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

　　2009年12月圆明园寻宝小组到达美国，委托耶鲁大学学生毛念华选购圆明园相关书籍。2010年4月13日，毛念华女士及其父亲一起将书带到圆明园管理处，送交陈名杰主任。

　　此次送交的书籍共36册，出版年代大致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内容包括中国文化、历史、建筑、园林等方面。如：《传教士和官吏：中国宫廷里的耶稣会会士》（1942年）、《欧洲园林结构中的中国影响》（1985年）、《中国园林：历史、艺术和建筑》（1986年）、《壮丽的中国：文化财富导览》（1987年）、《相机镜头下的艺术史》（1995年）、《1861—1908年中国北京的照片》（2005年）、《追寻失落的圆明园》（2001年）、《中国园林》（2005年）、《清宫遗珍》等。这些书内容非常广泛，大部分是对某个专业领域的综括性介绍，其中将圆明园作为一个分支点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说明。例如：《中国园林：历史、艺术与建筑》一书在皇家园林一章中有对圆明园的介绍；《中国园林》一书将园林按地域范围进行划分，圆明园作为北方园林的一个例子列入其中；《全球建筑史》按年代划分，对18世纪兴建的圆明园也作了介绍；《中国艺术》包括从史前时期至今的艺术史，清朝的圆明园也是一个重点介绍对象；《壮丽的中国：文化财富导览》：北京地区的旅游景点的介绍中有对圆明园的历史、被毁、现状的介绍。另外，《外国人的镜头：乾隆时期欧洲宫殿的西方摄影师》、《1861—1908年中国北京的照片》中都有长春园西洋楼的照片。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是对圆明园的具体介绍，该书的中文版已于2005年出版。内容包括：第一部建筑：缘始、圆明园的布局、圆明园的扩充；第二部历史：圆明园的兴起、圆明园的组织与功能、皇家在圆明园的起居、洗劫与焚毁、重修与最后的破坏；后记：圆明园遗址公园。

　　《皇家拍卖：圆明园》在序言中对圆明园进行了介绍，包括以下几部分：圆明园作为皇家休养所与政治中心的地位；满族宫廷里的耶稣会会士；圆明园里的喷泉；圆明园风格。

　　总之，这些书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其中对圆明园的介绍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对其他相关领域的概括性介绍也有利于扩大我们的知识面，为扩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在此诚挚感谢毛念华女士对圆明园的关心和帮助！

　　下面两篇文章是此次选购书籍中两本书的部分内容翻译，仅供研究参考。

《1861—1908年中国北京的照片》选译

　　尼克•皮尔斯在《1861—1908年中国北京的照片》（Nick Pearce: Photographs of Peking, China 1861—1908，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5）一书的附录中介绍了2张谐奇趣的照片，可惜的是没有附上图片。这2张照片目前收录在《颜慈照片收藏》中，存放于杜伦大学的东方博物馆内。但我们可以在维珍纳•蒂瑞丝的著作《外国人的镜头：乾隆朝西洋楼的西方摄影师》（Régine Thiriez： Barbarian lens: western photographer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European palaces, Gordon and Breach Publishers, 1998）中看到其中的一张（图一）。

　　现将皮尔斯对这张照片的介绍转译如下：

　　谐奇趣，圆明园

　　原始说明：无

　　摄影师：可能是约翰•德贞

　　日期：1875年

　　尺寸：照片24.3×15.5cm；卡片编号No.67

　　1956年，颜慈 40.66

　　描述：巴洛克风格建筑残迹，从东南方向仰视拍摄。最引人注意之处是雕刻华丽的“狗腿形”楼梯基座，这个楼梯延伸至露台，留有部分栏杆和被毁的建筑正面。前部的三道拱门和侧面的一道拱门清晰可见。建筑周围布满了残物和矮树丛。楼梯中间以及露台栏杆处各坐了一个中国人。

《外国人的镜头：乾隆朝西洋楼的西方摄影师》选译

　　维珍纳•蒂瑞丝：《外国人的镜头：乾隆朝西洋楼的西方摄影师》（Régine Thiriez： Barbarian lens: western photographer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European palaces, Gordon and Breach Publishers, 1998）

　　第一部分：照片、北京和西洋楼，第五章：十八世纪的西洋楼，第三节：中西合璧

　　从某种意义上说，圆明园里的西洋楼是具有中国风味的艺术风格的相反映射。这种风格18世纪在欧洲繁盛。将东西方传统风格糅合在一起的兴趣是由此孕育而生的，即建造者耶稣会会士本身就是其本土文明与其它文明的吸收者。当然，区别在于欧洲对中国的复制必须依赖于传闻，而在中国，西式设计是可以被直接运用的，只是会受到皇家的左右。在这个思想和技术、人力和物力相交换的时代，西洋楼为中西传统的合璧提供了珍贵的证据。正如巴黎、圣彼得斯堡或伦敦的科学家们接受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一样，它的花圃展示了欧洲的植物及布局风格。

　　中西传统艺术形式融合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乾隆皇帝弟弟弘瞻的画像。该画同时运用了中西传统，但又保留了各自的特点。（图二）另外，几幅身穿18世纪西式裙装的嫔妃的画作说明穿着异国服饰玩假扮游戏也是比较常见的。

　　逃离至另一个世界或另一种生活并没有在这块遥远的土地上受到限制。圆明园内同样有一个有城墙的小城，皇帝和他的嫔妃们一年中有几次都会在这里体验居住在“真实世界”中的兴奋和快乐：穿着太监衣服，扮演普通城市居民，如乞丐、小偷、官员等。只有贸易才是真实的。货物由北京的商人提供，而宫内太监扮作商人来进行销售。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法国年轻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在她位于凡尔赛小特里亚农的“农场”里扮作牧羊女，而距离不远的地方就有著名的中国设计风格的“陶塔”。

　　第六章：夏宫的被劫及其后果，第四节：西方评论

　　1860年12月底时，圆明园被劫已为欧洲人所知，并造成了一时的轰动。公众反应有从保守到反对的，特别是针对放火焚烧圆明园。1861年1月，为投票表决国家对军队的感谢而在伦敦召集的上议院举行了一次激烈的会议。关于何人干了何事的争论迅速出现；很明显，在英法交战几个世纪后，两国新近组成的同盟并不足以被相信。大多数法国报社最初都信赖官方报道，反驳英国报社的说法，否认洗劫了圆明园。12月28日巴黎出版了第一个评论“夏宫的劫掠”，完全反驳了古赞•德•孟托班将军对中国的报告，真相不再被否定。争论很快回到了爱国主义主题上。法国哀悼（英国人主使的）焚烧，而英国新闻界颠倒是非，“虔诚地”指责法国军队单独进行的掠夺。同时，圆明园的劫掠成为了一个民间传说。

　　总的来说，对这次行动的评价是负面的。法国大诗人维克多•雨果在一封公开信中谴责到：“我们欧洲人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即使是那些认为为了迫使中国妥协而必须进行破坏的人，也惋惜失去了如此美丽的园林。

　　然而，不顾所有的争论，法国在中国的主将军古赞•德•孟托班断然否认他的军队进行了任何劫掠。他声称他的士兵“按所有的规则获得了……少得可怜的物品……他们自发地”将物品给了法国皇帝和皇后。1874年3月他坚持自己的说法，为英国新闻界提供了另一次嘲笑的机会。

     这一话题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北京的西方居民或游客公开谴责对圆明园及其收藏品进行的破坏。如1876年一位在北京居住了几年的法国外交官这样写到：“为了试图迫使中国走出闭关锁国，我们被迫使用的强制手段违反了所有神授的和人类的法律。”

孙思，现任职于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

（来源：《圆明园研究》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