出正学来，除非重新定义“学”与“学术”。学术不会与小说混同，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

王文所谓的学术指什么，他在文中也并未有明确的界定。但是，从他的相关文字，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认识和诉求，归纳起来有三点: 第一，小说不是传统学术的研究范畴。王文认为: “经、史、掌故、义理、词章被称为传统‘五学’，虽然小说与掌故沾点边，终究不是独立一项，正统士大夫从不以治小说为务。”第二，《红楼梦》并不是最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红学热”绝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作品伟大，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比《红楼梦》伟大的不下 20部，除去《论语》，都没有成“学”，唯《红楼梦》成为“显学”。第三，《红楼梦》热是因为现代性导致中国人的审美层次降低。一切都是“现代性”在 搅 局 。现代性迫使中国人的审美兴趣发生巨大转变，一言以蔽之就是由雅变俗。高雅的诗词歌赋被低俗的小说取代。审美载体由美文转移到小说。俗文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小说中的佼佼者《红楼梦》自然成为俗文人的追逐对象。

在中国学术史上，就笔者所见，从来没有“经、史、掌故、义理、词章被称为传统‘五学’”的说法。

中国传统学术以经史为根本; 义理是唐宋时代儒家与佛家辩论由“四书”延展而来的学问; 词章从来就不是学问，它只是一种工具而已，虽不同时代时尚不同，但从来没有脱离“文以载道”的定位; 至于掌故，更是明清，尤其是清以来的所谓“学问”。

小说，固然不在传统学术的范畴之内，但《红楼梦》只是借助了小说的体裁讲述作者的思想而已，难道王先生以为，用了“小说的体裁”就够不上研究的层面吗? 佛经多有故事( 包括王自己所集《佛典譬喻经全集》) 、《庄子》多为寓言，以体裁而言，这些经典似乎也没有研究的必要了，那么，王先生何以还要做这样的工作呢?

关于一部作品成学，王文认为: “‘红学热’绝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作品伟大，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比《红楼梦》伟大的不下20部，除去《论语》都没有成‘学’。”

中国古典作品中是否有20部比《红楼梦》伟大，个人看法不同，或者认为《红楼梦》当排第一，或者认为可能连前30名也排不进去，这完全取决于评论者的学术水准与个人爱好。但一部作品成学的，除《红楼梦》外，《昭明文选》就是其一，世称“选学”。《道德经》《庄子》《四书》虽不称学，但其研究汗牛充栋，远超过《红楼梦》研究，研究的人多，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作品高度的卓绝，承认不承认无关紧要。

至于说《红楼梦》成为“显学”，都是“现代性”在搅局。现代性迫使中国人的审美兴趣发生巨大转变，一言以蔽之就是由雅变俗，则属于无知。小说之兴盛在于城市化，自宋始，明清时代，小说就已经兴盛到学者不能熟视无睹的地步。

曹雪芹之所以以小说体裁作《红楼梦》，他自己说得很清楚。《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写道: “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

明清学界之所以重视小说，就是因为市井俗人“爱适趣闲文者特多”，故他们主张因俗而治，随缘教化，也就是用小说谈道德教化，实际上，这也是佛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的原因之一。王先生治哲学，大概应该懂得这一点。

至于说现代性迫使中国人的审美兴趣发生巨大转变，由雅变俗:

小说中的佼佼者《红楼梦》自然成为俗文人的追逐对象，他们用《红楼梦》来附和现代性，用小说来填补空虚的心灵，为此不惜将《红楼梦》“研究”请上学术殿堂的高阶，将其“金玉其外”，造成学术繁荣的假象，一方面遮掩无聊文人的偃蹇狭陋与喜新厌旧的浮躁心理，另一方面无需劳神，通过炒《红楼梦》冷饭而将自己留名于中国文学史。

作为曹雪芹、《红楼梦》的研究者，虽然自惭学问浅薄，却不敢舒心自受，以无聊文人自居( 鄙人治学，除红学研究外，尚有曹学考证、园林史地研究，虽然个人以为这些文字也多为曹雪芹生活环境，属于红学范畴) ，唯有全璧奉还给作文者而已。

(四) 关于《红楼梦》与哲学

王文还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一位专家将《红楼梦》与《周易》并提: 在汉语语言文化历史上，我认为有两本书是天书，一本是《周易》，一本是《红楼梦》。将《红楼梦》与《周易》并提，与把体育与哲学归于同类有何差别?

王文元是哲学家，故将《红楼梦》与《周易》并列非常不屑，以为是将体育与哲学等观，唯其不知道，《红楼梦》的阅读和理解并未见得一定比《周易》更来得容易，而清代具有综合国学素养，自然也懂《周易》的学人却在《红楼梦》中看到“易”，不惟能看到“易”，也能看到王文元力崇的其他哲学、文学著作。太平闲人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写道:

《石头记》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情......以读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 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 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 “倩谁记去作奇传。”致堂胡氏曰: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惟败常反理，乃书于策，以训后世，使正其心术，复常循理，交适于治而已。”是书实窃此意。“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此书到处警省处。故其铺叙人情世事，如燃犀烛，较诸小说，后来居上。《石头记》一百二十回 ，一言以蔽之，左氏曰: “讥失教也。”《易》曰: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谨履霜之戒。”一部《石头》，记一“渐”字。

张新之的论断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就《红楼梦》涉及的内容广度与深度，似不是我们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下“《红楼梦》只是一部写得好的小说”所能容纳的。但王文元无疑就是这么看待《红楼梦》的。

(五) 关于王文元的红学观

实际上，王文元之所以对《红楼梦》的评价较低、不把红学研究视为学术，除其眼界所限不了解红学研究的历史与范畴外，还与他对《红楼梦》的小说定位、红学就是小说评论的基本定位有关:

《红楼梦》是中国优秀古典章回小说，作者的想象力与表达力都是异乎寻常的，对此我丝毫不否认。我想强调的是，《红楼梦》仅仅是一部小说，小说是可以评的，但必须把它当小说评，而不能当历史评、当自传评，更不能把评小说当作单独的一门学问看待。

这种看法比当年顾献樑的“曹学论”、余英时的“红学论”丝毫未见不同，且把“红学”归结于“评小说”，可见其视野之狭窄。一部红学史，既包括了《红楼梦》著作权、原始著作权、作者生平、家族、时代、身份、交游、思想诸多方面的研究，也包括版本、异文、批评、时代意识、文本分析、文本相应学术研究的研究，“评小说”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而已。

即便说，近几十年《红楼梦》的研究确实存在王文所指出的问题，那也不等于“红学”的全部，也不影响“红学”的品格，因为学术向来如此，一个时代的研究往往只是为后来人提供基础，甚至反面素材，红学如是，王文元先生研究的哲学更是如是。

任何经典的解读都存在两个方向: 一是向后的，即结合时代意识和个人意识，使作品向现实低头，这是功利主义的，这种研究不需要考虑作者的创作原意; 二是向前的，即努力回到作者的原意，这种研究往往通过对作者时代、作者生平、作者交游和原典的考据来实现。

《红楼梦》自然也不例外，如果要研究曹雪芹的“原意”，可行的路子自然是要回归曹雪芹的时代与身份——而不是由经典的“局域接受”看经典的“原意”。

离开了这一学术基础，一切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和解读就容易成为关于《红楼梦》的附会——当然这种研究自有其价值存在，唯与曹雪芹、《红楼梦》无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