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故都”北平建设下对圆明园价值的重新认知

伴随圆明园遗迹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甚至消亡的危险，民国时期文化界开始呼吁重视其文化价值并加以保护，特别是在日本侵华步步紧逼的情形下，激发民族精神以反抗外来侵略与文化掠夺，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界的主流。以1928年成立的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为例，其成立的直接动机便是保存古物，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文化掠夺。“欧美学者，竞以东方学术相号召，不惜重金购致吾国古物。奸商嗜利，搜求盗窃以供其求，古刹荒丘顿遭浩劫，重要史料公然视为贸易之品。尤有甚者，外人深入腹地，自动采集，假调查学术之美名，组大规模之团体，在政府协助之下，任意捆载以去。”该会由蔡元培倡导成立，隶属于教育部，其初会址设在上海，同时设北平分会，“以代当时私人组织之北平文物临时维护会”。因北平为数百年之故都，不久，古物保管委员会迁址北平。

在保存故都古物的推动下，一些有识之士疾呼保护圆明园。前文提及的清华大学吴其昌就在1932年1月22日致函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呼吁:“圆明园一代名园，震烁中外，今成劫灰，含生所痛，劫灰之余，惟长春园西北角(俗名西洋楼)之海晏堂观水法、远瀛观、万花阵等残址，白石雕刻，巍然尚存。登临一望，于斜阳烟草间，矗立古欧式华夏之断柱数条，恍如置身古希腊遗址，或如滂贝故城，涌现目前，此真吾国家昌盛光荣之遗址，吾民族伟大艺术之遗迹，文化上无价之珍宝，历史上无上之瑰宝也。”在吴其昌眼中，圆明园是民族国家之文化遗产，“人人与有光荣”，而且“人人与有保护之责”，决不能坐视“一二墨吏暴徒，互相勾结，贪蝇头之微利，而毁灭国族文化之命脉”。

与此同时，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也推动了国人重视保护历史遗迹的意识。1929年，朱启钤等人在北平创建中国营造学社，旨在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保护传统建筑，圆明园作为重要的清代皇家园林建筑遗址，自然也成为了中国营造学社关注的对象。

1931年3月14日，营造学社联合北平图书馆，在中山公园举办了圆明园文献遗物展览会。此次展览的圆明园遗物有“别有洞天”景区内时赏斋前的青云片、长春园含经堂的搴芝石、长春园茜园的青莲朵、四宜书院的绘月石等太湖石;有承露盘石柱及西洋楼石栏杆、安佑宫前四望柱及其盘座等石料;有文源阁残瓦石及碑石、舍卫城残砖瓦、安佑宫残瓦以及西洋楼、谐奇趣、海晏堂、方外观等处残瓦。此外，还有圆明园样式雷烫样以及相关档案文献等。

中国营造学社与北平图书馆联合举办此次展览的目的非常明确，强调“其创始之意义，在文化艺术上之影响极为弘大”，目的是不忘国耻。举办方在此次活动的联合宣言中称:“以此中国近代史上一伤心之遗迹，陈之于邦人君子之前”，“其在近代史料，与民族思想上，亦有极大之关系”;“此展览与研究之成功，不但为营造学进步之阶梯，虽谓为有功人类，亦无不可。”主办者希望前来参观会展者以此体味中国历史之变迁，“苟细心研究陈列之史迹，若工程则例，若地样，若模型，若图像，以及砖瓦史料之属，以科学眼光，审察其构造方式，进而追想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之痕迹，必有惊叹自失者，同时亦可知中国政治与社会所以颓败之原因”。铭记国耻，不忘被西方列强侵略的惨痛教训，“当时焚毁主动之英将格兰特与英使额尔金，实可谓世界文化之罪人，为十九世纪初时大不列颠民族实际未脱野蛮人性之证据。”同时，树立文化理性，正确认识圆明园等封建时代所遗留的历史遗迹。“有热心革命者以充分发挥其打倒封建思想之故，甚至昌言宜完全拆除北平之故宫，此种极端之议论，历史上不少概见。人类本为感情动物，由对于保守派之感情反动，而欲先行扫荡一切后，再求得新生命之发生。此种见解，未必完全可抹煞，但须知感情冲动，最易汩没理性，由有文化之人类理性，正确之认识，须知所谓故宫以及古物者，乃为国民艺术之结晶，仅存之奇迹，将来新中国营造之源泉，而决不可以帝王住所封建思想目之也。”圆明园遗迹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从封建帝王奢侈淫靡之象征，欲先扫荡拆除而后快，到发现其文化艺术之价值，铭记侵略者之残暴，这一转变应是当时圆明园所面临的重大契机。

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在3天时间内，“各界知名之士到者甚多，可谓盛极一时”。《京报》《华北日报》《益世报》等报纸在报道此次展览时都无一例外地强调“此项文物，在历史上有宝贵之价值”，“公开展览残砖败瓦，悉关国耻”。

另外，这一时期圆明园内新增三一八烈士墓地，也是圆明园形象转向爱国主义的新时代因素。1928年9月30日，中国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向北平市政府函请，在圆明园中公葬三一八惨案烈士。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残酷镇压了北京市民反帝游行，造成惨案。1929年3月18日，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典礼在圆明园举行，近万名社会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将三一八惨案烈士埋葬在圆明园，在当时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社会意义。时人在报纸上撰文，将圆明园比作广州的黄花岗:“黄花岗在革命史上已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地点，因为它是七十二烈士殉难之所，所以地以人贵。现在三一八惨案殉难的烈士，公葬在圆明园。圆明园在过去的历史上，似乎有一点价值，英法一役，蹂躏得不堪，在我们国家体面上，留点国耻的痛痕。看见那败瓦残垣，给我一些深刻的印象呵!今经建筑墓地后，我看可比美黄花岗!这真是圆明园的幸运哪!但是，在我们看着这被强邻蹂躏的国土，合这惨死青年的墓地，不禁的要喊一声‘打倒帝国主义’!”通过三一八惨案烈士的长眠之地，圆明园再次强化为国人铭记国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纪念地。

结 语

民国时期圆明园的时代境遇，始终纠结于两种思想情绪:一是将圆明园视为封建帝王奢靡乃至不务正业的象征，或任其残破荒废，或欲毁之而后快。二是痛惜圆明园作为国人传统艺术宝藏毁于外国野蛮之侵略，呼吁国人加以保存遗迹，铭记国耻，进而激发奋起救亡的爱国之心。

毫无疑问，将圆明园视为封建专制帝王穷奢极欲的象征，是圆明园在民国时期持续遭受破坏的重要因素。这一心理脉络，在清亡之前就存在，只不过表现为对圆明园合法性的质疑。自清康熙帝创设畅春园之初，清代统治者在圆明园理政就面临着儒家传统观念中天子应身居紫禁城、正位宅中以治理天下的审视，批评者认为皇帝只有在紫禁城才能保证“勤政”，至于驻跸御园则往往流于“自耽逸乐”。在清前期国力强盛、皇帝个人能够确保皇权“乾纲独断”之时，这种质疑尚不能构成威胁，直到清后期，内外交困，尤其是咸丰一朝，反对皇帝驻跸圆明园的声音此起彼伏。因此，当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后，清廷虽然受困于财政，未能予以修缮，但同时也一直受到反对重修者的阻拦，同治年间慈禧皇太后欲重修三山五园所引起的朝野争论便是其中的明证。

不仅如此，反对者甚至还默许圆明园遭受盗窃。1893年第二次来华的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在游览圆明园后便记述了这样一则令他颇有些讶异的传言说:“恭亲王鼓励偷盗(圆明园)的行为，因为重建将产生巨额的费用，恭亲王就以这种方式使得重建变得不再可能。”任由这些带有“奢华淫逸”嫌疑的“御园”破败荒废，远离是非之地，反而成了清末统治者挽救自身形象的救命稻草。

在民国初年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潮流下，人们漠视圆明园荒废的心理认知往往被进一步强化。1915年寿鹍在游历圆明园后感慨:“嗟夫!阿房已矣!华林丘墟，彼帝王疲民以逞之末路，无足悲者。”1926年陈文波辑录《圆明园残毁考》时也说:“圆明园之繁华珍贵，无处不足以表示帝王之罪过。”既然圆明园是封建帝王的“罪过”，哪怕园中有可贵之古玩，可宝之珍玉，有历史之器皿，有价值之建筑毁于英法侵略者之野蛮抢掠而遭此不幸，但终究只是让人惋惜。“极盛时代的宫殿，现在完全崩毁了，成条的大石，死人似的睡在地面上，一处处的乱砖碎瓦，一处处的废阁颓基，任牛羊去践踏，尽牧儿去嬉游;那毫没有遮蔽的石柱，屹立在露天里，听凭霜摧日曝，雨淋风攻，眼看它上面雕刻的龙凤，遭风化而剥落而模糊。”作者“小兰”以《吊圆明园》为题所发表于1934年的这段文字，虽然不乏伤感，但也透露了作者内心认为封建帝制“崩毁”如同脚下圆明园废墟一样的感慨。

然而，因打倒封建思想而鄙弃一切历史遗迹的观念在当时并未独领风骚，尤其是在面临日本侵略步步紧逼的情势下，无论是激进革命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大多不再简单地将历史遗迹等同于封建残余，而是呼吁保护民族文化的血脉，前文提及的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国营造学社和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

随着日本侵华的进逼，尤其在抗战前后，报纸媒体上，人们除了忆北平、忆旧都之外，关于介绍、缅怀圆明园的文章渐多，主题一般是梳理圆明园的发展历史，重点突出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破坏的历史命运，或者是描摹自己游历圆明园废墟的感受。1936年6月，程演生辑录《圆明园考》，他在自序中特别说明:“使国人观之，可以想见国家盛时，物力之厚，帝王之侈，一旦国事坠坏，外族侵入，遂使琳宫玉宇，一炬荡然，淹为荒烟蔓草。至于今日，犹困于列强均势凭陵之下，国事纷纷，内安无日，能不慨然兴悲而发奋乎其有为邪!”北平沦陷后，圆明园作为外国侵略者蹂躏中华民族的象征在国人心目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诸多介绍圆明园及其被侵略者焚毁历史的文章，不仅是对“故都”“旧都”的回忆，更是充满了对侵略者的愤慨，寄托了对挽救民族危亡、激发爱国救亡思想的期望。

抗战胜利后，圆明园爱国主义的形象已经悄然确立，并逐步深入人心，至于视其为封建专制象征且必欲毁之的观念虽然依然存在，但毕竟已逐渐沉寂。当然，这两种观念并非截然对立，有时甚至同时并存。“圆明园豪华的幸运，说明了专制帝王的穷奢极欲，不惜浪费民脂民膏，以供个人的挥霍，这是君主专制政体溃败的里程碑。另一方面，圆明园悲惨的厄运，则又说明了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凶狠，尽量肆行蹂躏践踏，以逞一时的横虐，这是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者侵华的代表作。所以我们现在来研讨圆明园的历史，便是要透过它去看专制政体对国家社会的腐蚀作用，以及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的狰狞面目。”魏建猷写于1947年的这段话，既庆幸君主专制之溃败，又痛恨帝国主义之残暴，就颇能反映以上两种观念的交织。伴随着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激进革命与保守改良、反封建与继承传统的纠葛，如何认识和看待圆明园这样封建时代的历史遗存，依然会有摇摆，但圆明园遗址作为国人铭记国耻、激励奋发图强的历史价值始终未曾改变。

〔作者简介〕

刘仲华：（1973—），男，新疆焉耆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 本文选自《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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