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馆藏一幅圆明园格局全图，这是目前所知流失国外的唯一一幅圆明园全园图，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鲜为人知。伴随着国内样式雷图档以及相关专题研究的全面进展，近期本课题组经过多方协调，获得馆方的特别许可，有机会对这幅图样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将深入阐释图纸所呈现的圆明园园林格局，揭示其绘制时间、用途等信息，澄明这一珍贵图样的历史价值，以裨益于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相关背景

圆明园肇建于清代康熙末年，历经雍正、乾隆近70余年的不辍营构，后延续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其恢宏的规模，优美的景观，丰富的收藏，曾令世界为之惊叹。但残酷的庚申焚掠以及随后无情的破坏几乎湮没了堪称“万园之园”的所有印记。今天我们只有通过查阅残留的文献、档案和踏勘残垣遗址来构想当年的盛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这样的赞誉愈加显得空洞无力，留在公众心目中最深刻的是长春园西洋楼的断壁残垣，曾经与紫禁城共同承担政治中心之责的圆明园面临着逐渐被遗忘的境地。加之，圆明园历经150余年的经营，其园林格局屡有变迁，如何准确把握各历史时期的园林面貌成为相关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由于图档数量、内容极为有限，圆明园的全园格局变迁始终处于尚待明确的状态。

幸好，清代皇家工程的设计者以图纸、文字的形式翔实记录了圆明园的沧桑变革，其中以样式雷家族所绘制收藏的图档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相关收藏机构与研究单位将其概称为“样式雷图档”。就目前已知国内多家单位均藏有此类图档，如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等。众所周知，国外数家收藏机构也存有大量国内流失的文物，那么其中是否包含类似图纸档案，能否为当前圆明园格局变迁研究窘境提供有力的支持，这是近些年国内相关课题研究工作的热点。

对于辨析园林格局更迭，一者查阅档案文献，一者探究图纸，而图像文件中以全园图尤显至关重要的价值，一则是甄别相关景区图档的有力依据，再者也便于直观把握园林建筑、山体、河道的分布、转变等，其史料价值相比分景图愈加珍贵。事实上，在国内各家收藏机构均有数幅圆明园全局图，而且绘制时间跨度上至乾隆中后期，下至咸丰末年，较为全面地记录着园内格局的变迁，但主要以咸丰朝格局更迭最为翔实，而乾隆朝却仍显匮乏，同时同治、光绪朝的更改尽管最终没有实现，其重修多集中在圆明园，但目前却未见一幅全园的格局图。这也成为目前无法全面把握同治重修工作的瓶颈。况且对于历时百余年演变的圆明园，其更迭极为复杂，因此获取更多的全局图是进一步详细辨析景区更迭、完善变迁史的重要佐证。

近期获悉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幅圆明园全图，经过相关国际交流组织协调，本课题组获得全面研究考证的机会。

图1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圆明园地盘全图》

法国《圆明园地盘全图》

屡次的劫掠造成圆明园内众多珍宝包括档案文献散佚到世界各地，20世纪在法国被发现的彩色《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曾令国内研究者为之欢呼雀跃，也令圆明园研究工作取得极大进展，在国内也掀起了一场保护遗址的热潮。今天我们有幸深入研究收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圆明园地盘全图》(图1)，此图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以来未与世人见面，缺乏相应的研究和利用，以致成图时间及用途等均未澄明。

为减少对图样原件的损坏，官方提出仅能对拍摄的影像进行甄别、研究工作，而且图面尺寸未能提供。依据样式雷图纸按照一定比例绘制的特点，经对比国家图书馆馆藏同类图档中黄签的通行尺寸，初步推测此图绘制比例可能为1:1000，也就是档案中记载的“分样”，依据圆明园东西大墙约530丈，南北约360丈的档案记载，按照这一比例换算，图面尺寸横长190cm左右，纵宽140cm左右。

后经对比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幅《圆明园全图》及1幅《圆明三园全图》，其绘制内容与本图几乎毫无二致，包括山体、水体轮廓等细节也极为近似，尤其是《圆明园全图》的题名位置以及图面一处错误的标注，也与本图相契合，由此判断，这三者似乎出于同一幅底稿，或彼此之间为底稿与临摹稿件的关系，此外，3幅已梳理的图样的绘图比例约为1:1000，这似乎也佐证了本文对此图的推断。

本图用毛笔、界尺绘制，建筑间架，墙垣、台基、山石水体的轮廓均用墨线绘制，线条工整流畅，土山渲成赭石色，水体为浅熟赫色。由于图面未标注名称，依据相关图纸的命名方式，本图似应称为《圆明园地盘全图》。图面仅有一张黄签，以墨笔楷书“南”，贴于图纸正下方，表明图面格局方位。同时，各景区均注有建筑或景区名称，其标注处均留有“贴签”粘贴的痕迹，似为剥落后再次标注。此外，图中“九州清晏”景区留有红色线条勾画的格局，用以表明景区添改的部分，这是样式雷图档中惯常采用的一种简单、明确的表现方法。

年代推断

现存圆明园样式雷传世图档主要记录道光和咸丰两朝的添改工程，以及同治、光绪朝的重修方案，加之故宫收藏的咸丰末年《长春园绮春园圆明园三园地盘河道图》，以及1933年的《实测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遗址形势图》所呈现为庚申劫掠前的格局，以上图像对于甄别道光末年至咸丰末年的图纸可提供较为充足的依据。

同时，咸丰朝是圆明园营建史中最短的一个时期，受到国内窘迫的财政影响，园林修建经费匮乏，圆明园的营建仅限于部分园林景观的修缮和维护，几乎已无法开展园林格局更迭工程，仅有的添改项目集中在咸丰皇帝生活的寝宫——“九州清晏”景区。透过样式雷图文档案和相关文献，我们清晰了解到这一阶段的改变细节，包括：

1)咸丰五年(1855年)，修复“九州清晏殿”后抱厦，加盖三券殿为“同道堂”戏台。并装修圆明园三殿、“慎德堂”“基福堂”“同道堂”等。

2)咸丰七年(1857年)，粘修“慎德堂”跌落游廊。

3)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奏准添盖“慎德堂”戏台西侧及“基福堂”东西两侧部分游廊。

4)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奏准在“九州清晏殿”东山添盖“套殿”3间。七月，传旨在“慎德堂”西寝宫仙楼下添作螺旋楼梯。八月，奏准在“九州清晏”殿和“同道堂”北侧添盖平台游廊10间。

关照本图仅有“慎德堂”西侧游廊已呈现咸丰八年(1858年)变更后的格局，其余史料中记载被改变的建筑或被遮盖，或被红色线条涂改，几乎无法辨识与档案是否吻合。而其中红色线条描绘的建筑集中在“九州清晏”景区，包括：“慎德堂”北端第四进深、“同道堂”、“同道堂”前戏台、“九州清晏”殿，东路方亭、游廊以及后罩殿。查阅档案及图纸可知，其呈现的格局与同治重修期间的过程方案相符，因而可以断定，红色线条应绘制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到十三年(1874年)间。此外“九州清晏”景区也已出现同治朝重修工程中变更后的殿宇名称，如“思顺堂”“承恩堂”等，这一事实也佐证了上述结论，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断本图绘制时间不早于同治朝呢？显然，尚不能如此断定。正如前文所述景点题名似乎为后期标注，若如此，须进一步核实底图的初始绘制时间(图2、3)。

图2《圆明园地盘全图》局部红线描绘格局

图3 故宫藏《三园河道图》局部“九州清晏”格局

图4 《圆明园地盘全图》局部“廓然大公”

图5 故宫藏同治重修间“廓然大公”烫样(引自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主办.华夏建筑意匠的传世绝响——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展.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2004)

图6 故宫藏《三园河道图》

对于图面被遮盖的做法在同类图档中较为常见，一般利用原有图纸，或采用白色线条覆盖，或用小块宣纸遮挡后重新描绘，以便清晰对比格局前后的改变，同时便于把握整体外部空间尺度，这是设计者所采取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尤其对于全景图，由于规模庞大，难以短时间重新绘制完成，借用原有图纸局部添改即可告竣，是省时高效的方法，对于同治重修期间紧迫的局面可能是首选的策略。

同治皇帝为展现自己的孝行，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展开对圆明园遗址较大规模的重修工程，虽然历时仅短短一年有余，但工程十分迅速，据雷氏档案记载，先后修改方案数十次，尽管因资金、材料短缺，不得不终止，圆明园的遗址格局并未改变，但这一时期的图样却最为丰富和详细，其修改项目主要涉及“九州清晏”“廓然大公”“武陵春色”等。

图面“廓然大公”景区也明显留有遮盖痕迹，被掩饰的格局似乎与咸丰末年并不相符，而本图与进呈存留于故宫博物院的烫样格局几乎吻合，仅局部殿宇略有出入，从同治重修的留存档案可知，有关“双鹤斋”的修缮屡经更改，加之目前最终格局仍有待商榷，因此，本图极有可能仍是过程图纸，或者不同之处是描绘疏漏(图4~6)。

伴随“九州清晏”寝宫的修缮及改建，圆明园内“武陵春色”景区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变革，在雷氏誊抄的宫廷《旨意档》《堂谕司谕档》等文献中均详细记载方案被屡次修改调整的紧张过程，查阅同时期的图纸均翔实呈现了变更的格局。关照本图所描绘的面貌仍与咸丰末年契合，应该并未发生改变。事实上，据档案记载，重修工程时间短暂及景区众多，几乎同时进行，难以区分先后，为何本图只记录“廓然大公”及“九州清晏”变更后的格局，而也被列入重修目录并改动颇多的“武陵春色”却未见描绘，是工作疏漏还是“武陵春色”动工较晚尚未定稿？这可能需要更多史料进一步核实。

对于“九州清晏”的添改，档案中相关记载十分翔实，其中贯穿皇帝、大臣的诸多意见，短短数月，方案历经多次修改，直至工程被迫停工，最终格局仍未全部落定。但图面采用略显潦草的红色线条似乎也表明此方案仍在商讨之中。

综合以上推断，对于底图的初始绘制时间似乎存在两种可能：其一，全图作为记录落成的山水建筑格局，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现状图，因此，通常在格局相对稳定之时绘制，且时间较长。对于紧张的同治重修阶段，显然不会有绘制全图的时间，但为了便于掌控全局，对于设计者，全图又显得十分必要，因此借用咸丰年间绘制的图纸是在较短时间内最便捷、有效的手段。其二，绘制总图历来有预留空白以备添补的做法，圆明园重修工程早在同治初年便已酝酿，至同治十二年方正式启动，绘制总图势在必行，本意是修缮之目的，但同治皇帝对园内景区仍不甘心放弃展示其营建构思的机会，遂在绘制之时，命设计者构思修改方案，并将“九州清晏”的更迭勾勒于总图之上，便于总体把握。显然前者似乎更符合工程时间及进展的要求，同时也与图面涂改遮挡的特点吻合。

事实上，无论出于哪一种目的，对于图纸的绘制时间仍可限定于咸丰八年(1858年)至同治十二年之间。而且图面所呈现的格局是同治重修工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因此作为目前所知唯一一幅记录同治重修工程的全局图，其珍贵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设计者及构思

自咸丰朝始，圆明园的营建设计工作已由雷思起、雷廷昌父子承担，伴随同治朝御园重修工程全面启动，这个家族的成就也再次达到顶峰。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雷氏家族誊写的大量宫廷旨意翔实记录了这一时期内廷工程的始末，也是目前已知有关御园重修最全面的文字记载。

依据档案可知，在短短的近一年时间内，几乎每个月雷氏父子都与主管大臣数次交流方案，每天都在忙于绘制画样赶制烫样，甚至由于时间紧迫，不得不增加人手，因此，图面红色线条极有可能出自雷廷昌或雷思起亲手绘制。尽管重修工作时间紧迫，规模庞大，数量众多，但对于世代长期从事皇家内廷营建工程的样式雷家族来说，这无非是一次驾轻就熟的紧张实践。

就设计构思而言，以“九州清晏”及“廓然大公”的修改方案为例，对比原有格局，可以清晰地看到，“九州清晏”殿改为两券和“慎德堂”增加第四进都在寻求增加单体进深，扩大室内空间，完善功能；事实上，伴随园林功能日益多样化、集中化，清代园林建筑内部空间逐步趋向庞大，二券、三券甚至四券均可见于圆明园中，此次改变也印证了这类建筑的走向。

此外，透过“廓然大公”景区的简化及“九州清晏”东部水池、游廊的组合似乎表明设计者试图将原有繁杂的建筑外部空间转向疏朗、通透的构思；而从重修殿宇的相关档案细节也折射出园主人对内部空间装饰的重视，并极力强化使用功能的意图。虽然无法从文化角度进一步挖掘其深刻内涵，但其空间组合却仍保持着清代皇家园林的优秀特质，而且精到的建筑组合也彰显出传统园林的艺术魅力，显示出雷氏家族设计手法的纯熟，同时，在如此紧张的时间内，在最高统治者及诸多主管官员的指令左右下仍能巧妙保持园林营建的主旨，秉承传统园林营建的精华，不失为一代杰出的设计者。

综 述

咸丰庚申劫掠打破了圆明园的宁静、美丽和完整，也中断了御园每年的营建工程。此后，圆明园从清代第二座政治中心的角色中淡出历史舞台，尽管“同光中兴”令两位皇帝都曾试图恢复其宏阔的面貌，但最终被迫“停工”。尽管重修的图档数量众多，但有关最终格局始终有待揭示，收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圆明园地盘全图》为我们呈现出同治重修期间的格局，这也是目前所知流失国外的唯一一幅全园图，同时也是仅有的一幅呈现同治重修期间圆明园格局的全图，对于揭示圆明园的园林艺术具有重要价值。而有关图档的流失经历尚需进一步梳理，这可能为其他圆明园文物的发掘提供重要线索。原件流失国外，其来源尚需进一步求本溯源，若来自雷氏家族，自然是设计过程稿；若来自宫廷，则可能为留中图档，可能为查勘的图档。

此外，经与《三园河道图》比较，本图也有部分或许是疏漏的格局，如：“九州清晏”南大桥未见数间值房；“杏花春馆”东河桶三间敞厅未见；“坦坦荡荡”北端与“杏花春馆”相连的“碧澜桥”未见描绘，是时间紧迫的疏漏，还是重修后撤销，或者是因为庚申劫掠，此建筑已不存？

本文系阶段性研究成果，加之甄别工作面对图纸影像展开，有关图面遮盖和涂改范围、方法等，有待进一步深入论证研究。

〔作者简介〕

王其亨：1947年生，男，河南博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300072)。

张凤梧：1979年生，男，天津武清人，博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方向为清代皇家园林(天津300072)。

* 本文选自《中国园林》200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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