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庭恭造之式”与“外造之气”这一对清代宫廷设计中的概念，最早是杨伯达发现并在学术层面上加以阐述的，他在《元明清工艺美术总叙》中率先发现并使用了清宫活计档中的这两个词，并在其后的《刍议清代美术的时代特点》《董其昌与清朝院画》《恭造式样：进一步发展的雍正朝美术》《清代造办处的“恭造式样”》等论文中反复加以阐述。原来以为杨伯达提出来的“内庭恭造之式”，作为清代宫廷设计概念应该是一个档案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当我检索了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才发现“内庭恭造式样”与“内庭恭造之式”在雍正乾隆两朝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中是同时出现、意义完全相同的两个词，且都只出现了一次。是雍正帝认为他即位五年以来，包括康熙时期，造办处都是“所造的活计好的甚少”，因而提出了“内庭恭造式样”和“外造之气”两种对立的艺术风格概念，提出了“内庭恭造式样”的标准，并以“内庭恭造式样”排斥“外造之气”来阐明其审美态度。因而“内庭恭造之式”与“外造之气”这一对关于清代设计概念的词意义非比寻常，由此更见出杨伯达眼光的独特和锐利。

杨伯达之后，张毅清、赵丽红、刘畅、张荣、林姝、王健华、高焕婷、秦国经等学者的研究，尽管也都提到了“内廷恭造之式”，只是这些研究多是就某一类器物或建筑装修来梳理清宫档案，因而都没有如杨伯达将之提高到理论的层面。

熊嫕2007年的博士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以及论文《解读“内廷恭造之式”——中国设计制度研究个案之一》，对“内庭恭造之式”进行了阐释，她是迄今为止继杨伯达之后唯一一个对“内庭恭造之式”展开解读并取得成果的人。

鉴于“内庭恭造之式”与“外造之气”这一对概念在清代设计理论上的重大意义，仅有两篇论文是难以对其阐释清楚的，更何况杨伯达、熊嫕的见解还颇有分歧，类似对“外造造之气”的认识几乎可以说是处于对立的状态，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加以探讨。

一、“内庭恭造之式”审美标准提出的历史背景

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初三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奉上谕：朕从前着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存留式样。若不存留式样，恐其日后再要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庭恭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造时不要失其内庭恭造之式。钦此。”

杨伯达认为，雍正帝即位时以及其后的五年中的贡品都是按照康熙朝造办处各作的工艺技术制成的，自然与康熙朝制品式样雷同或类似，这是合乎情理的，因各种工艺不可能由于一位老皇帝驾崩、另一位新皇帝登基而立即改变，所以雍正朝初年的贡品肯定都是老面孔、老样子。雍正帝对这种状态不满意，他要极力谋求改变，而提出了“恭造之式”。雍正帝提出的“内廷恭造式样”指造办处各作要秉承皇帝旨意、按其审美要求精心选择造物模式。“恭造式样”或称“恭造之式”，就是其物品总体中的精华部分所体现出来的典型形式和标准形式，其中包括材料、工艺、款式、色彩、风格中符合皇帝口味、爱好的那部分，所以不是所有的内廷制品都符合“恭造式样”的标准和要求，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少数的一部分才是符合或属于“恭造式样”的制品，也就是被雍正帝评为“甚好”的制品。简而言之，“内廷恭造式样”就是内廷作坊为皇帝制造的用品中所体现的皇家标准形式。杨伯达以为这是雍正帝根据他即位五年来所见的造办处、织造、海关、盐关等衙门作坊所制贡品（含康熙时期制品）后提出的一个标准，当是所指过于宽泛，从字面来理解，只是指内廷造办处所做的活计，与宫外所进贡品毫无关系。

熊嫕在讨论“内廷恭造”时，将目光投射到“礼仪之争”上，认为这是中西学问冲突在清代设计制度上的直接显现，对清代史料的解读应立足在这上面。强调“清廷因’礼仪之争’，而反复对‘内廷恭造’提出了明确指示”，“礼仪之争深深影响了雍正的判断力”，雍正提出“内廷恭造之式”是对“外造之气”的排斥，具有在“中国道理”之下复归传统和古典设计的导向；“巧妙”的外造是不合“中国道理”的“远西奇器”。

张学渝、李晓岑认为，雍正初年大肆开展的作房调整活动，导致了宫廷御用器物制作数量的增加，也带来了作品的参差不齐与“匠气”的问题，“恭造之式”是雍正帝针对此状况而提出的器物制作标准，是清宫造办处造办活计的最高指南。

“内庭恭造之式”作为雍正帝为清宫造办处造办活计提出的审美标准，标示的是雍正帝的审美趣味与艺术品位。因为皇家拥有最为丰富，在质材、技艺和品位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的造物资源，拥有精益求精的一流能工巧匠，雍正朝宫廷器物制造形成了精细、古雅和秀美的总体性外在形式特征，成为一代器物制造的典范。雍正朝宫廷器物在质料、工艺、品质、内蕴和格调上呈现出了迥异于民间器物的特点，实现了雍正帝要明确的宫廷造物与民间造物的区隔。

清宫造办处迄今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成立时间。顺治元年（1644），设制造库，负责制造“皇上御用金瓶、金盆、香炉、香盒、唾壶等项，乘舆銮驾仪仗、椅杌、所钉事件，并鞍辔等项”。顺治十六年（1659），制造库改归工部。这是内务府成立之前皇帝御用器物的制作情况。从遗存的清前期零星档案记载中，有“顺治十二年于养心殿东暖阁设裱作”。康熙十五年（1676）有刻书匠梅玉峰等人在内当差；康熙十七年（1678）在养心殿内对《赐辅国将军俄启诗》进行了装潢；康熙十九年（1680）养心殿工匠为大臣觉罗武默讷绘像。养心殿的御制传统是清宫造办处成立的基础，而造办处的正式建制要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养心殿设立刷印“造办处”字样红票为标志。据张学渝的研究，1689年 至1722 年是清宫造办处的成立期，历时大半个康熙朝。这时期清宫造办处正式设立作坊，选派人员管理，实现建制化。康熙二十九年（1690）法国传教士张诚在日记中记载了养心殿造办活动的情况，提到了有漆画匠、木匠、金匠、铜匠等在工作。郭福祥推断，此时养心殿造办处的工作地点“不仅在养心殿东次间，可能还包括养心殿东西两庑甚至后殿”。

康熙三十年（1691），“奉旨：东暖阁裱作移在南裱房，满洲弓箭匠亦留在内，其余别项匠作俱移出在慈宁宫茶饭房做造办处。”三十二年，“造办处设立作房。”迁移在茶饭房后的造办处规模，《日下旧闻考》记载为“一百五十有一楹”。康熙四十七年，“奉旨：养心殿匠役人等俱移于造办处”，同年“复增白虎殿后房百楹，所属玻璃厂……共房三十有六楹。”加上慈宁宫茶饭房的一百五十一楹，此时造办处机构所有的房屋规模应该有二百八十余楹，与乾隆三十七年员外郎金珠所奏“京内造办处各作房间并收贮材料、活计二库及铸炉处、玻璃厂等处共有二百八十余间”基本吻合。

康熙朝养心殿造办处可能当时仅设有职官监造活计，并无专门的办事机构负责各项事务的管理。

雍正元年（1723），“将枪炮处、珐琅处、舆图处、自鸣钟处归并造办处管理。”除了这四个作房，《活计档》中独立成档的作房还有玉作、杂活作、皮作、铜作、錽作、大器作、镀金作、累丝作、撒花作、镶嵌作、牙作、砚作、裱作、画作、匣作、刻字作、雕銮作、镟作、漆作、弓作，加上未独立成档的玻璃厂共计21作。而随着各项事务的增多，又相继设立了炉作、鞍甲作、眼镜作、锭子药作、花儿作和绣作等。雍正帝对造办处进行了许多调整，使之更便于系统化管理和专门化发展。他命怡亲王允祥管理造办处。怡亲王也知人善用，先后提拔海望、沈喻、赵元、唐英等人作为助手管理造办处。这些管理者都有很好的艺术造诣，能深刻领会雍正帝的审美眼光，并将之落到实处。雍正帝广招天下名匠入宫效力，有时还召集翰林院翰林等共同参与造办处的创作。如雍正元年（1723），镌刻寿山石“雍正御笔之宝”玺印，翰林张照、技艺人滕继祖、南匠袁景劭、刻字人张魁各呈上一份设计样稿，最终雍正皇帝选择了翰林张照设计的篆样。

雍正初年，随着圆明园扩建工程的开展，成立了京内造办处的分支机构——圆明园造办处。圆明园造办处的办事机构位于大宫门外西侧的“西夹道之西南”，与所有中央和内廷的临时办事机构同在一处。雍正三年（1725）八月，雍正帝首次驻跸圆明园，京内造办处与圆明园造办处同时首次使用“押贴”进行信息传递，九月、十月怡亲王先后任命郎中赵元和内管领穆森管理圆明园造办处事务。因此可以断定，雍正三年八月养心殿造办处首次派遣职官及匠人随雍正皇帝和其他政府机构开始驻园办事。

雍正朝加强造办处建设，扩大规模、明晰结构、归集事权，设立钱粮库负责存储造办处经费和常用物料，活计房最基本的职能是掌管接办活计，档房掌管档案文移，活计库收贮内廷交出成造的活计样品和造竣尚未交进的活计，建立的运作体系和制度奠定了此后清宫造办处的模式。到乾隆二十年（1755），最终设立完成七大管理机构和十五作，标志着清宫造办处建制的全部完善，并形成了集承接活计、查核活计、物料经费管理、成造活计、督催活计、库房存取、汇总奏销、档案文移为一体的管理运行模式。

雍正帝就是在造办处规模扩大、步入正轨的雍正五年（1727）提出了“内庭恭造之式”的标准。

对于“外造之气”的认识，杨伯达与熊嫕有完全不同的见解。

杨伯达认为，雍正帝提出的“外造之气”，从字面上讲就是内廷作坊之外的地方制造的物品，包括官窑、织造、税关、海关等衙门作坊的制品以及督抚将军所贡地方名匠、名坊等所制物品。“气”在此是指工艺品、艺术品的气派、韵味、风格、特色的意思。“外造之气”简而言之，也就是外面制品的地方的、民间的气味。杨伯达进而解释：“这是我常年接触包括雍正朝造办处制品和贡品在内的宫廷美术工艺品并查阅《清档》之后形成的一种个人认识，并非胤禛本人的解释。非常遗憾的是在《清档》中没有查到胤禛对他自己的话的直接解释，所以我作了上述字面上的解读。”

熊嫕认为“外造之气”是指不合“中国道理”的“远西奇器”。这认识其实是错误的。当我们平心静气地回到康雍乾时代，去搜寻那时的档案文献记载和内廷设计制作的器物，我们就会发现，熊嫕对文献理解错了，就以她所引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上谕：

“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

由这段上谕我们看不出康熙帝对不合“中国道理”的“远西奇器”的排斥，而是如熊嫕所说：“康熙皇帝虽然不喜传教之人说教，却对西洋器物颇有兴趣”，因而结果是“会技艺之人留用”。

为了加深对“外造之气”不是指“远西奇器”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对熊嫕据以立论的时代背景“礼仪之争”以及后续稍做讨论。

康熙四十四年（1705），教皇特使多罗主教来华。在北京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从来都没有透露过此行的真实目的。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以“南京命令”的形式写信宣布了教皇的禁令，不许中国教徒称天主为上帝，禁止中国教徒祭孔拜祖礼天。从而触发了清王朝和梵蒂冈之间的礼仪之争。对于原则问题，康熙帝毫不让步。他说“中国之行礼于牌，并非向牌祈求福禄，盖以尽敬而已。此乃中国之一要典，关系甚巨。”针对不许称天主为上帝的禁令，他反驳道：“各国起名，皆遵本国语法。岂以名词之故，便言大道理不同乎？”由此他改变了对待西方传教士的政策意向：“嗣后不但教化王所遣之人，即使来中国修道之人，俱止于边境，地方官员查问明白，方准入境耳。先来中国之旧西洋人等，除其修道、计算天文、律吕等事项外，多年并未生事，安静度日，朕亦优恤，所有自西洋地方来中国之教徒，未曾查一次。由于尔等如此生事作乱，嗣后不可不查，此皆由尔所致者。”康熙帝发布谕旨将不尊重中国礼仪习俗的传教士驱逐出境，包括教皇特使多罗。下令“将多罗不必回西洋去，在澳门住着”，将其圈禁于澳门。又通令在华西洋人只要尊重中国礼仪习俗，可来京城向内务府领取信票，以便长期居留中国。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康熙帝在多罗直郡王允禔、赫世亨、赵晶三人的奏折中这样批示说：“为永不复回之西洋人，可以给与信票，钤盖内务府印。”票文内容要写明“西洋某国人某，某岁，系某会人，来中国已经某年，永不复回西洋，曾赴京师陛见，为此给与信票”。“内务府行文档”中所载，自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至四十七年四月间来京领取信票的西洋人就有高尚德、王以仁等48人。

在驱逐多罗同时，又传谕广东督抚：“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许他去的时节，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抚差家人送来。”康熙四十六年八月，据两广总督奏报，“今查有新到西洋人拾壹名，内惟庞嘉宾据称精于天文，石可圣据称巧于丝律，林济各据称善于做时辰钟表，均属颇有技艺巧思。其余卫方济、曾类思、德玛诺、孔路师、白若翰、麦思理、利奥定、魏格尔等捌名俱系传教之人，并非内外科大夫，遵即暂留广东，不许往别省去，见在候旨遵行。今将庞嘉宾、石可圣、林济各叁人，臣等专差家人星飞护送进京。”次年正月，又“接奉上谕，著臣与巡抚将澳门存下捌人之内，有会炮制药的魏哥尔、会天文的得马诺、孔禄世叁人送来。臣等已经查取前来。见在另差家人伴送进京”。之后十数年的时间里，来华献技的西方传教士并不因礼仪之争而稍减。康熙四十九年闰七月，“前所奏技巧叁人山遥瞻、马国贤、德理格，已安插广州府天主堂内，令伊等学习汉语。俟伊等会时另行启奏。马国贤所画之画，今止送到山水壹幅、人物壹幅，遵旨先行进呈。俟伊复有画到，再行差送。……有香山本澳船……附有要进京西洋人两名，一名杨广文，一名麦大成，据称俱晓天文历法，应否差人伴送来京，或同山遥瞻等亦在广州学习汉语，恭候圣旨遵行。”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九日，有香山澳本澳商人从小西洋贸易，船回澳门，搭载西洋人朗宁石、罗怀忠二名。奴才于八月初六日传至广州。

据朗宁石称，系画工，年二十七岁；罗怀忠称，系外科大夫，年三十六岁。俱于旧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船，八月初十日到小西洋，今年四月十一日在小西洋搭船，七月十九日到香山澳。因天气暑热，在船日久，请假休息，并制做衣服，往北京天朝效力等语。奴才见是技艺之人，捐给盘费、衣服，俟其休息可以起身，即遣人伴送进京。”康熙帝获知，即谕：“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康熙五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有香山本澳洋船在大西洋贸易回帆，搭载西洋人严嘉乐、戴进贤二名，并西洋人书信一封。奴才随差员传唤，于七月三十日到省。严嘉乐年三十八岁，称会天文，并会弹琴；戴进贤年三十六岁，称会天文。因慕天朝圣化，于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载来粤，愿进京效力等语。奴才捐给银两，制备衣服，拟于八月初十日差人伴送起程。初六日，钦差乌林大、李秉忠到粤。奴才随将西洋人二名，并书信一封，遵旨交李秉忠，听其转奏带京。”康熙五十五年“七月内，到有西洋人严嘉乐、戴进贤二名，愿赴京效力，已经具折奏闻。今李秉忠自澳门回省，又查有西洋人倪天爵一名，亦称晓得天文。一并由驿来京。”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再次朱谕两广总督：“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康熙五十八年五月，有一艘法兰西洋船到粤，“内有法兰西行医外科一人，名安泰，年二十六岁；又会烧画珐琅技艺一人，名陈忠信，年二十八岁。奴才等随催令安泰、陈忠信即速赴京。据二人回称：在洋船日久，天气又热，必稍得歇息方可起身。奴才等现在捐备衣服行装，令其于六月十八日即公同遣人伴送来京。”由此也可知康熙帝对于有技艺西洋人的热切之心。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又有西洋人贾蒙铎、夏历三、席若汉三人来华。其中“贾蒙铎、夏历三二名系传教修道之士。席若汉会雕刻木石人物花卉，兼会做玉器。奴才等试其技艺精巧手快，俟员外李秉忠起身，即将席若汉一名带同来京。此后如有通晓天文及技艺之人到粤，当即差人伴送来京。”正是这些新来人士，构成了康熙后期以至雍正时期在华西方传教士的主体部分，对于当时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事业的开展，对于中西文化交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康熙帝对遵从利玛窦规矩，领取信票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仍然友好信任，请他们入宫讲解西方科学知识，制造科学仪器。康熙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奏报：闵明鄂“密递寄与彭佳宾之西洋文书毕告诉：今晨为测验新造天球度数分数均与不均，即与八月初一日日食图勘合，见天球上所画度数甚均，正与月食图吻合，时反而看出在日食图上所刊一行字有错。今年八月初一日日食时，自申时正三刻七分始，由西向南偏缺，错写为由东向北偏缺，并以刊刻之。闵明鄂我见错处，不胜惶悚，错字之咎，我一人承当，已写于西洋文书内，令彭佳宾转奏等。”康熙批示：“此事自然紧急谢过即可，何必细密之？”

康熙五十九年教皇特使大主教嘉乐来华，坚持前此教皇禁约，“着中国入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禁止之事”, 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的传统礼仪习俗，使得康熙帝对待来华西方传教士的政策急转直下，决定“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由前此的部分禁教转为全面禁教，从此，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由合法转为非法。即使如此，康熙帝仍然一如既往地对来华献技的西方传教士持欢迎态度，不只随同嘉乐来华“会技艺之九人”中的八个西方传教士留在了中国，康熙六十年，“上年随嘉乐到粤留养之西洋人徐安，善做钟表等物，今已痊愈；又有新到西洋人，一名法良，能刻铜板，一名利白明，能造炮位，俱愿进京效力。准于七月二十四日随员外郎李秉忠起身来京。”康熙六十一年，“所到法兰西洋船内，有识天文彝人二名，情愿进京效力。一名杨保，年三十岁；一名宋君荣，年三十三岁。俱系法兰西亚国人。”所有这些，不但使中西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同时，对于清朝内廷的营造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代宫廷制器活动并不存在对“远西奇器”的排斥，康熙帝在“礼仪之争”事件后，驱逐传教士，禁止天主教传播的情况下，不仅允许西洋“会技艺之人”继续留在中国，而且对这类人还有着热切的期待，让西洋技艺为我所用，对各领域内最具优势的技艺兼收并蓄、博取广收，取精用弘。西方的画珐琅绘制风格精细，康熙帝极为喜欢，将画珐琅制作技术引入宫廷，任用广东画珐琅工匠潘淳和法国技师陈忠信，使康熙画珐琅工艺得到了发展，至迟到康熙五十九年，瓷胎画珐琅获得成功。由此可以断定，“外造之气”肯定不是如熊嫕所认知的指不合“中国道理”的“远西奇器”，而应该是指相对于内廷的民间制作。民间制作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差异，受到地理因素、地区设计技艺的影响，而且在取材、设计、精工细作等方面都无法与内廷制作相匹敌，因而不为雍正帝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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