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畸形产物、中世纪皇宫禁苑奇特的寄生群体、历史是史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之一。清代的太监制度十分完备发达，尤其是乾隆、嘉庆两朝，其宫中太监制度已臻顶峰，宫中太监额数规定曾高达三千三百。这众多庞大的太监队伍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下层太监。本文拟据现存的清宫档案资料，对这些清宫中下层太监们的生活、生理及心理等方面做一略窥简述，希望能于太监制度的研究，尤其是清宫中广大下层太监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歧途中彷徨的人们

清宫太监的来源大致有二：一种是罪犯（或罪犯的家眷）依刑律被判以宫刑后，经内务府批准，由各省送交慎刑司于净身房施行阉割，有关此类太监乾隆时规定：“幼稚无知者尚可渐加化导，……如在十五岁以下者始准派在外围当差。”另外一种一般都是私自花钱请人施行宫刑，然后入京托人走门路，在内务府挂名，分四季拨入宫中。有必要一提的是，在当时虽然政府三令五申明示严禁，但民间私阉的现象却很普遍。那些家道贫寒无力支付手术费却又急于脱贫致富的父母们，往往不惜铤而走险，对自己的亲生骨肉施行私阉。如直隶安肃县的农民王二格竟然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施行私宫。档案是这么记载的：“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间，王二格因妻产自患病，将资本用尽，适四十八年正月间，王二格无计营生，起意将长子王成阉割，……黄昏时分，乘王成睡于炕上，王二格左手揪其茎物在手，用镰刀阉割，伊妻国氏不忍看视，先行避出，王成啼哭……“这等血淋淋的犯罪行径，竟发生于亲生父子之间，实在令人为之发指。

一入清宫，许多下层太监原有幻想很快就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毋庸讳言，大批的下层太监入宫的最直接的动机是金钱财富。根据《宫中则例》规定：一般的无品级下层太监每月银二两，米一斛半，加之年节照例的赏份，对于一般的乡下人来说，的确是一笔颇为丰富的收入。但应该看到广大下层太监们生活在宫中这么一个特定的氛围中，整天耳濡目染的是皇族主子们挥金如土相竞豪奢，相比之下，这点银米，简直微不足道。同时京城不比乡下，物价及消费都较高，乡下的父老亲属们也在等钱接济，几笔开销算在一起，这点银米已是左支右绌，更为可怕的是，倘若不能洁身自好沾染上些不良的嗜好，酗酒赌博，这点钱哪里够支付？因此，下层太监中借债欠钱乃至偷盗之风十分盛行。

财富与权欲历来是支撑太监们生存下去的两大支柱。如果说广大清宫下层太监们入宫后其物质上的梦想并未圆满，那么，其于权欲上的发展之路则干脆一开始就被堵死了。清统治者入关之初，便已接受了明朝的教训，明文监禁太监干政。乾嘉时期，统治者对太监干谒功名权力十分敏感，防微杜渐。乾隆十年，四执事的太监赵启隆关米后吃了几盅酒，路过大臣庆复的宅第，便进府内拜见素日相识的庆复的儿子，这件事被乾隆皇帝知道后，圣颜大怒下旨重治。内务府迅速立案：“查赵启隆系四执事太监，理宜在内谨慎，不应外出行走，虽前往关米，亦当即时速入。乃敢撞至大臣宅第请托妄言多事，情属可恶，若不从重治罪。”清统治者设防之严，由此可见一斑。而对于广大下层太监来说，休言升官发财擅政专权，即使欲升为有品级的首领太监，也须熬足年头。清宫规定：正常情况下须在宫中当差三十年且无过失才有望提升为首领太监。有些人甚至熬不到年头便已丧命。

乾隆、嘉庆时时不忘提警太监们要认清自己家奴的身份，他们不过是职司阍闼、洒扫、使令之役的贱人，不遗余力地从职业及心理上彻底摧残打击太监。清宫中的下层太监们，大多是来自乡下的文盲。这恰恰正中统治者的下怀，乾隆曾十分得意地说：“我朝宫府肃清，太监等从不令干预政事，即不识字，何碍！”由于差事所关，需要有些太监识文断字以充文案册档之役，故清宫中有选派十几名太监在万善殿由专职汉教习课其读书之成例。这一点乾隆也十分忌讳，他认为：“太监职在供给使令，就使读书，不过教之略识字体，何必选派科目人员与之讲授，令其通晓文义乎？在前明阉竖擅政，司礼秉笔惟所欲为，因使若辈通文便其自利之计，甚至选词臣课读，交结营私，此等秕政，朕每深非而痛斥之。”因此，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命令废止派用汉教习为太监专设教员之旧例，并将其学从万善殿移至长房，其教员则由内务府笔贴式内拣选曾读汉书粗晓文义者任之。

在精神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压制与愚弄的前提下，繁重的劳役与苛严的宫禁乃是清统治者赖以束缚奴役广大下层太监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下层太监负荷着各宫各殿各处的坐更、洒扫、埋胞衣等种种贱役。机械枯燥而又沉重的劳役不仅耗尽下层太监们的体力，而且侵蚀着他们日趋麻木的脑子。苛严的宫禁则使得广大下层太监们永远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因为宫中当差，一举一动稍有不慎，辄便得咎，乾隆三年十一月间，一个姓石的太监请轿时不慎鞋掉了，首领告他总管要责打他，吓得他不得不逃跑。再如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七岁的御膳房太监马凤因为衣服不齐备，总管追问到头上，一时又惊又怕，竟然拿刀头欲行自杀。皇差难当，稍有疏忽便会大祸临头。乾隆十六年，一次总管太监发现四执事做的皇上御用葛布袍衣袖处竟有根针，于是便将负责制衣的太监张玉、蔡勋枷号一个月，鞭一百，满日后令其充当苦差，以示警戒。嘉庆十三年，保和殿太监徐存用竹棍支窗，随手将削棍的小刀遗忘在床上，结果被发现，依照持刃入宫殿之律，差点被拟绞刑，后来从轻处以枷号一年，满日责四十板，罚为下贱差使。大内宫禁森严，请假制度十分严格，逾限便处罚。如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在瀛台当差的太监张进喜，因母亲病重，告假三天，回家探视，到家后，母亲便病故了，他将母亲匆匆殡葬后，二十四日赶回，首领太监已报了逃，竟被处以吴甸铡草三年之刑。

下层太监不但要承受各级主子的压迫奴役，并且还往往成为总管、首领等上层太监任意发泄凌辱的对象。如乾隆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圆明园舍卫城太监金满贵与首领太监徐志在值房中开玩笑，徐志忽然翻脸说金满贵无礼责骂，金不服回詈，徐志便动手打金满贵，结果事情闹大，金满贵被罚往瓮山禁圈铡草，而徐志即使动手打人，也属“正常”地管束部下，“审无威逼之情，应无庸议。”乾隆六十年十月，掌仪司太监王玉在吃饭时混骂同伴太监，被銮仪卫副首领张启听到，便喝斥他，由于不是一处的，王玉不服使气顶撞，掌仪司的首领张忠闻知后，便将王玉捆回院中放倒，一阵乱棍打下，仍不解气，又恐王玉血脉不通会猝死，便叫人架着他边遛边用马鞭打，结果活活将王玉打死。上层太监对下层太监不但任意欺压，而且还直接盘剥。乾隆中期，静宜园有个叫高朝凤的首领太监，其父亲故，停柩二十余日，其间往来吊丧亲友们所有饭食费用，全部从属下太监中索取，他勒令众下层太监，每人各出细米一斗，无米者折钱八百四十文。

许多人认为太监们执事宫中，近侧天颜，有事可借便直接向皇帝禀告，其实大谬不然，如嘉庆十八年四月，敷春堂的一个太监曾贸然于御驾前喊冤，结果冤没告成，惊了圣驾，该太监被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

太监悲剧的最重要根源之一，还是在于性器的被阉割，这种根深蒂固的羞辱在他们心底无疑烙下了深深印记，并且常常反射为一种变态的性心理行为。中国宫廷史上“菜户”、“对食”现象的出现很说明了这一点，在宫中这个特定环境中，很显然，近水楼台的宫女们很容易成为变态的太监们玩弄、折磨借以发泄性情绪的进攻对象。在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对这种现象是明文禁止的。然而在下层太监中这种以宫女为对象折磨发泄的变态行为并未绝迹。乾隆十六年九月，宁寿宫西所洛贵人下的宫女子五妞二更十分爬墙跑到太监赵国宝值房内持小刀欲自杀被发现，内务府讯据太监赵国宝供：“我原是东安县民，今年三十九岁，九岁上净了身、进内在宁寿宫当差，官女子五妞我们相好，替我浆洗衣服袜子等物是有的。事后因口角就不相好了，我素日折磨他（她）原是有的。”内务府审议定案：“赵国宝身系太监，且在宫内当差，理宜小心守法安分，胆敢于平日将官女子凌辱折磨。”结果将太监赵国宝罚遣黑龙江赏与披甲人为奴。

无疑，性压抑与性苦闷在广大下层太监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他们对此却又讳莫如深十分敏感。乾隆十九年九月发生在紫禁城中的太监罗思贵自杀案即是因此而起。罗思贵二十一岁净的身，家中有妻子儿子及老母，入宫不久，便将他们接到西华门外居住，后来其妻终于忍耐不了这种变异的生活，扔下儿子不辞而别回乡下去了，罗思贵心遭打击十分苦闷，恰巧同伴太监又以此事打趣讥诮戏谑，罗思贵为此一时想不开，便用小刀自杀。

大多数清宫中的下层太监在心理及精神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障碍。他们精神恍惚，性格怯懦，疑神疑鬼。乾隆时清茶房的太监李朝用就是这么一个典型。最初他在养心殿当班，一次不小心将面汤壶放在桌上时弄出了响声，总管闻听追问是什么响，他照实回答了，总管没有再追问下去，但他却吓得要死。结果便自动请求到二所写档子。首领太监分配他新工作时，随便说了句：“要干好，若再不好，就要责打。”他便又背上了精神包袱，情绪十分不稳定，过不久，他又告诉首领太监说同伴们都防着他像防贼一样，他很怕。首领太监被他这种杯弓蛇影的疑神疑鬼搅得有些不耐烦了，便断然道：“你回所去罢，好好写档子，再这么胡说，我就回了总管打你。”李朝用越发紧张，回所后，越想越解不开思想疙瘩，竟用小刀自杀。

在这种恹恹的氛围中，许多下层太监沾染上不良的习性，赌博、偷窃、酗酒、打架成风，尽管皇上三令五申，但屡禁不止。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圆明园四执事太监曹义、胡玉柱、张进朝三人赌钱，三十一日晚曹义输钱九千，思欲捞本，随于次日晚又挑灯再战，赌至二更，曹义又输钱八千，胡、张二太监见好就收。曹义输钱气堵，张口混骂，随后三人便喝起酒来，喝到三更，曹义与张进朝非但吵骂不止，反而进一步升级动手扭打起来，胡玉柱将二人劝开，扶曹义回房睡觉，曹义越想越气，杀机陡起，竟拔出身配小刀径奔张进朝房中寻衅，结果当场将张进朝杀死。因微嫌小隙而大动干戈，乃至杀人，恰恰正是广大下层太监畸形性格双重性的另一个极端的反映。

作为宫中下层太监变态性格心理的再一个极端反映，表现为他们虽然在各级主子及上层太监面前始终十分卑微，一副奴才嘴脸，然而一旦面对苏拉匠役园户等更低下阶层者，他们又会不失时机地露出一副作威作势的主子嘴脸来，极尽欺压之能事。如乾隆二十五年，圆明园西洋楼的领催保绍由于不堪太监私行殴打，竟然羞忿自杀。再如乾隆五十二年，厨役德泰由于不堪太监金福的欺压忿而将其砍伤。乾隆四十三年，一次乾隆皇帝于大殿中行礼，尚未离殿，忽有苏拉冒昧上殿于炉中添香火。宫例规定：三大殿添香火等事向由太监负责。追问下去，才知是太监犯懒而支使苏拉代劳，乾隆大怒，令将该太监施以重处。此外，一些宫中下层太监在宫外也往往自恃宫中人，跋扈滋事。如乾隆二十二年，太监僧人于荣焕在街市出言侮巡检，复又于公堂上咆哮大闹，气焰十分嚣张。

清朝一向将太监视为家奴而蓄之，实行恩威并重，乾嘉时期，则呈现出以“威“治奴的倾斜，其刑罚很具有浓厚的家法味道。一般宫中太监犯法，由内务府审理治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下面分而简述之：

1. 罚俸、罚月银：

此类处罚一般多用于总管、首领等上层太监，广大下层太监本来禄米就少，故往往折为枷责之刑，然成例的减罚还是普遍存在的。如逃跑太监刑满后，一般都发在外围当差，其月银也由过去的食二两钱粮降为食一两钱粮。通常下层太监犯了错误，节年赏项肯定是没指望了。

2. 责打枷号

《宫中则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酗酒，重责六十板；不慎火烛、坐更打瞌睡、大声喧哗、失误伤损宫中陈设、妄行外传宫内之事、不服上层太监管教等重责四十板；传播小道消息、失误关防、告假回迟、不敬祭皿等则要杖二十至三十板。乾嘉时期，宫中还盛行着一种特殊的死刑——杖毙。乾隆九年二月，养心殿失窃银两，乾隆震怒，下旨“此案审明时将为首为从之人不必交三法司，不拘绑赴城外何处、传齐众太监观看正法。”有司迅速破案，二十三日便将首犯太监张玉带至瓮山。传集该处圈禁的太监一旁观看，将张玉活活杖毙。再如乾隆二十八年，太监赵进秀在值房内放火，被押往德胜门外杖毙正法。

枷号鞭笞也是惩处下层太监常用的刑法。如乾隆初期，一般逃跑的太监被获后，都要枷号三个月，鞭一百然后才发落。尤其是枷号示众，不仅要忍受风吹雨淋日晒煎熬，在心理上也给太监很大的耻辱刺激。枷号示众的太监，每日辰时带出申时收回，风雨不辍，除了特赦一般没有希望停减。

3. 圈禁铡草：

圈禁铡草也是清宫罪监刑罚最具特色者之一。所谓太监圈禁，便是将罪监集中圈押在某一处罚以苦役，或营造司、或外围某处。最著名的便是“瓮山铡草”，实际上是太监的专门监狱。太监的圈禁始于顺康时期。“顺治十八年奏准，内监有罪，由上驷院拘禁。康熙三十年奉旨，有罪拘禁内监，著发往新设瓮山（即今天的颐和园万寿山）马厩铡草。雍正五年奏准，瓮山拘禁内监等，亦照慎刑司监犯之例，由上驷院日给官饭。”乾隆十六年，由于扩建万寿山，禁圈从瓮山移至吴甸。

禁圈内拘押的罪监，由于所犯刑律不同，其刑期及管押手段也各不相同，有有期的，有无期的；有带锁的，有不带锁的。从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底慎刑司上报的瓮山禁圈铡草罪监状况的奏折上看，十四名铡草罪监中，带九条锁者竟达七人。

4. 发遣

乾嘉时期罪监发遣一般是发配到新疆边塞、或者东北吉林乌拉、或者打牲乌拉给披甲人为奴，罚以苦役。发遣太监所犯之罪，或多次逃跑、或持刀杀人、或载传逆言，其刑期也有无期与有期之分。由于发遣太监安插较分散，内务府鞭长莫及，故其管理是通过各该遣所大小官吏来实现的。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乾嘉时期，由于官苑不断扩增，宫中下层太监的需求量往往入不敷出，这甚至影响到许多发遣罪监在量刑期方面得以有所减免，以便补充宫中之需。从档案上看，同是一种程度的罪监，在乾隆初很可能要判以终身流放，而到乾隆末及嘉庆年间也许只被判三年或六年。这种变化造成了大量发遣太监流回宫中的现象的出现。按规定：发遣及遣返太监都要有专人负责押解。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然。嘉庆十一年，从新疆遣返的太监刘进玉等，从伊犁起身时还有兵役押解沿途更替，并给予口粮，但到了兰州皋兰县，他们想请总督发给路照，却被命令自行返京，也不再派兵护解，连口粮也不给。几个太监因无盘缠，只好一路辗转沿途分头乞讨回京。

清宫下层太监的刑罚，除上述主要的几方面外，斩、绞、凌迟等极刑也常常施用。如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圆明园太监曹义等聚赌酗酒扎伤太监张进朝一案，内务府议请将曹义锁送刑部即行斩决，乾隆皇帝下旨：“拟以斩决之太监曹义不必送部，着交内务府大臣即行正法。”再如乾隆二十六年，慈宁宫太监徐进义酗酒挟仇扎死本管首领太监柴玉，内务府议以凌迟，乾隆下谕：“此案应行凌迟斩决各犯不必交部，即著内各府大臣办理，此系家务事，不必发部。钦此。”另外，对于罪监，清统治者也搞株连。如赌博杀人的太监曹义，除本人处决外，其嫂白氏、侄福禄及侄媳妇刘氏都受株连被发往黑龙江赏给索伦为奴。

乾隆、嘉庆正是通过这些重刑来实现对广大下层太监的威慑与管束，以达到其奴役压迫广大下层太监的目的。其结果，无疑是将广大下层太监推向更水深火热的渊薮。

宫中的下层太监本来就承受着来自各方面巨大的压力，而沉重的差役，苛严的宫禁，严酷的刑罚，就使他们的反抗成为不可避免的。乾嘉时期下层太监的反抗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逃跑一直是最常选择的一种形式。乾嘉时期愈演愈烈的太监逃亡日益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有关太监逃跑的刑律也进一步完善起来。乾隆初，内务府定例：初次逃跑太监发往瓮山铡草一年，二次逃跑者发往瓮山永远铡草。由于逃跑人数的剧增，使得小小圈禁人满为患，无以负荷。故乾隆十年十月，内务府再次议改逃跑太监定刑之律：“嗣后太监初次逃走被获者仍照旧例发瓮山铡草一年，原系内廷者交畅春园当差不许出门，系掌仪司者交该司当差外，其二次逃走被获者请改为发往瓮山带锁铡草三年，以后无论内廷司属俱交掌仪司严加管束充当苦差；其三次逃走被获者比照督捕则例三次逃走发宁古塔乌喇等处之例，发往打牲乌喇充当苦差。”此后，关于逃跑太监的刑罚条律在此基础上仍在不断地增改变化，而缉拿捕获逃跑太监的番役们的赏银也由最初的五两银子增至十两，最后甚至高达二十两。为了严厉条律，即使是逃跑后又自行投回者，统治者也毫不留情的惩处。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下谕：“近来太监等因逃走投回不过责处，仍得食二两钱粮，所以动辄逃匿……，嗣后再有逃走太监，虽自行投回，亦只给一两钱粮，发热河当差。”尽管刑律如此严酷，但逃跑之风依然屡禁不止。有的太监逃跑达四五次之多，甚至有的还从禁圈或发遣配所逃跑。如乾隆十二年二月，瓮山禁圈管押的罪监王保，越墙潜逃。还是这个王保，乾隆十八年三月再次从吴甸禁圈逃跑。再如太监勾朝凤乾隆二十七年出逃被拿获后，发遣打牲乌喇充当苦差，乾隆四十二年再次从打牲乌喇逃跑。

许多太监才一逃出宫外，立即就尝到了心理与物质准备不足的苦果而茫然无措，由于他们习惯了宫中的生活环境，乍入社会身无长技、文化又低，反生出许多不便与不适来。无处藏身与无以自立几乎是出逃伊始便面临的一个十分现实而又残酷的问题。由于官府严密的缉拿，加之太监自身容易被人识破的特征，使得逃跑太监被缉拿的效率比较高。一些出逃的太监回乡后，往往又被心存忌惧的家人送到官府投案。至于少数的漏网者，则终日如惊弓之鸟，为了生存或扛长工、或落发为僧，生存环境十分险恶。如乾隆二十七年，圆明园方壶胜境的太监勾朝凤与马忠一同逃出后，迫于生计，两人自愿卖身与人佣工，不要身价，被人卖到口外给人扛活。出逃的太监由于生理外形的特征，常常会成为人们羞辱欺凌的对象。如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从景山逃跑的太监王进喜，在短短的九天出逃其间，就先后被市面上的混混郭大、高秋儿、关老儿等人蹂躏鸡奸数次。大部分出逃的下层太监，一旦离开深宫，接触到陷阱密布险恶环生的社会后，立即就后悔了。因此逃跑太监中自行投回者所占比例不小，有的甚至在外漂泊了数年，最后仍然不得不回宫中。还有一些逃跑太监，自知投回也难逃厄运而现实中又无法生存下去，便自暴自弃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乾隆时期，下层太监的反抗斗争往往表现为无声的自杀行为。如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御药房的太监李昆因病觉得难过，向首领告假想出宫找个地方养病，被首领借故拒绝，李昆无可奈何，又没有私自逃跑的胆量，绝望之下，竟然当夜用刀自杀身亡。至于个别桀敖不驯、性格暴烈的下层太监，其反抗形式则表现为走极端，甚至杀人。由于直接管理下层太监者是首领太监，故尖锐的阶级矛盾常常表现为下层太监与首领太监的对立与反抗。如乾隆二十六年八月，慈宁宫太监徐进义因争蜡烛，竟然酗酒挟仇，扎死本管首领太监。再如嘉庆八年，四执事太监马进禄与同伴吵架，被首领太监斥责，竟拿出小刀扎伤首领太监。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统治者严厉镇压，但下层太监的反抗还是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嘉庆十六年，林清（白莲教）攻打紫禁城，太监刘全等七人也积极参加了策划与行动。这一惊人的举措，多少也给整个暗淡无光的乾嘉时期宫中下层太监的反抗斗争抹上了一笔亮色。

综上所述，我们看出：乾嘉时期的宫中广大下层太监，是一个从生理上到精神心智上都受到了严重摧残与压迫的悲剧性群体。封建统治者利用森严的等级制度、苛酷的宫禁刑罚及沉重的劳役，将他们牢牢禁锢在家奴的位置上。他们没有希望，没有出路，只能自暴自弃浑浑噩噩，在水深火热的宫奴生活中徘徊、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