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西部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

有着三千余年建城史、八百六十年建都史的北京，汇聚了华夏各民族悠久的历史传承，形成多元融合的宗教文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在北京经历了各具特色的历史过程，并与北京城市的发展步伐紧密相连。

佛教始创于印度，两汉之际渐入中土，“至梁而后大，至唐而后固”。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约经历了汉魏始传、南北朝确立、隋唐至宋元兴盛、明清以后由盛转衰等四个历史阶段。北京佛教发展受中国佛教总体进程的影响，但也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西周以来，北京所在的燕国即为北疆重藩，战国时更为“七雄”之一。迄至隋唐，幽燕均为北部重镇，军事发达，文化相对落后，佛教传播与发展亦较为缓慢。佛教传入北京的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东汉、西晋、十六国三种说法。相传北京佛教始于晋代的嘉福寺（即著名的潭柘寺），是北京流传有绪的最早佛寺。这与中原的长安、洛阳甚至徐州相比，已明显有所迟缓。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鼎盛，北京佛教受其波及，也得到一定发展。悯忠寺（今法源寺，唐）、白带山智泉寺（今云 居寺，北齐）等重要寺庙，相继创建。不少幽州僧侣南下求法，中原北上弘法的名僧也增多，隋唐佛教八大宗派中，北京流行的就有律宗、禅宗等五个。此期北京佛教文化得到初步发展，一是全国的统一与繁荣，有利于佛教由中心向四周推广，二是中原相继发生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幽燕的边陲劣势反而化为僧侣躲避“法难”之地利。高僧静琬在房山云居寺的石经刊刻，就是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北京早期佛教文化盛举。

坐落在北京市阜成门内的广济寺，又称 “弘慈广济寺”

坐落在北京市阜成门内的广济寺，又称 “弘慈广济寺”

北京佛教的真正发展和鼎盛，是在其城市性质有根本的转变，即由军事重镇上升为国家首都之后。辽代升幽州为五京之一，随着城市政治地位上升，北京佛教随之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辽代帝王多崇奉佛教，在各地大建寺庙，燕京佛教得到长足发展，“僧居佛寺，冠于北方”。辽中后期的圣宗、兴宗和道宗三帝，对燕京佛教的贡献尤其巨大。辽代成为北京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华严、净土、法相、密、律诸宗并荣，燕京名僧辈出，佛学亦兴盛一时。 

金代吸取“辽以释废”的教训，对佛教有所抑制，但海陵王迁都后，金中都成为金代的佛教文化中心，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提高。元大都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后，北京佛教进一步得到飞跃发展。曹洞宗万松行秀、临济宗海云印简等，不仅成为元代佛教界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发挥过作用。元廷又创设“帝师”制度，给西域喇嘛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这既开启了藏传佛教在北京发展的崭新时代，也助长了汉传佛教的声势。明初名僧道衍禅师（即广为人知的姚广孝）以辅佐朱棣“靖难”之功，受“太子少师”高爵，逝后又命配享太庙。明代帝王有请人“代替出家”之制， 明神宗生母李太后也以“好佛”著称，助资在京师内外修葺梵刹多处，获得“九莲菩萨”的称号。明代内廷宦官是扶持北京佛教发展的又一力量。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或创敕寺，或建私庙，规模极一时之盛。明武宗则佞幸藏传佛教，曾自称“大庆法王”。皇室、宦官的尊崇，成为明代北京佛教持续兴盛的重要原因，有利于佛教文化的繁荣。

清代北京汉传佛教转向衰落，但统治者崇奉藏传佛教中的黄教，并上升到“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层面，北京藏传佛教达到新的繁兴阶段。按照“众建以分其势”的策略，清廷在蒙藏地区先后确立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的转世册封制度。雍正帝潜邸雍和宫也被改为藏传佛寺，其内刻立有乾隆帝御制的《喇嘛说》，成为北京藏传佛教的重镇。清代四大黄教领袖在京师享有崇高政治地位，也为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总体而言，元明清三代，成为北京佛教大发展的繁盛时期。佛教各派的精英与领袖人物多进京弘传佛法，开展活动。北京各皇家佛寺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亦冠于全国。清代晚期，国力日衰，西学渐入，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化，北京佛教受其影响，进入由盛转衰期。民国年间，北京佛教界为适应社会发展，采取了一些改革举措，但难挽日趋衰败之大势。不过此期佛学研究日渐兴起，为北京佛教文化发展注入新的内容。韩清净及门人朱芾煌、周叔迦等尤名于一时。周叔迦以居士身份，将佛教信仰、教义弘扬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学者熊十力、陈垣、汤用彤等人，在佛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位于北京西便门外的白云观

道教是北京宗教文化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全国道教也不完全同步。中国道教的整体发展，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可粗略分为五大历史时期，即东汉中期前的道教史前期（或称原始道教期）、东汉中后期至魏晋南北朝的创建与改造成型期、隋唐到北宋的全面兴盛与迅速发展期、南宋至明中期的宗派纷起与继续发展期、明中叶以后的逐渐衰落与转向民间期。应当说，东汉中期前的道教史前期，北京的原始道教文化渊源是十分深厚的。先秦时期，燕国境内流传各种“长生不死”的神仙传说，产生了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等诸多方士。此后又有燕昭王访求“不死之道”、秦始皇任用燕地方士卢生“求仙药”等方术活动。这些原始道教孕育过程中的文化土壤，对道教的形成与传播具有积极意义。东汉末年张陵创传五斗米道的时候，与之相近的华北太平道，也在北京地区有所活动。天长观是北京现存有明确记载的最早道观，这是唐代道教大兴的产物。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代最醉心于道教的唐玄宗下令在两京及各州郡建立玄元皇帝庙，幽州天长观由此奠定了北京第一道观的历史地位。

唐末割据幽州的刘仁恭，曾在大安山中筑馆师事道士王若讷。大力吸收汉文化、“三教并行”的辽代，燕京道教也取得了合法地位。这对于北京道教文化的持续，具有一定意义。但北京道教大发展的关键阶段，是在上升为全国首都的金元时期。金代河北三个“新道教”——太一教、真大道教、全真教，均先后传入中都，扩大影响。金世宗将太一教二祖萧道熙征召至京，住于天长观内。不久，大道教创始人刘德仁也同样奉召至京，受赐“东岳真人”封号。全真教王处一、丘处机、刘处玄也受到征召，先后得到金世宗、金章宗的赏赐，在天长观内讲道。金代帝王对“新道教”领袖的宣召与崇奉，促进了北京道教的繁荣和发展。

元代宽容优待各种宗教的政策，为北京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太一教在元代继续得到朝廷崇信，至元十一年（1274年）大都兴建太一广福万寿宫，五祖萧居寿受命主持，为国家设醮祈福。不久元廷又赐予萧居寿“太一掌教宗师”之印，太一教在大都盛极一时。真大道教五祖郦希成也受到元宪宗的召见，授“太玄真人”之号，又修建天宝宫作为真大道教专属道观。全真教在元代发展更快。元初，丘处机率十八弟子“万里西行”，得到元太祖恩宠，尊为“神仙”。回到燕京后，丘处机住入太极宫，后又御赐改名长春宫。丘处机还获得处置道教一切事务的权力。全真教此后发展迅速，成为北方道教第一大教派。另外，原在江南发展的正一派也于元初传入大都。江西龙虎山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奉召入觐时，随行弟子张留孙“称旨，遂留侍阙下”，大得元世祖的信任。张留孙在大都创立正一玄教，发展很快。延祐六年（1319年），他在大都齐化门外倡建道观，经元仁宗赐名“东岳仁圣宫”，此后成为北京也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正一道观。 

元代四大道教派别在大都竞相传播，成为北京道教发展史上的高潮。明清以后，道教归入全真、正一两大派别，东岳庙与白云观亦分别成为它们在首都的代表宫观，产生了持续影响。明代正一真人与朝廷关系亲密，被敕封为道教领袖。明代诸帝宠幸龙虎山道士，正一派占据了北京道教的主导。道士邵元节曾加授礼部尚书，陶仲文更至少师兼少傅少保，“并拜三孤”。这对北京道教文化产生很大影响，正一派贵盛一时，全真教则进入漫长的衰隐期。直至清初鼎革的因缘际会，才使全真教获得新的契机。其关键人物为道士王常月，此后肇开全真龙门派在全国兴盛之端。但清高宗易其父好道之辙，不断贬抑正一道教。因此，清中期以后，北京道教渐呈衰败趋势。清末因住持高仁峒与慈禧太后联系密切，白云观再次名闻一时，太监刘诚印还组织了霍山派。然此亦不过如昙花一现，难挽道教日益沉沦的大趋势。

位于北京朝阳门外大街的东岳庙，现为北京民俗博物馆

明清以后道教教义发展逐渐式微，但此期北京道教日益与民俗文化相结合，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反有增大之势。明清以至民国年间，北京的民俗节日多与道教文化密切相关。京城内外日益繁兴的关帝信仰、城隍信仰，以及五显财神庙“借元宝”、蟠桃宫庙会，与散布各处的众多土地庙、龙王庙、药王庙等道教宫观一起，享受着大量的民众香火，道教民俗呈现出繁荣鼎盛的局面。尤其是正月的白云观燕九节、三月的东岳庙掸尘会，以及四月到六月的北京五顶与东西“二山”的碧霞元君“娘娘”信仰，“男女杂沓，举国若狂”，相沿数百年，影响深远，成为民众传承北京道教文化的重要载体。

* 本文选自《北京观察》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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