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是一座拥有三千余年历史、八百五十多年建都史的文化名城。综观世界各国的古都文化，虽特点各异，但均为该国历史文化的经典名片，如埃及之开罗、希腊之雅典、意大利之罗马、英国之伦敦、法国之巴黎等等。如果说汉唐威仪在西安，南宋气质在杭州，那明清的风采无疑就在北京。所以“人文北京”的内涵，最应突出的应是她的历史文化功能，而作为五朝故都的北京，其中的皇家文化又是北京历史文化中最大的特点和亮点。

清代的圆明园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课题。其中不仅包括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园林建筑学等，也包括高度集权体制下的清代政治制度、宗教祭祀、礼仪风俗、饮食服饰、音乐戏曲、诗词楹联、绘画装饰、以及中外交流、后宫生活、园林管理等诸多方面。从广义上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以下四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即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如三山五园的各种宫殿、园林、山形水系等；二是制度文化，即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如三山五园的军事保卫、祭祀礼仪、太监宫女制度等。三是行为文化，往往以民风民俗的形态出现，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如清代皇家的饮食服饰、音乐戏曲、宫廷绘画等；四是思想文化，即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蕴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是文化内涵的核心部分。如清代的君权神授、朕即天下的帝王思想，万邦来朝，德被四海的宗藩理念等。清代圆明园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涵盖了以上的所有内容。

谈到圆明园的政治历史地位，我的观点是：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既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典范，也是与紫禁城互为表里的清代政治中心，同时亦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珍宝馆。但她却在1860年遭到帝国主义的掠夺与损毁，成为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见证。因此，我们今天系统的研究圆明园，是深入了解中国封建文化，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一条捷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如何看待圆明园是与紫禁城互为表里的清代政治中心。下面我谈五个问题：

一、清代皇家宫殿园林的系统性。

先是，避暑山庄在建园三百年时，提出了“避暑山庄学”，并誉其为“塞外京都”和“第二政治中心”。接着，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时，院长郑欣淼先生根据故宫建筑、宫廷珍藏和以皇帝、皇权、皇宫为核心的皇家文化，提出了“故宫学”。近年来，有的学者又以圆明园为五朝宫苑，提出了“圆明园学”，并认为圆明园是清代的“第二政治中心”。我觉得以满洲贵族统治的清王朝与以往的汉家王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他有一个由紫禁城、皇城和几十处苑囿、离宫、坛庙及其上百处行宫组成的皇家宫殿园林的大系统。其中的政治功能各不相同，地位层次也完全不一样。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在“朕即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不论皇帝走到哪里，都是以他为政治中心的。

过去，古人以紫薇星垣喻为皇帝的居处，故皇宫又称“紫禁宫”。王维诗“芙蓉阙下会 千官，紫禁朱樱出上兰”。因此，紫禁城系明清两代的政治中心毫无问题。但康熙、乾隆二帝亦曾多次表示：“肇建（避暑）山庄，为时巡展觐，临朝御政之所”，“如紫禁之制”。而作为圆明园的首位主人雍正帝也声称，“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也，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至于嘉庆皇帝则更明言：“朕驻跸圆明园，既系紫薇禁地。”

这表明，在清帝的眼里，圆明园、避暑山庄和紫禁城的政治地位及其功能是一样的。

二、清代皇家园林作为清帝园居理政的阶段性。

虽然在清帝的眼里，圆明园、避暑山庄和紫禁城的政治地位及其主要功能是一样的。但从今天学者的研究来看，清代诸多的宫殿园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随着清代历史的演变，各园林之间功能的强弱和兴衰递嬗的变化，均有脉络可循。如在京师，紫禁城虽说始终是大清王朝的政治中心，但其余的政治中心，顺治时主要是南苑和西苑；康熙时除南苑、西苑外，还有三山五园中的畅春园和玉泉山的澄心园（后改为静明园）；清中后期，雍乾嘉道咸五朝，除西苑以外则主要是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到晚清同光两朝，则主要是西苑和修复之后的颐和园。

南苑系元、明、清三代皇家苑囿。位于京城永定门外二十里，方圆百里。昔日的南苑草 木繁茂，是野生禽兽动物栖息之地。早在辽金时期，封建统治者即常到南苑巡幸游猎。元朝 正式修建行宫，名为“下马飞放泊”。明代更名为南海子。苑内先后营建旧衙门、新衙门，以及桥涵，御道等设施，并派海户千人驻守。明中期以后皇室贵族很少射猎，苑囿荒废。清顺治帝循元明旧址，重加修葺扩建，始称南苑。

自顺治帝亲政到其去世，十年间，他于南苑居住的时间每年约有三分之一，有时甚至长 达一年。顺治帝对南苑行宫的使用，主要体现在召见臣工、讨论政务、制定礼仪、编纂书籍以及阅武狩猎等方面。顺治九年九月，顺治帝在南苑接见了达赖喇嘛。自南苑围场建立后，顺治帝每年二至三次组织清军行围狩猎，练兵习武。南苑大阅，既是清帝检阅八旗军队演武 练兵的重大盛典，也是对清军的一种军事训练。

如果说南苑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清初定鼎中原，那建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的目的，就在于联络内外蒙古，“绥远固边”，最终达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但随着康熙平定三藩砥定中原和乾隆以后清廷“绥远固边”的目标逐步完成（当然也有自然环境的变化），南苑和避暑山庄也就相继衰落了。

但圆明园却与之不同，从雍正即位时起，经雍乾嘉道咸五朝138年间，其始终是与紫禁城互为表里的清朝政治中心。如果没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我相信同光宣三朝帝后，还是会在此园居理政的。

三、为什么说圆明园与紫禁城是清代互为表里的政治中心？

首先，清代与明朝不同，明朝皇帝遵循汉家帝王的就寝制度（即六寝六宫之制）。其中 皇帝就寝的地方虽有很多处（周礼记载六处。吕氏春秋记载十三处。近人考证明代乾清宫有 龙床27张），并于不同季节分住不同房间，但就寝的房间都很集中，如明朝就在乾清宫。朱 元璋曾定制，帝王除寝宫外不得居于其他地方，以利早朝。有明一代，仅有两代帝王不住乾清宫而惊动朝野。一为武宗，正德二年迁居豹房；二为正德二十一年。嘉靖皇帝以“壬寅宫变”为由迁居西苑永寿宫。所以明朝没有清代庞大的宫殿园林系统。

而清朝皇帝则完全不同。他们的宫室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雍正到咸丰，五朝皇帝驻跸圆明园的时间，全都超过其宫居紫禁城的时间。具体而言，除去为前朝皇帝服丧的年头之外，雍正平均每年驻园210天。雍正十一年，全年共计355天，胤禛有246天生活在圆明园里，占全年天数的百分之七十。乾隆年均驻园126天（紫禁城宫居时间年均110天）乾隆帝的活动范围较大，除紫禁城、避暑山庄、南巡、东巡等之外，还是园居的时间更长一些。乾隆二十一年，有闰月，全年共393天，乾隆去热河、曲阜等地120日，其余居大内105日，居圆明园168日。嘉庆驻园时间年平均162天（宫居时间年均135天）；道光驻园时间年均多达260天（宫居时间年均不足91天）；道光三十年，这一年有闰月，他在圆居的时间高达354 天。咸丰在1860年出逃避暑山庄前，驻园7年，年均时间也达217天。

其次，清代的紫禁城其使用率非常低，尤其是象征皇权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虽然在建筑上几近高贵和豪华之能事，但它的主要用途是举行大朝会，例如新皇帝登 基，以及皇帝生日、元旦、冬至这三大节曰。再有，就是重要的祭祀活动，如大祀圜丘、方泽，皇帝必先于大内斋戒两日，称“置斋于内”。

清元旦朝贺的内容：包括谒太庙、诣堂子行礼、升殿、进表、行庆贺礼、筵宴。而且元旦的前三日到第九日，即从腊八到正月初六日，其间朝廷封印，停止办公。所以尽管清帝非常喜欢园居，元旦（年初一）前后还是必须要住在紫禁城的。

至于殿试传胪（钦定状元）和许多重大宴会等，原来多在宫内举行，乾嘉以后也多移至圆明园举办。如从雍正初年始，每年上元（正月十五）前后，均要在正大光明举办盛大宴会，赐宴王公大臣，并举办礼乐、摔跤及烟火等活动。乾隆初年起，每年新正必在圆明园举行“上元三宴”，即正月十四日宗亲宴、十五曰朝正外藩宴、十六日廷臣宴。其中，朝正外藩宴是宴赏来京朝贺新正的各族王公、首领及外国来使，大学士、内大臣等也同赴此宴。席间还表演庆隆舞、喜起舞等。《啸亭杂录》载：“国家威德远被，大漠南北诸藩部无不尽隶版图。每年终，诸藩王、贝勒更藩入朝，以进执瑞之礼……上元日宴于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典甚巨也。”

乾隆五十四年（1789)，和孝公主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乾隆帝即在正大光明殿举行初定礼，并宴赏皇子、王公大臣和额驸等人。

乾隆帝八十整寿时，朝鲜、安南、暹罗、琉球、廓尔喀五国遣使朝正庆贺，乾隆帝在圆明园宴请各国使臣。并命人带领游览圆明园。

嘉庆二年，嘉庆皇帝的万寿节，乾隆与嘉庆父子同御正大光明殿，皇帝率皇子及王公大 臣等于太上皇帝前行礼。礼成后，父子同御同乐园赐王公大臣宴。

道光七年，清军平息西北张格尔叛乱。道光帝即在正大光明殿赐宴凯旋将士，并喜成七律曰：“策勋钦至率前章，凯宴秋中御园张……边域安全诸将力，用褒忠勇永流芳。”

咸丰十年，咸丰帝在圆明园庆贺30整寿，并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同年，清廷亦在正大光明殿举行钦定金榜的传胪大典。四月二十四日，咸丰帝于勤政殿召见殿试阅卷大臣，钦定新进士甲第。二十八日，在正大光明殿行传胪礼，颁金榜，一切礼仪均与太和殿同。

其余常朝视事、御门听政、詹翰大考、勾决人犯等例行政务以及重大的外事国务，包括接待葡萄牙、荷兰、英国使臣等，均在圆明园中举行。

四、清朝的皇帝为什么喜欢园居理政呢？

有人说是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天人合一的理论；还有人说是满人不适于北京夏天的炎热，追求享乐。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甚准确。其实满洲统治者和我们今人一样都追求一种宜居的生活。另外就是渔猎民族的民族性格，不愿受过多的羁绊和约束，与农耕民族相对封闭和保守的文化不同。前者是驰骋在马背上，才有安全感，而后者在高墙大院内才有安全感，二者完全不一样。

除了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差异之外，雍正皇帝的《圆明园记》也道出了其中原委；即圆明园宜居、宜政、宜孝、宜学、宜亲贤、宜观农。

如他在《圆明园记》中写道：

宜宁神受福，少屏烦喧。而风土清佳，惟园居为胜。（宜居）

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晨曦初丽，夏晷方长，召对咨询，频移昼漏，与诸臣相接见之时为多。昼接臣僚，宵披章奏，校文于樨，观射于圃，燕闲斋肃，动作有恒，则法皇考之勤劳也。（宜政）

至若凭栏观稼，临陌占云，望好雨之知时，冀良苗之应候。则农夫勤瘁，墙事艰难，其景象又恍然在苑囿间也。（宜观农）

春秋佳日，景物芳鲜，禽奏和声，花凝湛露，偶召诸王大臣从容游赏，济以舟楫，饷以果蔬，一体宣情，抒写畅洽，仰观俯察，游泳事宜，万象毕呈，心神怡旷，此则法皇考之亲贤礼下，对时育物也。（宜亲贤）

这在极度封闭，红墙绿瓦黑阴沟的紫禁城中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的。

五、如何看待圆明园在清史中的地位

毫无疑问，一部圆明园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大清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百余年的兴衰史。所以我们考察圆明园的历史地位，首先要抓住清史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那就是（1)清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2)清史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均集中国封建社会之大成；（3)清代的康乾盛世奠定了我们今天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其中，清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这一顶峰不能看做是满洲人的顶峰，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顶峰。同样，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十九世纪，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种种弊端也全部呈现出来，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说，晚清的落后挨打不是满洲人的落后挨打，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落后挨打。如此盛衰，那圆明园恰好是一个舞台、一面镜子，它集中了清史的上述三大特点和中华民族盛衰的历史轨迹。

其次，从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角度，来看圆明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郭成康教授，曾经指出：与历代绝大多数的汉族皇帝不同，康雍乾三帝都有一个十分可贵的“大中国”的观念。

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在六次南巡即将结束时，发布了《南巡记》一文，总结他即位50年来做的两件大事：一曰“南巡”，二曰“西师”。“西师”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大兵两次进军伊犁，最后平定准噶尔蒙古的战争。

准噶尔在全国战略全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武力强劲的准噶尔部雄踞西北，其兵锋所指，一是南向西藏，挟持达赖和班禅两个大喇嘛以号令众蒙古，一是东向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以完成蒙古统一大业。对清朝来说，准噶尔不是什么肘腋之患，而是心腹之患。不彻底消灭准噶尔，西藏就永无宁日，尊奉喇嘛教的蒙古各部也就永无宁日，被康熙帝倚为长城的蒙古不能安定，清朝也就失去了协助其统治广大汉族的最可靠盟友蒙古诸部。所以乾隆的“十全武功”里竟有七次——两次金川之役、两次平准之役、回部之役和廓尔喀之役——都与西藏和蒙古有关。其中，清廷为什么要尊奉和保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

康熙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乾隆法祖，同样南巡六次。乾隆在《南巡记》中把“南巡”与“西师”并列为一生所做两件大事，可见南巡意义重大。“南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到南方巡视，“南”者，特指江浙两省。为什么？因为江浙当时是华夏文化的荟萃之所，汉人的“华夷之辨”畛域太深，在“士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之首”的清代，江浙士人领袖对朝廷的态度，关乎整个汉族人心向背、朝廷治乱安危的头等大事。所以，康熙、乾隆的六下江南，虽不能说完全没有游玩水、关切民生的善良愿望，但主要还是基于如何驾驭整个汉族人民的深远用心。

其实，除西师、南巡之外，还有北狩，即木兰秋称大典。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阐释了康熙兴建避暑山庄的意旨，即：“我皇祖建此山庄与塞外，非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凛天威，鉴前车，查民寞，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业，惩晏安之怀，所全者大，则其小者有不必恤矣！”故自康熙20年至嘉庆25年的139年中，历朝清帝共举行木兰秋弥105次。

另外，在清朝入关以后，在统一边疆的重大问题上，满洲统治者往往与汉大臣观点不一。如康熙时，施琅收复台湾后是弃是留，众汉官多言弃，康熙帝则采纳少数人意见，坚持派兵留守；康熙五十四年，准噶尔灭拉萨汗，攻占西藏，清廷派军收复西藏，结果全军覆没。以李光地为首的汉大臣主张与准噶尔划界分疆，康熙帝不从，坚持派十四子允禵率师驱准保藏，最终获得成功。此外，还有平定三藩、征讨噶尔丹、北上抗击沙俄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体现出康熙大帝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

乾隆时，准噶尔内讧，也是乾隆帝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打败准噶尔，统一西北边陲。这些事例都反映了满洲统治者天下观、大九州的战略思维，与汉人君主中原思想、小九州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儒家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其强调的主要是帝王的至高至尊，是华夏文明的无与伦比。而夷狄不过是仰赖天朝恩泽的化外之邦，所以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养。同时，对夷狄的战争只意味着资源的耗费，故儒家的理念是开疆拓土，非圣主之所为。

其三，要从满洲统治者、从满洲人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性格上看圆明园。

正是因为有一个“大中国”的观念，所以以满洲统治者为首的清王朝，素有“马背上的朝廷”之称。如康熙皇帝在位61年，一生巡行多达203次，其中6次南巡、五幸五台山、16次巡察畿甸河道、55次巡幸塞外。

巡狩是历代帝王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它包括巡狩礼仪、扈驾规则、巡狩内容等。离宫时，皇帝要穿上御驾亲征的戎装；随扈大臣也要全身披挂，乘马依次而行。而且驾出巡幸，还要别造宝印携行，加“行在”字样。内外大臣的奏章由内阁汇齐，三天一送行在。故巡狩主要不是娱乐游玩，它是皇帝雄视八荒、顾驭四海、统治天下不可或缺的一项政治内容，它很像我们今天领导人的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其中包括观风整俗、考察官吏、检阅武备、祭祀方岳、拜谒陵寝、赈灾恤荒、治理河工海塘、体察民情等等。巡狩期间照样临朝理政，其行在实际就是一个移动“龙廷”。

那“马背上的朝廷”与圆明园有什么关系呢？

且不说在诸多皇家园林中，圆明园与避暑山庄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清帝通过在园中的各种活动，恩抚和联络蒙古王公，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这在紫禁城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就拿乾隆皇帝一生的主要巡幸活动来看，其四次东巡盛京：两次自圆明园启銮，一次自宫中，一次自热河。六巡五台山：其中两次自宫中启銮，一次自静宜园启銮，余 三次均自圆明园启銮，六次中五次均回銮圆明园。六次南巡：因为正月出发，故均自宫中启蛮，但六次回麥均回至圆明园。五十二次秋弥木兰或幸避暑山庄，则均从圆明园启銮，再回麥至圆明园。可见圆明园在清帝心目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