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圆明园的兴建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考察清顺康雍乾时代的中欧关系，特别是清王朝与天主教的关系。明代末年利玛窦成功地把天主教传入中国，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对传教士采取宽容和扶持的策略，到了康熙年间形成了天主教在华的黄金时代。雍正、乾隆时期，一方面禁止外来宗教的传播，另一方面继续容纳传教士在宫廷服务。在这两百多年间，西方文化全方位地传入中国。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南怀仁；徐日升；郎世宁

康熙二十六年(1687)，圆明园开始兴建，直到乾隆年间才算基本建成。如果倒退100年，它只是一个中国皇帝建造的纯中国式的花园。但是，它发生在17世纪，情况就迥然不同了。这是因为，自从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中国也变了。

一、17世纪变革了的欧洲向中国派出大量的传教士

先说世界的改变。

第一，自古以来，联系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贸易依靠了一条狭窄漫长而且艰难的通道。中国人因其输出了中国的丝绸而称其为“丝绸之路”。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即“香料之路”。与东方人不同，欧洲人的食物结构中肉食占了较大的比重，而肉食不像干燥的谷物那样可以长期保存。欧洲人腌制和保存肉食需要产自东方的香料。10世纪以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切断了这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通道，垄断了香料贸易。欧洲人可以不穿丝绸，却不可以没有香料。打通这一生计攸关的贸易通道的强烈冲动，香料贸易的巨大利益，以及被《马可波罗游记》唤起的对于东方黄金的渴求，促使一代又一代欧洲人为开辟东方航线而挑战大海的汹涌波涛。在15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由西班牙王室资助的哥伦布和葡萄牙的航海家达伽玛（Vasco da Gama）先后向西找到了美洲大陆，向东到达了印度。之后不久，葡萄牙人在中国南端的澳门租到了一块可以居住和经商的土地。于是遥远的欧洲就与中国连接了起来。

第二，欧洲在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从15世纪起发起了被称之为“文艺复兴”的风潮。古希腊的科学和理性的思维被重新唤起，原来仅仅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的大学渐渐转变为研究和教授科学和艺术的殿堂，航行和探险直接推动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基础科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总体上已经超过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中国。

第三，1517年在天主教长期严密统治下的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因而大大压缩了罗马教廷的势力范围。这不但迫使罗马教廷不得不进行自我革新，也促成一批又一批传教士迢迢万里远赴新发现的美洲和远东传教。

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宗教的僧侣无疑是在不同文明之间传播文化的最佳使者。他们强烈的宗教热情，成为克服因长途跋涉和背井离乡所带来的千难万险的百折不挠的勇气。中国历史上的法显、玄奘和鉴真都是这样的人。更重要的是，宗教的僧侣们具有比那些长途贸易的商人更深厚的文化素养。

当时向远东派出大量传教士的天主教耶稣会，就是一个特别注重其成员科学和文化素质的修会。他们的理念是，只有深切了解了世界的奥秘，才能建立起对万能的造物主（即天主）的信仰。申请加入耶稣会者除了神学之外，还必须研修一门以上的自然科学。为此耶稣会创办了若干高水平的大学。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年轻时就学的罗马学院、鲁汶大学、科因布拉大学等耶稣会大学都是在众多科学领域有着非凡造诣的高等学府。利玛窦的数学、天文学教师克拉维奥就是教廷历法的制定者之一。

以上三个原因，促成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即从17世纪开始，一批又一批受强烈的宗教责任感鼓动的、受到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科学文化熏陶的天主教传教士，搭乘葡萄牙的航船，越过大西洋和印度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而架设起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二、开启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幕——利玛窦进入中国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明王朝的统治之下。一方面，这个由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创立的王朝，严守着闭关锁国的祖训，对从未交往过的欧洲“远夷”持鄙视和排斥之见；另一方面，帝国以儒家学说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对来自印度的佛教与产生于本土的道教，取同样容忍的态度，形成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对于远道而来的天主教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第一位叩击中国大门的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的佛朗西斯?沙勿略。但是他没能进入中国大陆，在广东的一个小岛上绝望地死去。在他之后的30年间有不少的传教士也尝试着进入中国，但都失败了。直到1574年，一个意大利人范礼安担任了耶稣会远东负责人，情况才有了改变。他在澳门居住了9个月，仔细分析了在澳门的中国人鲜有入教的原因。他发现原来教会实行的“凡是加入天主教，就要变成葡萄牙人”（穿葡人的衣服、用外国名字、说拉丁语）的传教策略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提出“不是要教徒变成葡萄牙人，而是要传教士变成中国人”的全新策略。范礼安找在罗马时的学生利玛窦成了这一全新策略的实施者。

1583年利玛窦以佛教僧侣的面目进入两广总督所在地——肇庆，开始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典籍。他将欧洲的自鸣钟和世界地图展示给当地的文人和官吏，因此而博得好感。他在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宗教之后，提出了“排佛补儒”的策略，并且换上了中国儒士的服饰，进入了文人的社交圈。也是在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国情后，利玛窦认识到：在中国这个皇权高度集中的国家，要想传播天主教，必须获得皇帝的批准。于是他还在广东肇庆居住的时候，就下决心要进入北京。1589年他移居广东北部的韶关。韶关虽然远远不如作为两广总督所在地的肇庆繁荣富足，但它确实进入大明都城的交通枢纽。1595年，利玛窦北上进入南昌，1598年他第一次进入北京，却没能获得居住权，而不得不悻悻地南下。在南京住了一年之后，他再次北上进京。这次他成功了，在被称为“日下”的皇帝身边度过了他最后的、也是最为精彩的十年。传教士在北京的存在，向所有的中国人宣示皇帝对天主教的肯定，或者说最起码是默认。为此利玛窦和他的继承人都希望不仅生前在这里居住，而且死后也能在这里安葬。这一愿望也实现了，利玛窦在北京城西的滕公栅栏获得一块墓地。

利玛窦是幸运的。如果他进入中国时，当政的是一个严守祖训、时刻以江山社稷的安危为念的皇帝，他将必定会被拒之门外。恰好那时执掌天下大权的是不务正业、玩物丧志的万历皇帝。他既贪婪又懒惰，根本不在乎外国人来华对国家是有利还是有害，为了西洋自鸣钟能够正常地运行，他可以违背祖训将利玛窦留在大明的都城——北京。

利玛窦的幸运，还表现在他结识了徐光启。徐光启既是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又是著名的科学家，后来又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集三者于一身，这在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那个时代，只有徐光启才能最深切地理解利玛窦所带来的西方科学的重要价值；只有徐光启有能力将欧几里得几何学翻译成中文；只有徐光启才能把利玛窦倡导的中国历法体系的改革付诸实施；只有徐光启才能对来华传教士在遭受厄运时给予最有力的支持和保护。

当然，利玛窦不是无所作为的幸运儿。他通过睿智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将上述范礼安的“文化适应”策略一步步付诸实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国传统的“祭祖”和“祭孔”的宽容。按照天主教的教规，是不能给除耶稣、圣母以外的偶像下跪的。但是在宗法家族观念极重的中国不给祖宗牌位叩头，就会被家族所不容；在孔子为万世师表的儒家社会中，就会被视为异类，而断绝了升迁之路。在这两方面坚守天主教的旧规，就难以在华生存。于是利玛窦选择了通融。他解释道，祭祖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祭孔是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属于社会习俗，与天主教并不矛盾。他的主张被以后进入中国的众多耶稣会士所遵从，而被康熙皇帝称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必须遵循的“利玛窦规矩”。这样，如他自己临死时所说的，为天主教进入中国打开了一扇门。

三、明清交替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汤若望成为顺治皇帝的嘉宾

汤若望等后来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也是幸运的。他们正巧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明清交替的时代。为了抗击弓马娴熟的满洲八旗，明王朝需要西洋大炮；继而为了证明自己改朝换代的合法性，清王朝需要一部区别于前朝、且优于前朝的历书。不论垂死的明王朝还是鼎新的清王朝，都需要耶稣会士手中的西洋科技，也因此为他们留出了生存的空间。而如果当时君临天下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王朝，他们的生存空间就会大大地压缩了。这将在本文第四节论述。

1644年，在李自成的农民军和满洲八旗的两面夹击下，大明王朝寿终正寝。汤若望没有离开北京去效忠南明朝廷，而在南堂守护着新编历书的木刻雕板。当定鼎北京的多尔衮下达原内城居民必须在三日内迁到外城的命令时，汤若望勇敢地向当局申诉。他幸运地受到范文程的接待。

范文程，沈阳人，系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的后裔。他18岁时中秀才，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自愿投效努尔哈赤，参加后金政权，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主要谋士之一。他敏锐地认识到汤若望的才华对刚刚创建的王朝所具有的宝贵价值。于是汤若望不仅没有再受到骚扰，而且马上就受到新朝的信任和重用，由徐光启开始而直到汤若望才完成的新法历书很快以“西洋新法”的名义在全中国公布颁行。

在顺治朝和康熙朝的中早期，满族统治者在军事上是战胜了汉人，但是在具有深厚悠长的文化传统的汉族士人面前，他们自感不足，于是抬出有高度文化的西洋人来，也是他们用以平衡汉族士人的文化策略。况且对他们来说缺少汉文化的素养，可能更有助于对西洋文化的接纳。

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病逝，翌年也就是1651年（顺治八年）年仅13岁的爱新觉罗?福临亲政。也是由于范文程的引荐，顺治皇帝认识了这位长胡须的德国老人 ，从此演绎出一段中国皇帝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友好交往的脍炙人口的千古佳话。

顺治皇帝渐渐地与汤若望建立了超乎君臣关系的真挚的友谊，他称呼汤若望为“玛法”，这在满语中的意思是“尊敬的长者”。汤若望的奏折可以直接呈送给皇帝。在朝廷大典上，汤若望不仅被免除了跪拜之礼，而且能在皇帝身边落座，甚至常常邀请他到自己的卧室长谈。顺治一度经常造访汤若望居住的南堂，还将自己的寿筵设在南堂举行。

在与皇帝单独交谈的时候，汤若望常常要向他讲述一些天主教的道理，希望能劝说这位中华大帝国的皇帝皈依天主教。皇帝在为天主堂撰写的碑文中谈及的：“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岂能知其说哉？” 算是给了他礼貌的拒绝。

尽管如此，顺治皇帝给汤若望的封号还是从无先例的，太常寺卿、通政司使、通玄教师，连他的父母亲、祖父母都得到了崇高的诰命。皇帝和太后支持和资助了他将天主教堂重建成高度超过皇宫的欧洲样式，钦赐“通玄佳境”匾额，并将利玛窦墓地旁边的一块土地赐给他做将来的安身之处。

汤若望也与朝廷很多高官显贵们建立了友好关系。在他70岁生日时，朝中大臣纷纷撰文祝贺，并汇集成册题名为《赠言》 。其中有任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胡世安，任礼部尚书的金之俊，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魏裔介，任户部、刑部侍郎的龚鼎孳，任国子监祭酒的王崇简等人。他们以极其规整的骈文句式，不乏夸张渲染的笔法，咬文嚼字，给汤若望歌功颂德。透过那些华丽词藻的装饰，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国文人对汤若望的肯定。

其一，肯定他精通天文历算，在修改历法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如：“先生精详历法，测验布算。占星以分度，立表以穷景。”“发前人所未发，是以密合天行，特膺纶眷。所谓博物君子，学贯天人者，先生之谓也。”说他超过了历史上僧一行、郭守敬等人。

其二，肯定了他敢于直谏，在军国大事上向皇上屡进忠言。如：“先生任太史之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国家大事，有系安危者，必直言以争之。”“以犯颜敢谏为忠，救时行道为急者，先生之谓也。”有人甚至将他比作汉代的孔明、唐代的魏征。特别还提到顺治皇帝立储一事，“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

其三，肯定了他高尚的道德风范。如：“博学不以长矜，识精不以市诡。名业尊显，不以形骄倨。士大夫之朝夕习与先生者，钦其卑牧，饮其和醇。而知骄阳不介于其躬也。”“举一切事态物情之为疾雷震霆，凄风苦雨，无不有感而立消，忘言而自化。”“勤勤不倦，乐于启迪。所谓青天白日心事，光风霁月襟怀，先生之谓也。”

一个外国人在70岁生日之际，接受如此多地位显赫的中国官员的祝辞，又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堪称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之最。

在汤若望的庇佑下，在华天主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批又一批欧洲传教士顺利地进入了中国。有的传教士在遭到官员的稽查和逮捕时，只要提及自己是汤若望的同行，就会立即得到释放和善待。他们甚至乐观地预言，中国大地很快就要到处飘荡着教堂的钟声了。

四、康熙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

南怀仁和徐日升等人也是幸运的，他们碰到了康熙皇帝。康熙帝玄烨是中国历史上几百个皇帝中唯一一位曾经热衷于科学的人。他不仅容纳而且尊重这些身怀绝技的西洋人，潜心向他们学习数学、天文学知识，还亲手演习习题，亲自实地测量，且撰写了题为《康熙几暇格物编》的科学笔记集。

整整康熙一朝，都可以说是天主教在华的“黄金时代”。1665年，刚刚成年的玄烨以平反遭杨光先诬告而被监禁致死的汤若望冤案为契机，除掉了鳌拜而亲掌政权。他任用南怀仁治理历法，以西洋天文学重建了帝国的钦天监和观象台。他还嘱意南怀仁向欧洲各国的国王写信，招募更多的深怀各种学问和技艺的传教士来华。南怀仁的书信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积极响应，5名被称为“国王数学家”的耶稣会士——白晋、张诚、洪若翰、李明、刘应于1687年抵达宁波，1688年进入北京。之后法国来华的耶稣会士的人数甚至超过了葡萄牙。

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皇帝患了恶性疟疾。 太医院的御医们都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发展，满城张贴求医求药的皇榜。恰好这时洪若翰、刘应两位法国传教士来到北京。洪若翰刚刚收到他的同事从印度寄来的一种叫作“金鸡纳霜”的西药。这种药是用产于南美洲秘鲁的金鸡纳树的树皮磨制而成的，由半个多世纪前在那里传教的耶稣会士首先发现，因此也叫作“耶稣会树皮”，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他们把这种新药进献给皇上。先在一般病人身上试用，并无副作用，然后就给皇帝服用。

康熙皇帝很快就痊愈了，他非常高兴，公开宣布，是 “我（洪若翰）和刘应神父带给他的金鸡纳霜让他退了烧，他要重赏我们。为此他让人取来他宫里前院所有房屋的平面图，并选了最大最方便的一幢给我们。” 这就是法国神父们最渴望的礼物——靠近皇城的蚕池口（即今靠近北海西岸）的一所房产。较晚来京的法国传教士一直期望能有一处自己的居所和教堂。康熙皇帝正是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洪若翰记道：“7月12日我们得到了房子。由于它不适合我们的用途，皇帝下令工部按我们的要求全面整修，并要立即动工。工部派了四位建筑师，拨给了所有必要的材料，并任命两位官员管理此事。” 。12月19日改建竣工后，法国传教士们为把他们心爱的教堂“奉献给为拯救人类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将它命名为“救世堂”。这就是现在北堂（西什库教堂）之滥觞。

重修工程完毕后，康熙御笔赠予北堂“万有真元”和“无始无终，先作声形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的对联，此外“又作律诗一首，一并颂至堂中”。

御题律诗曰：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

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

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

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

后来皇帝又将这副对联重新书写了一份，赠予刚刚修缮完毕的南堂。

来华耶稣会士们在为清廷的多方面的服务中殚精竭虑。除了刚才提及的观天修历之外，传教士还参与了《皇舆全览图》的测绘、《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及多次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平定三藩战争中的火炮研制、京西皇庄的引水工程等多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事，以及服务于宫廷的钟表、眼镜、望远镜、绘画、玻璃及珐琅制品、西医药的诸多方面。

为了表彰和回报耶稣会士对朝廷所作的贡献，1671年冬，康熙皇帝亲笔书写了“敬天”二字，赐赠南堂，高悬在堂中。他还明确点出：“朕书敬天，即敬天主也。”

1679年，南怀仁在百忙之中，以拉丁文撰写了《欧洲的天文学》，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宣示欧洲的天文学以及其他科学与在华传教事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他指出：“正是由于汤若望神父和他所领导的钦天监的威望，我们的神父们才能分散地居住在不同的省份，开办教堂；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将新来的传教士们带入中国内地。确实是这样的，在我到达中国那一年，我们一行14名，甚至更多的传教士，就是以天文学的借口同时进入中国的。也正是这一批传教士们，现在正支撑着整个中国的福传事业。”

他以富于浪漫色彩的笔调这样写道：“因为圣母玛丽亚是通过天文学而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因为她也曾随着天文学一道而遭遗弃，同时也因为在多次被抛弃之后，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而且成功地由天文学恢复了她的尊严，所以天主教就被合乎逻辑地描绘成最具威严的女王，依靠着天文学的帮助公开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而欧洲其他各种精密的科学，也紧紧地站在圣母玛丽亚一边，围绕着她，成为她最具魅力的同伴。甚至在今天，以所有站在她一边的科学为伴侣，她比以前容易得多地在中国各处漫游。”

“在天文学以后，各个门类的欧洲科学像庄严的女王一样凯歌行进，地位大大提高了。她进入到中国人中间。由于她不断地被皇帝面带笑容地接受，这些科学也像她最好的伙伴天文学那样，逐渐地进入了帝国的宫廷。这些科学紧随天文学的脚步，用一切非凡和美丽的装饰物，如金子和宝石，来装饰自己，使她们在如此伟大的权威的眼睛里显得十分可爱。几何学、测地学、日晷测时术、透视法、静力学、水力学、音乐和各种机械科学，其中的每一门类都穿上了如此华贵和精致的服装，相互争奇斗艳。她们满腔热情所追求的，并不是想让皇帝的目光仅仅注意在她们身上，而是引导皇帝完全地转向天主教。”“我还要为我们的天文学添加几位最迷人的数学女神，作为她最美丽的侍女，以便以她们平和的表情和笑容将天文学严厉的面孔变得稍微柔和一点，也使天文学能够更加容易地接近皇帝和其他权贵。不仅如此，作为神圣宗教的女仆，她们还必须服从她的意志，因为她庄严的风度令异教者敬畏更胜于爱慕，所以当她打算要进入高贵的殿堂时，她们必须先走一步，为她打开入口的大门。”

南怀仁之所以为他的欧洲同胞撰写《欧洲天文学》一书，就是要向他们宣示：“首先，我想让每个人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即我们的修会付出了怎样巨大的努力去尝试着获得皇帝们和亲王们的仁慈心，以便使得我们的天主教在如此广袤的帝国里通行无阻，特别重要的是，因为正是他们的仁慈心（除了天主之外）是我们传教事业的平安和成功所依靠的基础。第二，我想以此来鼓励和告诉那些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承我们事业的传教士们，千万要照顾、尊重和热爱这些最美丽的科学女神们。因为正是由于她们伟大的关爱，他们才能比较容易地获得皇帝们和亲王们的接待，我们的天主教才因此能够得到保护。”

“如果他们认识到，我们天文学的复兴对我们的宗教的复兴来说，既是它的开端，又是它除了天主之外的唯一动因，那么他们就会明白：天文学成为保持我们宗教在整个中国生存的最为重要的根。”

南怀仁希望通过此书，首先消除一些欧洲人特别是教会人士对来华耶稣会士的误解，即认为他们致力于与福音传播无关的事情；第二，希望欧洲教会学校在培训年轻的、即将来华的传教士时，必须加强他们的科学素质，而他认为这方面恰恰是十分薄弱的；第三，呼吁欧洲的当权者在支持和援助中国传教事业时，应特别关注于天文学和科学方面，如科学书籍和仪器等。

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皇帝颁布了被史家称为《容教令》的圣旨，曾一度使天主教在中华大地有了与佛教、道教、喇嘛教同等的自由传播的法律地位。

同年二月，康熙皇帝颁旨：“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阿罗素，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继而又在礼部尚书顾八代的奏疏上，批上“依议”两个重比千钧的大字。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奏疏是这样写的：“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

这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从利玛窦到南怀仁，耶稣会士来华100多年所不懈追求的目标。但是南怀仁并没有亲眼见到这一天。他于1688年去世，康熙皇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五、教皇特使访华——中西关系的转折点

1705年，在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的12月，教宗克莱蒙十一世（Clement XI）的特使铎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来到北京。铎罗此次访华，负有宣布教宗克莱蒙十一世禁止中国礼仪的“圣谕”的使命。为什么此届教宗一改以往教宗曾经批准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取容纳态度的政策，转而实行严厉禁止的政策呢？这固然反映了中西礼仪文化上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包含了这时期逐渐强硬的罗马教廷与逐渐衰落的葡萄牙国王所谓“保教权”之间的斗争，包含了较迟进入中国的天主教其他修会如方济会、道明会与先行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之间的斗争，也包含了西班牙与葡萄牙争夺远东势力范围的斗争。

12月31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接见教宗特使，鉴于当时铎罗已卧病在床，皇帝特派官员到北堂用肩舆抬他，还免除了他行跪拜之礼，赐其坐。皇帝态度和蔼，款待周到。他感谢教宗派遣使者来华的盛意，命一品大员为他倒茶，并亲自执金樽赐酒。此次会见之隆重，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君王接见外国使节时所从未有的”。

康熙已经意识到铎罗此行与“礼仪之争”有关，再三问及他来华的真实使命。但铎罗始终闪烁其辞，拒绝与皇帝谈论关于礼仪的问题。

1706年6月1日，康熙约铎罗到小汤山洗温泉浴，铎罗以身体不好推辞。29日，康熙皇帝再次召见铎罗，礼仪不如前次隆重，态度也不如上次和蔼。康熙对他说，应该告诉教皇，中国人不能改变祖传的礼仪，况且这些礼仪并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第二天，康熙又邀铎罗游览畅春园。

康熙要铎罗转告罗马教皇：“中国人两千年来，奉行孔学之道。西洋人来中国，自利玛窦以后，常受皇帝保护，彼等也奉公守法。将来若是有人主张反对敬孔敬祖，西洋人就很难再留在中国。” 自此康熙对铎罗产生反感。因此当铎罗要求离京时，康熙立即批准。

铎罗离开北京后，于1707年2月7日在南京公布了所谓《公函》。这一《公函》表述了罗马教廷于1704年做出的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决定，它宣布，天主教人不能祭孔祭祖，不能在家供祖宗牌位，也不能以天或上帝称呼天主。这些礼节与天主教的教理不合，罗马教廷因此加以禁止。在中国的传教士如不按此指示，敢自作主张的，将受“弃绝”，即开除出教的重罚。

铎罗在南京的行为显然是在与中国皇帝公然作对，康熙愤怒地说：“中国的道理无穷，文义深奥，不是你们西洋人所可妄加评论的。你要议论中国的道理，必须首先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朕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

特别是当康熙看到教宗禁令的译文中有“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悬挂” 的条文后，感到自己的一片好心竟遭此恶报，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便大发雷霆，颁布圣旨曰：“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 “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这就是清朝皇帝禁教的开始。从1692年康熙颁布“容教令”到此时，天主教在中国只得到了短短的15年完全自由传布的时间。

他在教皇的公文上批道：“欧洲人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礼节。” 铎罗被康熙下令遣送到澳门。由于葡萄牙与罗马教廷在中国的传教权上激烈的矛盾，铎罗在澳门没有得到善待，而是被葡萄牙人投入了监狱，直到1710年病死。

1706年12月7日，皇帝颁旨，他决定向“遵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颁发准予传教的印票。《正教奉褒》载：“康熙四十五年冬，住京西士齐趋内殿。上面谕云：朕念你们欲给尔等敕文，尔等得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进教。遂谕内务府，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用内务府印发给。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兼满汉字。将千字文编成号数。”

为了得到这个“票”，和在中国度过他们的余生，传教士必须发誓，遵守利玛窦的“适应”路线。凡是不容纳中国礼仪的，则不予发票，令其取道澳门返回欧洲。绝大多数耶稣会士和部分方济会士向朝廷申请领“票”，很多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们因拒绝领“票”而不得不离开中国。

1707年4月19日，康熙在苏州接见愿意领票的耶稣会士时说：“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他说，“你们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尔等放心，不要害怕领票。” 这表明了康熙皇帝对尊重中国礼仪风俗的耶稣会士的信赖和支援。

在京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对教皇的谕旨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说，在华耶稣会士们“当然恭顺地接受了教皇的谕旨，作了相应的宣誓，但他们决定暂不实行”。因为“要想执行教皇谕旨而又不致使我们整个传教事业冒完全毁灭的巨大风险是不可能的。皇帝已再次声明：如果要禁止中国礼仪，他就不能容忍欧洲人留在中国”。

1717年，广东发生官员禁教案件。巴多明等几名传教士请求康熙皇帝开恩，为他们主持公道。康熙皇帝说：“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唯禁不曾领票的西洋人，与有票的人无干。若地方官一概禁止，及将朕所给的票交看，就是传教的凭据。你们放心去，若禁止有票的人，再来启奏。” 不久康熙还下令，对“不法徒棍，以及无知兵厮，混入天主堂，借端骚扰”者，“严拿究治，断不宽容” 。

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他还在两广总督杨林的奏折上批答了如下的红字：“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 郎世宁、罗怀忠、严嘉乐、戴进贤、安泰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来华、并进京的。

尽管如此，康熙对利玛窦和能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传播西方科技之功，还一再给予肯定。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十八日，康熙召在京传教士严嘉乐、白晋、巴多明、戴进贤、麦大成、费隐、雷孝思、冯秉正、殷弘绪、罗怀忠等18人到乾清宫西暖阁。康熙就中国礼仪问题做重要宣示。康熙皇帝说：“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传道二百余年，并无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尔等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情愿效力，并非俘获之人。朕因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尔等去留亦毫无关涉。因自铎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即反对实行利玛窦规矩的福建主教颜珰——笔者注）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道义之是非。”“中国供神主，乃是思念父母养育。譬如幼雏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况人为万物之灵，自然诚动于中形于外也。即尔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变亦自哀恸。倘置之不问，即不如物类矣，又何足较量中国！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之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尔西洋亦有圣人，因其行事可法，所以敬重。”

另外康熙虽然宣布禁止传教，但是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地厉行取缔，很多地方领了票的传教士仍照旧做他们的福传工作。直到康熙时代终结，禁教的政策并没有在全国认真地得到执行。

六、雍正皇帝禁教,同时容纳传教士在宫廷服务

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逝，皇四子胤禛即位，为雍正皇帝。新皇帝本来也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偏好，他更注重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问题。他曾说：“教友惟一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实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艘战船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再加上一名传教士穆敬远和一位信教亲王苏努曾经卷入了皇室兄弟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增加了他个人对天主教和传教士的反感。为此他将曾为康熙最亲近的、掌管西洋传教士事务且对传教士颇为友好和同情的大臣赵昌下狱论死。

1723年12月，浙闽总督满保查禁了福建福安的天主教堂，并上奏曰：“查西洋人留住京师尚有修造历法及闲杂使用之处，今若听其在各省大府州县起盖天主堂大房居住，地方百姓渐入伊教，人心被其煽惑，毫无裨益。恳将西洋人许其照旧在京师居住外，其余各省不许私留居住，或送京师，或遣澳门，将天主堂尽行改换别用，不许再行起盖。” 几次禁教的议论都首先来自福建，这正是颜珰等反对中国礼仪而惹出的乱子。相反，在其他城市，除了北京之外，如在广州就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这在后面将谈及。

雍正皇帝对此奏折作了批示，圣旨曰：西洋传教士除“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居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

关于康熙曾经下令由内务府颁发给遵“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的准予传教的“票”，雍正宣布一律废止：“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进行查出送部（指礼部——笔者注），转送内务府销毁。”对于国人信教者，则“令其改易，如有仍前聚众诵经等项，从重治罪。”“所有起盖之天主堂，皆令改为公所。”地方官员如“不实心禁饬，容隐不报者” ，也将一律治罪。一场全国范围的、雷厉风行的禁教风潮就这样开始了。

但同时他又要求官员们在遣送传教士时，对待他们应加以照顾，不可过于苛刻。他说：“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抚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混行扰累。着行各省督府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或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

这时在京师钦天监供职的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大胆地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提出：“澳门非洋船常到之地。若得容往广东，或有情愿回国者尚可觅便搭船。”另外在京的西士之家信，也一直由广东代转。因此请求皇上开恩，允许“西洋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往广东者容住广东” 。对此雍正作了朱批，言道：“朕自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宪章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禁令尔等往住澳门一事，皆由福建省诸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庭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亦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 算是给了戴进贤等人一点面子。

最后经礼部与两广总督孔毓协商同意，认为：“西洋人先后来广东者未有生事犯法之处，于吏治民生无甚大害，亦无裨益。唯一旦尽送澳门安插，滨海地窄，难以聚居，亦无便船，搭船本国。广州省城则回洋聚泊之处。应将原住广东省城及各省陆续送到之西洋人，俱令暂住在省城之天主堂居住。其年壮健及愿回西洋者，令其陆续搭船回国，年终造册报部。其年老有病及不愿回西洋者，仍听居住省城天主堂，不许各处行走。倘不守本分，或招地方难妇行教诵经，治罪逐回。”雍正批曰：“依议。”

雍正曾多次向在京的传教士阐明他的宗教政策。

1725年10月24日，雍正皇帝在丧服期满后召集在宫廷服务的所有传教士（共21人，其中耶稣会士17人）到圆明园。皇帝问候了几位老者，并赐奶茶。然后他谈起了宗教信仰问题。他说，你们是中国的客人，是来宣扬上帝的《圣经》的；同样，喇嘛、佛家僧尼还有阿拉伯人也是中国的客人。他说，每个大帝国都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经书。中国有自己的经书——儒学。满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欧洲人都有自己的经书。他说，各国的经书都是好的，因为每一种经书都认为必须为善并教会别人为善。“但是，如若要将各种宗教信仰加以比较的话，”皇帝说，“哪种宗教能与中国文人的学说——儒学相提并论呢？”

雍正皇帝还说：“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目标都是同样的，是多位一体的。‘天’、‘佛’、‘天主’，还有穆斯林信奉的‘安拉’都是一回事。用一种宗教去反对另一种宗教，这有违常理。你们欺侮佛教徒，反对他们；他们反过来又一报还一报，攻击你们的《圣经》。虽则每一种宗教本身都是好的，但他们的信徒中间总有坏人，这些人违反教义和教规。对这些坏人必须加以处置……”

雍正还说：“如果信奉你们宗教的我国臣民违反了我国的法律，你们将怎样惩处他们？你们手上又没有权力。难道你们想要朕授予你们惩处朕的臣民的权力吗？” “你们还说，你们的教和我国的儒教没有多大区别。果真如此，你们又何必把你们的教强加于我们呢？如果两者还是有区别，那么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是不会为了你们的宗教而放弃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学的。”

雍正皇帝一方面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一方面继续允许不排斥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在北京为宫廷服务。1723年4月14日，严嘉乐曾记述道：皇十三子“以皇帝的名义将苏霖、费隐、冯秉正神父及俗家修士郎世宁召进宫”，劝他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安静地生活，宣传自己的信仰，不要管别人的事……此后，新皇帝通过这位皇子告知郎世宁，让他画几幅画。皇帝陛下很喜欢他的艺术作品，常赐给他特别丰厚的礼物”。 同在北京的捷克籍耶稣会士严嘉乐悲哀地叹息道：“真想不到基督教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只有靠耶稣会一名教士的画笔才能救他……”

一份由严嘉乐撰写的《1725年中国的传教工作报告》这样写道：“由于皇帝允许那些可以为他服务的外国学术专门人才到北京来，利用这一机会留京的有：葡萄牙人高嘉乐，他是直隶省正定的传教士，现任我们教省副会长，他是靠他的数学；葡萄牙人徐懋德，他曾在广州定居若干年，他是靠他的天文学知识；山东省的方济会士康和之；湖广省最尊贵的主教穆伦内尔，他是私自来北京的，后来又自动离开宫廷去广州。”

“住在（葡萄牙）耶稣会住院（指南堂——笔者注）的人有70岁的葡萄牙人苏霖，他是望远镜专家；奥地利尊贵的神父费隐，他已任住原道长两年多，他是测地学家；巴伐利亚人戴进贤，他任钦天监监正；葡萄牙人徐懋德，他是住院的总管和视察员；还有我，摩拉维亚人，搞音乐；林济各教士，他是瑞士人，但归属于捷克教省，是钟表师；那不勒斯的教士罗怀中，他是外科医生；米兰的郎世宁，他是一名杰出的画家，深受皇帝及其他官员的宠爱，一直在宫中任职；佛罗伦萨的教士利博明，他是铜雕刻专家；还有一名佛罗伦萨人佛贝利，他是作为军事建筑师来中国的，是住院的副总管。”

“居住在属于我们住院的‘圣徒约瑟夫住宅’（指东堂——笔者注）的有：视察员高嘉乐神父，不久以前他曾任教省的副会长，他不在宫廷服务；中国人樊守义，他从事教会管理，不在宫廷服务；郎世宁教士（上文中我误将他列为居住在住院的人之一）。”

“居住在法国神父的‘圣徒萨尔瓦多住宅’（指北堂——笔者注）的人有：视察员殷弘绪，他不在宫廷服务；白晋，这位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以阅览中国书籍自娱；翻译家巴多明；测地学家雷孝思和冯秉正；神父宋君荣和雅嘉禄，他们等待作为数学家到宫中服务；还有安泰教士，他是外科医生。”

此外，留在北京的还有“传信部的乐师德理格、圣衣会的神父马尔蒂（视察员）和那永福（乐师）、巴伐利亚的雕塑家希佩尔。”

七、乾隆皇帝继续禁教，传教士来华渐少，中西文化交流趋于冷却

1735年8月，雍正皇帝去世，皇四子弘历即位，号称为乾隆皇帝。新皇登基照例要大赦天下，其中就包括了被雍正治罪的笃信天主教的苏努亲王一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于是期盼着皇帝对传教士和传教事业也能够网开一面，甚至梦想能恢复到康熙中期天主教自由传播的黄金时代。

但是事与愿违，第二年的4月就发生了一起排教事件。事情的起因仍肇端于中西礼仪的矛盾。当时一名曾被处以流放的官员（很可能是满人）获得大赦回到北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宴会。但是他的妹妹是天主教徒。她认为庆祝活动中有违背教义的习俗而拒绝参加。这使他的哥哥非常愤怒。他认为：“妹妹的如此寡情，一定是因为信奉天主教的关系。因此乃归罪于天主教。结果他就向皇帝提出了诉状。”

诉状到了辅政大臣那里，经会议决定：第一，调查信奉天主教的人，力劝他们弃教，对不肯弃教者处以重刑；第二，训令礼部对因精通科学、特别是天文学而留在北京任职的传教士，不得诱惑汉人及满人信奉天主教。当时乾隆皇帝即位不久，正在整饬旗人秩序，因此此项决定很快就得到皇帝的批准。于是，一场对满、汉天主教教徒严加迫害的事情在北京发生了。

在京的外国传教士虽然并未遭到逮捕和拷打，但更是心急如焚。他们想到了深得皇帝器重的画家郎世宁，决定让他找机会直接面奏皇帝，恳请皇帝开恩。

一日，乾隆皇帝为了要欣赏郎世宁的画技而走到他的身旁。郎世宁突然把画笔一放，跪在皇帝面前，悲痛地奏明在京城中迫害天主教徒的事实，并拿出传教士们草拟的请求开恩的奏折献给皇帝。“皇帝很温和地听完郎世宁的陈情之后就说，朕不是禁止天主教啊！只是禁止满洲旗人信奉而已。” 并劝他安心地继续作画。

十天以后，管理传教士事务的大臣海望，把传教士们召到宫中，对他们说：“一般的满洲人信奉天主教是不应该的。政府不禁止天主教，也不认为天主教是虚伪的邪恶的。传教士可以自由传布天主教。” 与此同时，京城内对教徒们的审讯和拷打也渐渐趋于平静了。

但是时隔不到一年，1737年，另一次反教风潮又起。

当时北京的贫民很多，常有弃婴的事情发生。政府每天清晨派出巡逻车捡拾弃婴，埋葬其中的死者，而将活着的送孤儿院收养。而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就分担了靠近南堂、北堂和东堂附近地区的救济弃婴的工作，并为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婴儿施以洗礼，以期他们长大后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据记载：“其数目，每年总在二千名以上。”

这本来是好事，但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竟导致了一场反教风潮。一日，“葡萄牙传道团传道者有个叫刘二的中国人，当他去孤儿院为婴儿洗礼的时候，巡捕闯进来就把他抓进北京府衙门，押到府尹面前。” 接着就把他押送到刑部。刑部将刘二以“口念咒语，向弃婴之头灌水”的罪名，罚以杖刑。他戴的枷锁上写着“天主教徒之罪”几个大字。此判决也通令到全国各省。

为此，传教士戴进贤、郎世宁等人一起去找负责传教士事务的大臣海望。他们辩解道，刘二之被拷问，只因诵经灌水，只因其信奉天主教。而顺治、康熙二帝都曾对传教士给予优待，康熙帝更有允许百姓自由信教之圣谕，乾隆帝亦才宣布国法不禁天主教。恳请皇上下圣旨，严禁官员迫害天主教徒。

但是，令传教士们极度失望的是，皇帝批复的却是刑部的奏章。刑部奏章中理直气壮地申明：刑部对刘二的判罚是无懈可击的。刘二于幼儿头部所灌之水与巫术有关，已无怀疑之余地，拷问也是刑部审案之惯例，无可厚非。先帝们对外国传教士施以恩情，是因为他们通晓数学天文之故，本案犯刘二亦非欧洲传教士。难道对信教之中国人就不能绳以中国之法律？如此官员岂非丧失审判中国人之权力？

既然已有圣旨批复，海望即召传教士入宫宣布了四条裁定：第一，维持刘二之判决；第二，通令传教士仅限于在教堂内有信奉天主教之自由；第三，政府不希望汉人，尤其是不希望满人信奉天主教；第四，在京传教士应照常履行其所负职责。

传教士们只好仍把希望寄托在宫廷画师郎世宁身上。又一日，乾隆皇帝又到画室观看郎世宁作画。郎世宁无精打采地就像生了大病一样。皇帝亲切地问候他，他说，我没有病，只是很伤心。他跪在皇帝面前倾诉道：“陛下把天主教都禁止了，街上贴满了禁教令的布告，这样如何能安心为陛下做事呢？欧洲一知道颁布禁教令，想要来中国为陛下效劳的人就一个也不会有了。”乾隆皇帝说：“朕并非是对‘你们’禁止天主教呀！‘你们’信天主教是自由的。可是我国臣民是绝对不可信天主教的。”郎世宁说：“我们传教士就是为了向中国人民传布天主教才不远千里而来中国的。康熙皇帝曾把‘允许信天主教’的诏书公布到中国全土。” 乾隆皇帝见郎世宁眼泪汪汪的，十分可怜，就将他扶起来，说再调查调查这件事。

后来，乾隆皇帝命大臣向传教士们宣布：皇帝并没有禁止天主教；处罚刘二并非因其是天主教徒；对一面念经一面抚摸病人头部以治疗病人的喇嘛和尚，政府也一样要处罚。圣旨也要求各级官府今后禁止公开张贴责难天主教的告示。

乾隆初期，在严厉处置中国信教徒众的同时，朝廷接纳有各种技艺的外国传教士来京供职的政策，也依然不变。仅乾隆八年至九年（1743-1744）就有通天文算法的庞进仁、葡萄牙人索智能（Polycarpe de Souza）、知外科及西药的葡萄牙人马得昭（Antoine Gomes）、吴直方（Barthelemy de Azevedo）、捷克人画家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和鲁仲贤（Jean Walter）、法国人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e）、赵圣修（Louis des Roberts）、蒋友仁（Michel Benoist）、那永福等奉旨来京效力 。戴进贤、刘松龄等任钦天监监正、监副的要职。苏霖、巴多明、费隐、徐懋德等传教士去世时，乾隆皇帝也分别赐予银两绸缎。

乾隆十一年（1746），一场更大规模的禁教风潮再次席卷全国各省。此次事端又是从福建的福安闹起来的。

雍正年间，已将在各省传教的外国传教士押解至广州。但是后来，一些来自菲律宾的道明会士又悄悄地潜回福建，秘密传教，且渐成气候。当地官员发现，一些教民聚众礼拜，“一心唯知侍奉天主，不顾父母，不避水火，自然可登天堂。一有反悔，便入地狱。凡男妇入教之始，先于密室内令尽告其从前所作恶暧昧之事。为之解罪。解罪既毕，每人给予钱大麦饼一枚，纳诸口中。复与葡萄酒一杯各令咽下。以麦饼为圣体，以酒为圣血。自此一番领受之后，无论男妇坚心信奉。”当地官员怀疑“夷人于饼酒中暗下迷药，是以一经领受，终身不知改悔”。 另有信众“不认祖宗，不敬神明”，焚烧其祖先牌位，以示其弃绝祖先之教。还有的西洋人对“初入其教者，每月给大番银一员（圆），诱人转相招引；留匿之家，每日给中番银一员（圆），以供饮食。其银每年两次从广东、澳门取至”。 更有甚者，当官兵前往擒拿传教士之时，遭受教民反抗，致使官兵“被男妇围拥殴打受伤” 。为此，福建巡抚周学健上奏曰：天主教乃“邪教蛊惑，深为人心风俗之害。不可不严究根株，剪除萌孽，以静地方” 。

于是乾隆皇帝降圣旨：“现在福建福宁府属有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妇礼拜诵经，又以番银诱骗愚氓，设立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心。甚为风俗之害。天主教久经严禁，福建如此，或有遣散各省，亦未可知。可传谕各省督抚等密饬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毋得容留滋事。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容留不报者，该督抚即行参处。钦此。”

在乾隆帝圣旨的严督下，直隶总督那苏图对本地天主教传布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上奏曰：“今访得直隶、天津、古北口及近京州邑颇有传习天主教之事。”也有经文、十字架起获，但并未发现有西洋人。这些教民“均系匠作愚民，在京师天主堂传习入教，并无西洋人到境及引诱他人入教诵经等情”。如河间府献县村民周某“家藏天主教画像、经文、十字架。讯系周宗故父在京带回”。“各犯均系乡愚，所供传自京城天主堂内……其供出天主堂传教之傅姓、张姓、戴姓等人……” 显然，这些教民都是在北京的教堂中受到神父们的教导而入教的。所谓“傅姓、张姓、戴姓等人”很可能就是在京供职的传教士傅作霖、戴进贤等人。那苏图称已将“经像销毁，勒令（教民）改悔”，关于京师西洋人，他请示是否也“拿究责惩”，“以示儆戒”？乾隆皇帝则对在京传教士放了一马，以朱笔批答曰：“只可如此办理。不必过严以滋扰。” 将他们从宽处理。

乾隆十九年（1754），皇帝再次对天主教和传教士政策作出宣示：“西洋所奉天主教乃伊土旧习相沿，一如僧尼、道士、回回。何处无此异端？然非内地邪教开堂聚众散扎为匪者可比。若西洋人仅在广东、澳门自行其教，本在所不禁。原不必如内地民人一一绳之以法。如其潜匿各省州县村落煽惑愚民，或致男女杂沓，自当严行禁绝。”

总之，雍正、乾隆两朝对西方传教士基本上延续了“重其学，不重其教”的政策。一方面，禁止中国百姓信教，将坚持排斥中国儒家礼教的和不听劝告、流散各地传教的传教士驱逐到广东、澳门；另一方面，继续容纳，甚至欢迎遵“利玛窦规矩”的、同时学有专长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京师宫廷服务。乾隆皇帝曾说：“北京西士功绩甚伟，有益于国；然京外诸省西士，毫无功绩可言。”

然而，对传教士而言，这两者则是不能分开的。在京供职，为皇室朝廷服务，仅仅是他们的手段，传教才是真正的目的。正如郎世宁所说的，中国实行禁教政策，势必影响到欧洲传教士来华服务的热情。乾隆四十六年（1781），皇帝向两广总督巴延三发出圣谕：“向来西洋人有情愿赴京当差者。该督随时奏闻。近年来此等人到京者绝少。曾经传谕该督，如遇有此等西洋人情原来京，即行奏闻，遣令赴京当差，勿为阻拒。据该督复奏，近年并无此等呈请赴京者。是以未经奏送等因。但现在堂中如艾启蒙、傅作霖等相继物故，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渐少。再传谕巴延三，令其留心体察，如由该处人来粤，即行访问，奏闻送京。”巴延三无奈地奏答曰：“近年来具呈者竟无其人。”

可见到了乾隆末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所致，来华、来京传教士骤减，因此北京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以上诸项概述了从利玛窦进京到清乾隆年间近200年中西关系，特别是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脉络，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期间有数百名深怀各种技艺的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从事了为皇家服务的各项事务。中国皇帝，特别是清王朝的顺、康、雍、乾几任皇帝，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他们。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当时在京西兴建的圆明园发生各种联系。这就是我们在考察发生在圆明园中的中西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时，不可忽视的宏观历史背景。

注：本文转载自《圆明园研究》36期，转发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