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都城内的积水潭亦称海子( 以下简称海子) ，其东岸位于大都城的中轴线上，即今天的什刹海东岸。侯仁之先生在研究北京历史地理时提出，北京旧城中轴线是沿着什刹海东岸设置的，而什刹海东岸自元代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想对元代海子东岸进行准确研究，就需要实地调查。2011年，位于什刹海东岸的北京地铁8号线什刹海站开工建设，我们跟随工程对什刹海东岸古地貌和元代湖岸位置展开调查，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元代海子东岸的位置，近人主要依据民国时期的什刹海东岸来定位，没有实际的探讨。真正科学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元大都考古调查开始的。这次调查进行了大量考古勘探，其成果体现于《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中的《元大都》图中，图上画出了海子东岸的位置。然而即便是该图，在编辑过程中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其最初的样图中，海子东岸与后门桥大道之间有较宽的距离，湖面也要宽阔得多。在定稿的《元大都城》图中，湖岸与后门桥大道之间的距离稍有收缩，湖面宽度大为缩小。这说明绘制者对此曾有过思考。将湖岸向东调整，应与20世纪60年代末修建地安门外商场时出土疑似元代海子湖岸遗址有关，湖岸画在了地安门商场处。

此后仍有研究者对元代海子进行研究，绘制出各自的地图。2003 年出版的《什刹海志》绘出《元代积水潭水域及上下游水道示意图》，其东北岸以大石碑胡同为岸，东南岸以白米斜街为岸，东岸则紧贴后门桥大道，但文中没有说明绘图的依据。而在同书中又说: “元代的都水监厅事设在积水潭东岸，澄清闸西北二百步左右，约在今地安门商场西南侧。”如此，则东岸不可能紧贴后门桥大道，其与示意图是矛盾的。此后王东《什刹海的演变与元大都的规划》采用上图画法，东岸紧贴后门桥大道。蔡蕃绘制的《元代积水潭及分支水道示意图》与之类似，只是东岸略向湖内收缩。陈平所绘元代海子图较他人所绘进了一步，图中分别绘出元初和元末两个时期的岸线，其元初海子东岸的岸线较《什刹海志》图更向湖内收缩，留出了火神庙的位置，而元末岸线则与今天的湖岸位置相似。将什刹海东岸向西收缩较多，似乎是为了让开火神庙的位置，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都火神庙始建于唐代。

可以看出，由于缺乏史料支持，研究者在什刹海东岸位置上有不同看法，认识不能统一。这促使我们借助什刹海地铁站开工的机会，进行实地调查，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二、什刹海东岸的古地貌成因

什刹海是在高梁河故道中发展起来的湖泊。高梁河经历了两个发育阶段，一个是作为永定河干流的古高梁河时期，另一个是非永定河干流的高梁河时期。

全新世时期永定河在北京平原上经历了多次摆动。10000年前，永定河从石景山出山后流向东北，经海淀附近的清河注入温榆河，即“古清河”。古清河结束于5000年前。8000年前，永定河曾流经北京城南，为“古漯水”，河流过程延续至历史时期。4000多年前，永定河的干流或干流的一支从石景山东流，经过今天的积水潭、后海、什刹海，转而向南，经北海、中海和南海，流向亦庄方向，这就是古高梁河。

大约在东汉时期，古高梁河水向南摆动，改走漯水河道，延续了两三千年的古高梁河结束。在此之后，宽阔的古高梁河故道中，形成一条由泉水汇聚的小河，《水经注》中称之为高梁河或高梁水，即后期高梁河。后期高梁河的水量大为缩小，河道沉积物由砂砾石变为以细砂和粉砂为主，在古高梁河故道中，裸露的砂石滩上逐渐发育出一些湖沼。

古高梁河作为永定河干流，水量较大，河床宽度达数百米，它在什刹海处形成一个约90°的大转弯，由西北-东南向转为东北-西南向，什刹海东岸就处在转弯处的凹岸一侧。

什刹海地铁站位于地安门外大街东侧，万宁桥东北，地铁站西出口位于大街西侧。东西两侧的工程剖面显示，地安门外大街东侧没有古高梁河沉积层，此处河流相砂砾石层埋深在13 米左右，属于晚更新世的永定河沉积地层。砂砾石层之上分布有细砂、粉砂或粘土质粉砂层，距地表7．8米处细砂层的光释光测年为距今17．6±1．4ka．B．P -21．4±1．6ka．B．P 前(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表过程实验室) ，属于晚更新世晚期。

大街西侧埋深12-4 米的地层，主要为古高梁河和高梁河的沉积层，烟袋斜街北侧8．5米深河流沉积层的14C测年为2105±30a．B．P(实验室编号BA120625) ，属于西汉时期。仅仅一街之隔，地层全然不同，表明古高梁河和后期高梁河东岸就在今地安门外大街一线，没有越过大街。由于该段河岸处于河道转弯的外侧，受到河水的强烈冲刷和切割，没有长距离的坡岸，具有陡岸景观的特征。

三、火神庙东侧的元代湖岸遗迹

元代海子东岸是在高梁河东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位置相仿。在什刹海地铁站西出站口雨污管道施工中，多次发现元代海子东岸。这处雨污管道为南北向，沿地安门外大街西侧分布。工程埋深4-6米，采用暗埋顶推法施工，为此设有5个顶推管道用的竖井(图1) ，其中4个在火神庙东至地安门商场前一线，其中地安门商场前1个，距商场约4米。火神庙东侧3 个，距火神庙约5米。工程最南端的竖井位于火神庙前。

图1 什刹海东岸遗迹分布图

在火神庙东至地安门商场前的4个竖井中，除了最南端管道拐角处的竖井情况不明外，其余3个均出土了元代湖岸遗迹，遗物包括护岸石块、木桩，以及含有螺壳、瓷片、煤渣、砖瓦等的湖底沉积物。石砌湖岸的发现，印证了《元史·河渠志》的记载: “海子岸上接龙王堂，以石甃其四周”，记载与出土遗物吻合。

最北面的第一口竖井位于地安门商场前，施工中在地安门商场门前的位置挖到汉白玉护岸石条。据施工方介绍，汉白玉石条长约120厘米，宽约60厘米，厚度不详，工程中发现的铺设长度约为10米，出露深度据地表约4米余。工地内可见到凿碎的汉白玉石块。

汉白玉石条护岸在唐代已有使用，如200年在白纸坊桥南100米处的护城河底，就曾出土唐代汉白玉石块砌筑的河岸。此处若使用汉白玉石，应是一处重要湖岸，不排除为码头的可能。

在汉白玉石条护岸以南至火神庙后殿东侧第二口竖井之间，出土了许多灰岩护岸石块，可能反映了该段湖岸的特点。再往南，位于火神庙正殿东配殿东面的第三口竖井中，于地下约4 米处出土了由花岗岩石条构成的湖岸遗迹。遗迹距火神庙正殿东配殿约6米，南北走向，石条表面不很规整，大小不一。其中一块石条长160厘米、宽60厘米、厚23厘米。石条用石灰砌筑，石灰的14C 测年为625±25a．B．P，校正后年代为1295A．D-1320A．D(40．8%) 或1290A．D-1400A．D ( 95．4%)(实验室编号ＲA130255) ，约为元代中期或后期。这三处竖井处于南北直线上，由此可知，元代海子东岸在地安门商场门前至火神庙东侧一线。不同石料修筑的湖岸，可能反映了修建时间的不同，也可能反映了不同地段的重要性不同。

20世纪60年代末，在地安门商场施工中，曾出土了许多木桩和散落的护岸石条。人们认为那里就是海子东岸，可惜缺乏明确的调查记录。此次发现的海子湖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元代海子东岸的分布状况。

四、都火神庙前的元代海子石驳岸

都火神庙前面的竖井位于火神庙东南角以南约6米处(图1) ，深、广各约6米。在竖井挖掘过程中，出土了一段湖岸石壁，石壁构造与万宁桥澄清闸金刚墙相同，并与澄清闸西北侧雁翅、里头金刚墙相接，应是当年澄清闸水利工程的组成部分。今天，万宁桥西北岸金刚墙向西延伸到尽头时，有现代河岸与之相接。现代河岸继续向西，至金锭桥与什刹海湖岸相连。此次工程显示，澄清闸西北岸金刚墙在与现代河岸相接的地方转而向北，继续向北偏西方向延伸，与火神庙东侧出土的花岗岩岸壁相呼应。

竖井中出土的石壁南北长约6米，大致呈南北走向，中间有一个小角度的转角。转角以南约呈北偏西15°，转角以北为北偏西5°。石壁高约5米，用青石砌筑而成，接缝施以白灰浆，壁顶在现代石板路面之下约30厘米处。《析津志》载: “都中桥梁、寺观，……青石为砖，甃砌大方，样如江南。”元代通惠河上的闸桥，如广源闸、会川闸等都用此种石块砌筑而成。此处石壁所用石块高度在30-60厘米之间，长度在60-180 厘米之间，宽度不详。壁顶的盖面石宽度大于40厘米，因有现代路面覆盖，未能全部显露出来。

石壁由厚薄不等的7层或8层石块砌筑而成。最底部的一层石块高46．5厘米，由石壁立面向外突出约15厘米，犹如房屋内墙的踢脚。它的下面是海漫石，此海漫石也称装板或地平石，是平铺于湖底用来护驳岸的石板。海漫石由石壁下向湖中延伸出3．2米左右，用于石泊岸护脚。这层平铺的石板大小不一，其中一块测量为长1．3 米，宽60厘米，厚18厘米。石板之间用铸铁锭加固，铁锭两头宽，中间窄，形若银锭，俗称“银锭锁”。其中一个较小的银锭锁长25厘米，两端宽15厘米，中间束腰宽8厘米，厚5厘米。银锭锁卧于两块石板之间的石槽之中，用石灰灌浆固定。《析津志》所载“凡桥梁、闸门、坝堰，俱以生铁铸作锭子，陷定石缝”即指此。

海漫石下面是30厘米厚的碎石与石灰混合体的夯层，夯层下面是钉入黑色泥土中的木桩。从挖出的桩丁看，木桩直径16厘米，长度在2. 7米以上。木桩间距约30厘米，呈梅花状分布。在海漫石的外沿，密钉有60厘米宽的木桩带，木桩带由3排紧密钉在一起的木桩构成，木桩直径相同，桩顶稍高于海漫石板，用作护脚桩(图2) 。在海漫石下面的碎石夯层中，夹有元代瓷片，未发现明代瓷片。

关于石驳岸的年代，可参考万宁石桥的建筑年代。2000年，在万宁桥东北侧雁翅的镇水石兽颌下，发现“至元四年九月”刻字。元代有两个至元年号，前一个至元四年为公元1267年，后一个至元四年为公元1338年。北京考古工作者所编的《北京元代史迹图志》一书认为它是前至元四年，但这一年大都城刚在筹建之中，能否建此桥值得怀疑。

图2 都火神庙前的元代湖岸

在元代，通惠河的闸桥有过一次由木制改为石制的过程。宋褧《都水监改修庆丰石闸记》记载了此事: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九年，可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领都水监事臣郭守敬图水为渠，曰通惠河，……视地形创闸，附崖壁及底皆用木，凡二十四，……后二十年，当至大四年，诸闸浸腐， 宰相请以石易， 为万世利。”此后依轻重缓急陆续改建。整个工程由至大四年( 1311 ) 开始，到泰定四年(1327) 完成。这次改造也包括万宁桥: “万宁桥在玄武池东，名澄清闸，至元中建，在海子东。至元后复用石重修，虽更名万宁，人惟以海子桥名之。”“(泰定)三年八月戊寅，修澄清石闸。”若此，“至元四年”就只能是后至元，但后至元四年距泰定三年(1326) 已经过去12年，为何还在添置石兽，令人费解。石兽应与石桥同时建成，不会过了许多年后再补装石兽。还有一种可能性，即“至元”为“至大”之误。至大四年开始修建石闸，或许在这一年雕凿了一批石兽用于石闸建设。“大”与“元”字形相似，错刻或错认都是可能的。

为了搞清楚石壁的年代，我们做了2个碳14C测年。其一，取石壁下的护脚木桩外皮做14C测年为585±25a．B.P，树轮校正后年代为1315A. D-1355A. D(49. 3%) 或1300A. D-1370A. D ( 66. 7%) ( 实验室编号ＲA130252 ) ，即公元1300-1370 年之间，约当元代中晚期，万宁桥改建石闸的时间在此范围之内。其二，包裹在石灰浆中的木屑。我们在清理铁锭周围粘连的石灰时，在石灰中发现木屑，其14C测年为715±30a．B.P，树轮校正后年代为1265A. D-1295A. D ( 68. 2%) 或1220A. D-1310A. D(87. 1%) (实验室编号ＲA130253) ，即公元1220-1310 年之间，约为元代早中期，与前至元年代相符，稍早于泰定三年，这可能与木屑本身年代较早有关。尽管测年数据之间有差距，但它表明石壁为元代所建，并且有可能是木闸改石闸时所建。

石驳岸前海漫石板的上面，沉积有约3米厚的黑色淤泥。淤泥为粘土质粉砂，内含大量瓷片，其中以青花瓷为主，也有一些其他釉色的瓷片。青花瓷片埋深及时代特征如下: 由石壁顶端计算，向下4米深处出土明早期青花缠枝莲纹碗底足残片，碗心有歰圈，歰圈上有火石红，碗底无釉，碗外壁饰青花缠枝莲纹饰。其时代为洪武至永乐年间，或正统至天顺年间。3．6米深处出土青花松竹梅石纹碗残片，约当成化、弘治年间。3．3米深处出土青花灵芝团花碗残片，约为嘉靖万历年间。

距地表约3米深处的黑色淤泥层中，出土了一些木桩。木桩直径约12厘米，残长100厘米，14C 测年为330±20a.B.P，树轮校正后为1540A. D-1640A. D (56. 3%) ，或1480A.D-1640A. D (95. 4%) (实验室编号ＲA130251) ，属于晚明时期。木桩似呈东西向排列，木桩南面以淤泥为主，北面多碎石、砖块等人工填充物。可知这些木桩应是湖岸桩，湖水在木桩南，湖岸在木桩北，元代南北向的湖岸此时已转变为东西向湖岸。木桩距火神庙仅数米，应是火神庙前的护岸桩。湖岸的转向可能与火神庙的建设有关，昔日湖水的位置，此时已成为火神庙庙址。

黑色淤泥层上面堆积有厚约2米的杂填土，土中包含有不同时期的瓷片，其中以清代为主。杂填土的底面含有明末清初的瓷片，说明该处在清初已经成陆。在乾隆十五年的《京城全图》上，此处为河岸。

从这段湖岸石壁的高度，可以联想到万宁桥的通航问题。今天万宁桥下的水深约为1米，水面至桥孔劵顶的高度约2米，人们由此认为它难以通过古代漕船，进而推测石闸虽是元代所建，但拱券桥可能是明代所建。通过测量可知，元代万宁桥下的空间大于今日。万宁桥拱券高出两侧金刚墙1米，金刚墙高度5米，桥下总净空高度为6米。若元代万宁桥下的水深为3米，那么水面至桥拱券顶面的高度应为3米左右，若水深不及3米，桥下净空还会更大，通过体形不高的漕船应不成问题。于是可进一步推测，万宁桥因其地处交通要衢，在元代就已建成石拱券桥，明清两代整修的只是桥的栏板、桥面、石兽以及雁翅上层石构件等。

五、海子东岸与元大都中轴线

将上述几段石泊岸联系起来看，这里的海子岸格外宏伟、坚固。这样坚固的湖岸应与其地处城市中轴线的重要地理位置有关，它是大都城中轴线上的重要水利设施。

然而当我们说到海子东岸与元大都中轴线的关系时，不得不对元大都中轴线做一点说明。今人所说的古代都城中轴线首先是指宫殿设计的中线，进而引申至城市设计的中线。古代关于元大都中轴线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它在旧鼓楼大街一线，一种认为它与明代北京城中轴线同。在20世纪60年代的元大都考古调查之前，许多研究者取第一种看法; 元大都考古调查之后，第二种看法占据上风。

对于元大都中轴线的不同看法，源自于对鼓楼位置的推定。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研究者多认为元代鼓楼在旧鼓楼大街南口一带，依据的是旧鼓楼大街的名称和位置。20世纪80年代，王灿炽先生曾对此观点提出过否定意见，他认为不论从澄清闸与鼓楼的关系看，还是从鼓楼与万宁寺的位置看，元代鼓楼都应该处于明代鼓楼处，晚出的“旧鼓楼大街”名称不足以决定元代鼓楼的位置。这一推论是有道理的。

关于鼓楼与澄清闸的位置关系， 《析津志》是这样表述的: “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齐政楼就是鼓楼。鼓楼向东有大街通都府治所，向西有斜街过凤池坊，北面通钟楼，向南通海子桥和澄清闸。这是一个十字展开的关系，鼓楼四面沿道路展开，各有可以定位的地标。从表述上看，向南应有道路通向海子桥和澄清闸。海子桥即万宁桥，也是澄清闸。《析津志》: “万宁桥在玄武池东，名澄清闸。至元中建，在海子东。至元后复用石重修，虽更名万宁，人惟以海子桥名之。”万宁桥是官称，海子桥是俗称。

《元一统志》: “遂建澄清闸于海子之东。有桥，南直御园。”即澄清闸在海子东岸，闸与桥在一起，桥上道路直通御园。同前面引文联系起来看，可知鼓楼向南的大道经过万宁桥直通御园。而直通御园当然是直通御园的厚载红门，即御园的正北门。如果鼓楼在旧鼓楼大街，鼓楼的南面则不可能有向南直通御园的道路。所以，澄清闸对应的鼓楼只能在今天鼓楼的位置。它说明元大都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是一致的，都在什刹海东岸，这也是元大都海子东岸为什么建筑规格较高的原因所在。

尽管如此，由于元代鼓楼在旧鼓楼大街的观点始终占据主要地位，仍给大都中轴线在旧鼓楼大街的观点留下余地，不断为人所提及。如果元大都鼓楼在旧鼓楼大街，依据上述引文推测，澄清闸就不应在今天的位置，而应在旧鼓楼大街南面今银锭桥一带。但是，我们近年来的实地调查表明，旧鼓楼大街南面的元代海子北岸在今什刹海北岸以北约90米处，旧鼓楼大街南口面对的是一片宽阔水域，人们不会在如此宽阔的湖面上建设一座船闸。船闸是用来解决水位落差的，此处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此处也没有直通御园的道路，其状况与文献记载不符，无法支持元大都鼓楼在旧鼓楼大街的观点。

六、海子东岸与都火神庙

元代海子东岸位于火神庙东侧，这使火神庙的始建年代成为疑问。关于都火神庙的始建年代，前人有两种说法，一是元代，二是唐代。明《宛署杂记》载: “火神庙，一在北城日中坊，元至元十六年建。”后门桥北属明代北城日中坊，所言火神庙若指此庙，则该庙始建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 。《帝京景物略》称: “北城日中坊火德真君庙，唐贞观中址。元至正六年修也，我万历三十三年，改增碧瓦重阁焉。”认为是唐贞观年间所建。清人朱彝尊编《日下旧闻》引《帝京景物略》时，省去“唐贞观中址”，或不认可此观点。《日下旧闻考》馆臣予以匡正: “臣等谨按，孙承泽《天府广记》云，火德真君庙，唐贞观中建。《帝京景物略》原文亦云唐贞观中址，元至正六年修。朱彝尊节録省文，遂讹作至正年建耳。”《日下旧闻考》的编者同意《帝京景物略》的说法，认为火神庙始建于唐，今人多从此说。至正六年为公元1346年，已是元代后期。

此次调查显示，今都火神庙所在地元代以前还是河湖水域，没有供火神庙立足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兴建火神庙是为了防火，北京地区的火神庙多坐落于需要防火的城市设施旁，如商业街、手工业作坊、城门等地，不会选址于荒郊野外。唐代此地还是郊野之地，没有建设火神庙的必要。元大都城兴建后，此地才有了对火神庙的需求。因此，说火神庙始建于元代或许是对的。但在元代，因受场地的限制，火神庙也只能是海子岸边的一座小庙。现存火神庙的庙址场地，有可能是元代后期至明代经填湖形成的，而火神庙成为今日的规模，已是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的事了。前面提到的火神庙前的明晚期木桩，可能就是此次重修火神庙时整修湖岸的遗物。

七、结语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对元代海子东岸的地理环境和湖岸面貌有了更多的了解。元代海子东岸的位置，延续了古高梁河东岸的位置，位于今地安门外大街西侧，地安门商场门前的南北一线。与澄清闸金刚墙相连的一段湖岸，石壁高达5米，做工精致。它的存在应与其位于元大都中轴线的繁华要地有密切关系，汉白玉石驳岸的存在，还可能与海子码头有关。在澄清闸南面，可能会有与北面对称的湖岸石壁，在今后的城市建设中应格外注意，以免对遗址造成破坏。我们从调查结果还可以推测，都火神庙的建筑年代不会早于元代，且最初的位置应更靠近地安门外大街，今天的庙址应是明代形成的。

北京正在进行中轴线申遗的准备工作，元大都海子东岸遗址对于北京中轴线的研究和展示宣传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有朝一日人们能对元大都海子东岸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以便搞清楚元大都海子东岸的建造特征，找到元大都海子的码头遗址。今后应结合建设工程，对发掘出的湖岸遗址进行保护和展示，使人们直观地了解这处壮观的水利工程，加深对北京中轴线的了解。

* 本文选自《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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