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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南苑的历史发展及其功能
来源:   作者:刘仲华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1/12/08

清军入关后,尤其是在顺治朝和康熙朝前期,由于京西的三山五园尚未建成,利用明代宫苑就成为清廷的主要措施。清廷将明代南海子作为皇家御苑的基础重新修葺,取名为“南苑”,历经清前期的建设,至乾隆朝达到鼎盛。晚清时随着私垦的泛滥,南苑在清末最终放开垦种,结束了其皇家苑囿的使命。

一、南苑在清代达到鼎盛

南苑是清初的重要宫苑,顺治帝经常来这里,有时甚至好几个月驻跸于此。例如,顺治十一年(1654)十一月至十二年(1655)九月,顺治帝长期居住于南苑。十五年(1658)重修了明朝的两处提督衙门,更名为新衙门行宫和旧衙门行宫。此外,顺治朝还修建了德寿寺、真武庙、关帝庙等。

康熙时期,康熙帝经常在南苑行围、阅兵,南苑建筑也随之增加。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把南苑原来的5个门增加到9个门,即南红门、回城门、黄村门、大红门、小红门、东红门、双桥门、西红门和镇国寺门。三十七年(1698)又在9门基础上增加14座角门,以便于耕种南苑的海户进出。康熙三十年(1691),建永慕寺,位于小红门西南。三十三年(1694)重修永胜桥。五十二年(1713)建南红门行宫,主要用于康熙帝在检阅军队、行围狩猎之后的休息。

雍正帝对南苑的建设不多,主要是雍正四年(1726)对南苑水系的治理。当年,雍正帝命修水利,引凉水河入运河,于是在高各庄分流南引,入凤河故道,一路挑挖,入淀河,最后汇入运河。凤河水系的整治,使得周围大量农田受益。雍正八年(1730)建宁佑庙,位于晾鹰台北六里许。

乾隆朝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实力增强,南苑的建设进一步增多。乾隆三年(1738)重修关帝庙和元灵宫。二十八年(1763)重修旧衙门行宫。二十九年(1764)重修永慕寺。三十九年(1774)重修马驹桥和碧霞元君庙。四十二年(1777)新建了面积达400亩的团河行宫。四十五年(1780)改建德寿寺。五十四年(1789)改建南苑的土墙为砖墙。

经过乾隆一朝的修缮与建设,南苑形成了4座行宫(旧衙门行宫、新衙门行宫、南红门行宫和团河行宫)为主的御园格局。此外,乾隆时期在南苑还有两次治理水系的工程。经过不断修建与整治,清代南苑的格局基本奠定。

二、南苑管理及其物质生产

清初,南苑归并采捕衙门,顺治十六年(1659)始设南苑官。顺治十八年(1661),设员外郎2人。康熙八年(1669),于员外郎2人内改1人为郎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设奉宸苑,南苑与景山、瀛台等处一并归其管理。至乾隆时期,掌管南苑的奉宸苑官员包括郎中、员外郎、主事、委署主事、苑丞、苑副、笔帖式等。

从管理职责分工来看,南苑郎中、员外郎、主事、委署主事等官,掌管南苑官职升除及分管九门草甸、围墙之事;苑丞、苑副等官则掌管看守直宿、陈设器皿诸事。南苑守卫设南苑总尉1人,正四品,防御8人,正五品,则掌管南苑九门门禁,统帅所属官弁兵丁、稽查出入并负责巡防守卫。

南苑的日常维护和运转,主要由苑户和海户等劳役人员承担。苑户主要设于南苑各处行宫、寺庙等处,专司洒扫、坐更等事,一般由身份较低的旗人充任。

苑户之外,在南苑中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即海户,主要从事饲养兽禽、维护苑墙、栽培林木等劳役工作。原定南苑海户1800名。海户与清代其他贱民阶层身份相同,身份世袭,如果出现缺员,则以其子弟顶补。

至乾隆时期,海户基本固定为1600名左右。海户地位低贱,承担着南苑最繁重的维护和劳作任务,每逢大阅,皇帝也常常怜其生活困顿,予以赈济赏赐。

南苑不同于一般的御园,它具有一定的物资生产和供应功能,主要是供内廷使用的马匹、牛羊乳制品以及果蔬等物资。

首先是马匹,主要供应皇帝和皇子使用。清制,在京城设内外马厩,内马厩设于皇城,外马厩设于南苑。康熙年间定例,南苑御马、内马共6厩。每厩附巡群马30匹,牝马10群,每群200匹。雍正元年(1723),每厩驽马额定240匹。十一年(1733),定南苑6厩内设挏马1群、额腾马10匹、牝马80匹,以备取马奶之用。

乾隆二十八年(1763),将南苑6厩内的巡群马每群各裁汰10匹。三十五年(1770),南苑6厩巡群马每群又各裁汰10匹。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将南苑原设6厩裁撤2厩,剩下4厩。在整个清代,南苑是宫廷御用马匹的重要饲养地点。

其次是供奉内廷日常所需的乳制品。自清初,清廷就在南苑设外牛圈3处、供应乳饼圈1处,专门供应鲜牛奶、乳饼等乳制品。以乾隆年间为例,南苑三牛圈每日应交牛乳120斤。此外,内廷各宫殿、皇家寺庙每年所用乳饼,也均由南苑乳饼圈交送。皇帝每次在先农坛举行耕藉礼所需要的耕牛一般也由南苑负责蓄养。

再次是果园,主要供应内廷所需的新鲜蔬果。清制,内廷日常所需的蔬菜瓜果,一般由内务府所管辖的庄园供应。康熙十二年(1673)奏准,南苑内设果园5所,每年交纳各种桃李。十六年(1677)奏准,果房设掌果2人,司果执事12人,专司征收各色果品,以备各处供献内廷之用。

另外,南苑还供应草料。南苑水草丰美,所产草料不仅供应苑内所蓄养马匹、牛羊所需草料,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供应着京城官民马匹的草料。清初,南苑定例每年由海户向兵部交纳五十余万束草料,此外多余的羊草交由大兴、宛平两县变价售卖。在京畿遭灾之际,南苑草料还能起到平抑京城马驼所需豆草价格的作用。

三、御园理政与南苑大阅

在康熙中期修建畅春园以前,南苑是清廷唯一能够利用的近郊御园。此处清静幽雅,适合休养避喧。

顺治九年(1652)、十三年(1656),顺治皇帝都曾在南苑避痘。顺治帝亲政后几乎每年都前往南苑。一方面,因紫禁城内乾清宫等主要宫殿正值重建,另一方面,当时顺治帝宠幸董鄂妃,因此也更愿意驻跸南苑,而非回到宫中。

顺治朝在南苑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是顺治九年(1652)顺治帝接见五世达赖喇嘛。顺治帝在南苑接见五世达赖的意义重大,不但体现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宗教领袖的充分尊重,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且在五世达赖归藏途中,清廷赐予了五世达赖金册金印,正式册封其为西藏地区最高宗教领袖。这标志着从此之后,历代达赖喇嘛的继位都需要经过中央的册封。

进入康熙朝后,康熙帝非常重视南苑的讲武习勤,曾多次强调“南苑乃人君练武之地”。因此,康熙皇帝在南苑的活动大多与行围、校阅活动有关。除了行围、大阅之外,康熙皇帝也间或携带太皇太后、皇太后驻跸南苑。畅春园建成后,除行围活动之外,康熙帝临幸南苑次数逐步减少。雍正皇帝在位13年,几乎没有外出巡幸活动,驻跸南苑也寥寥可数。

乾隆时期,虽然圆明园作为御园理政的核心更加成熟,但在南苑的政治礼制活动依旧频繁。乾隆四年(1739)十月,乾隆帝规定自己驻跸南苑期间,各部院衙门按照圆明园之例,轮班奏事。二十三年(1758),又规定了皇帝驻跸南苑时王公大臣进班等有关事宜。前往永慕寺行礼,祭奠孝庄太皇太后,是乾隆皇帝前往南苑活动的另一项内容。一般是在三月初八孝庄太皇太后生日这天前往祭奠,或在前往南苑行围之际予以祭奠。

此外,乾隆帝在巡幸畿甸,或巡幸五台山,或巡视永定河河工,出发或者回宫之前也大都驻跸南苑。南苑最重要的功能,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园囿的主要特色,是其作为清代统治者讲武习勤、围猎骑射的作用,正所谓“春搜冬狩,以时讲武,恭遇大阅,则肃陈兵旅于此”。

其中,行围是指春秋时节的围猎活动;校阅或大阅则是对八旗军队的军事演习。清前期国家统一战争频繁,皇帝在南苑的行围活动也多。以康熙帝为例,他在位60年时间里先后67次在南苑行围。

行围的时间一般在春秋两季,除个别年份一年一次以外,大多数是一年数次,尤其是在战事频繁之际,如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准噶尔、抗击沙俄侵略军前后,一年之中甚至多达五六次行围;每次行围期间驻跸南苑的时间短则五六天,长则半月余。

与日常通过围猎以演练骑射的行围不同,大阅是对八旗兵战斗力的全面检阅,按照礼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是行围还是八旗兵大阅,其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持八旗“国语骑射”的传统,增强武备,提高八旗的军事战斗力。

四、晚清放垦与开发

清代,南苑“例禁开田”。乾嘉时期,由于内部管理懈怠及贪腐,私垦逐日增多,至道光朝因苑内牲兽锐减,道光帝曾下令将浮开地亩全部抛荒。咸丰、同治两朝,御史嵩龄、刘有铭和翰林院侍读铁祺先后奏请开垦南苑,均被朝廷依“祖宗旧制”驳回,但私垦情形日甚一日。

进入光绪朝,南苑一带已成为畿辅动荡的重点地域,“贼匪丛生”,动荡不已。光绪末年,南苑一带甚至有“青苗会”“仓匪”等秘密会社性质的组织在活动。

清末国难频仍,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犯北京,南苑惨遭破坏,再加上光绪年间大水频发,致使南苑大水后围墙多半倾圮,新旧衙门和南红门行宫等各处殿宇坍塌严重。

至于南苑作为“祖宗旧制”的“行围校猎”和“大阅八旗”也久已荒废。困局之下,清廷无力再修缮和维护南苑的运转,南苑全面放垦。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令成立南苑督办垦务局,将南苑内闲置土地招租,开荒耕种,以便百姓生存糊口,宫廷里的宦官、权贵,地主、商人蜂拥而至,圈占土地,在南苑连续建起数十座封建地主庄园。由此南苑开始出现了众多村落。三十年(1904),袁世凯在南苑驻军,修筑兵营房。三十二年(1906),又修建了京苑轻便轨道。

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在南苑筹办航空,建简易飞机跑道。至此,南苑作为皇家苑囿的命运已经终结,随着民国北洋政府在南苑创建南苑航空学校,其被“开发”的命运走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 本文选自《前线》杂志2020年第6期。

* 感谢作者授权,转发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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