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图样概述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收藏样式雷传世图档的机构之一，且收藏数量居各处之首。据该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记载，样式雷传世图档的收藏工作始于1930年，经营造学社前辈的积极协调，促成收购之举，主要购自北京观音寺胡同雷氏家族分支。

馆藏样式雷图文档案涉及皇家宫殿、园林、王府、陵寝等，其中圆明园三园图档主要集中在第1包至第110包，并且每一包图档呈现出围绕某一景区或某一单体建筑的特点，而每一包图样的绘制时间比较相近，偶有跨越百年的情况，这似乎表明图样曾被进行简单梳理。而零星混杂期间的其他图样可能是在出售前，因境遇潦倒，难以维系家族生计，将零散图样随意置入各包充其数量以换取收入的缘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各包图样均涉及某一景区或景点，这足以表明各包内图样存在一定相关性。

对于厘清圆明园百余年的变迁格局，样式雷传世图档中的全局图无疑是首选的、至关重要的史料。识别全局图不仅为其他图档的甄别提供了翔实的佐证，也便于从宏观角度把握园林格局的变迁。在圆明园样式雷图档中留存了数幅全图，其中描绘园中格局的仅有3幅且均汇集在第43包（图1）。

事实上，第43包中仅存3幅图样，且均为全局图，经过校对实测图，换算其比例约为1:2 000，这恰是众多全局图惯常采用的比例。3幅图样均采用墨色线条描绘，以编号043-001的图面相对工整，其他2幅较为潦草。同时，3幅图样呈现出相同的描绘特点，即山体或河道施以单色淡彩，建筑群仅勾勒外部轮廓，惟有大宫门及北宫门绘制建筑间架结构，这类描绘方式在雷氏图档中多为河道图，043-003图面的浮签标注便是最好的佐证。河道图多以记录河道的走向、分布为目的，忽略景区建筑细节，体现出绘制者简洁、有效的表达方法。此外，各图样均在部分河道岸际注明实测的尺寸，测绘尺寸以码头、桥梁、建筑或自然结束点为分界进行丈量，这也是河道图样的特色。

图1 国家图书馆所藏样式雷圆明园全图：自左至右043-001、043-002、043-003(引自《圆明园的记忆遗产：样式房图档》)

二、绘制时间

梳理样式雷传世图文档案最棘手的问题是大量图样未注明绘制时间，难以展开相关研究。因此，对于这3幅图样需首先逐一推断其绘制年代、作者以及用途等信息。

对043-001的识别，笔者已在《一幅样式雷图档的年代推断》一文中详细阐述，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其主要依据是档案中记载的“山高水长”南端新开辟的水泡。

就043-002而言，依据图面标注的“澹泊清净”“春和镇”2处景点名称，应是为了避讳道光皇帝的名字 ，据此可将绘制时间限定在道光皇帝登基之后。而“上下天光”临湖楼阁标注“涵月楼”，与档案中记载道光七年(1827年)的改建工程相吻合，这也恰好进一步佐证了上述推断；再者，“九州清晏”是道光年间格局更迭较复杂的景区，其变迁依次包括：

道光八年(1828年)后，清晖阁改建为湛静斋、穿堂殿及后殿；

道光十一年(1831年)，怡情书史、鱼池一区改建成“慎德堂”；

道光十六年(1836年)，重修中路三大殿，九州清晏殿改为五间，取消原有后抱厦，并在西侧增建“同道堂”；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洞天深处”东西四所被改建为二所。

尽管河道图样仅描绘景区轮廓，但从本图简洁的笔墨痕迹仍可辨识出变迁的证据，如：“怡情书史”一区的鱼池以及九州清晏殿后抱厦均已取消，这些与道光十六年之前的更迭完全相符，由此可确定本图绘制时间应不晚于道光十六年。而故宫博物院所存编号1 196圆明园河道全图，其绘制内容与本图十分近似，尤其对整修河道丈量记载完全相同，仅绘制更加工整，且使用浮签标注景区名称，应为正式进呈图，图中“二十年分清挖淤浅凑长七十九丈五尺”的浮签，表明其绘制时间为道光朝，由此也可以判定，043-002应是故宫所存河道图的底样，绘制年代应同为道光二十年(1850年)，且略早。图中洞天深处标注“福元四所”是道光二十六年改建前的称谓据此进一步印证上面的结论(图2)。

图2 九州清晏添建同道堂前后格局对比图：自左至右为043-002(图纸局部)、011-002

043-003是3幅中唯一标注题名的图样——圆明园河道全图，由名称已经可以推知图样所承担的功能。依据图面部分景区轮廓我们大致断定其绘制时间在嘉庆末年至道光七年之间，依据之一：“接秀山房”的轮廓与043-002标注为“观澜堂”的景区完全吻合，此景落成时间不晚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进一步核查嘉庆年间相关景区变革也呈现在本图中，如：

嘉庆八年(1803年)，自“宁和镇”至“秀清村”新浚水渠；

嘉庆十五年(1810年)，“平湖秋月”改建落成“镜远洲”；

嘉庆十六年(1811年)，“武陵春色”添建“恒春堂”

嘉庆二十二年，“北远山村”改建成“课农轩”，“接秀山房”改建为“观澜堂”；

其二是“上下天光”景区的转变。依据《清文宗御制诗文》可知，自道光七年(1737年)始见“涵月楼”写景诗，之前匾额、诗文中均未见此题名，故“上下天光”应被改建，参照咸丰末年三园图，临湖楼阁改为三间。池中对称架设的六方亭、曲桥均已不见踪迹。本图中仍描绘了曲桥、六方亭，表明绘制年代早于道光七年(图3)。

其三，九洲清晏景区西部尚呈现清晖阁的格局，鸢飞鱼跃敞轩被白粉遮盖，表明后期已不存，而据档案记载，道光七年仍有清晖阁写景诗，道光八年后改为穿堂殿、湛静斋及后殿等，据此推断，本图绘制时间应不晚于道光七年。囿于目前有关道光初年园中格局调整的记载较为匮乏，难以进一步核实准确的绘制年代，故本图的绘制时间仅能限定在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七年之间，从图面绘制风格，与道光时期近似，故可进一步判定为道光初年。

图3 “上下天光”格局变迁前后对比图：自左至右043-002、043-003(均为图纸局部)

三 图样特色

3幅图样同为记录河道的档案，在绘制比例、表现方式和手法方面大致相同，又各具特色。043-001绘制略为精细，图面留有标注景点名称的贴签，应曾作为进呈御览的正式图样。但图面沿驳岸标注的“记账码”极为潦草，并且局部格局呈现添改的痕迹，如“宁和镇”至“秀清村”新开辟的河道部分，应为后期添注，其河道驳岸的调整与043-003吻合便是佐证。

043-002在3幅图样中绘制时间较晚，且图面残缺（“日天琳宇”院墙以北东西沿线均缺失），线条更为潦草，仅在“洞天深处”以北至买卖街以南之间的部分河道标注测量尺寸，但各景区均已注明名称，这为推断年代提供了珍贵的信息。

事实上，在3幅图样中，043-003图面线条最为潦草，河道尺寸用红色字迹标注，沿岸际描绘的登岸码头几乎遍布所有河道，粗略统计约有300余座，由此可推知游船几乎通达园中任意景区，而沿途所有桥梁均应可以通行，这将是研究圆明园桥梁艺术的重要线索。此外，图面部分河道留有连续的红线，并且在图面左侧注明“河中有红道高水”，应是对红线的说明，依据红线我们重绘出圆明园河道水位布局（图4）。再有，图面仅有一张贴签，注明“圆明园河道全图”，为3图中唯一阐明图纸题名的图样。

图4 043-003图面所绘红道重描图

四 山水格局

作为河道图样，其重要价值在于记录河道的布局、走向以及桥梁、高水、入水口、出水口、码头、水闸等设施的分布。历来在档案中对建筑的增改均有一定的记载，但山水的更迭因难以描述和记录而罕见。本文所述的3幅图样绘制年代各不相同，时间跨度较大，因而对比三者，并校对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咸丰末年《长春园绮春园圆明园三园地盘河道全图》 （后文简称《三园图》），我们可以梳理出近百年经营中圆明园河道所发生的转变，这也是目前被众多研究者所忽略的细节。

1）福海东南自“宁和镇”至“秀清村”新开浚河道，将“湖山在望”划分为小岛。这一工程发生在嘉庆八年，043-001中不仅记录了疏浚前的格局，而且描绘出更改后的面貌，043-002及043-003均呈现了改建后的格局（图5）。这也是自乾隆朝中后期至庚申火患前，园中发生的较大规模的山水更迭。

图5 福海南岸山水格局变迁图：自左至右依次为043-001、043-002、043-003（均为局部）

2)“山高水长”南端新开挖一处水泡，引西侧入园之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工程完竣后的销算奏折记录了相关详情细节，包括工程实际消耗银两，开挖水泡尺寸，在043-002、043-003中水泡轮廓均可得到印证，而043-001并未描绘，足以表明其绘制时间此项工程尚未进行，这也是本图推断的重要依据（图6）。

图6 山高水长南部开挖水泡格局变迁图：自左至右依次为043-001、043-002、043-003（均为局部）6-1 6-2 6-3

3）“天然图画”前水池被填埋。乾隆九年(1744年)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后文简称《四十景图》)中“天然图画”院落南端辟有水池，池中有岛，岛上种植数株松柏。《日下旧闻考》也记载了“‘镂月开云’后有池一区，池西北方楼为‘天然图画’。”但1933年的遗址实测图中却未能发掘出水池，而《三园图》中也未见描绘。本文所论述的三幅样式雷全图却全面呈现出水池改变前后的面貌，并且043-003中水池线条被遮盖进一步说明此处被填埋的事实。同时依据043-002水池已消失的特征，可以推断这一工程发生在嘉庆末年至道光二十年间（图7）。

图7 天然图画前水泡被填埋格局变迁图：自左至右依次为043-001、043-002、043-003（均为局部）

4）“宁和镇”东南侧小岛东侧河道被填垫。043-001与043-003仍呈现小岛的格局，而043-002中小岛东侧河道已被填埋。由此也表明此工程发生在嘉庆末年至道光二十年间。

5）“别有洞天”的“秀清村”南端水道被填垫。《四十景图》中“秀清村”水道分为南北二支，将陆地划分成一座岛屿，此景与043-001所简单勾勒的轮廓相吻合。而043-002、043-003图中仅描绘一条河道，表明水道填垫工程不晚于嘉庆末年，查阅内廷档案在嘉庆八年景区曾进行疏浚，随后御制诗文中出现多座新建筑，似应为此次修缮的成果（图8）。

图8 秀清村前河道格局变迁图：自左至右依次为043-001、043-002、043-003（均为局部）

6）“坐石临流”重檐四方亭改建为八方亭，原有水道仅保留一支贯穿亭座。《四十景图》清晰描绘出流经方亭的各支河道，乾隆四十二年的档案记载进行改建工程，043-002与043-003均已呈现竣工后的格局，而043-001虽与其他2幅图样描绘内容相同，但线条潦草，并留有明显的涂改痕迹，应为后期改绘，这恰好印证了其绘制时间早于乾隆四十二年的推断。

7）“澹泊宁静”东南端新挖水泡稻田。乾隆朝的档案中记载“澹泊宁静”东南端新辟水泡，但3幅全图均未见描绘，而《三园图》中记录有一处稻田，疑为道光中期至咸丰朝新辟建。

8）“北远山村”以北至“天宇空明”之间新开挖河道。《四十景图》所描绘“北远山村”前有河道，北部为平坦地貌，未见河道沟渠，这与043-001、043-003均吻合，由于043-002残缺，难以校对，但参照《三园图》可知，“北远山村”北端新辟河道，将其划为一座岛屿。道光朝档案中此景发生较大变革，可能为此时开挖河道的变故(图9)。

图9 北远山村河道格局变迁图：自左至右依次为043-001、043-002、043-003（均为局部）

9）“澡身浴德”山体被消除，加堆“方壶胜境”景区东南“藏舟坞”一侧山体，加堆“三潭印月”东侧山体。以河池清淤泥土做为堆培山体的便利材料是清代造园中惯常采用的手法，而平地构园，因景观以及个人感觉的异同，对山体的高低持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切削山体的工程多见于档案记载。

3幅图样表面均留有改绘痕迹，呈现出同一幅图样记录不同时期格局的现象，这也是国家图书馆所存样式雷家藏图档的独特之处。此外，各图样均在河道边际注明实测丈量的尺寸，这恰好体现出河道图的主要功能，通常河道图样主要用于疏浚河道、整修岸际、归安码头等工程，内廷档案大量记录相关工程。事实上，作为以平地水景著称的园林，圆明园内水体面积约占到全园用地的4/10，河道纵横交错，几乎围绕或贯穿园中所有景区，成为组织、联系园林景观的重要纽带，因此清理河道淤浅、归整泊岸坍塌和修缮码头自然成为每年例行的维修工程。

五、图样设计者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存样式雷图文档案大部分来自雷氏家藏，绘制年代主要集中在道光、咸丰、同治以及光绪朝，较少成图于嘉庆年间，研究者曾阐述未见乾隆朝遗物，造成供职于雍正和乾隆年间的样式雷世家成员缺乏实物图样佐证。正如目前研究已知，雍正初年未满周岁丧父的雷声澂，在母亲张氏悉心教导下长大成人，依靠父亲的声望在样式房谋取一份差使以延续乃祖的精湛技艺。但样式房的业务“技术专门，非尽人可以从事”，虽然雷声澂生活在乾隆大兴土木之际，却未能像他的父亲一样，大展才华，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但是他的一生对于雷家事业的传承却是重要的。在他去世后，其子侄雷家玮、雷家玺、雷家瑞三兄弟顺利接替他掌管样式房，成为乾嘉时期皇家建筑的重要设计者，由此推知在雷声澂任职样式房期间，曾向子侄们传授样式房的技艺，悉心教导他们继承祖业，为后期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在雷氏家族的职业发展中起到极其关键的承上启下作用。

但同他的父亲一样，目前研究中，雷声澂在任职样式房时期的生活完全不见于家谱、家藏图档和其他各种文人笔记或官方记录。而043-001的绘制时间正值雷声澂中年，是他营造技艺炉火纯青之时，无论是否已继任掌案要职，绘制全图河道图样已是驾轻就熟的技能，这无疑是填补雷声澂生平业绩的最好佐证。此外，图中后期添加内容为嘉庆初年的变革，而此时雷氏三兄弟已继承乃父祖业，因此，后期添注极有可能为三兄弟之一所绘，而本图也成为同一图样父子两代设计师先后绘制的重要实例。

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雷家玺继任圆明园样式房掌案，办理皇家园林、皇家陵寝及宫中官事，不辞辛劳。而作为皇家御园——圆明园自然成为内廷营造的重要项目，而043-003的绘制时间正值雷氏三兄弟在样式房任职的盛期，加之河道项目几乎成为园林的岁修工程，图中标注的丈量尺寸也记录着设计者对全园格局的整理把握，红线分布更透射出营构者对河道梳理的全局观。此外，作为嘉庆末年图样在现有样式雷图档中也当属罕见。

当雷家玺退出样式房时，因担心后辈“尚属年幼”，无法承应掌案繁重、艰巨的责任，且“差务慎重，惟恐办理失当”，迫于无奈将此职位转交他人，命雷景修在样式房工作。尽管雷景修并未担任掌案，但幼年在父亲身边的耳儒墨染，以及在样式房的长期历练，足以使他熟练掌握各项技艺，咸丰二年(1852年)雷景修才将掌案一职夺回，证明了他的能力。而043-002绘制年代正值雷景修中年，技艺已趋纯熟，绘制全图当属信手拈来之事，加之自雷景修肇始收藏图文档案，因此本图为景修的躬亲力作当属无疑。

由此可以推知，作为样式房楠木作的掌案，在承担本作图样设计、制作的同时，也负责园林河道的测量、整修施工，同时协调各工种的进度，与当今总工程师职责相比，工作种类、内容更加多样、全面和复杂。

六 结语

本文所分析的3幅圆明园全图，以记录河道为主，未详细描绘景区格局，仅能提供有限的格局信息变迁。但是，这3幅图样分别绘制于不同年代，记录了连续的河道格局变迁信息，综合对比各图，清晰呈现出自乾隆末年至道光末年园中山水格局的转变，这正是以往学术研究的不足，深入研究其转变根源将为研究园林山水造景艺术提供依据，为探讨景区格局转变的诱因开辟新的视角。

此外，043-001底图完成时间不晚于乾隆四十二年，这在目前所知样式雷传世图档中极为罕见，是佐证雷声澂供职样式房的珍贵实物，也是记录乾隆朝圆明园格局的重要佐证，同时，将为进一步揭示乾隆造园艺术提供实物信息，而其余2幅图样也是雷氏成员生平业绩有力佐证，是挖掘样式雷世家卓越成就的重要信息。

* 本文选自《风景园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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