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雍正帝登基不数年，力推改革，厉行肃贪，一度极得皇帝信宠的年羹尧兄妹突然相继“出事”，个中因由，未免令人遐想。到底真相如何呢？

雍正帝还在藩邸为王时，年羹尧的妹妹就成为了他的侧福晋（亲王侧妃），他做皇帝后，年氏册封为贵妃。年妃于雍正三年（1725 年）十一月死去，十二月年羹尧也被赐自尽。

《清史稿·后妃传》说：“妃薨逾月，妃兄羹尧得罪死。”语言含蓄，点到为止。

“我们往最好处想，她至少是自杀的;往坏处想，也许她是经世宗的示意而自尽的。”

在有些人眼里，年氏之死是年羹尧最后命运的一个变量：年羹尧的死罪不赦，是因为年妃病故他已失去了靠山。金承艺先生认为，此说不足据，年妃早也不死，迟也不死，却偏偏死在年羹尧被赐自裁前二十天，此为“怪事”也。

金承艺先生（1926~1996 年）是努尔哈赤的嫡长孙杜度后裔，有着清皇族的背景。20 世纪60年代初胡适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他曾是胡适的私人助理，后执教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金先生关注清朝皇族历史，特别是在雍正继位问题上有着独特见解，自成一家，是雍正矫诏篡立说的代表人物之一。金先生对年妃之死的探讨，散见于他对年羹尧、雍正帝之子弘时研究的论文，这些文章已收入《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一书。

金先生从萧奭《永宪录》中看出了另一种“年妃之死”。该书记载：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上回銮进宫，贵妃年氏以不怿留圆明园。”同一天，“年羹尧械系至京。”二十二日，“贵妃年氏薨于圆明园。诏追册为皇贵妃”。金先生引用了雍正帝给礼部的谕旨：

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持躬淑慎。朕在藩邸时，事朕克尽诚敬，在皇后前小心恭谨，驭下宽厚和平。朕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皆尽心力，实能赞襄内政。妃素病弱，三年以来，朕办理机务，宵旰不遑，未及留心商榷，凡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耽延，渐至沉重，朕心甚为轸念。著封为皇贵妃，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礼臣奏，皇上五日不办事。亲王以下宗室以上五日不跳神，不还愿。俱穿素服。

那么，他从雍正这份上谕中看到了什么呢？请允许大段征引金先生的相关文字，因为实在“太精彩”了：

我们看完了上面这一段记载，该有什么感想呢？我们可以说什么“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耽延，渐至沉重”，全是骗人的胡说。年妃是“以不怿留圆明园”的。她应当是无病而突然死在圆明园的。《清世宗实录》《东华录》诸书在二十二日这一天只记“皇贵妃年氏薨”，并没有说她死在圆明园；更将上谕稍加改窜，置于十一月己酉（十五日）谕旨内，伪造年妃先期病重，给人以将死的错觉。

年妃随世宗驻跸圆明园，何以“上回銮进宫，贵妃年氏以不怿留圆明园”呢？当然是这时候年妃已经认识到事态极其严重了，她看出世宗有杀她哥哥的蓄意了，便祈恳世宗，望求能网开一面，却不能使世宗动摇。她知道灭门大祸将临，自己竟不能稍施援手，将何颜以对父兄。我们往最好处想，她至少是自杀的；往坏处想，也许她是经世宗的示意而自尽的。

年妃之归世宗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到雍正三年的时候，她与世宗已经有了十六年的夫妻关系，并且生育了三儿一女，世宗却仍忍心地逼她在忧惧中无奈死去，或她竟根本是世宗赐死的。

《永宪录》是私人著述，记录康熙帝在位最后一年即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到雍正六年（1728年）的朝野大事，主要取材于当时的邸报，外加上作者的见闻。有些内容，不见于其他载述，是雍正朝难得的史料。金先生取材于此，极有眼光。问题是，金先生看重《永宪录》而贬斥《清世宗实录》，是否能够成立？真的能从这些不同的记述中，解读出年妃之死背后的秘密吗？

雍正帝短暂离开圆明园主要是为了祭陵及祭天，是在各处奔波，因此有病在身的年妃留圆明园很正常。

第一，《永宪录》所记载的“贵妃年氏以不怿留圆明园”，这不见于《清世宗实录》，也未见于他书，的确难能可贵。但不见于实录，是因为实录是以皇帝为中心，不记载一个贵妃留圆明园这样的细事，再正常不过。

那为什么年氏留圆明园呢？要知道，皇帝的重大行动定是预先安排的，据《雍正朝起居注册》及实录，十一月初三日，雍正帝自圆明园进西直门由神武门回宫。接下来他做了什么呢？初四日见大学士、九卿，初六日乾清门听政，初七日御懋勤殿见大臣。因为十三日是康熙帝去世三周年祀典，又加之十二月初十日孝庄文皇后（雍正帝曾祖母）安奉地宫，因此要到清陵致祭。雍正帝于初八日这天出发，直到十四日回宫。

次日，雍正帝专门就年妃事下谕旨，这说明他正式得到了关于年妃身体状况的奏报。而这时又近冬至，十七日雍正帝亲自阅视祈天所用的祝版，十八日即冬至当日到天坛祭天，回宫，接着又回到圆明园。从以上日程可知，雍正帝短暂离开圆明园主要是为了祭陵及祭天，是在各处奔波。因此有病在身的年妃留圆明园很正常。

第二，实录为何只记“薨”，而不记是在圆明园？

《清世宗实录》中所记薨逝者的例子不少。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上闻怡亲王病笃幸王邸，比至，王已薨逝”。这里提到了允祥的“王邸”，这是薨逝记述中唯一写到地点的。而其他事例，如雍正二年十二月二阿哥允礽，五年闰三月圣祖荣妃，十二年十一月大阿哥允禔等薨逝，都未写地点，因此实录不记年妃之死的地点，无足为怪。

第三，实录窜改雍正帝的上谕了吗？即将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上谕，偷置于十五日了吗？

下面是《清世宗实录》记载的十五日谕礼部内容：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持躬淑慎⋯⋯凡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耽延日久，目今渐次沉重，朕心深为轸念。贵妃著封为皇贵妃，倘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

《雍正朝起居注册》中的这道上谕，也是系于十五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倘事出”三字，说明这时年妃还活着。二十二日丙辰，实录又有一条：“皇贵妃年氏薨。上命辍朝五日。”

文件俱在，金先生所说的“伪造年妃先期病重，给人以将死的错觉”不能成立。

细心比较可知，《永宪录》所载的谕旨，是合并了十五日上谕与二十二日赐恤上谕，然文字有不同，区别之一，在于“倘事出”几个字不见了，可见《永宪录》作者没有见到单独的十五日上谕，故他才说“贵妃年氏薨于圆明园。诏追册为皇贵妃”。从十五日上谕可知，当天已封年氏为皇贵妃了，而不是二十二日死时追封的。《星源集庆》是记载皇室本支世系的档案，也是先写“晋封皇贵妃”，后再写她薨逝。

雍正帝亲笔添加“倘事出”，若此字眼果真含有“杀气”，乾隆时期修雍正实录又何必保留呢?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雍正帝这道上谕的原件，可以知道，这是雍正帝口述旨意，然后大臣上呈拟稿，其中就有“著封为皇贵妃”字样，再经皇帝亲笔改动，包括添加了“倘事出”三字。

“倘事出”究竟何意？金先生特别关注了“倘事出”：世宗手谕中，指年妃身体素弱,病势沉重；诏旨最后更说：“倘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多么可怕的“倘事出”三个字，但皇上已经给她划出道儿来啦，年妃天胆，敢不照着走吗？于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年妃遂以“薨于圆明园”闻。

不知金先生是否真的看到了档案原件，他并没有指出“倘事出”这三个字是雍正帝亲手所加的，否则他会从中看出更多的精彩故事——雍正帝的“紧逼情势”跃然纸上。

“倘事出”，也就是人还没有死，皇帝已经安排后事了。它是金先生所说的雍正帝在逼年妃死吗？我们看看《清世宗实录》中雍正帝预先安排他人后事的其他例子。

一个是在康熙朝就被废的太子允礽，即文中的二阿哥：

雍正二年十月壬午。王大臣等奏二阿哥病势甚笃。得旨：前看守之王大臣奏闻二阿哥病症，朕即下旨与王大臣于太医院择良医调治。昨者少愈，二阿哥披诚陈奏，感激朕恩，殊为可悯。今日医云病复变重，朕欲往看，恐二阿哥执为臣之礼，俟有事后，朕再往奠。前二阿哥福金事，既照亲王福金办理，若二阿哥有事，亦应照亲王之例办理。

一个是大臣马武：

雍正四年十二月丙寅。上命皇四子弘历、庄亲王允禄视马武疾。谕曰：⋯⋯马武事我皇考五十余年，朝夕侍奉，不离左右。⋯⋯朕幼龄时，伊抱扶服事，备极小心，其情事宛然如昨。⋯⋯是以朕闻其病势沉重，悲伤垂涕，不能自已，屡次降旨欲亲身前往看视，诸大臣合辞劝阻，至再至三，不得遂朕之愿，朕尚望其痊可。倘伊病果不起，著照伯爵赐与恤典，赏银一千两，并给与世袭阿达哈哈番（清朝爵位名——编者按），以示朕优眷老臣之至意。

通常情况下，皇帝在接到臣子的遗疏、遗折或是关于臣子去世的正式奏报后，才下旨赐恤。从上面的例子看，皇帝让人提前准备臣子后事，都是提高了赐恤规格，恰恰表明皇帝的异常关心，这种例子在整个雍正朝都不多见——哪里是金先生所说的“皇上已经给她划出道儿来啦”，要逼她死呢？!

再说，雍正帝亲笔添加“倘事出”，且此上谕的满文版也有“倘事出”，若此字眼果真含有金先生眼中的“杀气”，乾隆时期修雍正实录又何必保留呢？删去是极容易的事（对于上谕等的删除或细微改动的做法，在清代确实存在）。没有删，倒说明了当时人根本就没有金先生那么多心思。

很难想象，雍正帝一方面令年氏自尽，一面还讨好似的册封她为皇贵妃，同时会如此喜欢她亲生的孩子。

雍正帝与年妃之间，感情到底如何呢？

谈雍正帝的夫妻感情，没有直接材料可以凭借。不过，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些端倪。雍正帝共有十子四女，年氏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生了第四女，五十九年生福宜，六十年生福惠，雍正元年（1723 年）生福沛，依出生先后排序，以上分别是雍正帝的第七、八、九子。

可以肯定，在康熙末、雍正初那些年里，年妃最为得宠——因非出自年妃的雍正帝第五、第六子是康熙五十年出生的，而第十子直到雍正十一年才出生。

这还可以从她的孩子特别是福惠身上看得出，这一点金先生也是承认的：

福惠生于康熙六十年，从后来高宗谕旨中有“朕弟八阿哥，素为皇考钟爱”语，可知福惠幼时必为世宗最喜爱的皇子。他在雍正六年（1728 年）殇逝，年仅八岁,世宗很痛悼，《世宗实录》上载，特命“照亲王例殡葬”。

很难想象，雍正帝一方面令年氏自尽，一面还讨好似的册封她为皇贵妃，照皇贵妃仪安葬，同时会如此喜欢她亲生的孩子，死后还追封为“怀亲王”。顺便说一句，年妃四年之中连举三子，这肯定会对她的身体带来不利影响。

再者，若依金先生所说，年妃被逼自尽，这表明雍正帝肯定不喜欢她了。但是，雍正帝死后入葬清西陵的泰陵，地宫中有他的皇后，再有就是年妃。尽管这是乾隆初年入葬的，不清楚是雍正帝自己还是乾隆帝的安排，但至少说明，时人认为她是受雍正帝宠爱的，因为清代的皇贵妃，不必然能与皇帝同穴安葬。

最后，也可能是“年妃之死”疑案中最关键的问题：她到底有没有为年羹尧之事向雍正帝求情？

金先生说：“她看出世宗有杀她哥哥的蓄意了，便祈恳世宗，望求能网开一面，却不能使世宗动摇。她知道灭门大祸将临，自己竟不能稍施援手，将何颜以对父兄。”故最后自尽，或被迫自尽。

与此截然不同的说法是，年妃于雍正二年时回家省亲,见到年羹尧的种种僭越与狂妄，她揣度雍正帝心理，状告年羹尧，大义灭亲。清朝太妃省亲或在亲生皇子的府第居住是有的，但当朝皇帝的后妃绝无可能省亲。试想，若省亲期间与他人有染，那怀的是“龙种”还是“跳蚤”？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年妃省亲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亲亲相隐”，告发兄长不是大义灭亲，而是忤逆不道，倒是为尊长求情，乃人之常理。但这事放在年妃身上，就有干预朝政之嫌，雍正朝还未见到后妃们敢有此类举动，故求情的说法，不能轻易相信。

退一步讲，年妃将死，罔顾其他，径向雍正帝求情，那么，是如金先生所说的求宽赦他哥哥一个人呢，还是整个年家呢？据清人笔记，年羹尧父年遐龄受累连坐，是大臣朱轼求情，使雍正帝改变主意。不论此事真与伪，已经退休的年遐龄最终只是罢黜了爵位，而时任工部侍郎的年羹尧兄长年希尧被免职，不过不出一个月（雍正四年正月），他就出任内务府总管，年家并没有“灭门”。

清史名家冯尔康先生的看法恰是，虽然年羹尧被赐死，或许年妃多少起到了一点保护他娘家的作用，当然这不会很大。真如是，年妃不必“无颜以对父兄”，而是父兄包括年羹尧都要感激她才是。另据学者研究，皇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也曾求情，望能不杀年羹尧，虽然没有结果，但没有看到雍正帝由此对弘历的打击、报复。

总之，年妃就算求情了，即便是被雍正帝拒绝，也不必自尽。

一切缘于人们心中先有了雍正帝“狠毒无情”的形象，然后用年羹尧之死，用年妃之死再去证明这个形象罢了。

金先生笔下的年妃之死，让人感觉到了力透纸背的“杀气”，其实这“杀气”其来有自——用金先生的话说就是“狠毒无情”的雍正帝：

像世宗这样狠毒无情的人，他诛杀年羹尧的计划，早已成竹在胸了，岂会因为年妃去世于前，年羹尧失去了靠门的缘故，死罪才会遭致不赦的？持这种想法的人，其主张正是倒果为因的肤浅之论。事实上，说年妃之死是世宗对年羹尧整肃政策下的另一个牺牲品，倒是真的。

他甚至将福惠的死因也归咎于雍正帝：

其实福惠的死，世宗才应是内心感到歉疚的人⋯⋯世宗狠心地夺走了爱子母亲的生命，当时福惠只是个五岁的幼儿，失去了慈母的呵护与抚爱，三年以后的他的夭殇，世宗岂不应负更大的责任？

雍正帝与年羹尧君臣的恩怨变化，学者们已多有研究，雍正帝决意除去年羹尧，不会因为年妃之死而改变。年妃去世于前，年羹尧失去了靠门才死罪不赦的说法，固然不对，而金先生认为年妃之死是雍正帝整肃年羹尧的牺牲品，又走向了另一极端，虽极富新意，惜鲜有证据，不能成立。

金先生深受胡适治学理念的影响，但具体到年妃之死的探讨，可谓“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一切都缘于作者心中先有了雍正帝“狠毒无情”的形象，然后用年羹尧之死，用年妃之死甚至雍正帝自己孩子之死再去“证明”这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