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正式官方史书中，包括近来不断上演的清宫题材的影视剧中，雍正皇帝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个戾气满面、血腥逼人的严厉国君。他似乎每天都在忙着批阅奏章，处理朝政，除了治国、杀人，没有别的嗜好。

然而，在清宫秘档中，我们往往又看到了雍正皇帝的另一面。

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杂活档>》有这样一段关于雍正十二年(1734 年)二月初十日至四月初四日的记载:

二月初十日宫殿监副侍李英传旨:将景山东门内庙里供奉骑马关夫子像着照样造一份，其像要如意，法身高一尺六寸，先拨蜡样呈览，准时再造。钦此。于三月初十日拨得蜡样关夫子一尊，关平、周苍从神等六尊。呈览。奉旨:关夫子脸像拨得不好，照圆明园佛楼供的关夫子脸像拨，其从神站像款式亦不好，着南府教习陈五指式拨像。钦此。于本月二十日改拨得关夫子从神等蜡样一份，呈览。奉旨:关夫子脸像特低，仰起些来，腿甚粗，收细些，马鬃少，多添些。廖化的盔不好，另拨好样式盔。钦此。于二十六日将改拨得蜡样呈览。奉旨:关夫子的硬带勒得甚紧，再拨松些，身背后无衣褶，做出衣褶来。从神手并上身做秀气着。钦此。于四月初二日将改得关夫子蜡样呈览。奉旨:帅旗往后些，旗上火焰不好，着收拾；马胸及马腿亦不好，亦着收拾。钦此。于四月初四日将改得蜡样一份呈览。奉旨:甚好，准造。旗做绣旗。钦此。

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日理万机、致力于改革政弊的雍正皇帝，居然也会为宫内某个雕像的设计制作如此费心，不断琢磨，并三番五次下旨指点，甚至想到叫宫廷皇家剧院(南府)的教习陈五做模特来指点创作人物造型，可见其对艺术的投入。

实际上，由于造办处位置的突出，其管理上一向很受重视。尤其是那些对工艺技术有一技之长的皇帝，往往会忍不住技痒，直接参与创作和制造。清宫在内制造的作品，往往动辄推举清三代，就是因为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确曾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亲自参与造办处的工作。

在造办处发展史上，雍正皇帝是个关键人物。造办处的规模与规矩可以说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步入正轨的。

雍正皇帝对造办处正式建立功劳极大，即位伊始，就设六品掌库一人，又将舆图房、枪炮处等合并入造办处。管理上，他命自己的弟弟十三阿哥怡亲王允祥管理造办处。须知，编制上总管内务府大臣为二品官员，而怡亲王则是一品亲王。可见雍正皇帝对造办处的重视。而怡亲王本人也知人善用，分别提拔海望、沈喻、赵元、唐英等人作为助手管理造办处，使之形成一种新气象。雍正皇帝还广招天下名匠入宫效力，并且惜才爱才。雍正六年(1728 年)，郎世宁的徒弟、画珐琅人林朝楷因身患痨病，数次请求回广东养病，“今病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按惯例，痨病之人，避之犹恐不及，但雍正皇帝却下谕:林朝楷“系有用之人”“俟伊病好，照旧着人将伊送京”。而对于技艺不好的匠人，雍正皇帝也会不留情面。如制作自鸣钟的广东匠人张琼魁因需送叔父灵柩回籍而告假，雍正皇帝问海望此人技艺如何?海望回奏“此人手艺平常”，雍正皇帝就传谕:“若手艺平常，着伊回广不必来京。”雍正八年(1730 年)年希尧送进宫中十几名匠役，雍正皇帝只留下几名，“其平常匠役仍送回原籍”。除了工匠、宫中画院画家、武英殿待诏、武英殿修书处的写字人、懂得艺术的怡亲王，以及海望、沈喻、唐英等中层领导外，雍正皇帝甚至还会召集翰林院翰林、当朝的高级官员共同参与造办处的创作。如雍正元年(1723 年)，镌刻寿山石“雍正御笔之宝”玺印，翰林张照、技艺人滕继祖、南匠袁景劭、刻字人张魁各呈上一份设计样稿，最终雍正皇帝选择了翰林张照设计的篆样。当然，雍正皇帝对于工匠的奖励是十分丰厚的。雍正八年(1730 年)，郎中海望持进画《飞鸣食宿雁》珐琅一对，奉旨:“此鼻烟壶画得甚好!烧造得也甚好!画此珐琅是何人?烧造是何人?”在得知是谭荣所画、邓八格炼出的珐琅料后，雍正皇帝欣然各赏其20 两银子。画画人达里沙更为幸运，因为一幅《松鹿永年》比以前画得好，雍正皇帝赏了他官房一所，而且命造办处每月赏其马银二两。

为艺术立档，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个心思缜密的皇帝还授意建立活计房，设立活计专档，开始系统地记录造办处的各种制作活动，并使之逐渐制度化。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大量原始记录的《造办处活计档》，一定要感谢这位雍正皇帝了。

当然，雍正皇帝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与鉴赏造诣。雍正时期，造办处多数重点作品的构想直接来源于皇帝，设计打稿后得经皇帝核定，有时候皇帝会三番五次要求重新设计，甚至出现亲自改稿的情况，设计稿一定要皇帝首肯后才能往下走，造办处工匠按图制作。皇帝还会时不时亲临现场，指点监督。

清三代的皇帝在造办处上的侧重点各有特色。比如康熙皇帝喜好模制葫芦器的制作。另外他还喜好珐琅器(尤其是画珐琅器)，而乾隆皇帝则偏重于玉器、瓷器与家具的制作。

从档案记载来看，雍正皇帝特别感兴趣并着意指点、参与设计的陈设及文玩种类，主要有瓷器(特别是珐琅彩和仿古瓷)、漆器、木器、玻璃器、斑竹制品、绘画等。这种指点每每是全方位的，从用料、尺寸、器形到色彩、雕工等都会点到。这也反映了雍正皇帝艺术鉴赏水平之高，有时甚至叫人觉得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

《造办处活计档》记载，雍正四年(1726 年)造办处画得鞓带纸样四张，却没一款合雍正皇帝的意，雍正皇帝下旨:“此四张鞓带样皆不如意，俱交给海望，着他做二副带子，只要好，若不如意，朕不依。”

雍正三年(1725 年)十一月，雍正皇帝看出新进的玛瑙鹦鹉食桃块上鹦鹉的眼睛不对路，于是下旨叫玉作的玉匠辨认，果然，专家确认那鹦鹉的眼睛是后安上去的。

雍正皇帝对造办处的产品始终坚持“品牌”的意识——一定要保持“内廷恭造”，达到高大上的宫廷风格。他在雍正五年(1727 年)闰三月初三日曾给造办处下旨说:“朕从前着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留存式样，若不留存式样，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庭(廷)恭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庭(廷)恭造之式。”

可以说，造办处作品“宫造”皇家品牌的规矩，是由雍正皇帝立下来的。对此，他甚至宁缺毋滥。雍正六年(1728 年)十月，玻璃厂曾呈进各色玻璃鼻烟壶100 个，雍正皇帝看后，从中挑出了41 个，认为不合格，并下旨:“此鼻烟壶款式甚俗，不好!可惜材料!尔持出放在无用之处。”对于一些来自坊间市井题材与做工的作品，一律都不入雍正皇帝的青眼。雍正六年(1728 年)九月，他看到一个“马上封侯”题材的玉制雕件，很不以为然，认为俗不可耐，下旨:“将上边的猴砣去，改做笔架用。”

为了保证“宫造”的品牌地位，雍正皇帝还刻意规定，这些艺术品“俱系御用之物”，不准随便对外流传。因此，一般仕宦无缘观赏，只有王公贵戚和近臣才有机会被赏赐一两件，他们都会视若拱璧般在亲友间炫耀。但即使是这种赏赐也很吝啬。雍正二年(1724 年)，雍正皇帝曾赐给年羹尧等将领珐琅管双眼翎二枝、单眼翎十枝。当时正在得宠的年羹尧在谢恩折中表达了对珐琅制品的渴慕:“臣伏睹珐琅管制作精致，颜色妖丽，不胜爱羡，谨缮折恭谢天恩，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经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皇帝朱批:“珐琅之物，尚未暇精制，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件皆此一字之力也。”

另外，雍正皇帝也特别注意保护造办处的“知识产权”。当时，尽管保密，宫中的一些款式已开始被民间所仿制，出现山寨品。雍正皇帝有所风闻，雍正三年(1725 年)六月，造办处做得象牙、羊角、黄铜等式抢风帽加架进呈。雍正皇帝下谕:“抢风帽架只许里边做，不可传与外人知道。如有照此样改换做出，倘被拿获，朕必稽查原由，从重治罪。”

这一切措施，无疑更加保护与提升了造办处制品的神秘与价值。

雍正皇帝对在内制造的贡献很大，同时也颇为无私。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对艺术品的制作热情比康熙、雍正皇帝还要高。乾隆年间，造办处的规模与工艺都向顶峰迈进。乾隆皇帝本人虽然也雅好文艺，不但直接参与设计指导，而且每每会做御制诗文，指示刻绘到作品中去。因此，乾隆朝造办处的作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必有年款，一是多加有皇帝的御制诗文，有时会造成艺术方面的损失。这一点雍正皇帝做得要好得多，起码在尊重作品上要比他的儿子做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