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后，尤其是在顺治朝和康熙朝前期，由于京西的三山五园尚未建成，利用明代宫苑就成为清廷的主要措施。清廷将明代南海子作为皇家御苑的基础重新修葺，取名为“南苑”，历经清前期的建设，至乾隆朝达到鼎盛。晚清时随着私垦的泛滥，南苑在清末最终放开垦种，结束了其皇家苑囿的使命。

南苑是清初的重要宫苑，顺治帝经常来这里，有时甚至好几个月驻跸于此。例如，顺治十一年（1654）十一月至十二年（1655）九月，顺治帝长期居住于南苑。十五年（1658）重修了明朝的两处提督衙门，更名为新衙门行宫和旧衙门行宫。此外，顺治朝还修建了德寿寺、真武庙、关帝庙等。

康熙时期，康熙帝经常在南苑行围、阅兵，南苑建筑也随之增加。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把南苑原来的5 个门增加到9个门，即南红门、回城门、黄村门、大红门、小红门、东红门、双桥门、西红门和镇国寺门。三十七年（1698）又在9门基础上增加14 座角门，以便于耕种南苑的海户进出。康熙三十年（1691），建永慕寺，位于小红门西南。三十三年（1694）重修永胜桥。五十二年（1713）建南红门行宫，主要用于康熙帝在检阅军队、行围狩猎之后的休息。

雍正帝对南苑的建设不多，主要是雍正四年（1726）对南苑水系的治理。当年，雍正帝命修水利，引凉水河入运河，于是在高各庄分流南引，入凤河故道，一路挑挖，入淀河，最后汇入运河。凤河水系的整治，使得周围大量农田受益。雍正八年（1730）建宁佑庙，位于晾鹰台北六里许。

乾隆朝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实力增强，南苑的建设进一步增多。乾隆三年（1738）重修关帝庙和元灵宫。二十八年（1763）重修旧衙门行宫。二十九年（1764）重修永慕寺。三十九年（1774）重修马驹桥和碧霞元君庙。四十二年（1777）新建了面积达400 亩的团河行宫。四十五年（1780）改建德寿寺。五十四年（1789）改建南苑的土墙为砖墙。经过乾隆一朝的修缮与建设，南苑形成了4 座行宫（旧衙门行宫、新衙门行宫、南红门行宫和团河行宫）为主的御园格局。此外，乾隆时期在南苑还有两次治理水系的工程。经过不断修建与整治，清代南苑的格局基本奠定。

清初，南苑归并采捕衙门，顺治十六年（1659）始设南苑官。顺治十八年（1661），设员外郎2 人。康熙八年（1669），于员外郎2 人内改1 人为郎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设奉宸苑，南苑与景山、瀛台等处一并归其管理。至乾隆时期，掌管南苑的奉宸苑官员包括郎中、员外郎、主事、委署主事、苑丞、苑副、笔帖式等。

从管理职责分工来看，南苑郎中、员外郎、主事、委署主事等官，掌管南苑官职升除及分管九门草甸、围墙之事；苑丞、苑副等官则掌管看守直宿、陈设器皿诸事。南苑守卫设南苑总尉1人，正四品，防御8人，正五品，则掌管南苑九门门禁，统帅所属官弁兵丁、稽查出入并负责巡防守卫。

南苑的日常维护和运转，主要由苑户和海户等劳役人员承担。苑户主要设于南苑各处行宫、寺庙等处，专司洒扫、坐更等事，一般由身份较低的旗人充任。苑户之外，在南苑中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即海户，主要从事饲养兽禽、维护苑墙、栽培林木等劳役工作。原定南苑海户1800名。海户与清代其他贱民阶层身份相同，身份世袭，如果出现缺员，则以其子弟顶补。至乾隆时期，海户基本固定为1600名左右。海户地位低贱，承担着南苑最繁重的维护和劳作任务，每逢大阅，皇帝也常常怜其生活困顿，予以赈济赏赐。

南苑不同于一般的御园，它具有一定的物资生产和供应功能，主要是供内廷使用的马匹、牛羊乳制品以及果蔬等物资。

首先是马匹，主要供应皇帝和皇子使用。清制，在京城设内外马厩，内马厩设于皇城，外马厩设于南苑。康熙年间定例，南苑御马、内马共6厩。每厩附巡群马30匹，牝马10群，每群200匹。雍正元年（1723），每厩驽马额定240匹。十一年（1733），定南苑6 厩内设挏马1 群、额腾马10匹、牝马80匹，以备取马奶之用。乾隆二十八年（1763），将南苑6厩内的巡群马每群各裁汰10匹。三十五年（1770），南苑6厩巡群马每群又各裁汰10匹。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将南苑原设6厩裁撤2厩，剩下4 厩。在整个清代，南苑是宫廷御用马匹的重要饲养地点。

其次是供奉内廷日常所需的乳制品。自清初，清廷就在南苑设外牛圈3 处、供应乳饼圈1 处，专门供应鲜牛奶、乳饼等乳制品。以乾隆年间为例，南苑三牛圈每日应交牛乳120斤。此外，内廷各宫殿、皇家寺庙每年所用乳饼，也均由南苑乳饼圈交送。皇帝每次在先农坛举行耕藉礼所需要的耕牛一般也由南苑负责畜养。

再次是果园，主要供应内廷所需的新鲜蔬果。清制，内廷日常所需的蔬菜瓜果，一般由内务府所管辖的庄园供应。康熙十二年（1673）奏准，南苑内设果园5 所，每年交纳各种桃李。十六年（1677）奏准，果房设掌果2人，司果执事12人，专司征收各色果品，以备各处供献内廷之用。

另外，南苑还供应草料。南苑水草丰美，所产草料不仅供应苑内所畜养马匹、牛羊所需草料，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供应着京城官民马匹的草料。清初，南苑定例每年由海户向兵部交纳五十余万束草料，此外多余的羊草交由大兴、宛平两县变价售卖。在京畿遭灾之际，南苑草料还能起到平抑京城马驼所需豆草价格的作用。

在康熙中期修建畅春园以前，南苑是清廷唯一能够利用的近郊御园。此处清静幽雅，适合休养避喧。顺治九年（1652）、十三年（1656），顺治皇帝都曾在南苑避痘。顺治帝亲政后几乎每年都前往南苑。一方面，因紫禁城内乾清宫等主要宫殿正值重建，另一方面，当时顺治帝宠幸董鄂妃，因此也更愿意驻跸南苑，而非回到宫中。顺治朝在南苑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是顺治九年（1652）顺治帝接见五世达赖喇嘛。顺治帝在南苑接见五世达赖的意义重大，不但体现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宗教领袖的充分尊重，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且在五世达赖归藏途中，清廷赐予了五世达赖金册金印，正式册封其为西藏地区最高宗教领袖。这标志着从此之后，历代达赖喇嘛的继位都需要经过中央的册封。

进入康熙朝后，康熙帝非常重视南苑的讲武习勤，曾多次强调“南苑乃人君练武之地”。因此，康熙皇帝在南苑的活动大多与行围、校阅活动有关。除了行围、大阅之外，康熙皇帝也间或携带太皇太后、皇太后驻跸南苑。畅春园建成后，除行围活动之外，康熙帝临幸南苑次数逐步减少。雍正皇帝在位13年，几乎没有外出巡幸活动，驻跸南苑也寥寥可数。

乾隆时期，虽然圆明园作为御园理政的核心更加成熟，但在南苑的政治礼制活动依旧频繁。乾隆四年（1739）十月，乾隆帝规定自己驻跸南苑期间，各部院衙门按照圆明园之例，轮班奏事。二十三年（1758），又规定了皇帝驻跸南苑时王公大臣进班等有关事宜。前往永慕寺行礼，祭奠孝庄太皇太后，是乾隆皇帝前往南苑活动的另一项内容。一般是在三月初八孝庄太皇太后生日这天前往祭奠，或在前往南苑行围之际予以祭奠。此外，乾隆帝在巡幸畿甸，或巡幸五台山，或巡视永定河河工，出发或者回宫之前也大都驻跸南苑。

南苑最重要的功能，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园囿的主要特色，是其作为清代统治者讲武习勤、围猎骑射的作用，正所谓“春搜冬狩，以时讲武，恭遇大阅，则肃陈兵旅于此”。其中，行围是指春秋时节的围猎活动；校阅或大阅则是对八旗军队的军事演习。清前期国家统一战争频繁，皇帝在南苑的行围活动也多。以康熙帝为例，他在位60年时间里先后67次在南苑行围。行围的时间一般在春秋两季，除个别年份一年一次以外，大多数是一年数次，尤其是在战事频繁之际，如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准噶尔、抗击沙俄侵略军前后，一年之中甚至多达五六次行围；每次行围期间驻跸南苑的时间短则五六天，长则半月余。与日常通过围猎以演练骑射的行围不同，大阅是对八旗兵战斗力的全面检阅，按照礼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是行围还是八旗兵大阅，其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持八旗“国语骑射”的传统，增强武备，提高八旗的军事战斗力。

清代，南苑“例禁开田”。乾嘉时期，由于内部管理懈怠及贪腐，私垦逐日增多，至道光朝因苑内牲兽锐减，道光帝曾下令将浮开地亩全部抛荒。咸丰、同治两朝，御史嵩龄、刘有铭和翰林院侍读铁祺先后奏请开垦南苑，均被朝廷依“祖宗旧制”驳回，但私垦情形日甚一日。进入光绪朝，南苑一带已成为畿辅动荡的重点地域，“贼匪丛生”，动荡不已。光绪末年，南苑一带甚至有“青苗会”“仓匪”等秘密会社性质的组织在活动。清末国难频仍，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犯北京，南苑惨遭破坏，再加上光绪年间大水频发，致使南苑大水后围墙多半倾圮，新旧衙门和南红门行宫等各处殿宇坍塌严重。至于南苑作为“祖宗旧制”的“行围校猎”和“大阅八旗”也久已荒废。困局之下，清廷无力再修缮和维护南苑的运转，南苑全面放垦。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令成立南苑督办垦务局，将南苑内闲置土地招租，开荒耕种，以便百姓生存糊口，宫廷里的宦官、权贵，地主、商人蜂拥而至，圈占土地，在南苑连续建起数十座封建地主庄园。由此南苑开始出现了众多村落。三十年（1904），袁世凯在南苑驻军，修筑兵营房。三十二年（1906），又修建了京苑轻便轨道。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在南苑筹办航空，建简易飞机跑道。至此，南苑作为皇家苑囿的命运已经终结，随着民国北洋政府在南苑创建南苑航空学校，其被“开发”的命运走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作者简介〕

刘仲华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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