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美国人乔治·凯茨（George Kates）1933年至1940年在北京生活，后将见闻写成了一本书：《丰腴年代：1933至1940年的北京》（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1933-1940）。作者借用《圣经》里“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来形容他的收获之丰，也表达了北京生活的丰富多彩。该书是描述民国时期北京的名著，1952年由纽约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出版，以后多次再版。其中第十一章“A Garden in the Mind”是描述圆明园的。对于圆明园，作者也只能故址寻踪，心中想象。作者的记述，不可能处处准确。时移世易，现今这又成了我们追忆圆明园的可贵史料。

      中国经受了一场西方人残暴的破坏艺术的行径，损失难以估量。这就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对这座伟大的夏宫的令人浩叹的洗劫与焚烧，现在是已经消逝所谓的旧夏宫（the Old Summer Palace)。而今天的“新”夏宫——颐和园（the New Summer Palace）,在当时业已存在，因此在某种意思上，它也不是新的；当时它是辅助性的，其建造并非为在此园居；它的许多建筑也遭破坏，从未得到重建；而旧夏宫整个告废，可见那把火是多么地致命。

       这里我们不必关注焚烧的细节；它构成了战局日益发展的高潮部分。这一恶意建言的焚烧是有意为之，就是令皇帝本人，而不是他的大臣，为背信弃义的行为付出代价，为违背休战协议并扣押欧洲人质，对他们进行不可宽恕的折磨付出代价。唉！皇帝的这一居所拥有这个国家许多独一无二的财富。英法联军所拿走的作为战争战利品或纪念品的，是华丽的小物件，并非伟大画家的作品、周朝青铜器或宋朝瓷器等稀见之物。这些东西几乎不为劫掠者所注意，因为那时我们对中国艺术的现代鉴赏还没有产生。这场大火持续了四天，所毁灭的美一去不返。因此，这一章所写的是一座离北京不远的乡间的业已不存的宫苑。

       这座伟大的宫苑名叫圆明园。在中国人心中，这样的生活之所，应宫殿与苑囿合而为一的；那些建筑，不论规制多么宏大，总是散处在山石、树木间。乾隆最钟爱圆明园，它是这位伟大皇帝的主要居所。直至暮年，他一直喜欢在这里居住，尽管在冬季，他要前往紫禁城，因为新年时要在那里举行典礼。

      人们可以想象盛世时这里珍宝堆积如山，仅三代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当时战争的危险迫使另一个皇帝——乾 隆的曾孙，彻底放弃它，逃到了热河。在热河他遭雷劈而死。他1860年逃亡，1861年死去，这是中国19世纪多灾多难的象征。

       士兵们是在劫掠一处无防御的宫苑；随后农民运走了他们能利用的一切。到处是成堆的碎石瓦砾，这里又变成了原始的农田。建筑当然消失不见了；除了在皇家祖祠里的一些古老的松树外，所有的树木都砍伐殆尽。只剩祼露的地表。人们常来凭吊，徘徊于此，手持各式珍贵地图，上面绘有原来的格局，想象着宫殿又一次矗立起来。我找了一位西方朋友，他是附近西式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我与他一道遐想联翩；数年间我们常常在这里漫步，找寻出的就是下面我要叙述的。

      人工湖和各类水道，大体还保留着，人工堆造的山丘大多也有迹可寻；当然，这些山丘已完全童秃，正慢慢再次风化为土，当地农民已将所有地方辟为田地，满足自己简单的栽种需求。被推翻的假山，时常出现的碎石覆盖的地基，有时还可见建筑残存，都告诉我们，这里曾有过精美建筑群。不出三代，沧海桑田，它成为了万物必然消亡的令人感叹的象征，想象着日落时分，御舟闲荡于荒凉、芦苇丛生的水塘，壮丽辉煌，极致景色唤起了一种诗意。现在除了偶尔耕作的农民，这广阔地面苍凉无人，渐渐成为了“我们的地方”。

       圆明园最终建成时，据说园周约十二英里。“圆”的意思是“完美”，还表示“整个”或“圆形”；乾隆下令所建的湖泊外形差不多是圆的。后来，在此设计上又增添了很多，开挖了一个更大的湖，岸边布满了成群的精美建筑。再接下来，属于两个相当大的宗室王公的园子，也纳入了圆明园。然而，第一个湖一直保持着核心位置，皇帝在最大的湖心岛——所谓的九洲上居住。

      北京城向西有条大路，离城门约八英里的地方有一叉路，通向圆明园的正门。走近园墙，首先要经过护卫圆明园的旗营，名叫挂甲屯。然后就看到两个扇形水塘——扇子湖，它的挖掘是为了在炎热季节，为园明园送来清凉。它们是农民在饥荒之时挖成的，乾隆下令以工代赈。夜晚，在这座伟大园子长长的围墙外面，整个环绕着满族旗兵，结队传递着筹符以确保守卫。

       进入正门，两翼对称分布着成排的朝房，朝会的大殿位于正前方，离正门不远。1793年，这时已是乾隆朝末年，乔治·斯当东爵士，他是乔治三世派遣访华的马戛尔尼勋爵使团的秘书，参观了这一建筑；我们可以在他随后出版的报告中见到对此的描述——甚至包括了有些小错误的平面图。

       不仅是乾隆，而且也有他的祖父，多年来都使用了一帮能干的耶稣会士，他们因身怀种种技能而被选中，只是为了效力朝廷。乾隆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个园子内建立了一个工作室，离正门不远，靠近正门的一侧（我那位研究考古的朋友，他对于耶稣会士的所做所为特别感兴趣，能寻找到这一地方，他特别满意）。郎世宁神父是位有魅力、干练的艺术家，是这一耶稣士团体的领袖，甚至获赏前所未有的坐骑特权——骑在一头驴上，可以出入圆明园内的任何地方，皇帝分配给他的任务太多了。

      大殿，我们只能找到它的地基，当时必定与现今紫禁城内许多仍矗立的宫殿相仿。它在商议国务时使用，因此被置于宫苑区域的前面。它的后面是一座高大绵延的屏风假山，形成了隔离屏障，完全是中国风格，人们走过假山，向内，曲径通幽。

      接下来会看到开阔的湖面，其中的九个岛屿形成了环形，每个离岸都不很远。最大的一个，离正门也最近，上面建有庭院，住着皇帝及家眷。在老旧地图上，它看起来很怪异，像个蜂巢，有许多蜂房。这里是皇后及妃嫔、皇子皇孙居住的地方，乃一大群人。自然是帝国的第一家庭，却如汉人家庭般共同生活着。

       其他的岛屿，由如画般美丽的桥相连接，形成了湖中的一个环形。每个岛都规划有着起伏的小山，或是私密地方，或是自成景致，目睹如此新奇设计，人们有时会啧啧称叹，转而又神清气爽。例如，头一个整个就是假山和牡丹；第二个田园风光；第三个有座寺庙；第四个有一个隐蔽、雅致的藏书楼。这里处处引人入胜、优雅不凡，那是一个有无尽资源可以利用并精益求精的年代。

       这个地方必定需要大量低级的太监来照料。人们或沿弯曲小径，或乘扁舟，随意闲逛。水面之上，许多小桥 蜿蜒曲折；某处，甚至有座长长的汉白玉桥，拱立于水塘之上，与倒影交相辉映。我们从描述这些地点的诗作中知道这些景点的含义——所有的诗作都由钦命绘图、释义、印制。

       是乾隆想象着整个梦幻般至臻至善的区域，符合他极致完美的品位（这里与他的极高雅品位相契合）。在极盛期，这里必定是超乎想象的地方。圆明园必定是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完美花园：集合了各种各样令人惊叹的建筑，每一座都有树、石、流水环绕，在湖岸之滨，在空旷天空之下。

      这里就是不要保留造化所赐，而是建成悦人之物；我前往的时候，正是一些遗迹最后拆除之时，发现部分原址实际上是一片沼泽。先是堆山，再在其上造建筑；其中的一些，地基必须打得很深，是建筑高度的数倍，柱子打入湿的泥土和黏土中。这些潮湿实际上保护了这些木料——我不知是什么木头，两百年后，我看到农民前来挖掘，因为它们仍然值钱。

       在圆形湖的九个岛屿后面，原有宫苑之外又增添了数个区域。西北方向的远处，是皇家祖祠，其雄伟丝毫不输于北京的太庙。它的周边，高墙之内，常绿植物雄伟庄严；这里的一切静肃高贵。直到近些年，遗迹依然矗立，还可以拍到令人感兴趣的照片，我们仍能看得到。从那以后，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

      再往后，西北角落，堆石成山，名寒山，皇帝依旧俗每年在九九重阳节登临。这时适宜皇帝登高远眺，如同当晚他的大臣所做的一样。不过，只有这座山是为皇帝而建的。

       原有的湖和岛的后面是稻田，这里更衬托出天空的开阔。在这样伟大的宫苑中，皇帝们常常在皇家的富丽堂皇中寻求一些点缀之物，以提醒他们关注“老百姓”的卑微命运。他们的居所因此成为了具体而微的帝国。净水灌田，风吹稻浪，吹过的风健康宜人。

      在这一区域，矗立着一座著名的建筑，上下两层，内中有巨大的藏书室。它是效仿宁波的一处著名藏书楼建造的，位于当院的小湖之中（我们在那里徜徉，在其中寻踪景致）。在书架上庋藏着一套非凡的丛书，包括了乾隆下令能收集到的所有文献。这部书，名为《四库全书》，它卷帙浩繁，无法付印，只能手抄。它也在1860年的火光中消失了。

       一座座建筑，现在只在我们脑海中呈现。人们偶尔会碰到带雕刻的汉白玉栏杆，或是其他的小物件，这些是逃过了作为料石拉到当地窑场以烧石灰的命运。这里也有一块高高的太湖石，上面刻有文字，在已消失的藏书楼入口处斜卧着。环绕它的水塘已经干涸。在石头上，乾隆志得意满地记述了他是如何下令修此建筑，模仿的是距离北京千里之处的著名建筑。

      还有其他的地点可以探查。一个是跑马场，也用于军事操练。四边曾有过廊子，供皇帝前来时使用。这一区域也可能是后来添加的；到现在，在开阔的天空之下，我们能一步步地循迹，看皇帝的抱负是如何一步步膨胀的。“我们正在经过的是一道拱门!”“现在我们已抵达下一道墙！”可它们都已不存在了。

       然而，这些附属建筑所占据的区域，根本无法与圆明园将要扩建的部分相比。在它的东面，挖掘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湖，它成为了中心湖泊。它大致呈正方形，每边差不多半英里长，命名为福海。在湖中心，有三个小岛，以华北沿海的仙岛命名。两个上面有建筑，是效仿唐代的一位著名画家的画作建造的；第三座更具田园气息，休闲之地，宛在水中央。三岛由桥相连。

      福海沿岸断断续续分布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在湖北岸山丘的后面——从湖上是看不到的，其实很近——是船坞，以收容所有船只。这里的新奇应接不暇：一组两层的建筑，立于高高的基址上，通过上一层的飞桥，与它对称且相距很远的亭子相连。有水门穿透一段仿造的城墙。乘船经由其下，就进入了一片幽静之所，位于两水域之间。此处名字很怪，叫做“别有洞天”。

      附近的一组建筑，叫做“夹镜鸣琴”。此名源自有名的诗句，描述的是这里所模仿的地方，好像浮在空中，上下天光，倒影婆娑。这首诗写到附近有瀑布之声。附近山上建了水池；水从一口深井中，一桶桶地抬至山上（有一天，我们爬上这座山，发现控制水流的旧闸门还在老地方）。费时费力，才能产生极短暂的效果，要计算时间，以保证在皇帝经过时瀑布正好喷涌而下。

      就这样，我们四处闲逛，想象着一个个消失的所在。在福海西岸，我们找到了带有围墙的印度式小镇的一部分，地图上的文字说，这仿建的是舍卫城，是释迦牟尼一生许多神迹发生的地方。入大门，花岗岩铺就的甬道通向南面，四周曾经是在普通中国城市能见到的店铺和房屋。这里，新年之际，太监们常常进行令人兴奋的滑稽可笑的表演，为宫廷再现买卖市镇轻松热闹的场景。这里也是每年集市的所在地。

      有位耶稣会士曾获允进入，并留下了记录。由欧洲的目击者记下宫廷的隐密生活，是件稀罕事。它告诉我们，这条街上所陈列的物品是从北京最好的店铺中调来的。乾隆也常常与他的女儿们加入到这好玩的场景之中，也极力讨价还价；在这一场合，他们效仿着普通人，进行着真实的购物。

      再往南，在汉白玉石桥的湖面远处是皇家的学习场所。在这里，年轻的皇子皇孙们，由最好的老师施教；据说乾隆亲自前来督查学习，以确保他们刻苦用功。

      然而，所有这些还嫌不够，乾隆醉心于进一步拓展。他又将外面的两个王公们的园子并了进来。它们的围墙没有拆除，只是打穿允许游船通过。在远处水域的岸边，是圆明园中最大的怪石堆，这是模仿苏州的狮子林（中国历史上的一座著名园林）。这种仿建显然不是照搬，是富有想象力的再创造。

       在这些扩展地界的后面，又添加了一狭长地带，最后开始建造的是乾隆后期极端怪异的建筑，却是我们尤有兴趣的大片建筑群，这就是西洋楼。因为几乎所有建筑都是琢石而建，不是中国流行的土木结构，因而更多的遗迹保存了下来。（许多建筑的基础结构仍在，另有石刻和老照片的帮助，我们能够想象着还原整个建筑群。现在我和我的博学朋友，两位“园林访踪者”者都是专家了。）

      规模宏大，原料坚实。这些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是意大利神父郎世宁设计的，从比例上看似乎不够特别精细——这由中国的匠人完成，肯定无可避免，但整体效果必定震撼人心。建筑上做了一些让步以迎合中国人的品位。例如，这么多的琉璃，无可置疑是用来添加中国人看来至关重要的颜色的，不仅欧式的层顶和烟囱是用它建造，甚至是典型的露柱和楣构等也用琉璃，被运用到各种表面。石雕有许多细部刻划，其中一些被中国石匠搞错了，看起来很怪，不过从未用过人体形象。效果是完全中西混合的。在整个建筑风格移植的历史中，我从未碰到比这种“欧洲癖”（“Europeenerie”，如果可以造这么一词的话）的实验更具有迷惑力的奇妙事情了。18世纪所有欧洲宫廷兴起了华而不实的中国风（chinoiserie），我们可以将同一时期，在北京城外的宁静乡间建造的这一建筑群，看成是中国对此的回应。

      这里最早兴建的是一个单体建筑，有着半圆形的弯曲、用小块玻璃拼成的廊子，很显然多少带有尝试性的，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新奇之物，它是作为柑橘园。它的后面是两个体量小些的建筑，一个放置水池中小型喷泉的供水装置，这些对于中国传统来说完全是新鲜事物，另一个是养雀笼，这一想法也是外来的。（所有这些都已不复存在，但借助于铜版画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个细节，我们学着去解读它们，现在可以彻底弄明白了。）

      北面是一个黄杨木（boxwood）做成的迷宫，与当时欧洲的时尚极相像。（我们有一幅极具有说服力的铜版画）。然而，这一设计也包括一个凸起的小亭子，据说乾隆站在亭子里，常常看宫女们徒劳地穿行于转角和通道中间以寻找出口，从而开心自乐。很显然，耶稣会士们竭尽心力进行设计，以取悦皇帝。

     当时，大概是受这一次试验的激发，乾隆的想象力似乎真的被唤起。规划了一条新的轴线，与第一组建筑垂直；这一地段很窄，但它很长。这里，一个个新的设计付诸实际；这一西洋式装饰性建筑群开始呈现出帝王规模。（我们自己的追访也令人兴奋，在城里教堂的天主教神父图书收藏室中，发现了更多的文献。）

先是一条西洋式的水道，环绕着一个长方形建筑，它有着富有想象力的巴洛克风格，称为方外观。方外，让中国人联想到任何奇异的东西；不知为何，它朝向一组完全由竹子建造的通透的亭子。

       接下来是一组要庞大和宏伟许多的建筑，横跨在这一新的轴线之上，叫做海晏堂。高大的巴洛克风格建筑的双外露楼梯的每一侧，涓涓细流顺势而下，当它向下流动时，水喷洒开来，最后落入建筑入口的水池。在这个水池的周围对称地分布着雕塑，不是半祼的男性或女性神祇——这在奉行儒教的中国是不可能的事，而是中国计时的十二种动物。这些设计成了一半是人的形象，另一半是马、猪或蛇等的形象，是完全不同一种的创造，每个代表了我们西方的两个小时的时长。这些形象能够喷水，依次而行，因此这一喷泉可以作为钟表（可以想象，这些传教士规划这些效果时必定要交换意见，我们似乎可以听见他们的谈话）。

       这对神父们来说，已是冒着风险之事，他们对于水利工程学的了解是自修而来的，以满足皇帝对于喷泉日增的兴趣。他们意识到若对于水池的计算发生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设计位于海晏堂后面的下一个也是最为壮观的建筑时，他们显然下定决心不再冒险。起固定作用的墙（部分还屹立着）特别厚实。为了使这一巨大的堡垒更好看些，他们将一个抽水机器置于其内部，在它平展的顶部，他们又设计了一个浅浅的水池，位于葡萄藤架下。意大利风格的楼梯通向这里——一个中国式的“空中花园”，它置于一大簇挺拔有力的巴洛克建筑之上。

       他们为皇帝设计了一个汉白玉的宝座，安放在观赏喷泉的最佳位置上。宝座背后是一组高高的汉白玉屏风，上面装饰雕刻的战利品。（我们有一天发现，这些屏风废弃在载涛贝勒花园附近的偏僻处，乱草丛生。我们看到了铜版画，立即知道了我们发现的是什么！）

      要更好地了解所有这些喷水装置的创新之处，就必须记住，对于守旧的中国人来说，喷泉是与自然相冲突的。水应是向下流，如同瀑布一样，这与天地法则和谐一致——即便是苦力必须流汗劳作很长时间，为的是产生很短时间的惊奇和娱乐。要让水向上喷——这是多么胆大妄为之事！只有皇帝才会试验这外洋的舶来之物，而圣人们早就明确斥责这些为非自然的。

       在这些喷泉的背后，是所有建筑中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它坐落在一个高台之上，人们通过斜坡可以上去。这里的石柱，有着最精美的雕刻。欧洲的家具、镜子、钟表和挂毯，可能曾经布满该建筑。（我和朋友了解到，有一整套的挂毯是路易十五赠给乾隆的，相当一部分劫后余生，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也前往看了位于教堂旁的主教会客厅的一幅画，表现的可能是这个地方主厅的内部景象。）然而，除了倾圮的石头外，这一西洋楼最壮观的建筑已不复存在。

       所有这些都已建好了，然而，接下来可以继续向前，通过一个高大的巴洛克风格的凯旋门，就到了一个圆形的土山，叫做线法山。从最高处望去，人们能看到另一个门，开在远方的另一端。透过此，参观者最后看到了可能是整个区域最神奇的设计：在一个户外剧场的前方，挖掘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水池。倾斜舞台上的砖砌翼臂，利用了逐渐缩小的透视原理，模仿的是西式房屋。在这里，亦即这一区域的终点被用于表达令人惊绝的试验，人们会看到带玻璃的窗户和高耸的烟囱。

   事实上除了一些石墙的碎片外，什么也没有保留下来。像整个宫苑一样，这里也成了“幻想”之地。回头看去，我将信将疑，在某个方面，从某个角度，我和我朋友已对它盛时面貌有过一瞥——可能正值耶稣会士Dom Pedrini为中国宫廷演奏西洋音乐，乾隆被一群女人围绕，在喷泉看演出后，已前往新奇的剧场。

[1]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和财政史。

注：本文转载自《圆明园研究》37期，转发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