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启钤是清末民初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与北京城关系尤其密切。本文运用清代档案及未刊函电，揭示了朱氏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处理瞿鸿禨儿子组织革命党事件之经过：跟随徐世昌办理京师巡警及东三省蒙古族事务等新政；辛亥革命后，又被袁世凯拔擢，充当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拥护袁世凯称帝，并亲自动员瞿鸿禨任职政事堂等史实。最后还对朱启钤在民国初年对古都北京的城市改造的贡献予以评说。

晚清政坛上颇出了一些能人，朱启钤便是其中一位。朱氏，字桂莘，别号蠖公，贵州省紫江（今开阳县）人，1872年生于河南省信阳县，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晚年，他将在北京朝阳门南小街附近赵堂子胡同3号的居所，称为“勤炳烛斋”。朱启钤虽然在科举道路上不是成功者，其功名仅仅是个举人。但是，由于有“贵人”相助，他本人又精明强干， 故能在清末民初政坛上，左右逢源，大展身手。以至于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还要向他请教北京旧城改造的有关问题。

朱启钤的名字最早进入我的心扉，是在1963年。是年九月，余由山西运城的康杰中学来到北京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初来乍到，古都北京巍峨辉煌的故宫建筑群，吸引了我。可巧，一个月后的国庆活动，人民大学组织我们在中山公园联欢。当我置身于中山公园时， 园子里郁郁葱葱的松柏，如诗如画的水榭，以社稷坛为主的众多古老建筑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我开始知道了最早开启中山公园大门者朱启钤的名字，并且开始留意这个历史人物。朱启钤的名字，对于了解清王朝灭亡以后北京城市的变迁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讲北京旅游，不可不讲朱启钤，其生平事迹在民国时期人物传内，虽有不少记载。然而，朱氏生平的一些重要精彩细节，史家却语焉不详。今据多年搜集的未刊函电及清代档案，略予勾勒，补充揭示。

朱启钤因家境不好，早年丧父，自幼随其母亲寄居长沙的外祖父家。其姨父乃是名震晚清政坛的瞿鸿禨。瞿氏目睹朱启钤学习勤苦，聪颖过人，故对这位晚辈格外栽培。瞿鸿禨视学四川时，出资为朱启钤捐了官。光绪二十四年瞿氏担任江苏学政，在他按试苏松太地区时，已有举人头衔的朱启钤，协助处理学务事宜，颇为得力。不久，朱氏被送朝廷引见，奉旨以试用知县官衔派发江苏委用。这样的试用知县，在江苏官场多如牛毛，想要补缺，仍是遥遥无期的。

可巧，庚子年北京发生的义和团事件，使朱启钤突然时来运转。当时，清廷上层的政治格局大有变动。逃亡西安的慈禧、荣禄等满族权贵，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决意抛弃那些在义和团运动中肇祸，昏庸颟顸的满洲大僚，在汉人中选拔可以使朝廷振衰起弊，刷新政治的文人学士。

光绪二十七年，义和团风暴刚过，身为军机大臣的瞿鸿禨，随同流亡在西安的慈禧、荣禄重返京师。次年，朱启钤也来到了京城，从此与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瞿鸿禨大权在握，他并没有自己出面，而是委托给张百熙来安排朱启钤。因为张百熙接受重办京师大学堂重任之后，学务繁忙。盖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不但负责大学堂事宜，还要管理全国各地学务，类似今天的教育部。此项工作开头还算顺利，可是未过多久，京城满人的守旧派人物，便将大学堂视为“无父无君”的渊藪，恶毒攻击。他们或造谣生事，或遇事阻挠，使张百熙的雄心壮志屡受挫折。

尤其是在守旧党荣庆担任会同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之后，张百熙更是心灰意冷，颇有知难而退之意。此时，身为军机大臣的瞿鸿禨，对他这位同乡多方支持，鼓励他知难而进，坚守京城这一片传播新学的土地。瞿氏致张百熙密函曰：“公于学务有益，学务于公亦相宜。吾两人苦心热血”，不可轻言退却。同时，瞿氏还把年轻有为的朱启钤推荐给张百熙。张百熙当然十分高兴，并且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给朝廷上书，举荐朱启钤担任译学馆监督。张百熙之荐折称：

学政大臣张百熙, 会同管理大学堂事务荣庆奏，为委任朱启钤接署译学馆监督，周景涛，接署提调，并请饬吏部暂免周景涛按月到部投供事……原派译学馆监督候补五品京堂曾广铨，现已丁忧回籍，所遗差使，查有原派提调之江苏试用知县朱启钤，才具优长，办事明敏，足胜监督之任，拟即委令接办，以资熟手而专责成。遞 遗之提调一差，查有刑部主事，呈改候选知县周景泰，学优才裕，品行端方，堪以派充。惟周景泰系候选人员，例应每月赴部投供。

现在译学馆开办伊始，事务繁重，凡当差人员，未能片刻离馆，合无仰恳天恩，饬下吏部，免其按月投供，仍照章选用，一俟轮选得缺，再饬赴部带领引见。出自逾格鸿慈，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

张百熙此奏说明，朱启钤在此次任命之前，已经是译学馆提调；而且，朝廷任命朱氏为监督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坊间所记3月，误。张百熙此片是有关译学馆的重要史料，从中还可以看出译学馆的开馆时间。朱启钤所去的译学馆，是一个北京城里很特殊的地方。它位于沙滩北大红楼对面的北河沿，其前身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同治元年所开办的同文馆。该馆于光绪二十六年因义和团风暴中饱受磨难，被迫停办。事件过后，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于是，将同文馆并入大学堂。张百熙接管大学堂后，奉命将同文馆改为译学馆，并且在北河沿购置房舍，很快招生开学，分设英、俄、法、德、日等国语言文字专科。

译学馆是造就“周知环球万国之情势，体用兼备，本末交修”人才的场所，这里人才济济，事务繁忙。朱启钤初到京城，便担任译学馆监督这样重要的职务，而且， 是要同京师大学堂里西学风气最盛的年轻人打交道， 对他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因此，他当差勤谨， 处处小心。对于姨父瞿鸿禨更是感激不尽，想尽一切办法报答这位大权在握的恩人。此时恰好逢到瞿鸿禨家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将朱启钤推到风口浪尖上。

当时，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迁，由于留日学生不断把海外新思想传播至国内，许多年轻人思想很容易受其影响，尤其是在京师大学堂这样的地方，得开风气之先，民主之风历来称盛。这里的青年人，很容易接受新思想。当时，瞿鸿禨的儿子希马正在译学馆深造，这位清末的“高干子弟”，不但受留学生的宣传，同情革命排满，而且还公然在他周围的同学中，物色同志，组织革命党，公然揭出反清旗帜。后来，瞿公子的一位同党， 感到事态严重，便向当局自首，将带头组织革命党的瞿公子牵扯出来。

朱启钤得知此事后，吓得一身冷汗。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姨表弟居然干出此等蠢事。万一传出去，不但瞿公子要大祸临头，而且还会殃及鱼池，给瞿鸿禨带来麻烦。朱启钤深感兹事体大，事不宜迟。于是，连夜来到姨父家里，商议对策。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他们决定先让瞿公子离开大学堂藏身他处，然后，再把这位带头自首并牵扯出瞿公子的青年人秘密处死，以图掩人耳目。为此，朱启钤开始在译学馆搜集这位告发瞿公子的青年学生的罪证，以达到其掩护瞿公子过关之目的。

然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瞿鸿禨与朱启钤设计杀人灭口的方案，很快被外人侦知，并且在京师大学堂学生中间迅速传播开来。盖因京师大学堂从成立以来，素有民主的传统，因此，学生们闻此消息，无不气愤填膺，奋起反对。于是，他们求助于京城各报馆。这些媒体从业者，对瞿鸿禨利用军机大臣的权力，以及自己安插在译学馆的亲信，同谋残害青年学子的行径，非常不满。在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后，个个愿意抱打不平，于是京城多家报馆联合起来，为这位即将大难临头的青年伸张正义。他们声言要将此事登诸报端，以激起京城民愤。

在媒体与强权的尖锐冲突中，朱启钤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这位头脑清醒的译学馆监督，生怕事态扩大，惹火烧身。于是，他再度与瞿鸿禨商议，决定向学生们让步。他们请出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另一位瞿氏之亲信，让他修书与京城报馆联系，表示不会发生迫害自首学生事，千方百计欲将大事化小。这位大学堂的主管官员，即是《庚子国变记》的作者，大名鼎鼎的李希圣。

李希圣（1861-1905），字亦元，湖南湘乡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后官刑部主事，曾被荐举经济特科。当时他在京师大学堂的职务是庶务提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负责处理大学堂的日常事务。李希圣本人思想开通，同情新政，曾为光绪帝因变法受辱愤愤不平，是张百熙在京师大学堂最得力的助手，又是瞿鸿禨的门生，故由李氏出面来调停，不失为明智之选择。

笔者在检索近代史所所藏晚清名人书札时，意外地发现了李氏与报馆主笔及京师大学堂学子们往复交涉的密函三通，内容至关重要，可谓北京大学最早学生运动的难得之史料。李希圣之密函曰：

某某观察仁兄大人阁下：日前得奉教言，甚慰。近日译学馆大有风潮，办事者颇难著手。且牵涉某政府之世兄，于全国学界大有关系，万不可以登报，请转告某君，嘱其保全学堂，万勿宣泄，想某君素号名通，必能听信，然亦非执事，不能婉劝某君也。

手叩，台安。

弟李希圣，十九日午刻。

报馆主笔在收到李希圣之求情函之后，觉得有回旋余地，便立即与京师大学堂内同此事有关的人员沟通，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协商，很快回信曰：

亦元先生执事：

译学馆之风潮，弟早有所闻，以有累学界，故未登报。旋闻瞿尚书欲置学生于死地，弟恶尚书之怙恶，惜某生之无辜，是以又拟登报。适逢执事赐函，今日已屏而不登矣。

窃以为，尚书既不能大义灭亲，亦不应挟嫌陷害，使某生果被其陷，恐举发者不止一人。尚书能灭尽天下人之口乎？执事既与瞿公密洽，何不婉言劝之，亦与学界有益也。况译学馆监督朱启铃为瞿之戚，总教员张缉光，为瞿公子之旧业师，一一牵连，于心何忍？

执事既以保全学堂为宗旨，当于此事留意，勿令朝廷因此致碍于学堂，致生阻力，尤甚于触瞿尚书之怒也。专此，敬复。

即颂台祺。弟顿首。

此通密函所提到的张缉光，字勋熙，湖南长沙人。张氏乃瞿鸿禨与张百熙的老乡，时任译学馆提调，刑部员外郎，承办铁路差事。张缉光与朱启钤，均是瞿鸿禨在译学馆中最亲信之人物。再有，笔者所见到的这些密札，均系抄件，作者姓名均被隐去。尽管如此，这些读书人的信件，义正词严，铿锵有力，他们藐视强权，主持公道的大无畏精神已跃然纸上。学生们对于军机大臣瞿鸿禨及朱启钤毫不留情面， 警告他们不要对学界无礼“亦不应挟嫌陷害；使某生果被其陷，恐举发者不止一人。尚书能灭尽天下人之口乎？”此次风潮充分显示了晚清北京城的文人学士以报纸为武器，不畏高官，追求正义的高尚情怀。为了确保此次争抗已经取得的成果，他们还以京城“学界不平人”的名义，写了一通公告函，将此事在学界公开。其文曰：

启者，瞿尚书之公子，在译学馆肄业，纠集同志，密图革命。同馆某生等拟纠同馆将其革命诸词出首，尚书深惧祸发，匿其公子。属该馆监督朱启钤究出为首举发之人，欲阴中以罪置诸死地，以灭其口。朱固尚书之妻党，以绝无学识之小吏，攀援而得此巨差，遂承意旨刻意搜罗，致动公愤，大起风潮。尚书之私人李亦元，虑有宣扬于尚书不利，乃函致各报馆，嘱勿登报。

某报馆主笔，复书允之。且嘱转告尚书，勿深究某生，持论甚正。尚书能从与否，尚未可知。然其阴险性成，恐某生终不免于难。某等志切同仇，不能不据实声明，以保善类。今将往来两书，录呈左右，以为碻证。

倘日后尚书有倡杀某生情事，某等必不甘休，亦望海内诸君子，大彰公道，协力相助，大局幸甚。

学界不平人公具。

此函揭示了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表明了早期京师大学堂学生们不畏高官，“感切同仇”、“保护善类”的精神风貌。他们看到同伴有难，便组织起来，联合京城各报馆的力量，与强权作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其实，瞿公子有勇气出面组织革命党，推翻旧政权，用现在的眼光看来，的确是一件大好事。它说明革命风气之盛，革命党人工作之细致用力，已经在清朝达官贵人的家里，得到验证。只是在当时人们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清王朝军机大臣来说更是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报馆主笔，与学界不平人均是匿名，使人至今无法知道这些文人学士的真实姓名。不过，应该告诉读者的是，因为这些密函，均保存在李盛铎的个人存档中，似乎可以说明李氏乃此次争执之重要当事人。李盛铎，字木斋，江西德化人，书香门第出身，甲午战争后，感于国难当头，与康有为、梁启超均为京师保国会之发起人，后投靠荣禄，百日维新中，曾被孙家鼐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办，后被派为驻日公使，其官阶与密札中所称“观察” 大体相符。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细节需要补充。此次京师大学堂风潮的调停人李希圣，在此事平息后，突然驾鹤西去，离开人世，颇使人感到吃惊。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了一份由京师大学堂的一位助教习向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提供的情报：《 关于李希圣于大学堂顿死的报告》。其文曰：

大学堂庶务提调李希圣，湖南人，光绪会计录之作者， 本月二十四日夜大学堂顿死。李希圣乃张百熙之亲信，彼死，张百熙益孤立。李原来为瞿鸿禨的门人，是学务部内部瞿势力之代表者。这样一来，京师大学堂内部湖南派的势力与影响更加削弱。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四月三十日大学堂助教习某报。

此通密报，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何如璋密报相似，日档中署名只是“助教习某报”，不具真实姓名。其实，在北京接受情报的日本官员，肯定知道情报提供者，只是怕走漏风声，向外务省只报告“某”。不过，使人吃惊的是，李希圣当时刚刚四十出头，精力旺盛，何以能于二十四日夜“顿死”于大学堂？此事颇有些蹊跷，令人不免生出许多疑惑。其死亡原因究竟是因急病所致，还是被守旧派暗算，抑或是因为大学堂事务处理问题不当而招祸，至今尚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此事对力主教育改革的管学大臣张百熙来说，是很不幸的，张氏亦深为李希圣之“顿死” 而感到惋惜不已。

也许是因为受此次学潮之影响，朱启钤深感京师大学堂乃是非之地，同学生、报馆打交道，亦迥非易事；而且，在姨父眼皮底下做事，易生嫌隙。于是，他通过关系，在此次风潮之后，调离译学馆监督的位置，离开京城，前往北洋。这位出面帮忙的不是别人，乃是徐世昌。

徐世昌，字菊人，长期在京师翰林院任职，因与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交深情密，逐步在晚清政坛上显露头角。徐氏与朱启钤在京城交往时间虽不太长，却慧眼识人才，他佩服朱启钤之办事干练，头脑机敏。于是，将朱氏推荐给正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兴办新政的袁世凯。

离开京师之后，朱启钤来到北洋，在袁世凯兴办的天津习艺所当主持。从此袁世凯对朱氏之行政办事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因为徐世昌重新返回北京政坛， 独操巡警部（后为民政部）大权，于是，又迫不及待地将朱启钤由袁世凯那里召回北京。当时民政部的职能， 有很大一部分是维持社会治安，类似现在的公安部。清廷正在北京、上海等地，仿照日本，实行巡警制度， 朱启钤即被分别任命为京师内、外城巡警厅的总负责。据清宫档案记载：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巡警部尚书徐世昌等奏，为委任朱启钤、荣勋分别署理外内城巡警总厅厅丞事…… 现署外城巡警厅厅丞段书云，于三月二十二日奉旨简放广东琼崖遗缺道，自应遴员接署，以便该员交卸赴任。查有署内城巡警厅厅丞朱启钤，堪以调署外城巡警厅厅丞员缺。

朱氏在京师外城巡警厅任职期间，曾参与破获审理维新党人梁铁君谋刺慈禧太后一案。此案之审理，使徐世昌看到了朱启钤之办事能力，迥非常人可及。

还应该说明的是，朱氏在担任巡警厅厅丞的同时，还兼任京城习艺所的总监。此项职务，同其在北洋时所主持的习艺所类似，是同一类型的机构，是负责对京城在押犯有轻罪的罪犯及无家可归的城市贫民实施教育的机构，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在押罪犯，实施一边服刑，一边教以各项技能，以期有用于社会的尝试，亦属于当时袁世凯、徐世昌等人推行巡警新政之一。

朱启钤对于习艺所事务颇为认真负责，对于有碍于此项新政的做法，坚决抵制。清档记载了一件领米事件。朱氏之咨文称：

习艺所为申请事，准警政司片粘抄仓场片，准户部咨复，以北新仓被灾，起出堪食白米，除闰四月分将八旗孀妇应领米三千余石全数发给外，尚余米一千余石，应从本月起，陆续给放各该处工艺赈米等因，咨部转行到所。

查被灾米石，虽尚堪食，较之常米，究竟减色。习艺所为改良监狱而设，一切施予，均宜格外矜恤，拟请宪部俯念习艺所、教养局等处囚徒习艺，均为新政所关，咨商户部转咨仓场给放各处，工艺食米仍照平常米色发给，以惠穷黎而昭平允，为此照具文申请，伏乞查核施行。须至申者，右申巡警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习艺所总监朱启钤。

朱启钤认为，不能因为习艺所收监督是囚犯和贫民， 就应该让他们吃大火烧过后遗留的次米。事关监狱新政，自然应公平办理。

那么，中国早期对正在服刑的罪犯实施教育的新政， 开始时究竟有多大规模。清档中保留了朱启钤写给巡警部的禀文一件， 从中可知其大略。朱文曰：

申请习艺人数及需用米石数目由。习艺所为申复事， 前准警政司移称，奉堂谕，此次变卖米价不敷之款，应由部发给，惟以后习艺所收养贫民日渐增多，原奏请领之陆拾石恐不敷食用，即著该所酌定习艺人数，每人应食若干，均匀计算，再候核办，相应移之贵所，希即遵照办理等因，奉此查本所建设房舍、监舍，原系两座， 向以款项艰难，地方窄小，暂以一座分房充监舍，一座不分房充工厂；监舍可容犯人壹佰伍拾人，此外，另有贫民宿舍，可容贫民陆拾人，两处合计可容二百一十人。即现在工厂亦仅能容二百一十人之数。每人每日均匀算计需米一升，二百一十人需米二石壹斗， 计每月需米六拾三石，原奏每次请领米六十石，尚不敷一月之用，若就原奏请领六十石米数， 酌定习艺人数，贫犯两项如收至二百人，似宜缓收，待有额出，再行续收， 否则，米石不敷分放，即监舍工厂亦有人满之患，现在犯人收至一百三十余人，贫民已收至四十人，以二百人数计之，祗剩二十余额，此额再满，即当由本所申报宪部，饬知内外厅暂行缓送，俟本所扩充地址，另建工厂得将现在工厂改为监舍后，再行加收。另请筹添人犯米石，以济食用。习艺所总监朱启钤。

可见，早期京城习艺所之规模并不大。由朱启钤禀文可知，以习艺所房屋可容纳犯人与贫民计算，最多可以收留二百一十人。每人每天米一升，全所每天需二石一斗，一个月共需口粮六百三十一石。又据清宫灾赈专题档记载，京城习艺所的管理人员，主要由委员、看守官、教习官、医官以及教习教诲师等组成，这同京城过去的刑部监狱已是大不相同。这些史料，可以说是京城对在押犯人进行近代意义上的劳动改造最早可信的记载。

鉴于朱启钤的出色成绩，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徐世昌再度上书清廷，请将朱启钤的职务转正。徐氏奏称：

民政部尚书臣徐世昌等跪奏，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厅丞， 员缺紧要，遵照章程，将试署胜任人员，请旨补授， 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等前因内外城巡警总厅有总京城警务之责，迭经奏明，遴派裁缺鸿胪寺少卿荣勋，试署内城厅丞，候选道朱启钤，调署外城厅丞。并于奏定章程内声明，派署如能胜任，再行请旨补授，钦奉谕旨允准在案。兹查该署厅丞等，于到任后，经理警务保安地方，均著成绩，一切事宜，亦能措置妥协。现经奏定，该内外城厅丞职掌专任……臣等详加查看，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朱启钤，志行坚卓，涖事勤劬，商民感孚，诸务修举，署任均将届一年，试验既属有效，情形亦既熟悉，实堪胜任，请予以简授实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可见，徐氏对朱启钤在京城内外巡警总厅的表现非常满意。朱启钤在京师外城巡警厅任上的第二个年头，遇上了清王朝垮台前的最后一次政治风暴，即丁未政潮。当时，以瞿鸿禨与岑春煊为首的汉族官僚，对贪污受贿、臭名远扬的庆亲王奕劻发动攻击。他们以揭发北洋大臣袁世凯向庆亲王之子载振行贿为突破口，试图为清廷的改革政治，刷新吏治出谋献策。可惜，瞿鸿禨等人书生气十足，他们不了解慈禧与庆亲王之间迥非寻常的关系渊源，因此，虽然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最后却功败垂成。

瞿鸿禨洒泪辞别京师之日，正是庆亲王等亲贵弹冠相庆之时。随着丁未政潮落下帷幕，腐朽的满族官僚又卷土重来。此次政潮是清王朝最高决策者又一次错误的抉择，它加速了王朝的腐败与灭亡。随着瞿鸿禨离开京师的，是庚子事变后随他一起平步青云的亲信， 诸如法部侍郎余肈康、报人汪康年以及朱启钤诸人，都先后离京南下。朱启钤回到了长沙的家里。后来，在袁世凯极力推举下，徐世昌升任东三省总督，朱启钤随即被奏调前往东北，担任蒙务局总办。

蒙务局是一个新成立管理蒙古事务的机构，朱启钤在东三省期间，周历哲里木盟等地, 考察政治得失、山川险要及风俗人情，决意要改变那里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文化落后的状况。朱氏还将蒙区的情形与外国相比较， 认为中国的蒙古地区同俄国的远东、日本的北海道很类似。于是，他提出到日、俄的相关地区考察，得到徐世昌的大力支持。徐氏在给朝廷的奏章中称：

再，前以三省蒙务，亟待经营，特奏请设立蒙务局， 以前开缺民政部外城厅丞朱启钤，督办其事。该员任事一载，周历蒙境，考查甚详，所议筹蒙各端，悉规久远。谓蒙荒空旷，首宜殖民兴垦，以充内力。斯由庶而富，由富而强，外患可以少戢，尤为探本之论。故该员于殖民一端，不惮悉心考究，以期见诸实行。

兹据呈称：查俄于东海滨，日于北海道，所行殖民政策，至为猛进，必须实地调查，以资考证。现在本局筹议各事，因款未筹定，举办需时，拟即乘此暇日，前往俄之东海滨省，日本之北海道游历一周，详细调查，俾于将来办事得有把握。该两处地方，距东省甚近，一俟考查事毕，再行回局任事。所有局务，暂由局内随办道员于驷兴，暂行照料等情。查该员热心调查，实事求是，现以局务尚简，呈请赴邻境调查，毅力实心，不无可取，自应准其前往，调查一切，以为将来办事考证之资，俾益蒙务，实非浅显。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由徐世昌的奏章可以看出，朱启钤对于蒙区的改造的确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且做了周密的计划，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正当朱启钤雄心勃勃地要在东三省蒙务局干一番事业之际，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清廷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袁世凯以“足疾” 被开缺，徐世昌从东三省总督调回邮传部任职。朱启钤在东北又待了一阵之后，很快随徐世昌到邮传部任丞参。当时清廷的邮传部，不仅负责邮政，而且分管铁路修建与全国交通事宜。朱启钤是主持津浦铁路北段修建的总办。从此，开始了他在交通系统的职业生涯。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使中国的历史开了新纪元。朱启钤本人也遇到了新的挑战。武昌起义爆发后，雄心勃勃的袁世凯东山再起，并于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又就任大总统之职。朱启钤在袁世凯执政的头两届内阁里，担任交通部总长，并曾短期代理内阁总理；而后又任内务总长。可见，袁世凯看重朱启钤的才能，不断委以重任。朱启钤亦甘愿为袁氏出力。

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后，却处心积虑地密谋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于1913年解散了国会。1914年元月，袁氏将内阁改为他指定的政治会议，接着又悍然废除了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制定的《临时约法》，取而代之以袁氏的《中华民国约法》，即所谓“新约法”，然后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进行了总统大选，袁世凯实际上已成为终身大总统，而且子孙可以世袭。然而，贪得无厌的袁世凯还不满足，他的最终目标是黄袍加身，南面称帝。于是，袁世凯又下令撤销了国务院，于1914年5月3日建立了直接听命于大总统的政事堂，并设参政院代行立法权。而参政院中的参政，则罗致了不少清朝的遗老遗少。

政事堂的设立是袁世凯称帝的重要一步，表明他已经彻底与民主共和背道而驰了。

袁氏所设立的政事堂以法制、机要、铨叙、主计、印铸五局及司务所组成，设有国务卿及左右丞主理政事，下设局长、参议、所长等职。在图谋称帝过程中，袁世凯过去的几位挚友都不太赞成，以为是背时代潮流而行，前景不妙。尤其是老谋深算的徐世昌等，虽未公开反对，却态度消极，劝袁世凯三思而后行。然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朱启钤由于受袁世凯的百般宠信， 为报答知遇之恩，全力拥护袁世凯称帝。他天真地以为，袁氏的想当皇帝的梦想，必能变为现实。于是， 他不但尽力张罗袁世凯称帝之事，而且还把清王朝垮台后在沪上闲居的姨父瞿鸿禨也请出来，为袁世凯的帝王梦捧场。

本来，在丁未政潮期间，袁世凯与瞿鸿禨是分属于相互对立的两个派别。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迫不及待地要清朝的遗老遗少们来为自己装点门面。尤其是像瞿鸿禨这样晚清政坛上很有人望的“中堂”出面帮衬，更为得力。因此，朱启钤亲自出面疏通，使袁世凯与瞿鸿禨摒弃前嫌。袁世凯于政事堂成立伊始，便聘请瞿鸿禨为参政。袁氏致瞿鸿禨等人的电报称：

上海瞿子玖、萨鼎铭、袁海观、冯梦华、樊樊山诸先生：

时势变迁，忧扰几及三稔，生民痛苦，国本漂摇，得不亡者几希。今虽大局粗定，而承破坏之后，道德沦丧， 秩序荡然，洪水猛兽之灾，将恐复见今日，前途茫茫， 莫知所趋；国之存亡，匹夫有责，况诸公一时人望， 身系安危，忧国之诚，切于饥溺，顾兹颠沛，能勿动心？参政之设，所以审议重政，建树国基，要在整饬纪纲，挽回风化，庶几神明之裔，不至沦为牛马奴隶。鄙人顾慙 衰朽，承乏大任，勉力负荷，深惧弗胜，扶颠持危，所赖同志，望即早日来京，共图匡济，幸甚。望复。袁世凯。勘。

据原抄稿注释， 上文中的瞿子玖系指瞿鸿禨，萨鼎铭为萨镇冰，袁海观即袁树勋，冯梦华即馮熙，樊樊山即樊增祥。以上五人，或为封疆大吏，或为文武能员，均系晚清政坛上活跃人物，辛亥革命后闲居沪上，被袁世凯聘为参政。

瞿鸿禨在接此电后，复称：

大总统钧鉴：电谕谨承，同深感服。时危民困，扫地无余。幸赖综画忧勤，始得渐臻安定。明谕拳拳，于整饬纪纲，挽回风化，实惟生灵之福。荷蒙优召，虽慙浅陋，敢不奋兴，惟暮齿衰退，皆在病中，一时势难北上，惟有赶紧调理，冀答盛怀，（ 按：原稿尚存“盛怀”下，尚有“熙又新患目疾，据医云，久恐成废”）伏祈鉴宥，肃。艳。

  以上是瞿鸿禨本人所保留的致袁世凯回电之底稿。由电文观之，瞿氏之回电是留有余地的。他以“年老多病”为由，试图在沪上观望局势，再作决定。盖因瞿鸿禨本人久经沙场，老马识途。他深知，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全国上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波涛汹涌，与袁世凯誓不两立者，朝野大有人在。因此，瞿氏在回电中，在赞赏袁氏“整饬纪纲，挽回风化”，是为“生灵之福”的同时，仍然表示要待在沪上“赶紧调理”。此电稿的发现可以证明，《湖南省志·瞿鸿禨传》所谓“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后，迁居上海。后被袁世凯聘为参政员，坚辞不就”说法不确，准确地说，瞿氏是半推半就。

在收到复电之后，袁世凯命政事堂致电瞿鸿禨，其电文称：

大总统政事堂致上海瞿子玖等电（民国三年）

瞿子玖参政、馮梦华参政：

奉大总统令：“艳电悉。国基初定，时局尚艰， 补救扶持，端资硕德，盼早来京，共襄要政；京师风土适宜， 自易调摄也”等因，特达。大总统府政事堂，卅一。

在被袁世凯聘为参政的五人中，只有瞿鸿禨与馮熙二人虽表示赞同，但却均在“病中”，故而政事堂致电催促二人赴京“调摄”，不必滞留沪上。

朱启钤比起其姨父来，似乎显得不够老练成熟。他以为袁世凯大权在握，此事必能成功。因此，仍然希望瞿鸿禨能尽快离沪赴京，不久，袁世凯又将瞿鸿禨聘为政事堂的高等顾问， 以示诚意。于是，朱启钤亲自致电其姨夫称：

静安寺路瞿宅：

玉密电谕，昨已转陈总统；跂盼早临，共谋治道，意至恳切。现派政事堂佥事章华，奉书将币，诣沪祗迎；并有专函，聘请钧座为高等顾问。参政中同致聘请者， 止李仲宣、赵次珊、丁循卿三君。蒲轮鼎养，礼意独隆。其诚款尤可概见。谨先电闻，余由章君面达。钤，歌。

上文中的李仲宣即李经羲，赵次珊即赵尔巽，丁循卿即丁振铎。清王朝垮台前此三人均曾担任总督之职。朱启钤电报中所说的“蒲轮鼎养”，则是指古代为了使车轮行走安稳，特别以蒲草裹轮；专门指君主征聘年高德重之人时，所用的礼仪。如南北朝庾信《哀江南赋》即有“ 阶庭空谷，门巷蒲轮”之句。朱氏之电报，显示了他对袁世凯称帝计划抱有十足的信心。因此，这位姨甥又是“奉书”，又是“将币”，盼望瞿氏能早日就道，以便与姨父再度重温同官京城，享受富贵荣华之美梦。

袁世凯的洪宪皇帝美梦到1915年后半年达到高潮。是年8月杨度、严复等人，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招牌，成立了筹委会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朱启钤更是不甘落后，为袁氏当皇帝尽力。

当时北京政坛风云激荡，瞬息万变。1915年10月6日参政院为“尊重民意”，要各省选举国民代表，举行所谓“ 国体投票”，结果全都拥护君主立宪。于是参政院出面上书，拥戴袁氏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宣称接受帝位，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次年为洪宪元年。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举行了登上洪宪皇帝宝座的“旷世盛典”。许多文武大臣前来中南海朝贺。为隆重起见，袁世凯还准备于1916年1月1日在紫禁城内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朱启钤被任命为洪宪皇帝登极大典筹备委员会的总负责。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上下的坚决反对。1915年12月25 日蔡锷等于云南宣告独立，出兵讨逆，护国战争随即爆发。袁氏焦头烂额，深感末日来临，于是取消了1916 年元旦在紫禁城内的登极大典，并于6月6日忧惧而死。朱启钤紧跟袁氏，在历史重要关头，走了一步错棋， 终以帝制祸首之一而遭通缉。

辛亥革命后，北京城市面貌开始发生剧变，此种变化持续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然而，只要研究这座城市变迁历史，人们就不能不想到朱启钤这个与北京紧密相关的历史人物。

朱启钤在民国初年担任内务部总长时，曾兼任北京市的市政督办。在此期间，他主持了对北京市核心地区的改造，使北京由一个过去的帝王之都，开始变为广大国民当家作主的大都会。帝王将相的坛庙，化作普通百姓之乐园，京城面貌焕然一新。尤为人们称道的是开启中山公园的大门。

中山公园是中华民国建立后，在北京开辟的第一个公园。这里环境清幽，古柏参天，千姿百态，苍劲挺拔。这块地方在唐代时曾建有一座古刹，辽代时更名为兴国寺。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建都后，因其紧邻紫禁城，于是，在这座古老的寺庙里，建起了社稷坛。

社稷坛是中山公园的核心建筑，明清两代的帝王都在这里祭奠社神和稷神。所谓“社神”是土地神，而“稷神”则是五谷神。总而言之，这里供奉的神灵是与江山社稷和农业收成直接相关的。现存的社稷坛，是一片风格独特的汉白玉建筑，四面见方，共分三层，由下而上，逐渐缩小，顶上铺着黄青红白黑五色土，土下埋有社主，体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之天子独尊观念。

在社稷坛的四周，还设有围墙，东西南北各开一棂星门。位于北门之外的高大建筑为祭殿，再北为拜殿。明清之际，每年开春，皇上都要来此祭拜，以求苍天保佑，五谷丰登。光绪朝军机大臣、帝师翁同龢，曾多次记载光绪皇帝来社稷坛行礼道情形。如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四日，翁氏写道：

晴，丑正大风起，天明时更甚，极寒如严冬。是日， 寅正，上诣社稷坛行礼，因风在殿行礼。卯初一刻回。

如上所记，因为风大天寒的原因，光绪皇帝在凌晨3时祭拜社稷坛，改为在殿堂内行礼。而且，由翁同日记还可以看出，每逢京师干旱不雨，或者是全国某省有了重大灾情，皇帝都要来到这里祈求苍天，以降甘露。

如光绪初年，北京山西等华北地区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翁氏日记详细记述了清廷在社稷坛的祭祀情形：

光绪二年闰五月初七日

晴朗。是日遣王诣社稷坛祷雨，南书房撰文，仍分遣王公于三坛及黑龙潭等处致祷，上亲诣大高殿、时应宫拈香，余以感冒未陪祀，夏子松往。

类似记载，在翁同日记中还有很多。然而，自从此地改建公园之后，社稷坛的功能，已彻底改变。朱启钤曾经写有《 中央公园建置记》：

民国肇兴与天下更始，中央政府既于西苑辟新华门，为敷政令之地。两阙三殿，观光阗溢，而皇城宅中，宫墙障塞。乃开通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为东、西两长衢。禁籞既除，熙攘尔便，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巨丽。乃于民国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以经营之事，委诸董事会。园规取则于清严偕乐，不谬于风雅。因地当九衢之中，名曰中央公园。设园门于天安门之右，绮交脉注，绾毂四达。架长桥于西北隅，俯瞰太液，直趋西华门，俾游三海及古物陈列所者，跬步可达。西拓缭垣，收织女桥。御河于园内南流东注，迤逦以出皇城。撤西南垣，引渠为池，累土为山，花坞水榭，映带左右，有水木明瑟之胜。更划端门外西庑旧朝房八楹，略事修茸，增建厅事，榜曰公园。董事会为董事治事之所。设“行健会”于外坛东门内驰道之南，为公共讲习体育之地。移建吏部习礼亭，与内坛南门相值。东有来今雨轩及投壶亭，西有绘影楼、春明楼、上林春诸胜。复建东西长廊以避暑雨。迁圆明园所遗兰亭刻石，及青云片、青莲朵、寒芝、绘月诸湖石，分置于林间水次，以供玩赏。其比岁，市民所增筑如“公理战胜”坊、药言亭、喷水池之属，更不遑枚举矣……启钤于民国三、四年间长内部，从政余暇，与僚友经始斯园，园中庶事决于董事会公议。凡百兴作及经常财用，由董事蠲集，不足则取给于游资及租息、官署所补助者盖鲜。岁月骎骎已逾十稔，董事会诸君砻石以待，仅述缘起及斯坛故实，以谂将来后之览者，庶有所考镜也。民国十四年十月十日，紫江朱启钤。

观此记载，可知中山公园创建的曲折经过及朱氏等人所做的具体工作。他发动绅士、商人捐款筹资，从开设园门到疏通水道，从累土为山到引水为池，架长桥以观太液，修水榭以增名胜，处处都凝聚了公园构建者的高超智慧。1925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京病逝，曾停灵于公园之祭殿，以便北京市民前来吊唁瞻仰，从此以后，遂改名中山公园。

朱启钤在担任市政督办期间，除了开辟中山公园外，还对北京城的核心地区进行了改造。先后打通了东西长安街，开辟了新华门；拆除了正阳门瓮城，改建前门箭楼；并将昔日的棋盘街、千步廊改变为辽阔宽广的天安门广场，还先后开放了三海、故宫三大殿、天坛、先农坛、国子监、文庙等处风景区，昔日的皇家禁苑，一变而成平民百姓的乐土。中山公园成了近代北京城第一个供民众享用的公园。据说，在改建京城正阳门时，袁世凯专门制作银镐一把，赠与朱启钤，镐柄有以下文字：“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启钤接获此镐，深感重任在肩， 在开工典礼上即用它拆去旧城上的第一块砖。朱启钤非常爱惜此银镐，长期珍藏，直到去世后，其子海北将此镐赠清华建筑系作永久的纪念。

清末民初的朱启钤，遇到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时刻。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迅速演变成轩然大波。二百多年的清王朝遭遇了灭顶之灾，高高在上的皇帝被打翻在地。过去以天子为中心的城市功能发生了巨变，祭天、拜地的坛庙，统统都排不上用场。于是，旧都的改造已经提上日程。朱启钤已由一个昔日的旧王朝臣子，变成了京城改造的领头人物。他在北京城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改建，将昔日的帝王宫殿，变成普通老百姓享受的乐园， 颇受后人称道。当然，民国初年北京城的巨大变化与广大民众与能工巧匠的参预密不可分，然而，朱启钤的倡导之功，亦应予以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