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家御园的圆明园在清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侵略者焚掠，遭受严重破坏，沦为废墟，“周垣半圮，乡人窃入，盗砖石，伐薪木，无过问者”。然而，进入民国以后，其惨遭破坏的命运并未就此扭转，园中大量建筑遗存、木材、太湖石被变卖、偷盗;园中水田、旱地被出租垦种，园中佃户达到二三百户。圆明园还一度被划归清华大学，拟筹建农学院。圆明园的变迁离不开当时的时代境遇，民国年间内有军阀混战，外有日本侵华，国破家亡，北洋乃至国民政府无力或无暇保护圆明园，这是重要的客观因素，但当时国人对待历史遗迹的文化态度和思想观念也不可小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时圆明园的命运。

今天的圆明园在国人心目中已是铭记国耻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这一共识的形成并非水到渠成。本文即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圆明园所经历清室内务府、清理园产事务所和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等阶段的管理状况，分析时人对圆明园遗址文化价值的重构历程，进而展现圆明园从废墟到遗址，再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曲折历程。

一、作为逊清私产的管理与园中砖石的变卖

1912年溥仪退位，民国政府建立，根据南北议和所签订的《优待清室条例》，退位后的清皇室依然享受诸多待遇和权利，逊帝仍保留其皇帝尊号，不但可以继续住在紫禁城内，而且原属皇家园林，包括圆明园、颐和园等，仍归清室使用。同时，民国政府每年要向清室支付四百万元，但捉襟见肘的民国政府难以履行承诺。饷银无法保障的旗人生活日益艰困，“旗人多游手好闲，故鼎革后，多致不能谋生，近来旗饷又不如期发放，故尤为贫苦”。圆明园八旗旗人“因未领饷银，困苦异常，有一天只食一顿饭者，有两顿玉米面粥者，有当卖皆空、投河觅井者”，苦不堪言。

园内土地也被出租垦种，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内务府就开始出租园中土地，至民国初年，园内佃户便已有二百余户。1913年12月，皇室侍卫处当差人员抱怨生活清苦，“自该处一切应领款项划归皇室后，俸米马干迄今未放，值此米珠薪桂之秋，已有枵腹从公之慨”，于是侍卫世恒等18人联名商请将圆明园内近七十余顷官地拨作侍卫养赡地亩。1922年10月，清室因宣统帝成亲经费不足，“拟出售圆明园，价额一百万元，正四处张罗，寻找买主”。只因社会舆论的关注，《益世报》等报纸刊载相关消息，称圆明园“现为民国所有物，理宜珍存，清室岂得擅行售卖，望国人特别注意”，而未有下文。

既然把圆明园作为荒地来开垦，其保护也就无从谈起。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历经清末的荒废和破坏，民国初年尚留存有大量的建筑残件，满园砖石、太湖石随处可见，都是质地精良的建筑材料。当时的圆明园尚有人员看管，但看守者监守自盗，将圆明园的砖石公开售卖。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官宦往往随意进入园中，拉运石料。1922年10月，京畿卫戍司令部接到清室内务府函称，“近有军人拉运圆明园砖石售卖”。1923年4月，京西近有大帮匪人约六七十名，昼夜偷拆圆明园的北大墙，“变卖墙砖，伙分钱财”。6月，有贼匪三十余人，拆围墙五尺有余，进入园内，将太湖山石运走两大车。园中看守人员甚至与盗贼联手，“通同作弊，拆毁砖石，私行盗卖”。1923年12月有人路过圆明园时，“见有骡车成群，人众满百，挪运砖石，并有护兵多人及形同官长者一人督催工作”。问之左右居民，都说督工的长官就是负责把守圆明园的参将，而且这种盗卖行为“已非一日，且公然为之”，从未见人加以制止。

民国初年，园内区域由清室内务府管理，所在地面的治安由沿袭前清的步军统领负责。1924年10月，冯玉祥将清逊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后，清室各种优待被取消，步军统领等机构被废止。此后，京师警察厅将五营官兵改编为四郊警察，圆明园属北郊警察管辖。民国政府开始真正接管圆明园，但变卖现象未曾停止。1925年1月12日，该公园雇用大敞车六十辆，“转运石块，经过西直门外北关高亮桥，运进城内”。运石车辆经西直门进入城内时“均插有白布旗帜，上书某公园字样”。当月，《益世报》又报道有位官员在西郊建造大花园，“非常阔绰，地址甚大，花树且多，惟园中所用之石块，皆系圆明园中之石物”。

当时，此类现象不胜枚举。除了达官贵人、军阀政客之外，北京城内一些公共设施如公园的建设，也都将圆明园作为获取石料建材的来源地，或买或偷运，大量的需求直接促生了不少利益熏心之徒铤而走险，大肆盗卖圆明园古物和太湖石。正如1925年陈文波在所撰《圆明园残毁考》中所言:“民国以来，各自为政，命令不行。强有力者之武人，日取其湖石以为私第之点缀，旗人又以穷迫，侵占其败屋以为庐。于是樵夫牧竖所入出，牛泄马矢满道路。”

1925年，燕京大学建设校园，以重价购取圆明园安佑宫华表2根，龙凤丹陛台阶石1块，汉白玉石麒麟1对。直到1932年，燕京大学仍在购买园中石材。此外，在民国初年修建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时，从圆明园内运走了坐石临流的兰亭碑以及兰亭的8根石柱、绮春园仙人承露台的石座和长春园远瀛观的石栏杆。市政府又曾将圆明园石狮赠送北平市国立图书馆。

在北洋政府时期，圆明园作为清室私产，以溥仪为代表的清室只是将其视为能否变卖利用的财产，园中的大量残存建筑并没有被视为文物而加以保护，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时真的就没有人看到圆明园的文化价值。时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圆明园中古物作为国家公共文化遗产的意义，《益世报》在1924年报道圆明园被盗时便指出:“以此项荒园古物，系国家所有，不得任人拆毁盗卖，即应加意保护。”另外，当时还有人提议将圆明园建成公园。1921年12月商人陈醒忱向内务府、农商两部呈文，愿意出钱三十万租赁圆明园，改建为京西公园。只是这一提议并没有实现。

参议院议员雷殷于1924年又曾提出在圆明园建大学城，主张将北京城内各国立大学迁移至圆明园旧址，特设大学区域，以宏扬教育而兼保存古物。他提出的理由是:一、圆明园这片地区空地很多，把大学集中在这里，可以充分利用这块土地资源，而且教学资源便于共享，“圆明园离京三十余里，面积七千八百亩有奇，规模宏大，气象轩敞，并各校为一区，断无不起建置之虞，各校既与为邻，则设备上可以共用之处甚多，而建筑设备之费可省”。二、学校远离市区，“可以杜绝都市恶习之濡染，风潮之波及，使学者得以专心致志”。教师集中在一起可以互相切磋，教学相长，“各校为一区，则校务学务，以及学生之成绩，皆有观摹比较，则教育之改良进步可期”。三、圆明园是民族记忆之伤，老师在这里上课，学生在这里读书，可激励大家立志报效祖国，为民族振兴而读书。圆明园在失去皇家苑囿的地位后，自身及其周边的众多园林旧地因水源丰沛，环境优雅，成为城市建设的一片处女地。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即设于近春园旧址，燕京大学亦于这一时期购买前清亲王赐园建设而成。因此，参议员雷殷此时倡议利用圆明园建大学城，也是顺势而为的建议。

除了建设大学城之外，还有改作牧马场、京师第一模范工厂的建议。“京西圆明园，陆军部前拟改作牧马场，内务部则拟改为京师第一模范工厂。”这些多止于提议而未见下文，不过以上事实都足以表明:时人大多将此时的圆明园视为可资利用的荒废之地。

二、从清理园产事务所到划归清华大学之风波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北洋政府，首都迁至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何其巩上任之初，便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开始商议如何接收圆明园等处的清室资产。接收之前，各处分别成立了专门的清理委员会，对园中资产进行清理。其中，许德懋、李瑸、李品乡为接收颐和园及附近静宜园、圆明园等处委员，许德懋为主任。同时，令公安局派保安队前往各处公园驻守。圆明园清理园产事务所的首任所长是李瑸，但“圆明园官产，数年来账簿笼统，含混糊涂，现准该园主任李瑸移交，实属无法接收”。继任北平市长张荫梧主张彻底清查，命市政府财政局、土地局会同颐和园事务管理所，组成圆明园清查委员会进行清理，“委员以十人为限，一月为期”。

在清理园产过程中，囿于对圆明园价值认识的局限，圆明园事务所认为除了大水法、远瀛观这样的残存建筑物需要保护之外，其他大量的园中太湖石、砖石都被认为是无用之物，可以进行变卖处理。1929年1月，清理园产事务所所长李瑸经上级同意后，“将全整石片仍予保留，其残破损毁者，则分别标价，招商承买”。《益世报》报道此事:“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因园内太湖、凤翥及一切大小石块，堆积残败，与历史艺术，均无价值，现经呈准市府，尽将此种石块变价出售，闻事前已与某商接洽，可出价一千余元。”

清理园产事务所的做法经报纸披露以后，立即引起舆论批评，“人言啧啧”。事实上，变卖园中太湖石并非清理园产事务所的自作主张，当时的北平市政府为建设各处市民公园，比如安定门外市民公园，“正等用此石，点缀风景”，曾经训令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所长李瑸，将太湖石“运送市民公园，交主任史葆光，作整理世界地图园之用”。

可见，清理园产事务所不仅未起到保护圆明园的作用，反而加速了破坏。1929年1月9日，《京报》报道:“圆明园西洋楼附近，有某机关公务人员监视着许多石匠，将该处雕刻甚工之白石凿成细块，售于西直门某砂场，该厂再凿成细粒，以掺入大米之用。”而且称“此项交易由管理某园事务所所长经手”，直指清理圆明园事务所所长李瑸。看到这则报道后，清理园产事务所认为报纸所言“与事实不符”，遂在1月17日的《京报》上刊文澄清:

敝所奉令清理圆明园园产，业将应行保存之太湖石十二块，及西洋楼之花纹白石柱一整根、两半根，每日派警巡逻看管，并呈报市府在案。其余破碎焚毁之砖石，除前经清室内务府会同前京畿宪兵总司令部，设立砖石事务所批卖外，现所存者，既非整齐，又系劣品，到处瓦砾，致园内之地半难耕种。敝所呈准派员来园查勘实在情形，会商清理办法，斟酌损益，始准由商人备价承购各种破碎不堪砖石，化无用为有用，非甘冒不韪，拆毁古物，以贻仇者讥也。事实俱在，尽可抚按。至西直门内永顺砂厂购买残废白石，系为碾米用，亦非为掺入大米用，人孰无心，谁又肯将整齐石料，任意抛卖耶?

从清理圆明园事务所通过《京报》的公开声明可见，变卖园中砖石、瓦砾以及太湖石不仅是公开行为，由专门的“砖石事务所”操办，而且是经过“呈准”、得到上级政府许可后进行的，其目的是将妨碍园内耕种的大量瓦砾“化无用为有用”。至于所变卖大理石被碾成粉末后掺入大米中售卖的传言，事务所未承认，但却肯定了园中残废白石被卖给西直门内永顺砂厂的事实。

将白石掺入大米的说法的确难以征信，事实很可能正如事务所所言，“系为碾米用”，但直到两年后的1932年，有关传闻依旧没有停止，并引发了更广泛的关注。

1932年1月20日，得知“最近半年来，愈捣愈凶，乃至成群结队，不分昼夜狂捣”的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偕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四人，亲往查勘，“见海晏堂惟余瓦砾一堆，半年以前尚烂然可观，几欲失声痛哭”。园中遇到不少拉运石料者公然自承，或云“乔四收买前来”，或云“张排长卖与我们，每方卖价五元”，更多的人声称:“我不是偷砸的，吾们向颐和园事务所领买来的”，而且有自称颐和园事务所派来的警察进行监督拍卖。吴其昌将此情形致函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呼吁该会向市政府反映，“将污吏暴徒按法惩治，仅存古物，迅予保护”。1月23日，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函请市府进行查禁，在给市政府的函请中，还附上了清华大学吴其昌的来信。对于古物保管委员会关于圆明园中砖石被盗等情形的报告，市政府认为“该园砖石约分二种”，应区别对待，认为普通砖石可以“照章出售”，只有部分“太湖石及花白石柱等，均有关古物，极应保护”。2月12日，市政府派视察员周鹏飞、廖实秋等人，会同颐和园事务所职员，前往圆明园进行详细调查。

在吴其昌和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呼吁下，北平市政府在实地调查后决定成立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1932年7月5日，北平市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在市政府召开筹备会议，出席者朱桂莘、吴其昌、周大文等十余人，讨论通过了该会组织章程，明确提出该会的目的是保护圆明园遗址。17日，市政府聘请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中国文化经济协会、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北平图书馆、古物保管委员会、文化基金委员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以及吴其昌为北平市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委员。8月15日，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在市府召开成立大会。9月24日，召开第一次临时会，通过圆明园遗址保管整理办法草案。主要内容有:一、财政局自上年十月份起，由文化费项下，按月拨交工务局二百元，先作为该园各项建设之用。二、由公安局暂派保安队警四名，常川驻园看守，每名每月发给津贴四元。三、由工务局负责，按照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所订整理草案，先将白石楼加以整理。“凡残余碎石，可弃者即行扫除，可存者设法维护，以免再有毁损之虞。其散在各处之南太湖石，亦令酌量集合树立标记，以便查考”。四、将园内出入要道，略加修理。另外，由社会局负责，制定植树方案保护整个圆明园遗址。

然而好景不长，在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年，1933年3月间，清华大学因奉教育部令筹办农学院，呈请北平市政府，提出将毗邻学校西侧的圆明园遗址拨给本校作为农科试验场，并愿支付代价十万元的建议，但当时北平市政府鉴于圆明园“每年所收之租金，关系本市行政费甚巨”，同时也考虑到“园之佃户亦苦无法安置”，故而未允。至10月，清华大学又绕过北平市政府，上呈教育部转行政院，再次提出将圆明园划归学校、建农业试验场的请求。结果，引起园内佃户的激烈反对。北平市政府面对双方争执，并未立即表态，而是按照北平特别市接收清室旧产的规定，在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完成既定工作后，命管理颐和园事务所接管圆明园。1933年10月25日，北平管理颐和园事务所所长许保之，接市府令，就近暂为兼理圆明园遗址，每月保管委员会规定办公费、建筑费二百元，由文化费项下垫付。

1934年2月，行政院训令北平市政府将圆明园故址交清华大学，北平市政府遂取消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由于圆明园佃户的激烈反对，清华大学未能实质接收。在此期间，圆明园设有稽查室，“以防宵小盗取砖石”，但这个稽查室“因听候移交事，多不负责任”，以致“盗取砖石及毁坏古迹者，遍园皆是，日夜不停”。1934年10月18日，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夏鼐在离开北京前夕，前往圆明园残址，“由正觉寺东首万春园宫门遗址而入，见敷春堂遗址之石灰岩平台，正为农民所掘，以便改为土田”;“舍卫城南向城墙之砖，新近又遭人窃取，余至时，适见二兵士用一竹筐盛砖而去”。

在圆明园划归清华大学争议期间，乃至事后，因无实质性管理，所以圆明园的状态一直没有根本改观，甚至破坏的情形还更严重。一方面，市政府为保护园中佃户的永佃权，出租地的耕种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有些园中佃户继续以售卖砖石为生。另一方面，在争议期间，北平市政府取消了刚刚成立的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管理松懈，偷盗严重。例如，圆明园内曾有魏石十余块，拨归清华大学后，虽然由校警看守，却于1936年8月被人盗走。再有，圆明园依旧充当着北平市政建设和一些仿古建筑的砖石采集场。1935年1月，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文物实施事务处在北平成立，市长袁良亲自担任处长，为修复古迹，北平市政府特地致函清华大学，“请协助将圆明园遗址所存古代瓦砖拨用，修葺北平市古代建筑”。然而，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进逼，以及随后的清华大学南迁，圆明园划归清华大学管理一事最终不了了之。

* 本文选自《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

* 感谢作者授权，转发请联系作者。

* 感谢张晓莲老师授权使用照片，转发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