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悠久的园林遗产,是中国古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曾兴建过众多优美秀丽的公私园林。它们博采南北造园艺术的精华,因地制宜,匠心独运,或注重建筑的高大雄伟,体现气质的高贵典雅,或注重局部的细致精巧,渲染色彩的亮丽美艳,各擅胜场。作为有“首善之地”之称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北京的古典园林不仅具有游玩观赏的休闲养性作用,而且可能在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发挥出重要的文化价值。历经沧桑存留至今的北京园林如故宫、颐和园、圆明园等,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吸引了海内外千百万游客的目光。但有的也已难觅遗迹,仅存留于文献中供人追忆遥想。清代北京万柳堂就曾是一处重要的园林,并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文化影响。由此例,或亦可管窥古都园林在文化传播方面的独特作用。

北京历史上元代、清代都有以“万柳堂”为名的重要园林。元代万柳堂应始于元初著名维吾尔族政治家廉希宪,为元大都颇具影响的人文胜地。文献载称：“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后世所传《松雪斋集》原未收入赵孟頫所咏万柳堂诗,迄至清人搜集的补集中方予收录。但由文人的口耳相传,亦可窥见三人在万柳堂中欢宴赏乐之胜况。廉希宪后嗣廉野云与卢疏斋、赵松雪三人雅集大都城外万柳堂的典故，在文人学士之间转相传播,颇具影响。《长安客话》、《尧山堂外纪》、《帝京景物略》、《天府广记》等文人笔记,以及《明一统志》、《清一统志》等官方文献,都有详略不一的记载。但经过元明两代的鼎革变乱,元代万柳堂衰败凋敝。明代万历年间,时人尚称“万柳堂今废,曲池残树,遗迹依然”。到明代后期则已是踪迹无寻,只能感叹万柳堂等“要在弥望间,无址无基，莫详其处”。对于元代万柳堂的具体地址,文献记载或说在右安门外草桥附近,或说在今玉渊潭附近之花园村,至今尚未找到确切记载,莫衷一是。不过,廉氏家族在元大都城外兴建万柳堂,雅集南北士人,成为元代大都文化盛事,却是众口一词的。

元代万柳堂遗址在明代逐渐湮灭,但其人文影响持续相承。清代万柳堂就是康熙年间大臣冯溥追慕元代万柳堂之名,特意在南城广渠门内兴建的。朱彝尊说是“度隙地广三十亩,为园京城东南隅……园无杂树,迤逦下上皆柳,故其堂曰万柳之堂。今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元野云廉公燕游旧地以名之也”。戴璐称冯溥“仿廉孟子万柳堂遗制,买夕照寺旁隙地为万柳堂”。陈维崧谓冯溥“慕廉孟子之为人,又园中种柳不啻以万计,故仍以为名尔”。大体相类。于敏中也说南城万柳堂为“临朐冯溥别业,盖慕其名而效之者也”。所谓“慕其名”,指的就是冯溥追慕元代廉氏“万柳堂”之名,故在南城造筑园林时命其堂曰“万柳”,以示两者前后相承之义。

清代万柳堂主人冯溥（1609-1691）,字孔博,别字易斋,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世籍临朐。其先祖曾于明洪武初迁徙辽左广宁,后七世祖闾山公冯裕于正德三年（1508）成进士,遂还山东青州。作为临朐冯氏文学世家的始祖,冯裕的文名政声对其后世子孙影响极大。冯溥生长于书香门第,幼负才气,稍长博览群书,穷究经史,于天文地理、兵书图谶亦皆涉猎,成为临朐冯氏“北海世家”的后起之秀。明崇祯十二年（1639）冯溥中举,入清后又参加新朝会试,于顺治四年（1647）恩科中式,以二甲第十一名赐进士出身。此后冯溥深受清廷重用,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读学士,继迁吏部右侍郎(顺治十六年)、左侍郎(康熙元年)等中枢要职。

在此期间,冯溥酝酿于南城建造别业,也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万柳堂。冯氏万柳堂又名亦园,始建于冯溥首次出任会试主考的康熙六年（1667）,史料有明确记载,称“丁未会试主考,得黄礽 绪等一百五十人。时建育婴会于夕照寺,收无主婴孩、贳妇之乳者育之。就其旁买隙地,种柳万株,名万柳堂,暇则与宾客赋诗饮酒其中”。可见冯溥始建万柳堂,在其虚龄五十九岁之时,其时正在吏部左侍郎任内。据说其地本为“原隰数顷,污莱广广,中有积水,渟瀯流潦。既鲜园廛,而又不宜于粱稻”,冯氏遂“买为坻场”,开始营造园林。创园之初,冯溥“募人植柳堤上,凡植数株者即可称地主”,大大调动了京城文人的雅兴。擅于造园的戏剧家李渔（1611-1680）有纪实诗略述其事,云：“只恨堤宽柳尚稀,募人植此栖黄鹂。但种一株培寸土,便称业主管芳菲。此令一下植者众,芳塍渐觉青无缝。十万纤腰细有情,三千粉黛浑无用。”在众人积极参与下,不过数年,“其外则长林弥望,皆种杨柳,重行叠列,不止万树,因名之曰万柳堂”,很快渐成规模,加之冯溥喜好交游,乐于提拔人才,冯氏万柳堂遂成为京城文人聚会的名胜去处。

冯溥在北京南城兴建万柳堂,首先出于喜好交接的个人品性。世传冯溥爱才,遇人才即竭力予以荐拔,人称“天下之士,归之如鱼龙之趋大壑”,为中外文人敬重。迨万柳堂建成,冯溥“岁时假沐于其中,自王公卿士,下逮编户马医佣隶,并得游燕居处,不禁不拒,一若义堂之公人者”。他日夕与士人遨游其间,大得称赞,谓其“门无私谒,橐无长物,而好奖接羁旅憔悴词赋之客,周其困乏,或藉以举火,仁民惠物之事,未尝一日忘于心”。而朱彝尊更铺陈冯溥致力于京师万柳堂,意在“与天下人同其乐也。入其门，门者勿禁,升其堂,堂焉(疑为衍字)者勿问，庶几物我俱忘者欤？”

冯溥以廷臣身份与士人交往,显然也得到朝廷的认可与赞许。对此,朱彝尊在《万柳堂记》中有所说明,称“古大臣秉国政,往往治园囿于都下。盖身任天下之重,则虑无不周。虑周则劳,劳则宜有以逸之,缓其心,葆其力,以应事机之无穷,非仅资游览燕嬉之适而已”。兴建万柳堂次年,冯溥即升左都御史,康熙九年（1670）又授刑部尚书,十年（1671）二月十五日再次晋为文华殿大学士,在汉族士人中的政治地位与个人声望均已臻极致。或受此激励,冯溥交游日广,万柳堂在文人学士间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施闰章称冯溥“间休沐过万柳堂,与贤士大夫一觞一豆,称文字之游,见者不知其为相国也”。其中最著名的活动,则是康熙十八年（1679）接待前来应征博学鸿词科的各地士人。朱一新明确指出：“万柳堂在广渠门内,国初大学士益都冯溥别业。康熙时开博学宏词科,待诏者尝雅集于此。”此时冯溥授文华殿大学士已有八年,不仅是朝中重要的内阁大臣,在京城文坛中也有很大影响。他作诗追求“真性情”,在清初京师诗坛的振兴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因此当征车继至、士人云集京师时,万柳堂便成为南北士人会聚交流的重要舞台。朱彝尊载：“(万柳)堂成后,适四方人士应召至京师。公倾心下交,贫者为致馆,病者馈以药,丧者赙以金。一时抒情述德,咸歌诗颂公。”极可能得到康熙帝授意的冯溥,“大开阁请,召诸门下士,共集于城东之万柳堂,即席为赋”。此次文人雅集规模宏大,吟诗作赋者多达三十人,致有“兰庭会”之誉。毛奇龄《万柳堂赋序》、朱彝尊《万柳堂记》、陈维崧《万柳堂修禊倡和诗序》三篇概述了诗会盛况,其中毛奇龄的压卷之作《万柳堂赋》“一时竞传之,以为佳话”。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取中一等10名,二等18名,参与万柳堂雅集的陈维崧、朱彝尊、毛奇龄三人皆得列名其中。而冯溥组织的士人会聚,也更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文献记载万柳堂“有御书楼,恭悬圣袓御笔,额曰‘简廉堂’,联曰‘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又有御书石刻数方,嵌于壁间”。康熙帝的御匾御书,显然是对冯溥的高度赞扬与极大鼓励,也进一步增加了万柳堂的声望。冯溥常于重要节日在万柳堂游赏会诗,文人雅集很快达到高潮。从各人所作的诸多唱和诗中,可窥其大致情形。

三月初三日古称“上巳”,众人依约赴南城修禊踏青。朱彝尊有诗纪云：“小径升堂步屧偕,堤沙遥筑避尘霾。歌翻骤雨新荷好,地比崇山峻岭佳。露井有华滋药甲,春衣无桁挂松钗。永和会后斯游最,禊饮蓬池未许侪”,咏叹风景优美,胜会为佳。施闰章则咏叹：“群彦文章盛,公登大雅坛。乡心梦岩壑,野性懒缨冠。傍水呼朋坐,怜花带雨看。时平觞咏得,圣世有闲官”,极力称赞主人的闲情逸致。

清明日、四月初八日“浴佛节”、九月初九日重阳节等节日,诗友也多前往万柳堂相会,欢聚竟日。所谓“池上吹来杨柳风,好花犹剩数枝红。崖禽故绕芳丛乱,水树初含暖日融。浴佛会邀銮禁客,寻山人是鹿裘翁。香厨共试青精飰,缓辔追随野兴同”。或为“晓随丞相凤池头,晚接花茵想胜游。万里捷书频送喜,一时佳节倍销忧。松风有梦怀温树,鱼水多情羡野鸥。不尽谢公丝竹兴,边机尊俎在前筹”。有时则是数人结伴相游。彭孙遹记其与陈维崧（字其年)于清明日同游万柳堂：“蘋波一曲柳千条,寒食风光坐可邀。槐火轻烟吹梦冷,梨花春雨带愁浇。孤栖幸舍仍长铗,诸道铙歌又短箫。平世定容初服遂,故山松桂早相招。”朱彝尊则于秋高气爽之日,约谭瑄、沈蕙纕、龚翔麟三人同游,并赋诗云：“积潦沉官柳,回流限女墙。白鸥来款款,黄蝶舞伥伥。乡曲情无改,行歌醉不妨。城南咫尺地,想见野云堂。”万柳堂文人唱和咏颂,一时蔚为大观,不胜枚举。

据朱彝尊所述,在京文人虑大学士冯溥“舍斯堂而请归里也,争赋咏公前,期公乐之而不去”。但冯溥年过七十之后,还是屡次乞休,最终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二十八日获准以原官休致,加太子太傅,返归故里。临行前,康熙帝对其给予很高评价,称“内阁大学士冯溥赞襄密勿,著有劳勚,乃以高年数请归老。念深箕颍,顿谢簪绂。怅别之心,聊书四韵”,特题诗相赠。其诗云：

环海销兵日,元臣乐志年。草堂开绿野,别墅筑平泉。

望切岩廓重,人思霖雨贤。青门归路远,逸兴豁云天。

诗中饱含康熙帝对冯溥在万柳堂举行文人雅集的肯定,也表达了他对年迈老臣的依依惜别与良好祝愿。当年秋天八月,京城文人再次会聚万柳堂,为冯溥饯别送行。这是冯溥在京师举办文会的尾声,也成为清初万柳堂雅集的最后高潮。其时“仿在昔都门供帐,集朝士之及门者于万柳堂,请先生上坐,歌舞进酒,以为兹堂别,而系之以诗”,冯溥所作《别万柳堂诗》“摩娑攀援,重感摇落”。众人皆赋诗为纪,今录两首以见其概。

其一：

四坐笙歌意独闲,诗多漫兴不须删。

纶扉旧有林泉梦,仙老长留冰雪颜。

落日难抛频会客’浮云遥接故园山。

从来出处关朝野,千古风流碧水湾。

其二：

秋来风月有余闲,花木平泉手自删。

小住频移清樾影,从游长对白云颜。

如渑味好偏怜酒,丐石情深只爱山。

惆怅离歌青绮侧,邈然东路即银湾。

冯溥告老后,在青州仿京师万柳堂故事,“筑假山,树奇石，环以竹树”,名曰“偶园”,优游著述。康熙三十年（1691）冯溥去世,获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毅”。而京师万柳堂虽仍有文人游客,但冯溥去后乏人主持,很快出现衰落迹象。重阳日朱彝尊与表兄谭瑄万柳堂登高,诗称：“改席疎林脱帽多,半酣犹望曲车过。休嘲酒户年来减,劝客还能卷白波”,可见其概。毛奇龄后来在致冯溥的信中,甚至感叹“昨以修禊复过万柳,虽风物犹昔,而追游非故，攀援柳枝,不觉泪下”云。康熙中期,万柳堂归于仓场侍郎石文桂,一度为某邸贵所觊觎,康熙四十一年（1702）,“石(文桂)召工建大悲阁,一夕成,以家祠谢贵人,乃已”。石文桂改万柳堂为拈花寺,先后建造大悲阁、大殿、关帝殿、弥勒殿,舍与僧人住持,并得到康熙帝的支持,“御书‘拈花禅寺’额赐僧德元”，悬于大悲阁上。万柳堂之地得以保存,但其衰落还是年甚一年。刘大魁于雍正初年到京师时,“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因而大生人世变易之感叹：“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然则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贵。彼身在富贵之中者,方殷忧之不暇,又何必朘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虽然万柳堂盛名之下,仍不时有文人前来凭吊,但盛景难再,徒兴喟叹。汤右曾赋诗云：“小红桥上立移时,四十年来再到迟。一片苍葭迷野水,几行疎柳带荒祠。笙歌不记回灯舫,鱼鸟谁能认鬓丝。剩有怀人惆怅意,春明旧梦省郎诗。”汪由敦更感叹清初冯溥尝集朝士修禊于万柳堂前,然“觞咏之盛,久无继者”,因而作诗称“平桥曲诸漾晴波,步屧春风得暂过。莫问冶源修禊事,柳条攀折已无多”。可见乾隆时期的万柳堂,已是柳残园废,一派萧条的景象。

清代中期北京万柳堂日见衰落,但其文化影响仍在文人追忆中持续相传。乾隆朝举人贾虞龙(字舜臣,号云城,汉军旗人)有诗云：“廉公清兴酒颜酡,红豆抛残《白纻歌》。三叠笙簧云外散,六朝烟雨梦中过。尊前秋水开蟾镜,槛畔山光淡绿蛾。惆怅更无花解语,高楼凭遍晚风多。堂开绿野侑嘉宾,相国斋居列锦茵。文献有灵关气数,山川生色仗词人。百年钟鼎悲流水,万里风云隔去津。偶尔登临搜屐齿,年年花鸟不知春。”诗中将元、清两代万柳堂并列吟咏,满怀借古讽今之意。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秋天,爱新觉罗•敦诚初次往游万柳堂,看到的景象是“堂前木叶强半皆榆槐,所谓万柳者不盈数百株,岂蒲柳之姿易于彫败耶。堂南阜地新建一阁,登阁下视,一片青碧,不辨邱陇。阁即枕于旧塘,蒲荻蔬苇,万鸟喧集”。敦诚撰游记感叹旧景不再,又赋诗称“连骑城东晓日迟,一桥回处人芦陂。陌头雨好花催信,楼上春寒酒不辞。几代斜阳人问柳,十年坏壁客寻诗。愁云低暗花宫路, 繐帐凄风有所思”云。道光八年（1828）七月初五日,著名学者胡培翚（字竹村）征集同道,于万柳堂祭祀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以是日庚戌生日也,绘图征诗”,一时传为盛事。晚清王鹏运（1849-1904）赠友人海外之行的送别词,专以元清万柳堂轶事入词，亦为万柳堂文化传承之例：

指接天,万株翠柳,野云何处池沼？斜阳一角沧桑影,都在断垣荒草。愁渺渺,问可是灵均,旧植新来少。闲鸥看饱,尽付与江潭,任他摇落。多事费凭吊,承平事,裙屐风流未杳。惊心我重到,故家乔木均休问,尘满长安古道。行也好,试汗漫骑鲸,醉看榑桑晓,归来一笑。更载酒携柑,翠阴深处,快读壮游稿。

清代万柳堂的文化影响,不仅在京城不绝如缕,亦逐渐流布于外地。清代中后期学者阮元在扬州所建的“南万柳堂”,可说就是受京城万柳堂影响的产物。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进士,历任学政、户部左侍郎、巡抚、总督等内外要职,后拜为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是清代中后期的著名学者,于经史、数学、舆地、金石、校勘等多方面都有很高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道光十九年（1839）,致仕归田的阮元于故乡倡议筑堤种柳,先取江洲细柳二万枝插之,又伐湖岸柳干为植,并嘱家人修筑别墅,取名“南万柳堂”。不数年,万柳婆娑,一片绿阴。梁章钜记称“阮芸台师有别墅在邵伯湖之北,湖堧植柳三万株,自额所居曰‘南万柳堂’,以别于京师之万柳堂也。沼湖鱼利,甲于江北,师尝集句自题堂联云：‘君子来游贯及柳,牧人乃梦众惟鱼。’”可见南万柳堂所受北京万柳堂的文化影响。阮元与梁章钜等著名文人赏玩其间,研讨问学,在扬州当地留下了新的文化佳话。

另一受到万柳堂文化影响的,为清末民初廉泉在上海曹家渡所建“小万柳堂”,以及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别业“小万柳堂”等。廉泉（1868-1931）字惠卿,无锡名士,清末中举后曾参与戊戌“公车上书”,后任户部郎中。廉泉精诗文,善书法,嗜书画金石,以诗文艺事交游,在京期间结识了苏曼殊、徐锡麟等众多名人。其夫人吴芝瑛则为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侄女,与廉泉琴瑟相和。后廉泉辞职南归,于上海曹家渡筑“小万柳堂”隐居,亭台花木,赏心悦目,“每当树梢月上,水面潮来,瞻眺徘徊,得少佳趣”,夫妇分别号为“小万柳居士”、“万柳夫人”。又于杭州西湖边置别墅,亦取名“小万柳堂”(即今“西湖四庄”中的蒋庄前身),有雕栏虹桥与苏堤相通,周围依依垂柳,吴芝瑛谓为“远瞩林园,胜妙殊绝”云。清末一代侠女秋瑾英勇就义后,即停灵于此。吴芝瑛还在园中建造“悲秋阁”,以为纪念。无锡廉氏“以先贤廉洁(孔门弟子)为始祖、元右丞廉希宪为二始祖”,因此廉泉以“小万柳堂”命名其园林和别墅,主要在于纪念其远祖廉希宪的元大都万柳堂。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清代晚期崇文门外万柳堂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早已湮灭无存的元代万柳堂。廉泉寓京与士人交游期间,所听所闻多为清代万柳堂的故典与轶事。不过作为廉氏后代,他更为强调自己与元代万柳堂的关系。因此廉泉“小万柳堂”之名虽上溯元代万柳堂,但与清代万柳堂的文化影响亦不无关系。

杨柳在中国分布极广,遍于大江南北,自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独特的文化意味。《诗经》中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表达对离别的追忆和对旅人的思念。唐代贺知章的《咏柳》诗更是脍炙人口,传诵千古。大约以中晚唐为界,杨柳的文化意象逐渐由北方转向江南,并最终定型为江南风景和地域文化的典型象征。因此明人称赞元代万柳堂等园林“要在弥望间,高林疏柳,沿溪夹岸依依,有江南之色”。清代诗人也说“不向城东去,名园我未谙。争传雄蓟北,大好压江南”云,以江南比兴蓟北。元清万柳堂地处北国都城,但垂柳如云、夹岸拂水的景色,让人浮想的还是江南的水乡风光。北京古典园林的发展,与北京作为古都的历史进程基本相应。而帝王苑囿、显宦宅园、文人胜景,也成为北京古典园林文化中最重要的特色,万柳堂即是其中一例,并在元、清两代发挥了独特的文化作用。由于历史的沧桑变迁以及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位于今北京东城区龙潭湖附近的清代万柳堂,已是遗迹难寻。但相关文献辗转相传,仍不失为北京园林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并有独具特色的人文意义。

〔作者简介〕

郑永华 (1968—),男,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古都文化研究。

* 本文选自《北京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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