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岩

  摘要：圆明园是乾隆朝皇家园林建筑的杰作，是清代以“大总结”为特征的园林建造艺术的集中反映。乾隆帝的圆明园诗以圆明园中的景观为题，以诗序简括景观特点，以诗句、诗注描摹景观细节，再塑了圆明园风貌。同时，又因乾隆帝常年在园中居住生活并对同一景观反复吟咏，所以，乾隆帝的圆明园诗勾勒出了一些景观的历史变迁。诗作还记录了乾隆帝的园居生活，见证了乾隆帝对母亲的孝养，反映乾隆帝欲占尽天下之全景的造园理念，颇具史料价值。

  关键词：乾隆诗；圆明园；造园思想；清代特征

  圆明园景群分别建成于康、雍、乾三朝，但旧有的一轩一室都经过了乾隆帝的改建和翻修。乾隆帝还给这些庭院取了极为讲究的名字，并赋诗吟咏。在清史及圆明园历史与艺术的研究中，学者常引用乾隆诗，但仅止于“用”，迄今为止，对这一宝库尚缺乏系统和有深度的探索。圆明园研究离不开乾隆诗，通过对乾隆帝圆明园诗的系统研究，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深层思想因素，将为园林艺术研究和清史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一、乾隆诗里的圆明园景观

  乾隆帝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其诗作被汇编为六部《御制诗集》。其数量经清朝官方统计为42550首，如果将即位前《乐善堂全集》中的1029首诗计算在内，全部诗作共43579首，现存收录于《四库全书》中的御制诗共计43689首，圆明园诗即是其中的一部分。乾隆帝曾因喜香山之秀而筑“静宜园”，虽然只是每年“夏初或秋九”在此“驻跸数日”，但五十余年间“得诗已约有一千三百余首”[1](卷89，题致远斋)，更遑论作为常居之所的圆明园了。其中仅吟咏圆明园本园诗就约有1500余首，涉及园景300余处;此外还有长春园诗600余首，涉及园景100余处;另有476首吟咏了四季景色。这些诗作往往以景名为题，诗序简括该景特点，诗句及诗注进一步描摹说明景观细节，对重塑圆明园景观风貌颇有帮助。

  譬如，建于康熙末叶的“竹子院”因淳朴俭约而被命名为“天然图画”。其诗序云：“庭前修篁万竿，与双桐相日英。风枝露梢，绿满襟袖。西为高楼，折而南，翼以重榭。”诗句还对此做具体描述：“松栋连云俯碧澜，下有修篁戛幽籁。双桐荟蔚矗烟梢，朝阳疑有灵禽哕”，勾画出一派天象深远的境界：殿阁、水榭与白云相连;竹林与松树倚岩石而生。高大的梧桐树叶子密如伞盖，烟云围绕着树梢;朝阳中，隐隐传来灵禽的鸣叫。曾是雍正帝圆明园“园景十二咏”之一的“梧桐院”被改为“碧桐书院”。此处又见梧桐，但意境与前者不同。诗序曰：“前接平桥，环以带水，庭左右修梧数本，绿阴张盖，如置身清凉国土，每遇雨声疏滴，尤足动我诗情。”诗中写道：“月转风回翠影翻，雨窗尤不厌清喧”，道出清净雅致的诗情画意。同样，在另一首《镂月开云》诗中，诗序将该景观特点一一陈述：“殿以香楠为材，覆二色瓦，焕若金碧。前植牡丹数百本，后列古松青青，环以杂花名葩”，此处虽以牡丹为主，但也有兰花点缀其中，所以“其后斋堂名之曰‘御兰芬’”。《桃花坞》与《武陵春色》诗序则叙述了二者之传承关系：“武陵春色，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也，又名桃花坞，雍正初年间赐居此，后始移居长春仙馆，今经四十余年，因略修葺并题以句”，“循溪流而北，复谷环抱。山桃万株，参错林麓间；落英缤纷，浮出水面。或朝曦夕阳，光炫绮树，酣雪烘霞，莫可名状”，正是“复岫回环一水通，春深片片贴波红”又，雍正年间已有的“秀清村”被命名为“别有洞天”，“苑墙东出水关曰‘秀清村’。长薄林，日英带庄墅，自有尘外致，正不必倾岑峻涧，阻绝恒蹊，罕得津逮也”。原额“观稼轩”改为“多稼如云”，此处“坡有桃，沼有莲。月地花天，虹梁云栋，巍若仙居矣。隔垣一方，鳞塍参差，野风习习，衤发蓑笠往来，又田家风味也”。“北苑山房”改为“北远山村”，乾隆二十五年(1760)，“北远山村”添建皆春阁、涉趣楼、稻凉楼。皆春阁“层阁飞临碧沼涯，已猜鱼负泳游佳”；涉趣楼“偶额书楼曰涉趣，山容水态满名园”；稻凉楼“绿塍浑是水云乡，触目知耕复课桑”，诗句点明三楼临河而建的特点。《山高水长》诗序亦如此：“在园之西南隅，地势平衍，构重楼数楹，每一临瞰，远岫堆鬟，近郊错绣，旷如也。为外藩朝正锡宴，陈鱼龙角抵之所，平时宿卫士于此较射。”这些诗作道出景观分布与特点，其史料价值不言而明。

  常年的园居生活，使不少景观得以经年反复吟咏，这类诗便具有了史的性质。将之连缀排比，俨然是一部部景观的变迁史。以九洲清晏之西的清晖阁为例，从诗作可知，“此阁盖康熙年皇考(雍正帝)建圆明园时造”，阁前向有“乔松九株”，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初五，九洲清晏失火，九松尽毁，乾隆帝“爰命补植新松”[2](卷12，松云楼)，乾隆三十年(1765)，因新松长成，复需岁月，而“石壁独存，突兀横亘，致不惬观”，“乃因高就低点缀为楼斋若干间”[3](卷51，松云楼)，于是成“清晖阁四景”，即松云楼、露香斋、涵德书屋、茹古堂。松云楼不高，诗云：“矮屋层铺得号楼，仰观阁脊尚翘头”[3](卷65，松云楼)；其它三处堂、斋更为低矮，正符合诗序所讲“取其小，无取其大，取其朴，无取其丽，坐阁中，颇似展倪、黄横披小卷也”[3](卷51，题清晖阁四景)。直到嘉庆二年(1781)，补种的松树才和松云楼平齐[2](卷12，松云阁)。从乾隆七年(1742)到嘉庆二年(1781)，有近百首诗记录了清晖阁四十多年之变迁，而圆明园中被反复吟咏之景观有一百多处。

  古典园林的营造，不仅在于建筑和山水的搭配，树木花卉的安排也是整体设计的一部分。这座壮丽的帝王宫苑拥有大量植物可想而知，《桂》、《石榴花》、《桃》、《杏》、《梨花》、《竹》、《牡丹》、《藤萝》、《荷》、《杂花》、《古柏》、《菊》、《玉兰花》、《黄山松》这类直接以植物为题的诗作自不必说；桃花坞之桃树，清晖阁之乔松，淳化轩之盆梅，含韵斋之玉兰，竹密山斋之修竹，狮子林之紫藤架以及绿帷舫的青藻，恒春圃的杂花，甚至北远山村的农作物，都是乾隆圆明园诗中的主角。诗中吟咏的植物还随着季节更替而呈现出动态变化，如吟诵桃花时，写桃花从“柳岸桃蹊未放春”[4](卷12，御园早春)到“木也桃欲绽尚含苞”[3](卷4，御园泛舟即景)再到“桃处花光逐渐繁”[5](卷4，卸园晴泛)，进而“红熏桃朵向阳开”[6](卷29，御园仲春即事)，最后“稍惜山桃花欲谢”[6](卷4，御园寒春)，花儿开放的各个阶段都有诗作，灵动活泼地再现了从初春到暮春桃花的动态变化过程。对夏荷秋菊的吟咏也是如此。

  花木盆景是清代宫廷必不可少的摆设。圆明园内盆栽花草种类非常多，这从乾隆帝以《咏盆中天竹子》、《咏盆中佛手》、《咏盆中小菊》、《咏盆中牡丹花》、《茉莉花》为题的诗作以及诗句“盆卉吐芳葩”[4](卷1，冬夜偶作)、“盆香兰箭紫”[7](卷87，夏日含经堂)、“盆卉当春发”[5](卷42，节后含经堂)中可见一斑。其中尤其以含经堂、淳化轩的盆梅最为突出。盆梅栽种难度大，除了要具有专业栽培技术外，还需要有高超独到的审美功夫。“盆梅映座红”[3](卷9，新春含经堂)、“盆梅映雪馨”[5](卷94，题含经堂)、“盆梅馥满英”[5](卷2，季化轩)、“盆梅馥郁粲韶春”[3](卷94，季化轩)等诗句流露出乾隆帝对盆梅的欣赏，也间接反映出园丁园艺水平之高。如今历经几代沧桑后，圆明园原有的植物景观早已荡然无存，因而乾隆诗中大量有关园林植物的内容是研究圆明园植物景观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动物也是乾隆圆明园诗的组成部分，《孔雀》、《鹤》、《鹅》、《鸠》、《雉将雏》即是这类诗作，这对获知圆明园中的动物信息颇有裨

二、乾隆诗记录的园居生活

  乾隆三年(1738)，乾隆帝正式入住并常居圆明园。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在《仲夏清晖阁》诗中进行了追忆，诗句“园居已切怀惭矣”下自注：“昔值皇考大事，常居养心殿，二十七月后，始居御园。前岁经圣母大事，以安奉畅春园九经三事殿，本欲以无逸斋为倚庐，而王大臣敦请以居御园之九州岛清晏与养心殿无异，因从之。百日内已居于是，遂不拘初元之制，而心中究抱歉也。”[5](卷61，仲夏清晖阁)乾隆帝原是在圆明园内出生并被赐居“长春仙馆”的，总体来说，乾隆帝春季园居时间最长，夏秋两季因多居避暑山庄而次之，冬季则往来于紫禁城、御园与各处之间，直到冬至回宫中居住。检其诗作，描写春季园景的诗最多，有近百首；夏秋两季分别是40首和32首；冬季最少，仅有18首。诗作数量见证了乾隆帝的园居情形，每天不间断的作诗习惯使乾隆帝记录下他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官方档案记载多关乎政治，因此，记录园居生活的诗作有助于揭开乾隆帝园居生活的神秘面纱。

  在一系列的典礼仪式后，乾隆帝即返回圆明园开始新一年的园居生活。首先，是在圆明园中欢度上元节，《元宵乾清宫家宴即事成什》诗注曰：“向年元宵庆节均御园，以便施放烟火也”[6](卷2)；另一首《上元前夕奉皇太后观灯火》诗注对此作了介绍：“上元节自十三日为始，张灯火，过燕九始收，凡七日”[3](卷62)。乾隆帝在清晖阁张灯列宴，在山高水长燃放烟火，因“此地平旷，每岁上元庆节此陈火戏”[6](卷70，上元灯河)。元宵之夜，圆明园火树银花，美丽非凡，只见“绛河披处紫烟流，御苑宵明景物稠”，“玉蛾银蒜均欺雪，珠树琼葩不识秋”[4](卷37，上元日奉皇太后观灯宴赏)，“传说中元王母降，集灵较此逊光辉”[4](卷37，元夕烟火即景灯河)。赵翼曾经亲眼目睹烟火奇观，他这样描述道：“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火最盛……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舞罢，则烟火大发，其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8](11～12)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对圆明园里盛大的“灯会”雀跃不已，他在致达索先生的信中写道：“每有一处楼阁、殿堂或门廊的天花板上挂上几盏灯笼。在所有溪流、河道和湖泽上也都会放上几盏制作成小船形状的灯笼，浮在水上来回飘荡……这些灯笼制作得极其漂亮，有鱼、鸟、兽、花瓶、水果、花卉以及不同种类、大小不一的船等各种造型。有些灯笼是用丝绸制成，有些则是利用兽角、玻璃、贝壳以及其他上千种材料制成。”[9](289)

    节日时分，款待宴请是必不可少的，家宴通常在上元节前夕举行，其《上元前夕曲宴宗亲》诗云：“上元前夕典宜仍，瓜瓞绵绵百世征。和气一堂共听乐，丽华千树待燃灯”[3](卷62)。宴请前来贺正的外藩则在上元节前两日举行，此举旨在展示大清帝国的威仪，并示怀柔之意。《上元前夕曲宴外藩》诗中这样写道：“宴乐嘉宾集，威仪汉典齐。……驭远垂家法，绳承敢敬稽”[4](卷37)。宴请廷臣则通常在上元节后一日举行。乾隆帝深谙君臣之道，《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得诗二首》云：“股肱任重要情联，赐典应开翼节筵”[3](卷62)。上元节过后，伴随着“灯事将阑月渐弓”，东风吹来，“池心几许春冰脆，帘角一番晴照融”[7](卷1，御园初春即事)，春天如约渐至，御园的湖面上，微波也开始荡漾起来。虽然此时柳枝“秭渐生”，桃花“苞未放”[7](卷2，浅春)，但很快，御园就“柳唐霭霭曳烟梢，竹埭森森突笋包。新水蔚蓝鱼涉冻，远林缛绿鹊营巢”[4](卷13，御园仲春)。寒食前后，便杏花烂漫，“波涨鱼儿跃，窗开燕子穿”[4](卷13，春日御园闲咏)，春意越来越浓，宫廷里迫不及待地想要排宴赏花了，但是乾隆帝“无心问花柳，着意事耕耒皮”[4](卷25，御园躬耕)。清朝的耕耒昔礼在每年二月或三月初举行，乾隆九年(1744)所作《御园亲耕》诗序云：“皇考时屡行之，当春举趾，兹惟其时，率循旧章并劝良农”[4](卷21，御园亲耕)。为了保障亲耕典礼的顺利进行，清代皇帝在耕耒昔之前，要进行演耕。圆明园的山高水长，西苑的丰泽园，是两处重要的演耕场所。乾隆十一年(1746)，其《御园耕种》诗序写到：“皇考时岁举行之，盖自丰泽演耕，与夫耒昔田亲耕，并此而三，重农之意于周有昭云。”[4](卷25)这年的三月初十，乾隆帝如期在圆明园山高水长举行了亲耕典礼。与春季举行颇多重要的礼仪活动相比，夏季的圆明园更显惬意、有趣。首先，“宫庭缭绕围红墙”，“比较园居实觉热”[3](卷14，静怡轩作歌)，御园比紫禁城凉爽得多，这让乾隆帝感觉舒适：“绿荫轩庭昼影移，清和时节午薰吹。巢残旧燕衔泥补，声涩新蝉度柳迟”[4](卷5，圆明园初夏即景)。随之，端午节福海观龙舟热闹非常，乾隆帝这样描述当日盛况：“旗毡红霞鼓角鸣，昔年竞渡尚传名……歌奏回波云影过，棹沿芳渚浪花平。飞龙恰见天中瑞，水底鱼虾漫自惊”。[4](卷5，龙舟)

    五月至十月，乾隆帝经常在避暑山庄度过。据统计，六十年间共去51次，其中五月至避暑山庄27次，七月赴热河19次，八月离京至避暑山庄5次。至于冬季，则因“冬令昼短且寒，朕若园居，则奏事来者，必冒寒冷宵行，数年来率以孟冬还宫”[5](卷40，诣畅春园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有作)，但因皇太后以园居为乐，“不敢违也”，“故每于冬至前，方奉以还宫。”[3](卷60，命驾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之作)

    作为帝王，园居生活必然包含丰富的政治内容。圆明园本是康熙帝赐给皇四子胤禛的园邸，雍正帝登基后，在园内增建正大光明殿、勤政殿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圆明园开始成为兼具政治意味与理政功能的行政中枢。朝廷各政治机构及宫廷的各个衙门在贤良门外和大宫门外都设有办公衙署。从内阁大库档案可知，六部所报事由大多是在圆明园内举行。乾隆九年(1744)《勤政亲贤》诗序记曰：“正大光明之东为勤政殿，日于此披省章奏，召对臣工，亭午始退”[4](卷22)。而对政务活动的记录也是乾隆诗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了政务大事外，还有生活小事。春天榆钱做的饼和羹，夏天新麦做的碾粘，还有进贡的春笋都通通入诗，“新榆小于钱，为饼脆且甘”[4](卷13，榆饼)、“榆羹榆饼备尝新，尚膳调和拟八珍”[5](卷88，膳榆)、“汤官十字不须夸，榆荚登盘脆熨牙”[7](卷17，膳榆践饼)、“朝来膳碾粘，翠滑供快饱”[7](卷9，膳麦)、“春笋南来贡北京，真成玉食簇盘清”[5](卷11，膳者笋口号)。羊肉也是乾隆帝非常爱吃的美食，“一时思膳羊，问之尚膳云……”[7](卷64，膳羊)。这些诗中记录的乾隆帝日常膳食的情形，具有补充史料的价值。

三、乾隆诗中的孝亲之情

  乾隆帝向以事母至孝闻名，与其它诗相比，年年都有跟皇太后有关的诗，题旨凝聚而整齐，颇引人注目。内容既有如《六月十八日初霁恭侍皇太后园中游赏》、《花朝日侍皇太后游宴御园》、《五月朔日奉皇太后御园宴赏之作》、《端阳日恭奉皇太后御园观龙舟即景成咏》这类节庆游赏之作，也有像《园中剪花令内侍恭进皇太后》、《园中摘花恭进圣母》这样的日常生活之作。诗句“慈颜添豫色，至乐复如何”[4](卷2，六月十八日初霁恭侍皇太后园中游赏谨成一律)、“欲知色养欢无限，只在慈宁辇辂边”[4](卷5，在朝日侍皇太后游赏御园)、“上林饶有嫣风朵，为奉慈颜上已辰”[4](卷39，园中摘花进圣母)、“恭陪慈豫行时令，乐向春台验物情”[7](卷1，新春恭奉皇太后幸圆明园)都体现了乾隆帝对母亲的爱戴与尊敬。《恭侍皇太后观灯因成是叶》一诗描写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上元节乾隆帝侍奉母亲观灯一事。诗中自注：“皇太后虽极康强，而高年倍宜赡养，因仿皇祖时软榻式，敬制预备于降，与时御以升座，虽室中咫尺，亦可不劳步履。”[5](卷42，恭侍皇太后观灯因成是叶)此于细节处更见孝亲真情。

  乾隆帝曾在谕旨中说：“朕惟致治之本，孝道为先；尊养之隆，鸿称首重”[10](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丑)。自乾隆帝登极以来，即尊养皇太后于畅春园，“凡庆节、恭迎皇太后御圆明园之长春仙馆，以为例”[10](乾隆三年正月甲子)。其诗亦云：“园内赐居别一所，册年庆节憩慈躬”，诗下自注曰：“每岁孟春奉圣母幸御园即驻憩于此，行庆度节，至正月杪，始奉慈驾驻畅春园。”[5](卷46，长春仙馆礼佛有感)不论是居于宫中还是圆明园，乾隆帝都常向母亲问安，此情此景于诗中比比皆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命驾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之作》中就有诗句“承欢养志奉林园，抚岁行时返禁垣”[3](卷60)；乾隆四十一年(1776)《诣畅春园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有作》中亦有诗句“为兹久驻钦承志，遂致频来敬问怡”[5](卷40)，可证“数年以来率为例事”[3](卷60)并非虚言。乾隆帝早问安而晚共膳，在《诣畅春园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有作》中他写道：“夏清冬温处总备，昼安夕宴事胥宜”。乾隆帝并不以此为累，他说：“往来问安，既不误政，亦体人情之一端也”[5](卷40)。总体来说，乾隆帝“恭侍孝圣宪皇后，承欢颐庆者四十余年。掖辇则祗奉慈宁；居庐则永言孺慕”[10](嘉庆序)。

  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皇太后在山高水长观赏花灯表演时病倒，不久去世。乾隆帝悲伤不已，特于易州泰陵之东另建泰东陵以安葬，谥号“孝圣宪皇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在《正月十四日作》中回忆当日情景，在“去春祈禾御园旋，同乐行时幸以先”诗句下自注道：“去岁于正月八日奉圣母幸御园家宴赏灯，越三日进宫斋戒，迨十四日早析谷礼成后即回御园问安，时圣母因佳节行庆已先幸同乐园，是日慈躬稍觉违和，及敬询起居如常？言笑且仍，欢赏无倦，客盖爱怜予意，实深恐予知违和也。”[5](卷45，正月十四日作)每忆及此，都悲伤不已。在《上元节感成长句》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情感：“忽逢佳节益增伤，去岁灯筵那可忘。携子挈孙侍欢处，抚今追昔助悲埸。甫因示疾问朝夕，犹命行时愿吉祥。言及此诚痛欲绝，祗余陵谒奠椒觞”[5](卷45)。他常常触景生情，在《永慕斋作》中写道：“夏初此地浃旬居，回忆肝肠痛断予。一去不留惟日也，有来必往信人与。梦中膝下原如实，资事爱同总是虚。秋季奉还御园况，可能重得祗唏嘘”。诗中自注：“往年此际，即当自避暑山庄奉安舆还御园时也”[5](卷43)。在另一首诗中，他表达了同样的哀伤：“春初至秋末，心近叹身遥。祗藉梦魂遇，永辞甘旨调。云山惟寂寂，落叶正萧萧。归辔孟冬逮，忾闻拟祭朝”。诗注曰：“忆往年木兰回跸至避暑山庄问安，亲调羹膳以进圣母，为之加餐，此景不能复得矣。”[5](卷43，恭谒泰东陵)母亲去世之后，长春仙馆被改为佛堂，每年正月廿三日忌辰，乾隆帝即来此礼佛。想到往年在这里与慈母共享天伦，遇“愁绪刻，难自释”时，还可倾诉，如今人已逝去，“无复有询慰之人，追念能无哀感乎”？乾隆帝于诗中寄托哀思，诗句“原睹慈容泪眼中”、“顿成哀绪对秋风”[5](卷61，长春仙馆礼佛)、“瞥眼不殊斯泣血，终身岂忘此椎心”[5](卷78，正月廿三日圣母忌辰于长春仙馆礼佛作)，呕心泣血，令人动容。

  “孝”是维系封建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清将孝治推向极致，上至官员，下至百姓，无不纳于孝治政策之下。与明代崇尚出乎常情的奇节相比，清代更重视常情之内的庸行，即“生事死葬，尽诚尽哀”[11](18a～18b)。“孝”最基本的内容无疑是“善事父母”[12](11～12)，对父母要尽可能体贴服侍，让他们身心愉悦。父母过世，要哭丧尽哀，每逢忌日或节日，祭祀必以礼以哀，同时做到事死如事生。乾隆帝对孝道身体力行，并以诗记之，为天下人树立榜样，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对孝行的倡导和实践，是清朝孝治政策的体现。

四、乾隆帝造园思想析论

  圆明园原本并不大，当它被康熙帝作为礼物赐予四皇子胤礻真时，远逊于康熙本人的畅春园。在雍正帝的营建下，圆明园初具规模，但最终使其成为园林艺术巅峰之作的是乾隆帝。圆明园汇中国古典园林之精华，融西洋建筑之特色，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9](290)。

  乾隆帝对各具特色的园林美景之钟爱固不待言，同时，圆明园也蕴含了他的造园思想。众所周知，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曾六次下江南。因为每次南巡都携画工同往而被质疑其南巡“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13](引言)，那些移建于圆明园和避暑山庄的江南名园即成为明证。其诗亦有一些“寻景建园”之意，在以《碧桐书院》为题的诗中，乾隆帝这样写道：月转风回翠影翻，雨窗尤不厌清喧。即声即色无声色，莫问倪家狮子园。[4](卷22)在另一首《上下天光》的序言中有：“垂虹驾湖，蜿蜒百尺，修栏夹翼，中为广亭。纹倒影，漾楣槛间。凌空俯瞰，一碧万顷，不啻胸吞云梦”[70]。同样情在《曲院风荷》一诗中表达得更为直白，诗序云：“西湖曲院，为宋时酒务地，荷花最多，是有曲院风荷之名。兹处红衣印波，长虹摇影，风景相似，故以其名名之”。诗句写道：香远清谁解图，亭亭花底睡双凫。停桡堤畔饶真赏，那数余杭西子湖。[4](卷22)以上第一首诗的“倪家”，即元代倪云林之家。据说他家庭院前有六株桐树，倪云林天天派书童挑水去洗刷它们，“狮子园”指的是苏州的狮子林。倪云林曾参与狮子林的设计并做《狮子林图》；第二首诗中“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出自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第三首诗中的曲院风荷乃是西湖盛景之一。三者都属江南名胜自不待言，然而更需指出的是，这三首诗均作于乾隆九年(1744)，而此时距离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尚有七、八年之久，这说明乾隆帝对江南风景并不陌生。在康熙时，乾隆帝就曾将江南造园艺术引进皇家御苑，其对江南名园与美景的整体认知，除耳闻外，应主要是通过书画等平面载体建立起来。如倪瓒的《狮子林图》就深得乾隆帝的喜爱，早在即位之初，他就为倪瓒《狮子林图》题诗吟咏，诗中写道：

借问狮子林，应在无何有。

西天与震旦，不异反复手。

倪子具善根，宿习摩竭受。

苍苍图树石，了了离尘垢。

声彻大千界，如是狮子吼。[4](卷2)

    乾隆帝还将倪瓒的《狮子林图》列入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的《石渠宝笈•上等》中，又令人“摹其真迹，命永藏吴中”[3](卷22)，足见其对此图之珍视。事实证明，在尚未南巡时，乾隆帝就对江南名胜关注已久。乾隆帝南巡的动机与目的固不止于此，但探访江南园林当无可置喙。第一次南巡归来后，乾隆帝更爱雨天的圆明园了，因为这让他仿佛重回江南。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的《雨后御园即景》这样写道：江南春月鲜逢晴，今岁燕山候颇更。最爱烟航凌北渚，适如明圣画中行。[7](卷77)乾隆帝对雨中泛舟也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当“迩日春云晴不放，掠空雨雪乍浮浮”时，乘舟水上，四周烟雨氤氲，御园到处都湿润润的，空气如此清新，夹杂着淡淡的植物芬芳香气，随风浮动。触景生情，他又想起江南来：“几曲烟堤蒙湿润，讶同清绝锦江南”[7](卷84，御园雷泛)。如此这般的江南情结怎能不吸引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南巡故地呢？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乾隆帝带着头脑中构建的江南图像身临其境时，映入眼帘的那些景观就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对那些比书画更美的江南名园无比钟爱，历次南巡，均命随行画师墨绘成粉本，“携图以归”[14]，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仿建。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被江宁城内的瞻园景致所吸引，亲题“瞻园”匾额。十年后，在长春园东南角修建如园，“取义如瞻园之意”[15]。他曾六次游历狮子林，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依样建造并同样叫作“狮子林”。仿制中时有各种巧思的运用胜过原来的设计。在乾隆帝不断的努力下，江南名园中最美丽的景致都被移入到皇家园林，乾隆帝满意地说：“何必更羡吴江？”[5](卷4，虹桥)

   圆明园因汇聚中国园林艺术的精华而成为无法超越的经典。“如果说明清园林综合了传统中国的园林艺术，圆明园则可谓综合了明清园林的成果。”[13](引言)圆明园几乎囊括了适用于园林的所有建筑形式，亭、台、楼、阁、堂、榭、轩、斋，房、馆、舫、廊……但乾隆帝没有就此止步。乾隆十八年(1753)，“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国”来京，乾隆帝“闻彼处以水法为奇观”，引起他的极大关注。喷泉原为罗马的技术，到17世纪风行于欧洲，其中尤以意大利、法国的喷泉种类居多、设计巧妙。水法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但乾隆帝并不以为然，“因念中国地大物博，水法不过工巧之一端，遂命住京之西洋人郎世宁造为此法，俾来使至此瞻仰”。其后，长春园内先后建成了三组置有喷泉的西式建筑群：谐奇趣、海晏堂、远瀛观，“就中若斗兽、若奔鹿、若水时计，皆其杰作也”[16]。建好的大水法令乾隆帝感到无比自豪，在《题泽兰堂》诗作中，乾隆帝写道：“芜情报韶意，水法列奇观。洋使贺正至，远瀛合俾看。”被邀请在远瀛观观看大水法是对来访的外国人最为优荣的礼遇。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令“至京朝贡”的“英咭口利国使臣”阅看大水法；御极六十年大庆，又请“荷兰国使臣”观看水法并骄傲地说：“中国之大，何奇不有!”[6](卷94，题泽兰堂)

   圆明园终于成为园林艺术最伟大的综合体。法国作家雨果在《致巴特雷上尉的信》中这样评价：“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汇集了一个人民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17]兴建圆明园的时代，中国园林艺术已炉火纯青。此时，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国力的强盛使建造一座集万园精华于一身的皇家园林成为可能，而清代“大总结”的时代发展趋势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借助强盛的国力和历史积累的丰硕成果，乾隆帝将这一趋势推向极致。他发动“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编辑《四库全书》，涵盖经史子集；作《全韵诗》，占尽106韵；其诗作数量“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18]。他用纵贯千古、审视百代的眼光来“评点全史以昭惩劝，订诸经而正异同”[10](嘉庆序)，事事处处凸显一个“全”字，体现了乾隆帝欲聚揽天下、包罗万有的大气魄与大手笔，集万园精华之大成的圆明园亦证实了乾隆帝占尽天下之全的造园动机。圆明园造园理念是乾隆帝文化思想的缩影，它是乾隆王朝的必然产物，是清代以“大总结”为特征的时代特色在园林艺术上的反映。

参考文献：

[1]《御制诗五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2]《御制诗余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3]《御制诗三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4]《御制诗初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5]《御制诗四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6]《御制诗五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7]《御制诗二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8]赵翼：《檐曝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9][法]王致诚：《耶稣会士和中国宫廷画师王致诚修士致达索(d’Assant)先生的信》，载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耿瘅，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10]《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1987年影印本。

[11]石韫玉：《独学庐四稿》(卷五)，《徐孝子墓表》，道光间刊本。

[12]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14]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四)，《御题惠山园八景诗》(序)，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15]故宫博物院编：《清仁宗御制文二集》(卷五)，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年。

[16]《西书中纪圆明园之西洋楼》，《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3、4号，1933年。

[17][法]雨果：《致巴特雷上尉的信》，《光明日报》，1995年9月15日，第2版。

[18]《御制文集•余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见载于《东疆学刊》，2014年1月，第31卷第1期。）

崔岩，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近史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清代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