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朝鲜作为属国，每年要派使臣来华，这些使臣及随团人员在完成政治任务之余，还留下了大量的见闻文字，今人将此统称 为“燕行录”。对于研究明清史的学者来说，这些外来者的见闻，成为 了观察明清时代很好的资料。作为“他者”，他们的记载与感受提供了 一种不同视角，是对中国史料的一种印证与补充。本文以《燕行录全集》为史料，看看朝鲜人是如何记述畅春园的。

1初识畅春园

康熙帝于二十六年（1687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移驻畅春园，[1]这可以看作是畅春园正式建成并启用的时间，当然其建造则要更早。 从《燕行录全集》看，朝鲜人对于畅春园的记载要晚一些，较早的一年。例所记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正月：

(初三日）皇帝出往海子，还迟速姑未预料云。盖于海子 作畅春苑行宫。至设十三省后宫珍玩之属，无不备具，往来 无常日，以娱乐为事云。！

(初六日）皇太子亦于昨日往海子，皇后及诸妃嫔亦随往 云。盖海子名以畅春园，作一游赏之所云。"

(初十日）皇帝因坡临公主病重，自海子急还。坡临公主 即顺治之妹……

(十一日）坡临公主昨日丧出。午后皇帝返往海子云，

亦无成服之节云。[2]

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与实录、起居注比对看，记载的事情基本相同，时间上则有参差，且有的信息不见于实录、起居注。

第二，记载不准确。这里只书“海子”，未明所指，若是指“南海 子”[3]话，是将畅春园视作是海子中的行宫，那对畅春园定位实在是 “南辕北辙”了，此错误令人惊讶。

第三，这些人并未到过畅春园，认为畅春园乃聚珍宝、行游玩之所在，这样的记述是包含着作者的感情在。朝鲜因军事战败而臣服于 清朝，清初时朝鲜人内心并未顺服，甚至看不起清人，书写时常称以 “胡人”。畅春园也成为了这种情感的发泄对象。

总的看来，《燕行录全集》康熙前中期朝鲜人对于畅春园的记载是很少的。

2走进畅春园

朝鲜人对畅春园的记载与认识，很快发生了变化。金昌业（1658 — 1721年）出身朝鲜名门望族，他的家人中许多都曾出使过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金昌业的长兄金昌集身为冬至兼谢恩正使前往燕京，金昌业作为“子弟军官”随行。他的《老稼斋燕行日记》记下了亲见亲闻的畅春园。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月，朝鲜人有机会走进畅春园，主要包括了三件事。

（一）为皇七子看病

金昌业着实关注康熙帝的动向，他记述，为庆贺新年，皇帝及皇太后自畅春园回到紫禁城，正月初二日，他们就返回了畅春园。初四日，有清朝通官前来传信：“皇帝第七子在畅春苑有病欲见御医，再明间当邀去通官辈，预来传之云。”[4]第三天即初六日，朝鲜人金德三前往畅春园，日落时回来，诉说了情况，下面是对畅春园以及皇七子病情与诊治的描述：

环筑高墙，入一门，门内引水为池，池中泛二舟。再渡木桥，桥皆朱其栏。池边有宫室而不甚奢。到皇子卧处，共通官拜炕下，则与席而坐。行茶后问病。其人年可三十余，

得病五年，瘦甚，无血色，色白如雪，证则痰流注，膝疼头亦痛云。刺头部数处，药则待更观议定为言。遂辞出，坐于大门外铺子，自来出盛撰饷之。"[5]

这次朝鲜人因为皇子看病得以进入畅春园，应该是朝鲜人第一次进入这一皇家宫苑。

（二）畅春校射

不久，朝鲜人就有了受康熙帝之命前往畅春园的机会。正月二十五日，康熙帝传令“欲见朝鲜之射。”当天康熙帝派来的侍卫（满文音“虾”）在驿馆当场令朝鲜军官“弯弓”，最后挑选了三人：金中和、柳凤山、卢恰。

金昌业也“欲观畅春苑”，就请求同为前往，他们的译员第一反应 是“闲人不许往”。[6]金昌业求他问清朝通官，未想到很幸运得到了许可。

金昌业“即穿戎服而出”，与挑选出的军官及其他人等一道即刻前往畅春园。他们从馆驿出发，出德胜门，在路上“望西山甚通，而适风埃未能快睹”。“凡行十余里，出大路。路皆铺石，是通西直门者也。 又四五里抵畅春苑。”[7]

（三）畅春索书与赐书

二月初三日傍晚，忽然有清朝通官传旨，康熙帝有事要见朝鲜通 官。朝鲜的首译、上通事、堂上译官等一行人马上同往畅春园。等到金昌业灭烛就睡时，这些人才从畅春园回来，告诉了他情况：

礼部左侍郎二格坐畅春苑门外，招渠辈问曰：“你国有何书籍？”即书“四书四经”而对之。又问曰：“此外更无他书？”又书“唐诗、古文真宝”而对之。又问曰：“使臣必有持来书籍，皇帝要见，明曰拿来。三使臣当待门进畅春苑云。”[8]

朝鲜人紧急商量对策，二更许，突又传下皇旨，“伊等俱好读书， 或有持来的文章，不拘何样书籍，俱拿来朕览。晓喻伊等无得隐匿， 尽皆拿来一览，并无妨碍。”面对皇帝的旨意，他们决定要呈上书籍， 包括禁书、兵书，以及平时所看之书，并连夜摘抄了行程日记。

金昌业等在此地也见到了包括皇子等其他许多人。不久传下康熙帝谕旨，“尔国书册少，清朝多新书，今赐四部，毋坏伤。归致国王， 东国诗赋杂文，朕欲览，可付来使。”[9]

这四套书包括《渊鉴类函》（二十套），《全唐诗》（二十套），《佩文韵府》（十二套）《古文渊鉴》（四套）共三百七十卷。书名都是皇帝御笔。

3畅春园的“回响”

在金昌业之后，朝鲜人似乎再也没有进入畅春园。而且随着康熙朝的结束，畅春园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圆明园的地位日益超胜。此后《燕行录全集》中仍有对畅春园的记载，表现出了以下特点。

第一，对于畅春园评价的转向。

在康熙末年与雍正时期，还是有些朝鲜人坚持关于畅春园的“旧闻”。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来华的李宜记述：“北京太液池、畅春苑、正阳门外市街，最称壮丽可赏。”[10]

以上的记载，方位道里，以及 “壮丽可赏”“极其奇壮”的描述并不正确。

更有“趣味”的是，如同康熙时期的朝鲜人将畅春园混同于南海子一样，雍正年间来华的朝鲜人也有将圆明园与畅春园混淆的：“圆明苑，又称畅春苑，在燕京三十五里西山之下……”[11]

但后来的朝鲜人对于畅春园的记载多承袭了金昌业的认识，[12] —致给予高度评价。

第二，畅春园的记述多是转抄前人，有时会添加自己的内容，极偶尔也出现轶闻。

第三，畅春园的记述利用了清朝的一些出版物，有时也加上自己的记述；对于已有文献不是照抄，而是进行简化与必要的改写。

综合以上内容可知，朝鲜人对于畅春园的记述是他们对于清朝认识的一种表达，这本身就是一个饶有兴趣、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这些记述，特别是金昌业的亲见亲闻，更是关于畅春园的第一手材料，其中许多细节都不见于清朝的史料，具有独特的价值。总之，汇集外国人的相关记述，丰富畅春园的史料来源，将有益于推动畅春园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599页，中华书局，1984年。

[2]《燕行录全集》，第28册，537页。

[3]朝鲜人有持此种观点者，“所谓海子，即京城南放牧禽兽种植果木之所。其水汪洋，望之如海， 有离宫云。”见《燕行录全集》，第35册，第393页。

[4]《燕行录全集》，第33册，第37 — 38页。

[5]《燕行录全集》，第33册，第40页。

[6]《燕行录全集》，第33册，第116页。

[7]《燕行录全集》，第33册，第118-119页。

[8]《燕行录全集》，第33册，第177页。

[9]《燕行录全集》，第33册，第200页。

[10]《燕行录全集》，第35册，第478页。

[11]《燕行录全集》，第38册，第431页。

[12] 这只是从文字及评价承袭上的一种推测。金昌业的记述如何传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节选自《朝鲜人笔下的畅春园——<燕行录全集>中的相关记载》，选自阚红柳主编《畅春园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