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某一天，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一队太监的护送下，静静进入圆明园，向“洞天深处”的“如意馆”小院走去，据说是怕惊了圣驾。他们“必须匆匆忙忙和无声无息地，以脚尖着地而行，就如同去偷偷摸摸地办坏事一般”。当他们蹑手蹑脚地穿越过这座皇家园林时，无不被四周令人窒息的园林美景所震撼。

这几个西洋人，不是应邀前来参观游览的。他们之所以被允许走进这座神秘而宏大的皇家御苑，并不因为他们是西来的传教士，而是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引以为荣的身份——他们是服务于大清宫廷的官方艺术家及匠人。官方文件中称他们为如意馆中的“效力西洋人”。

谈到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必然要谈如意馆。如果说造办处是“大清制造”的传奇，那么如意馆则可谓是造办处的传奇了。而如意馆传奇中的传奇，当属那些出入大清宫禁的西洋画家们，尤其是盘桓于圆明园“如意馆”（如意馆主馆址在紫禁城内启祥宫南）中的洋人们。

西洋人怀抱梦想进京

清皇帝兼收并蓄纳贤

清朝如意馆，相当于历史上各朝代的宫廷画院。而其功能，除了为宫中绘画，还是造办处所有器皿设计之处。

15世纪，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洋人怀抱着各种梦想与野心，向东方进发。到16世纪，欧洲人开始不远万里登陆中国这个神秘遥远的国度。其先驱，主要是一些手执圣经、怀揣十字架的“上帝的使者”。西洋传教士来华，当然是为了宗教的目的。他们为了能够在中国立足，刻苦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及艺术，希望以此来引起中国人的兴趣，融入其社会。这些传教士都是些精英，在中国他们很快就摸索出了一条经验——走上层路线。17世纪中期，已经有人成功地进入了皇宫，做了大官。比如顺治、康熙朝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甚至做到了一品大员。

伴随着各种西洋技艺物品的流入，许多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文化也被引入。很多传教士聚集京师，为中国皇帝所用，成为清宫工匠中的特殊人群，如意馆成为他们主要的栖息地。西洋传教士们得到了大清皇帝的庇护，紫禁城内外，一座座天主教堂落成。而这些西洋传教士们，为了回报与巩固这一浩荡皇恩，并更大限度地吸引皇帝的注意，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热情工作。

清初，皇帝对西洋传教士很是宽容，康熙中后期“礼仪之争”发生，清帝开始禁教，雍正、乾隆以后，愈演愈烈。除了少数在宫中当差的西洋传教士外，不再允许其他西洋传教士在内陆存在。而那些留在京城，或想要进京效力的西洋传教士们，为了生存与自我保护，不得不拿出看家本事来吸引东方君王的垂青与庇护。如意馆，无疑成为他们显露才华的最佳平台。

据西方人记载：1747年，乾隆皇帝曾命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用西洋画法画了一幅巨大的《圆明园全景图》。这幅代表了西洋传教士参与圆明园总体设计的杰作，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而来自皇家秘档的记载，早在1736年，乾隆皇帝刚继位，郎世宁就已被命令带着几个中国画家起草绘画《圆明园全景图》，后来这幅画被乾隆皇帝下令放大成为“高八尺、宽三丈二尺”的巨大皇家御园图，并被悬挂在皇帝寝宫旁的“清晖阁”北壁上。

洋画家用尽浑身解数

乾隆帝命题“十全武功”

走进如意馆，人们总会看到这样一片繁忙景象：“钟表传教士们在那里忙于制造自动机器人，其他人则在雕刻宝石和象牙，还有一些人一直在忙于制造装饰皇帝陛下宫廷的所有装饰物。”

在清宫内务府秘藏的一份西洋人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曾在如意馆中服务过的熟悉的人名：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艾启蒙、沙如玉……

在造办处如意馆中画画，或许是西洋传教士们进入圆明园最有效的办法。显然，这也是最近水楼台的一种机会。因为，西洋传教士们借此可以零距离地接近大清天子。从清宫档案记载来看，最早走进圆明园如意馆画画的西洋传教士是郎世宁，他于雍正二年（1724年）被命画了六张西洋画，并被贴饰在雍正皇帝最喜欢居住的“四宜斋”穿堂内。那时，横跨一个半世纪的圆明园大兴土木工程才刚拉开序幕。

有一幅用西洋画法画的《乾隆大阅图》，它的作者是郎世宁。这幅画画的是乾隆皇帝继位后的第四年（1739年）首次去南苑检阅八旗官兵的雄姿。该画采用了西洋明暗画法，衣服、头盔、皮毛等质感很强，背景中天空的云霭，色彩丰富多变，都与传统中国绘画有别。

1750年，郎世宁因画得好，被乾隆皇帝授予三品奉宸苑卿的官衔。实际上，许多在如意馆中画画的西洋传教士都因此被授予过各种官衔。也有因为信仰而拒绝的，比如诚实的王致诚，这个来自法国的传教士曾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随侍肖像画家。他在个人书信中记载了给大清皇帝画肖像的一些细节，乾隆皇帝总认为他画的头部太小。以致一次他画乾隆皇帝时，皇帝背后的小太监不断向他做手势，叫他注意皇帝的头一定要画大些。另外他还曾创造了在奉命随皇帝出巡期间，50天内画22幅油画的“吐血”记录。

对于那些企望得到大清天子垂青的西洋传教士们来说，想要更多地接近皇帝，实在没有比圆明园如意馆更理想的地方了。在紫禁城中，皇帝由于职责与义务，不能经常去看望自己喜欢的西洋御用画师。而在圆明园，乾隆得到了相对的自由，能够经常往返如意馆看望西洋艺术家们。王致诚向朋友描绘自己在圆明园的经历时写道：“……我们此时作画的地方，正是我向您讲过的那些小殿堂之一。皇帝几乎每天都前往那里观看我的工作，以至于我无法缺席不到。”据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皇帝共在圆明园居住157天，曾八次前往如意馆看西洋画师作画。

西洋传教士们甚至获得了一些中国宫廷画家都难以得到的特权与殊荣——为皇后及其他皇室女眷们画肖像。这的确是破天荒的事。因为在宫中只有太监才能接近后宫女眷。

《宫中女子戎装图》是现存西洋传教士所绘宫眷肖像中的杰作之一。有人甚至认为画中的女子，正是乾隆皇帝通过一场战争从西域抢回的那位回族姑娘——香妃。后来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命西洋传教士专门设计建造了清真寺风格的“方外观”，以供养这位天仙一样的姑娘。

“思永斋”，乾隆皇帝在圆明园中最常居住的私宫。1751年，他命令王致诚在西间楼梯拉门的东面墙壁上画一幅“美人”。

有时候，西洋传教士们还会被皇帝命令画一些近臣，或者那些新来归降的蒙古王公大臣们。乾隆皇帝在任60年，打了无数的战争，所谓“十全武功”。每次一旦从前线传来大清王师取得胜利的消息，皇帝便会下道敕令，立即为获胜者画像。于是，那些忠诚的传教士们就变成了“随军画家——报道记者”。

由于好大喜功，乾隆皇帝还“策划”过跨国大制作。比如著名的《乾隆平定回疆得胜图》，描绘了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最得意的一次亲征西域获胜的战争。该图由如意馆中传教士们起稿，拿到巴黎制作印刷成铜版画。该图共16幅，自1765年开始分批运送到巴黎，至1778年才全部制作完毕送回北京，前后历时14年。当最后一批画从巴黎运到北京时，画稿的主要作者郎世宁、王致诚等已离开了人间。

如意馆成就皇家品牌

传教士博得无上荣耀

当然，大制作并不是总会来临。圆明园中如意馆的西洋人更多时候是像工匠一样画枯燥无味的园亭宫殿装饰画。许多皇帝喜欢的同一题材的画被下令日复一日地拷贝。在枯燥的工作中，传教士们仍在竭力创新。经过努力，他们终于使中国皇帝与本土宫廷画家接受了西洋焦点透视的画，宫廷档案中称“通景画”或“线法画”。

如意馆，无疑已成为皇家艺术的品牌。除了绘画，许多同时期的艺术作品都打上了它的烙印。如意馆中的西洋传教士，除了绘画外，还是许多制造设计方面的专门人才。比如法国传教士沙如玉，发明了能报时间的自鸣钟，就是今天的闹钟，这在当时的欧洲也被视为是一大奇迹。而圆明园中大量精美的玻璃器皿，就来自于如意馆纪文修士的设计与制造。当时在如意馆的西洋传教士们，甚至还发明了机器玩具。据记载，杨自新修士制造了一头机械狮子，能走一百多步。而另一个传教士石澄元还造了个机器人。

对于如意馆西洋传教士们的工作业绩，中国皇帝当然心里有数，经常会有赏赐以示鼓励。乾隆元年（1736年）宫廷画家唐岱、郎世宁以及郎世宁的学生王幼学因为画画出色，皇帝传旨赏给唐岱和郎世宁每人人参二斤、纱二匹，王幼学得到官用缎二匹。同年，郎世宁等画家又得到皇帝赏给的御用缎、貂皮等珍贵物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郎世宁七十寿，皇帝特别于当天请郎世宁赴圆明园见面，还赐绢六匹，朝服一领、玛瑙项饰一环，并赐御笔颂词。从圆明园回京路上，郎世宁坐大轿，二十四人乐队开道，满汉官四人骑马相随，八名侍从捧御赐物品，一直到宣武门南堂，沿路百姓观瞻，缙绅相贺，无上荣耀。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另一位如意馆中的欧洲画家艾启蒙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于圆明园得到乾隆皇帝召见，并赐朝服及御题“海国耆龄”匾，在北京的其他欧洲传教士也参加了庆祝典礼。皇帝还下命令，使艾启蒙获得了乘坐八抬肩舆、乐队官员随行，在京师中巡游的荣耀，这应当是对宫廷画家很高的奖励。

圆明园兴建西洋景观

洋官员设计煞费苦心

1744年，乾隆皇帝御定的“圆明园四十景”被公布于众。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皇帝对圆明园兴建热情暂告一段落的信号。谁也没想到，两年后，乾隆皇帝忽然又突发奇想，开始在圆明园内大规模开发兴建西洋景观。

有一种说法，1747年，乾隆皇帝看到了来自西方的一种喷泉的画册，又叫水法的画，很是喜欢。因此产生了要在圆明园建造一座带有“大水法”（喷水池）的西洋风格宫殿的念头。

实际上，早在乾隆初年，圆明园各处已开始出现西洋建筑。据档案记载，乾隆四年（1739年）曾在“高山水长”搭建过一座四丈二成方的“西洋房”。而在“慎修思永”等处也都有西洋风格的装饰性的灯、塔及其他陈设。

乾隆皇帝首先咨询了郎世宁。这个来自意大利艺术之都——米兰的传教士，亲历了康、雍、乾三朝，实际这时他在清宫中已取得了首席艺术家的位子。郎世宁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另一位西洋传教士蒋友仁。

蒋友仁是个天文学家与数学家，如今却要来做喷泉，他几乎是硬着头皮承担下来。就在大水法草图设计出来时，他还在如意馆中反复试验改进着各种喷水机械。当大水法草图呈现在面前时，乾隆皇帝龙心大悦，甚至带回自己书房，随时研究。乾隆下决心要动工，他亲自选址，并命令郎世宁在蒋友仁的协助下测量面积。

实际上，郎世宁、蒋友仁等都不是专业建筑师。然而，他们却成功地把一系列欧洲壮丽的建筑移植到了圆明园中，这的确叫人叹为观止。此外，参与设计建造的西洋传教士还有王致诚、艾启蒙、建筑师利博明、植物学家戴维卡、神甫杨自新等。

乾隆皇帝更大的雄心被不断激发起来。他下令建造更大规模的西洋景观。就这样，在西洋传教士们的主持设计下，一座座西洋风格的园林建筑在圆明园中不断落成。长春园内系列西洋建筑，可以说是分三期建成的：第一期1746年开始；第二期1751年至1756年，主要是“谐奇趣”，1756至1759年，主要是“方外观”“海晏堂”等；后来又进行第三期工程。

宏大的设计往往与艰苦的劳作紧紧连在一起。为了配合完全不懂西洋建筑的中国施工者，设计者——那些西洋传教士们，不得不整天穿梭于设计工棚与施工现场之间，并时刻想着要恭候随时可能亲临现场的圣驾。酷暑、暴雨、狂风，都无所躲避。从档案记载来看，整个系列建筑景观，从外观园林设计到建筑内部装潢，从水法机械制造到栏杆壁画陈设，几乎都是在西洋传教士的参与下完成的。

西方先后掀起“中国热”

众洋人终死异国他乡

奇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王致诚，这位法国传教士，在参与了圆明园西洋楼设计建造的同时，还通过书信详细地向西方介绍了这座新起的“东方凡尔赛宫”。这封信的刊出，再次引起了西方对东方神秘皇家园林的向往，并在欧洲再次掀起了中国式的“图画式园林”浪潮。

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欧洲各国曾先后出现过“中国热”，主要表现在园林建造方面。17世纪下半叶，欧洲掀起了古典主义园林艺术。18世纪初，在造园艺术方面，英国率先出现了受东方影响的“自然风致园”。18世纪中叶后，随着王致诚等将新建圆明园介绍到西方，又出现了“英中式花园”，也有人称其为洛可可式花园，并开始在欧洲各国流行。18世纪中期，德国一位美学家在其《造园学》中说：“现在人建造花园，不是依照自己的想法，或者依照先前的比较高雅的趣味，而只问是不是中国式的或英中式的。”

王致诚在那封风靡了西方世界的书信中这样赞美圆明园：“这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天堂”，“再没有比这些野山之中，巉岩之上，只有蛇行斗折的荒芜小径可通的亭阁更像神仙宫阙了”。

长春园内的系列西洋景观，无疑是圆明园建筑史上的高潮，同时也是如意馆中西洋传教士们在圆明园内创作的顶峰。应该说，长春园的欧式建筑景观，是整个圆明园中最具特色的景观之一。许多西洋传教士们，为圆明园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与精力，并终死于异国他乡。圆明园是西洋传教士在中国艺术创作的里程碑，同时也是他们精力与体力的末路。

1769年，长春园西洋建筑最后一期工程完工。就在这一年，郎世宁去世。有人说他是因圆明园工程累死的。1774年，蒋友仁在工作中累倒，脑溢血而死。

斯园犹新，人已凋零。如今，历经沧桑后的圆明园或许还记得这些如意馆的西洋人们！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3月20日 总第2736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