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康熙帝西巡的意义

上述西巡的四项要务，其实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前两项的考察吏治民风，属于对内行政，也是儒家治国理念中强调的，借以表达对儒家治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后两项的练兵阅军，强调军队的战斗力，表明重视骑射的清朝国策。

对于满族占据统治地位的清朝而言，在广大的汉族面前树立认同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形象十分重要，可以借此赢得汉族对于清朝统治的政治认同。而且，在西巡途中康熙帝还注意通过密切君主与臣民关系、祭奠山川与名人营造这样的气氛。

纪念性的祭奠活动贯彻于西巡过程。西巡的次日，康熙帝传谕大学士马齐：“朕所经之地若有应祭岳渎、历代帝王陵寝皆预奏闻”。把祭奠岳渎、历代帝王陵寝作为重要事宜布置。驻跸山西洪洞县城南时，遣领侍卫内大臣和硕额驸尚之隆致祭女娲氏陵。抵达西安当天，谕乾清门侍卫马武、内阁学士色德里说：“历代帝王陵寝有附近西安者，及本朝勋旧坟墓有在百里之内者，查明并议祭奠具奏”。第二天，马武、色德里奏报遵旨查帝王陵寝、勋旧坟墓并议周文、武、成、康，汉高祖、宣帝，唐高祖、太宗、宣宗陵寝遣官致祭；提督张勇、总兵梁化凤坟墓遣官致奠。得到批准。特别是翰林院以撰拟周文王、武王祭文进呈，康熙帝指示：“文王、武王皆古之圣君，非他帝王可比。且向以孔子圣人，已书朕名致祭矣。此祭文内亦须书名”。表达了对于古之圣君的敬意。十九日，遣官祭周文、武、成、康，汉高祖、宣帝陵，唐高祖、太宗、宣宗陵。返途经过直隶上磁州杜村铺，康熙帝赐子贡裔博士端木谦御书“贤哲遗庥”匾额，命悬先贤子贡墓前。西巡途中，还祭奠了去世的文武大臣，表达对他们的纪念，也具有较好的宣传作用。如驻跸闻喜县城南，遣额驸尚之隆往原任大学士卫周祚墓奠酒，并谕山西巡抚噶礼：“朕年少时，卫周祚曾任大学士，朕今经过其地，已令大臣往奠其墓。尔可传谕地方官，将伊孙照看，俾读书成立”。驻跸西安时，遣官往原任提督张勇、原任总兵官梁化凤墓奠酒。

西巡中接见著名学者，同样表达崇儒重道，认同儒家文化。山西洪洞人范鄗鼎（1626－1705 ）是河东理学的代表，立志振兴儒学，康熙十七年（1678 ）被清廷诏举博学鸿儒，因终养高堂，坚不就征，饮誉士林，人称其与李颙等四人为“商山四皓”，康熙帝于十一月初四日在洪洞召见了范鄗鼎，鄗鼎进呈《明儒理学备考》等著作，康熙帝赐手书“山林云鹤”四个大字。二曲先生李颙，明清之际与河南人孙奇逢、浙江人黄宗羲齐名，有海内三大名儒之说。朝廷鉴于李颙名望，多次征召，他都以疾力辞。康熙帝驻跸西安期间，命詹事府谕德查升传谕陕西巡抚鄂海：“盩厔县处士李颙人好读书，明理学，屡征不出，朕甚嘉之”，特手书“操志清洁”匾额赐之，巡抚鄂海称：“皇上表扬寒微，西秦士子无不感颂也”。

营造帝王与百姓的和谐气氛充满于西巡途中。自古以来。帝王一般身居九重宫殿。即使出巡也要清道戒严，百姓难以见到皇帝的容颜。康熙帝西巡则有不少场合允许百姓近前，甚至与百姓谈话。康熙帝从井陉至固关，山西绅衿士庶扶老携幼沿途数十里跪迎，“无不欢呼爱戴，共祝万寿无疆”。在太原府，十月二十五日文武军旅及绅衿士庶“跪迎载道，争睹天颜”，二十六日士民人等在行宫前请求皇帝二十七日不要离开太原，再留一日，声称“凡圣驾临幸诸处，多驻跸一日收获十年，驻跸二日收获二十年。我等亦何敢恳留圣驾，但祈稍副小民瞻仰天颜之意”。十一月十一日，康熙帝一行从山西渡过黄河，入潼关城，“陕西绅衿士庶设香案，献果食，男妇执香跪迎者，自河岸至城内，填塞衢巷，遍满山麓，皆恭祝皇帝万万岁，欢忭之声轰震山岳”。十五日康熙帝自临潼县启行，进入西安府。随行的起居注官记载，驻防西安八旗官兵及耆老幼稚俱着鲜服，自关厢以至霸桥，陕西绿旗官兵俱擐甲列营，自霸桥绵延二十里，陕西文臣俱朝服列班跪迎，阖城内外绅衿士庶云集，俱欢呼相告：“自古帝王出警入跸，禁止行人，不但不能亲睹天威，即仪仗之旁亦不敢近。我皇上令吾侪小人皆得瞻仰，不惟不令禁止，且恐小民不识天颜，舍骑而乘步辇，存问父老，抚恤子民，诚古今所未有也……方今严寒，皇上不辞劳瘁，轸念民生，越山历险，远临至此，即古之圣帝贤王，宁有如是者乎”？还说百姓近者扶老携幼，远者负资裹粮，无不恐后。以上记载，或有夸大，但亦不是生编硬造，西巡中反映出的正是臣民与皇帝之间忠君爱民的气氛。二十日，西安众官兵及乡绅士庶在行宫前跪奏：“吾侪附近者虽获仰睹天颜，僻远者尚未能行瞻仰，恳请皇上再留一日”。这种请求不排除事先安排的可能性，但满足官兵绅民再见皇帝的愿望，则被视为最好的理由，巡幸的意义于此也可见一斑。此点的重要性也反映在地方官奏报中，如陕西巡抚鄂海说：“窃惟皇帝为天下庶民咸得治生之道，文武吏治肃清，不畏冬寒，风尘仆仆，巡幸陕西省，亲临西安访查。满汉官员以下众兵民老少妇孺，皆得瞻仰天颜，不胜欢悦，通省各地，赞语满街”。山西巡抚噶礼也说：“再士绅兵民老少等，去岁冬得以瞻仰皇上天颜，故各家齐喜，愈加热闹。皇上至圣极仁，无不感祝万寿齐天。”秦晋二省巡抚的话虽然不无阿谀，但也反映出崇拜皇权的时代，百姓对于皇帝巡幸的高度评价。

康熙帝西巡还营造出尊老的气氛。既有对于年老处分官员的复职，如十月二十七日查六旬以上革职官员，赐复原任布政使刘枟原品；十一月二十日，又查秦省六十以上革职降级官员，赐原任工部侍郎王承祖等三人复其原品。也有奖励老年官员，如查太原满洲内年及八旬者俱赐白金；驻跸祁县郑家庄，赐予九旬生员马典“眉秀”二大字；驻跸灵石县城，赐介休县年老致仕郎中梁钦“引年”二大字。还有赏赐普通老者，如在潼关，赏赐途中来接百岁民银两。

事实上最能表达儒家爱民仁政的是养民，具体来说便是蠲免钱粮。康熙帝经常巡幸各地，凡所经之处，必有蠲免钱粮之举。西巡也不例外，康熙帝抵达太原后，谕山西巡抚噶礼：因当年山东省灾情严重，已蠲该省四十三年地丁钱粮，同年还免了云贵、广西、四川地丁钱粮朝廷不能再大幅度蠲免其他省份的钱粮，而当年山西丰收，于是决定只“将四十三年以前山西所属州县未完银两米草尽行蠲免”。到了西安，康熙帝又宣布将陕西、甘肃康熙四十二年以前各项积欠银米草豆钱粮尽行蠲免，还表示“俟四十三年直隶各省咸获丰稔，当将秦省四十四年正供亦行免征”。这些举措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和赞扬。

笼络蒙古也是西巡中的一项内容。康熙帝抵达西安，青海和硕亲王扎什巴图尔、鄂尔多斯多罗郡王董罗布、松阿喇布、多罗贝勒纳木扎尔额尔德尼、厄鲁特多罗贝勒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喀尔喀台吉哈嘛尔戴青、青海台吉盆苏克等来朝。十八日，西安府城外教场阅兵，这些蒙古贵族随驾观览，“窥见官兵整齐、队伍森严、甲冑鲜明、无不互相叹异。奏曰：臣等但知禁兵精练天下无敌，未知外省之兵亦皆如此。自当亿万年永享承平之庆”。当日，赐陕西官兵及蒙古诸王、贝勒、台吉等宴。康熙帝封达赖汗之弟青海台吉盆苏克为多罗贝勒，赐蒙古诸王、贝勒、台吉等缎匹银两。次日，又专门赐青海和硕亲王扎什巴图尔等、鄂尔多斯多罗郡王董罗布等、厄鲁特多罗贝勒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喀尔喀台吉哈嘛尔戴青等及地方大臣官员宴于行宫前。

西安地近蒙藏居住的西北，康熙帝在此设立了陕西省唯一的喇嘛庙广仁寺，表达对藏传佛教的尊重，也成为西北和康藏一带大喇嘛进京路过陕西时的行宫。该寺在西巡后建成，康熙帝撰写《广仁寺碑文》，旨在“顾念久安长治，务在因俗宜民”。而佛教的“利济之道”与朝廷的长治久安“指有同归”，期待发挥这样的作用：“五陵六郡之众，回向香城；外藩属国而遥，群游净土。贲神光之常护，上以祝慈寿于天涯，助王化之遐宣；下以锡民休于有永，其亦联绥怀环宇、顺导蒸黎之至意”。即使之成为西北民众的烧香之处，藏传佛教的信仰所在，以寺院护国佑民。清廷还令地方官府出资维持广仁寺，支持喇嘛教，这显然是出于控制西北的政治需要。

矗立在广仁寺的御制碑文，昭示着西巡的意义。《广仁寺碑文》介绍了这次西巡的内容：“省方设教，训吏宁人；已责除租，行庆布德；引年赐帛，奖学兴贤。所过山川、圣哲祠域遣修祀事，用弹精湮。凡所以禆邦政厚民生者，靡弗致其勤焉。又以运际承平，无忘武备，简稽将士，整饬戎行，发内帑之金钱，普军中之颁给，爰于演武之场，躬亲校射之典，以建威销荫之义，有观德习礼之风。”概括起来就是：改善吏治民风，蠲免钱粮，敬老奖学，尊崇圣贤以利邦政民生；整饬军务，奖赏兵士，御射示范，以观礼立威展示强清。

事实上，促进君臣关系的融洽也是西巡的重要内容。十月十九日在直隶获鹿，赐江西南赣总兵杨钧之母“闺范遐龄”四大字、杨钧“名将旧风”四大字，复赐银鼠褂、孔雀翎。在太原，十月二十七日康熙帝赐予官员书法作品，赐巡抚噶礼御书“云中朴素”、大同总兵官张文焕“建牙统众”、平阳总兵官马见伯“三军挟纩”、学院汪灏“典伦敦教”各四大字还有诗及对联不等赐山西布政使满都、四川布政使于准、山西按察使巴哈部倶“清慎勤”三大字及诗，赐原任布政使留枟诗，文臣自教官以上、武弁自守备以上四十九人倶赐御书。还赐原任大学士卫周祚“表率班联”、原任江南总督于成龙“高行清粹”、原任刑部尚书魏象枢“风度宏远”各四大字等。二十八日，又赏赐山西巡抚噶礼等官员珍贵的貂制服，装学院汪灏得到了人参。在西安，十一月十八日大宴群臣、蒙古王公，成为西巡中的一个君臣欢乐图景。当日康熙帝在教场箭亭，赐宴陕西官兵、蒙古诸王贝勒台吉等，“众官兵恭进皇上酒毕，蒙古王等及将军巡抚以下至官兵遍皆赐食。上亲赐将军博济、巡抚鄂海及副都统提督总兵等酒。又召诸协领至阶上令侍卫等饮之”。二十日在西安赏赐官员书法作品，计赐将军博济御书“列雅著赞”，总督华显“宣猷远迩”，巡抚鄂海“为政宽恕”，甘肃巡抚齐世武“凛天清风”，四川巡抚贝和诺“举动安重”，提督潘育龙“输忠阃外”，四川提督岳升龙“威信著闻”，总兵江琦“边陲良将”、何天培“才官力臣”、巍勋“陇西飞将”，湖北巡抚年遐龄“明法直绳”，贵州巡抚高起龙“文武为宪”，除了赏赐这些四字横幅外，还赏赐了诗、对联。二十一日，赐布政使鄂罗、能泰、按察使何嘏、鄂琦、道员黄明，俱“清慎勤”三大字，能泰、鄂琦又诗各一幅，赐呼户诺尔亲王扎西巴图尔等貂帽、貂裘、素珠等物。二十二日，赐予博济、华显、鄂海、齐世武、贝和诺、潘育龙、岳升龙、鄂罗、能泰等高中级官员马，赐华显御书“凝清堂”三大字。二十三日，康熙帝驻跸渭南县城内，赐西安将军以下协领以上、文臣总督以下知县以上、武臣提督以下参将以上及副将康泰父母眼镜，赐巡抚以下知县以上及武大臣人参，赐原任侍郎王承祖御书“林泉养素”四大字，又赐原任江西巡抚马如龙“绩著西江”四大字令悬墓前。十二月初六日，驻跸卫辉府，赐河南巡抚徐潮御制诗章，总兵方凯“严霜时雨”四大字及诗，布政使甘国基“古之方伯”四大字及诗。在直隶，还赐真定府迎驾副将标下兵丁银两。赏赐物品，有比较稀罕的眼镜（应该是老花镜）、人参以及珠宝，赐物中大量是康熙帝的书法作品，其实这是非常贵重的礼物，康熙帝称得上是书法家，又是皇帝的书法，可以说是无价之宝，而书法的内容既有勉励臣下的，如“清慎勤”三字官箴，更有表彰官员的话语。这些书法作品体现出深厚的儒家文化修养，表达了皇帝的文化身份，既赢得了臣下的感恩之心，又获得了汉族官员的政治认同。

四、西巡中的君臣互动

围绕西巡，君臣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西巡的重点是西安，康熙帝与川陕总督华显在西巡过程中的互动，最能体现康熙朝君臣关系的特色。华显身为觉罗，满洲正红旗人，初授宗人府主事，迁户部理事官。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三十五年随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三十九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旋为甘肃巡抚，未之官，调陕西。四十年三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说：“近见督抚内张鹏翮、李光地、郭琇、彭鹏、华显等居官最优。”十分欣赏华显，十一月华显便升为四川陕西总督。据说“甘肃流民数千人就赈西安，华显与巡抚鄂海出俸为有司倡，集资计口授粮，并拨荒地为业……陕民困重敛，华显饬有司禁私征，屏绝餽遗，军民称颂”。曾在康熙帝身边供职的华显仕途飞黄腾达，与康熙帝君臣相得。

任职西安的华显，远赴山西洪洞迎接皇帝。远途亲迎的华显不幸生病，却得到皇帝的格外关怀与照顾：“圣主不嫌奴才庸弱，令近前跪，细加询问。跟随二日，恩赏予食，殊荣异数。圣主临幸陕西，不幸奴才病，不能自持。时蒙天恩，不令奴才扈从，而准在前徐行，不时询问，又颁亲书恩旨。皇上亲临省城，奴才因病，不得随班效力，且复蒙殊恩。赐奴才弓箭、撒袋、鞍、缎、御用貂帽、貂皮端罩、貂皮袍；又赐皇帝御书、牌匾。奴才子富昌捧到，奴才跪受，见御字辉煌，奴才眼皆顿明，病势亦大减。迭蒙天恩，又降旨留医，以治奴才病。”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十一月十五日抵达西安，准备驻跸五天，计划二十日离开，然十九日时，将军博霁、巡抚鄂海、提督潘育龙等率官兵恳乞再留一二日。康熙帝答应再留一日。二十日，秦省官兵及绅衿士庶齐集行宫前跪，恳请皇帝再留一日。康熙帝决定再留一日。于二十二日离开西安，共计驻跸七天。事实上，十九日病榻中的总督华显亦曾上折挽留皇帝，华显先从私的方面说：“奴才不幸，忽然生疮，幸遇皇上，恩赏良医调治病，始得愈。又蒙天恩，每日垂问，屡颁训旨：好生调养，后必有效力之日。奴才每闻，感激涕零……今闻皇上即行回銮，奴才卧床，烦躁惶悚”；又从公的方面讲：“蒙皇上蠲免钱粮，赏赉兵丁，颁恩种种，奴才因病缠身，未能率兵民至皇上行宫跪请挽留，感愧无地”。请求多留数日。康熙帝在华显的奏折上朱批：“朕来之不易。来此见官兵齐整，民虽不富，但各家丰裕，米价贱，人心和，皆勤劳。尔等请朕多留数日，朕亦稔知，且朕亦深感惋惜。只是元旦已近，路远，万一稍迟，实有关系，无办法。已定明日起行，勿再恳奏。”

康熙帝归途中，还收到华显的两次谢恩折。二十五日，华显上折感谢：“皇上又赐奴才眼镜、鼻烟壶、高丽奇参。再奴才求医，皇上恩准所请行，命齐大夫留奴才处。荷蒙此养育之恩，实似天高，如地厚，奴才世世不能报答”。康熙帝朱批：“尔宽放心些，若能全朕再造之意，可谓无负于恩。若以未得送行皇上而郁悒，则尔事是小，将朕不能拯救之事，尔能承当耶？再至饮食房事，不可不稍戒。此系朕之直言。若遵朕旨则生，稍有轻慢，则命难保。朕之爱惜尔与否，全在此数言之中。朕今入河南界，地虽渐远，但朕亲书教诲者，近在眼前矣。”华显表达的是感恩图报，皇帝则关心他以至“饮食房事”，无话不谈，可谓推心置腹。隔了一日，华显再次谢恩，并向皇帝有所请求：“数日以来，因西洋大夫与齐大夫共议调治，奴才病势比先稍愈，但疮口颇深，毒素未减，精气甚弱，恐病缠身日久。奴才遂问西洋大夫有别样治法否，伊言除现用药外，别无他法。等语。奴才问齐大夫，言我有治法，但既与西洋大夫共治，则不可擅治。等语。伏乞皇上矜施宠恩，特谕齐大夫，尽力调治，则奴才蒙再生之恩，将无穷尽矣”。康熙帝朱批：“尔具奏谢恩知道了。朕亦想如何作速治愈尔病，齐大夫若有治方，宜速令调治。西洋大夫不堪用，朕甚着急。故令尔家人由驿急驰。齐大夫已有旨了。”十二月十一日，华显具折请安，康熙帝在华显的请安折上以朱批告诉自己的行程：“朕安。十六日经过保定府，将于十九日入京城，人马均无恙。此文给鄂海看”。同日，华显在另一折上奏报病情小愈，康熙帝朱批：“闻尔病小愈无妨，深慰朕怀。疮愈而腹违和，恐疮毒作祟，抑或医疮着风受寒缘故。缝制宽皮腰带，束心以下过肚脐处，想是有些好处。再其肚脐下一寸处，用无病少年之手掌揉之无数次，俾温热之，或许有效。将此谕给巡抚鄂海看”。康熙帝非常关心华显的病情，还分析病因并推荐了治疗办法。十三日，华显又奏报新添泻肚病情，担心自己在世不能太久，于是报告了自己几个儿子的情况，希望皇帝给他们报效的机会，还举荐巡抚鄂海、布政使鄂罗、道员祖荫洪勤于任事可以信用。同年华显病逝，翌年，赠华显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文襄。由上可见，康熙帝对爱臣华显的关怀无微不至。

由于华显生病，陕西巡抚鄂海担当起接待皇帝的重任，鄂海与康熙帝的互动也较多。鄂海，温都氏，满洲镶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历宗人府郎中，兼佐领。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命鄂海赴宁夏储备牲畜。简任陕西按察使，三十七年迁布政使，四十年擢巡抚。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鄂海向皇帝请安，康熙帝朱批通报了归途：“朕安。十二月十九日晌午前入宫。沿途未甚劳顿，人马无一耽误，安然到来”。同日鄂海还上折请求为皇帝西巡立纪念碑，将皇帝临幸西安展示的“文武奇才”垂留万年，列举了皇帝西巡使民目睹了皇帝的容颜、御射神箭、蠲免钱粮、赏赐书法作品等具体体现康熙帝朱批：“凡立碑者，惟为一时之名，并不能与永载实史可比。此事理应停止”。十八日，鄂海又向皇帝请安，康熙帝朱批告诉近况：“朕安。尔好？朕自西安回銮，忽忽两月。目睹西地文武官弁兵民和睦相处，凡朕所到各地，皆赞谕之。看尔谨慎，断非改变品行之人。以后尔能愈加勤慎洁己，钱粮清楚，以积贮为要务，则更副朕重视西地之至意”。康熙帝在与鄂海的互动中，保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

西巡还促使了山西巡抚噶礼贪赃枉法的案发。噶礼，董鄂氏，满洲正红旗人。自荫生授吏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五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噶礼从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中路兵粮，首达行在。寻擢盛京户部理事官，一年多三迁，授内阁学士。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抚。据说“噶礼当官勤敏能治事，然贪甚纵吏虐民。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或许考虑到皇帝正在西巡，四川道监察御史刘若鼐，疏参山西巡抚噶礼贪婪无厌，虐吏害民，计赃数十余万；太原府知府赵凤诏为噶礼心腹，专用酷刑，以济贪壑。下噶礼复奏，噶礼以御史刘若鼐疏参其贪虐各款尽属诬陷回奏。西巡后康熙帝对噶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十二月十九日，噶礼进呈数折，自然不忘向康熙帝请安，康熙帝朱批告诉归程：“朕体安善。十二月十九日正午前入宫，沿途并无劳累，随朕所有人等皆平安到来，驼马照常肥”。针对刘若鼐参劾山西官怨民忧、噶礼克扣钱粮等噶礼申辩道：“皇上巡幸山西地方，众官每日随后，士民欢悦，咸群迎于道左，将山西省事务，奴才做官优劣等处，何一件可以隐瞒皇上”。康熙帝很有分寸地批示：“此事知与不知者无不议论尔不必生气，自有公论也。只是官员保的很多，升的太快，因此不能不使人怀疑。此事尔心里亦明白罢。”这种语气，既有袒护又有警示，反映出君臣二人关系特殊。噶礼还上了谢恩折，说道：“皇上临驾之日，官民皆欢悦瞻望，老少齐集闾巷，无不高呼万寿者。况且圣主前屡免钱粮，赈济，且今复免各年民欠钱粮，屡加无穷殊恩。奴才为圣主驱使，由故关随至蒲州，每日恩赏二次。又入山西境内，赐御书新诗一张，驾到省城太原后，又赐奴才御书新诗一张。奴才为我母请赏匾联，蒙皇上体恤，赐匾联与奴才之母。又赐奴才御书督抚箴及匾额对联。又赐奴才貂皮帽一顶、元貂皮端罩一件、元貂皮袍一件以及各色美味食物哈密瓜、鲟鱼、诸样鹿肉等物共一大桌。复赐奴才妻元貂皮七十张。奴才恭送圣主毕，返回衙门之日，恭进皇上行宫瞻望，复得皇上赏留奴才之天马赋、对联、诗文瞻仰之，奴才已得传世之宝，即如跪瞻天颜。似此殊恩皆格外施予奴才”。如此赏赐，的确反映出皇帝对噶礼的厚爱，康熙帝也对参劾噶礼一事以“因仇参劾”结案，使得噶礼“已死之身即获复生”。康熙帝错爱噶礼，使得噶礼得到庇护。

康熙帝与西北其他官员也有互动。如返京后，康熙帝在甘肃巡抚齐世武的奏折上朱批：“朕安。尔好？朕于十（二）月十九日回宫，加之起程赴西安之日，今已两月余，清楚见到西疆大臣官兵和睦。自此以后，尔等尤当同心为国尽力”。西安将军博霁请安折说：“皇上为兵民生计巡幸各地，年内视察数省毕回京城，日理万机，且不敬歇息复诣陵。奴才于路旁跪送皇上毕，即于二月二日起行，本月二十四日来到西安，望阙笃请皇帝圣寿万安。”康熙帝朱批：“朕体安善。能御行走之苦，是尔心亦坦然罢。惟粮谷事，不时厪念，不能自止。民以粮为赖，粮麦若好，民即得苏矣。在宫里成长之古时主子们，什么也不知道，心里亦安闲。朕稔知农事，自春至秋，一时亦放心不下，此众人亦知之。据闻陕西地方麦子业已秀穗。将此情形，著尔每折必奏来。”臣下颂扬皇帝为兵民生计巡幸各地，皇帝自己也以稔知农事感到自豪。康熙帝离开西安时曾拨给博霁银两，命其在教场西北隅创建喇嘛庙，御赐庙名“广仁寺”，并赐大殿御书“慈运锡殷”大字匾额，建成后，“时西安满汉文武大小官员、兵丁、通城士民等皆齐集，纷纷拈香叩头，不胜欢悦，言皇上临幸西安，遍赏天恩，且建此大庙，未令民出一力，赏赐库银”。西巡还牵动着江南的官员。苏州织造李煦奏称，十月十一日皇帝西巡，他叩送之后起身南还，于十二月初六日到苏，并代江宁巡抚宋荦上奏说：“我皇上念切民瘼，巡幸秦晋，天恩覃布，万姓欢呼。今闻回銮伊迩，臣不获与在廷诸臣拜舞阙下，惟遥望九重，叩祝圣寿无疆而已”。

满洲重视主奴关系，也将这种依附与保护的关系引入君臣之间。奏折制度有利于君臣关系的互动，臣仆要向主子请安表达依附、尊崇主子，主子的朱批则表示关心、照顾臣仆。主子还通过赏赐臣仆礼物体现君臣一体的亲密关系。西巡过程中，康熙帝与华显、鄂海、噶礼、齐世武、博霁以及李煦等人的君臣互动频繁，交流看法，沟通信息，强化了君臣关系。

结  语

康熙皇帝西巡之前，已经有过东巡、南巡与北巡，唯独没有深入陕西进行西巡。所以康熙四十二年的西巡，完成了康熙帝的夙愿，使其巡幸构成了全国东西南北的体系。这是康熙帝西巡的一个出发点。

四十二年，康熙帝五十岁，像往常一样他拒绝了大臣为其上尊号的请求，表明一种务实的治国态度。该年对于康熙帝是不平凡的一年，他连续巡幸，实为巡幸之年。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南下山东、江浙，巡视堤工，长达59天。五月以结党罪拘禁索额图。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巡幸塞外，除了避暑行围巡视蒙古外，也是舒缓被索党破坏的心情，七月初一日由于皇兄裕亲王福全逝世，星夜返京；接着为了驱赶丧兄之痛，七月初六日至八月二十九日继续北巡，加上前一阶段，北巡共计90天。接下来就是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68天的西巡。这一年康熙帝共有217天在外巡幸。不过，年初的南巡是为了完成上一年半途而废的巡幸，北巡是每年进行的，唯独西巡是专门之行，可以说，康熙帝以西巡的方式为自己的五十大寿献上了一份大礼。

康熙帝西巡的兴致很高，一路吟诗。他的《御制文集三集》留下了西巡的14首诗作，即过固关入山西境、固关口号、平定州、幸西省至太原、渡黄河潼关驻跸、入陕西境、望华山、渭河见终南山、冬至日抵西安遥祝、长安行、西安偶作、回銮至华阴欲登华山因风雾所阻、由豫省回銮渡孟津、赐超玉和尚，可以说这些诗作记录了西巡的大致过程和所关注的事情。如过固关入山西，康熙帝咏诗二首，翰林院学士揆叙读毕称赞说：“谨观御制诗章不但声律精工，实古今不易之格言也。且诗中将地方形势、民间习俗无不包举，即一歌咏之间，未尝忘国计民生励精求治之意”。随着御制文集的刊布，上述诗作流传于世，成为西巡的历史记忆，展示了康熙帝能文善诗的文化君主形象。其实，西巡除了调查研究等实际的内容之外，正是要造就一个勤政爱民的圣君形象。无论是西巡的内容还是表达的意义，都在展示以儒家政治文化治国的象征性，表达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阐释清朝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康熙帝西巡的意义，虽有经营和抚定蒙藏边疆的成分，但出发点并不在此。

西巡以及其他巡幸，成为康熙帝的一种治国方式，也发挥着实在意义。康熙五十六年，发生河南阌乡等县官员私行科派以致亢珽等拒敌官兵一案，亢珽占据的神后寨曾是李自成所据之地，康熙帝对大学士九卿等说“朕巡行西安，由河南陕州而行，凡形势紧要之处，必留心登览，是以知之”，并认为缉拿亢珽并无难处。可见康熙帝的西巡还考察了具有军事价值的险要之处，了解地理形势，遇到情况，便于做出判断。康熙帝还总结了自己的巡幸之政：“朕理事五十余年，无时不以民生为念，凡巡行所至之地，即加访问，故于民之疾苦无有不知。”指出通过巡幸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制定相应的民生政策。

西安，是康熙帝西巡的目的地，历史上的西安又称长安，而巡视西安正是为了国家的长久治安，长安之旅——有此深意在焉。

* 本文选自《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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