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北京西郊的畅春园，不仅是清代君主康熙皇帝日常生活的主要居所，亦为其处理王朝行政事务，享有社会文化空间的重要场所。这座离宫御苑的一草一木，一殿一阁，均浸染了康熙帝具有个性色彩的生活理想、政治理念以及文化诉求，笔者拟以畅春园为中 心，从上述三方面深人探讨康熙皇帝的“园林观”。所谓“园林观”，本文特用以宏观考察康熙帝在畅春园的营建以及园内生活、行为诸方面所展示出来的对园林功能的独特看法。

乐享天伦——畅春园的生活功能

      “宫馆御苑，足为宁神怡性之所”[1]，应该看到，康熙帝兴建畅春园 的最初动机还是为了怡情养性，调剂生活。为久居皇城之中，政务繁忙的君主提供排忧解愁、 乐享天伦的生活空间，是畅春园的首要功能。

畅春园为疗疾之所

初建畅春园，与康熙十八年（1679年）入秋之后皇帝生病直接相关。如康熙帝自己所言：

朕临御以来日夕万几，罔自暇逸，久积心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构为别墅。[2]

      前明李园的美景让病中的皇帝乐而忘忧，身心舒畅，从而下定决 心，依照旧园规模，兴建新园，故而，在康熙帝眼中，畅春园首先是疗疾之所。以山水自然的美景，治愈人世之烦忧与纷扰，园林的这一功能给皇帝留下至深印象。每每一场疾病最严重的阶段过后，皇帝都会亲赴畅春园调养身体。

畅春园为亲近自然、乐享田园渔猎之所

      畅春园之所以多次在康熙帝患病之时起到抚慰身心，颐养身体的特殊功效，则源于其山水自然之美景，以及康熙帝在园中能够享受到的怡然自得的生活。畅春园是康熙帝亲近自然、乐享田园渔猎之所。

康熙帝首次考察海淀，为其地之泉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然风光所叹服，为此康熙帝选址李园，兴建畅春园。在康熙帝的园林观念中，保 持自然之美占有重要地位。为此，畅春园的建设首要任务为充分发挥万泉庄一带泉水的作用。如张宝章所言，“畅春园建成一座山环水抱的水景园”，“畅春园的四周围墙，全在万泉河水的包围环绕之中”[3]，园内河湖可以行舟，亭台楼阁亦依水而建。河湖流动，增添了畅春园的自然之美。

园内诸花，亦是康熙帝心头之爱。赏花吟诗，成为其园内生活的重要内容。康熙帝曾写诗《（畅春）园中无处无花，触目皆是，故作词自嘲》，诗中写道：“无花无酒亦氤氲，况有清香到处闻。万紫千红虽瞬息，古稀吟咏忘辛勤。”[4]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行军途中，仍不忘畅春园内花木状况。据潘良栋口述，“皇上途中，于三月二十五日见杏花开，曾问及京城如何”。为此，皇太子允礽上奏折汇报，“桃花三月十三日开，杏花自十九日始开。”[5]

康熙帝还尝试将南方植物移植到畅春园，“江南梅花正月即放， 至五月始实。朕取至畅春园种之，见其三月花放，亦于五月结实。 花放于两月之前，而同至五月结实，此皆水土之故也”。

畅春园为乐享亲情之所

     畅春园是康熙帝京城之内的第二居所，其地位仅次于紫禁城内的皇宫，皇室成员自然也聚集在畅春园之内，乐享亲情。首先，畅春园是皇太后常驻之地。康熙帝“奉事太皇太后、皇太后竭诚尽敬，历久弥殷”[6]园林刚刚建成，就迎接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园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初六日，康熙帝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出西直门，驻跸畅春园。同年五月十一日，康熙帝率皇太子迎太 皇太后至畅春园。孝庄太皇太后去世后，康熙帝则奉皇太后——即孝惠章皇后在畅春园内居住。据统计，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到六 十一年（1722年）几十年间，玄烨共到畅春园249次，而专奉皇太后同来园者，则有38次。皇太后在畅春园内驻跸的场所有澹泊为德行宫、 闲邪存诚、谦尊堂、雅玩斋、镜峰等处。

      其次，畅春园及园林四周亦为康熙皇子聚居之所。皇子聚居畅春园四周，当然为方便其在畅春园内的活动。园内无 逸斋，为皇子读书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六月初七日，上御畅春园门，皇太子及皇子四人侍命，康熙帝命尚书达哈塔、汤斌，少詹事耿介等侍读。

      对康熙帝而言，畅春园是生活气息浓郁的皇家园林，于个人身体而言，可以排忧解闷，休养身心；于政务余暇的休闲时光而言，可以融入自然，体验民生，享受田园渔猎。于皇室家族而言，可以孝敬长辈，承欢膝下，又教导晚辈，尽享天伦。就畅春园来说，皇家园林在康熙帝的日常生活中展示出了层次丰富的功能，是连接自然与人文的过渡空间，是沟通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桥梁，又是联系皇帝个人与家庭的亲情纽带。

避喧听政，畅春园的政治功能

     畅春园之区分于一般私家园林的根本特点在于其皇家园林的政治属性，园林既为皇帝生活之所需，又因皇帝特殊的身份而与王朝统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园林为避暄听政之所，是康熙帝园林观念的又 一体现。畅春园成为紫禁城外京城的又一政治核心地带，在清代官书中有微妙体现。

      其一，畅春园与京城并列。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起，允祉报告皇父的奏折中，畅春园与京城并列。如《允祉等奏报直隶蝗虫情形折》，中有“前五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天色将晚，京城、畅春园 一带见有蝗虫一二群自东南向西北飞过，并无站落。今看京城、畅春园一带全无。”[7]等。这些奏折表明，畅春园与京城地位同尊。

       其二，重定历法，测量天文数据，以畅春园为中心。制定历法，是帝王权威的标志之一，而制定历法，又以北极高度， 黄赤距度最为紧要，这些数据，康熙帝均令于澹宁居后逐日测量，畅春园内实测获得的天文历算数据成为制定历法的关键依据，这体现出其在王朝统辖领域之中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

      畅春园所处理的繁复政务之中，又以处理民族关系以及中外关系问题更为重要。为加强满蒙关系，康熙帝多次在畅春园内赐宴蒙古贵族，并逐渐形成定例。重视对外关系，故畅春园多次成为接见外国来使之地。

稽古右文——畅春园的文化功能

    对酷爱传统文化的康熙皇帝来说，畅春园的文化功能尤为重要。 借助园林营造的自然生态空间，建设稽古右文的人文环境，以实现教化天下的文化目标，这是康熙帝园林观文化层面的体现。

      畅春园是康熙帝的读书处和藏书处。康熙帝和诸皇子均读书园中， 畅春园内自然成为一处集中的皇室藏书处，畅春园内的佩文斋、渊鉴 斋、讨源书屋、清溪书屋等处，均有大量藏书。

      畅春园也是康熙帝的修书处，康熙在位期间园内编修了数部大型书籍。如蒙养斋原为诸皇子读书的地方，后为了编纂律吕诸书，集中了一批从全国征召来的著名学者，如方苞、魏廷珍、何国宗、梅穀成、 明安图等。为编译《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书，蒙养斋成为临时性的修书机构。

      畅春园还是康熙帝赏赐汉臣以及与汉族文臣吟诗唱和之处。游览畅春园是对汉臣至高的奖赏，如高士奇59岁时告老还乡，康熙让他遍游畅春园，赐给他酒和亲笔书写的“莱衣昼锦”四字，以示衣锦荣归。

     综上，笔者从生活、政治、文化三方面一一阐述了畅春园在康熙帝统治时代所发挥的功能。应该看到，康熙皇帝的园林观，生活、政治与文化三位一体，互为补益，缺一不可。这种多元的功能令畅春园的园林景观更富层次感，并增加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值得深入总结。

参考文献：

[1]清圣祖：《畅春园记》，故宫博物院编《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卷13，海南出版社，2000年。

[2]清圣祖：《畅春园记》，故宫博物院编《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卷13.

[3]张宝章：《畅春园记盛》，第11页，第12页，开明出版社，2009年。

[4]转引自张宝章《畅春园记盛》，第18页。

[5]《皇太子允扔奏谢赏物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61页。

[6]《清圣祖实录》卷1。

[7]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75页，第431页，第449页。

*节选自《康熙皇帝的“园林观”——以畅春园为中心》，选自阚红柳主编《畅春园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