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一词现今早已过时，而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则广为使用。野蛮的各种东方人蜂拥而来，吞没了西方“文明”社会，这一梦魇是当时欧美文学和新闻的一个流行主题。

“黄祸”一词，公认出自于 1895 年日本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讲的一段讲话，最初是指十九世纪末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和工业国家的陡然兴起。然而，它很快就具有了更普遍的意义，代指整个亚洲。

对“黄祸”的记述涵盖了一些主题，包括来自亚洲可能的军事入侵，臆想中的亚洲工人与白人竞争，想当然的亚洲人道德败坏，以及担心潜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亚洲人的基因混合等等。

杰克·伦敦(1876~1916年)是二十世纪初最知名、最多产的美国作家和新闻记者，常常被人与“黄祸”一词联系在一起。

今天人们提到杰克·伦敦，最先想到的，是他的《野性的呼唤》《白牙》以及《海狼》等非凡的探险经典作品，它们都是以发源于加拿大西北部，流经阿拉斯加的克朗代克河为背景，十九世纪末在那里兴起了淘金热。实际上，杰克·伦敦后半生的很多小说和文章，关注的是太平洋与亚洲事务，他也是那个时代重要的社会活动家、理论家、政治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杰克·伦敦曾两次竞选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市市长。

研究世界及美国的历史与文学的人们，应该考察杰克·伦敦的著述，不仅因为他作为二十世纪初期重要的作家、记者具有的影响力，也因为他这位国际主义者，曾努力与那一时期美国新闻业中反亚洲的情绪作斗争。他通过自己的创作，致力于给读者一幅比同时代其他作品远为真实的日本和中国的图景。

杰克·伦敦来自加利福尼亚，他生活的时代，那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美国白人针对十九世纪末在此定居的许多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的骚乱。当时有的作家和记者写出了对亚洲人极为贬损的看法，或是大肆吹捧盎格鲁—撒克逊人优越于亚洲黄种人、褐种人。

美国大富豪威廉·鲁道夫·赫斯特(奥斯卡得奖电影《公民凯恩》主人公的原型)麾下的庞大报业集团，也持此种态度，频繁使用“黄祸”一词。英国著名的小说家马修·菲力浦·希尔的系列短篇小说《黄祸》更是如此。人们还可以在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的诗作《白人的负担》和他所有小说中找到类似的看法。

十九世纪末，几位学者也将杰克·伦敦划归为“黄祸”种族论的支持者。他的研究者约翰·艾派尔耶希写道:“杰克·伦敦比其他任何的作家，影响了世纪之交美国人的‘黄祸’认识。”

杰克·伦敦为赫斯特报业集团报道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最初几个月的交战情形后回国，许多传记作家认为此时的他，深深地厌恶着“黄种人”。比如理查德·奥康纳就引述了罗伯特·邓恩(日俄战争期间杰克·伦敦的报道同人)的话，说杰克·伦敦不喜欢日本人“远甚于我。尽管他公开声称是社会主义者，但事实上他崇信德国皇帝的‘黄祸论’”。

尽管杰克·伦敦的一些作品中涉及“黄祸”论，但从他一生思想历程来看，他也并非一味敌视亚洲。他可能是最著名的报道日俄战争的记者，作品流传极为广泛，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知名国际主义作家和报纸摄影师，他认识到了白种人的优越地位如日中天，西方人的自我膨胀，以及帝国主义日薄西山。他批评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官员、审查人员，但他提到日本士兵以及中国、朝鲜平民的报道却极富同情心。

而且，在他所写的最早的一些小说中，就出现了对于亚洲的积极评价。1893年，时年17岁的杰克·伦敦登上了猎捕海豹的船只索菲亚· 萨瑟兰号，头一次去日本。返回美国不久，他发表了第一批关于日本的四个短篇小说，对日本人民抱以同情。

自 1904 年从中国东北返回美国，直到 1916 年 11 月去世，杰克·伦敦所写的作品显示出对亚洲和南太平洋人民的日益关切并充满敬意。他极精确地预言了亚洲正在觉醒，进入二十世纪时日本、中国等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大国，有能力与西方竞争。他也宣称，西方人必须全力应对日本和中国，这样彼此才能相互理解，平等对待。

二十世纪初，整个工业世界历经深刻变化，杰克·伦敦比当时大多数作家体会得更真切。他的小说和文章探讨了现代战争、工业化、革命，以及亚洲在世界的崛起等等正在变动中的种种问题。他也高明地预言了整个二十世纪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塑造——包括正在到来的世界大战、种族灭绝甚至是恐怖主义——这使得他的大多数作品，今天看来也是有的放矢，就如同他最初写成时一样。

在东亚期间及离开之后，杰克·伦敦发展出了如下的看法:先是日本，然后是中国将崛起成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和工业大国。他认为，日本将不会满足在日俄战争中占有朝鲜，势必将占领中国东北，接下来控制中国内地，目的在于使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储备以及宝贵的资源。然而一旦被日本唤醒，中国人将驱逐日本人，成为主要的工业国家，它的经济实力会引起西方人极为不安，导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动对中国的猛烈进攻，以清除中国的经济威胁。

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目睹了东亚的崛起。先是日本，接着是韩国、中国，财富和实力极大增长。东亚的崛起主要是经济上的，但它近来实际上挑战了美国和欧洲的地位。中国推动陆军和海军的现代化，引发了美国、欧洲和日本许多领导人、学者和作家们的质疑。尽管中国声明他们加强军事力量是为了自卫，包括保护通往富藏石油的中东的海上航线，但是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家对中国有能力改变东亚目前的力量均衡表示关切。

在整整一个世纪前的作品中，杰克·伦敦不可思议地预测到了这一发展，极其精确。他警告说，西方正生活在肥皂泡中——它的实力与财富无比雄厚，且又顽固地控制着亚洲，但到时候泡沫一定会破裂，世界力量的中心将转移到东亚。他预言，最初的过渡会是和平的，因为亚洲的崛起将首先是经济上的，而最终东西方的战争不可避免——西方各国因担心中国的日益崛起，将会联合起来，尽其所能，野蛮地要根除中国文明。

杰克·伦敦认为，西方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生活的自我局限，带着无知偏见，不理解亚洲文化，沉醉于自己的优势表现，认识不到他们作为世界霸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在采访日俄战争时发自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稿件以及战后发表的数篇文章中，杰克·伦敦分析了他所遇到的三种主要文化的前景，并预测了谁将崛起成为世界统治力量。在杰克·伦敦以及当时其他作家看来，俄国被日本打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美国的新闻界开始重新打量亚洲，记者们也在挑战长久所固持的“白种人天生优越”的信念。

杰克·伦敦对于中国和日本做了明确区分。他认为中国是“黄祸”(Yellow Peril)，而日本是“棕祸”(Brown Peril)。1904年到1905年时，日本处在上升阶段，而中国则垂死挣扎，但他相信，到最后，日本国土狭小，又缺乏斗志，无力领导亚洲复兴。这一任务将转交给中国。他预言日本会发动一场战争，叫嚣“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他们的贡献将是作为唤醒中国的催化剂。杰克·伦敦认为，日本会强大，它有学习并使用西方技术的能力，能团结一心，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道路上，有几种严峻阻碍，日本可能走不太远。杰克·伦敦以为，首先抑制日本的是:

每个民族的伟大崛起，无不建立在深厚的道德基石之上。一个民族只迷恋物质层面的成就，只为崛起而崛起，只追求自己民族的荣耀，它的崛起将是短命的，浅尝辄止。一个民族，必须有道德升华的迫切追求，有发自真心的正义感。只有以此为依托，其所追求的崛起，才能更加持久和牢固。

第二个制约因素是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不多。20 世纪初，日本全国约有四千五百万人口，这足以打败沙俄军队，但不足以创造一个亚洲大帝国，或是在军事及经济上危及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占领“一穷二白的朝鲜作为繁育殖民地，中国东北作为粮仓”，将会极大增加日本的人口，然而还是不够。

杰克·伦敦指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人数上超过了欧洲和北美白种人的总和。正如同西方满世界冒险以扩张自己的权势一样，什么又能阻止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着类似的财富与征服的梦想呢?批评家们质疑，根本就不可能唤醒中国，西方已经尝试数十年，都以失败告终。那日本人又是怎样成功做到这一点呢?杰克·伦敦的解释相当高明:日本人更了解中国人，因为他们是在所输入的中国文化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读者看到杰克·伦敦 1904 年的《黄祸》一文，定然会浮想联翩。日本已证明了它有击败世界大国之一的俄国的能力，但它还不够强大，实现不了它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梦想。日本占有了中国东北，可它吞不下有着四亿勤劳人民的中国内地。中国有着成为世界大国的潜能，然而遭到文人领袖抑制，这些人手握权力，信奉保守主义，循规蹈矩，拒绝国家现代化。

此时杰克·伦敦并没有告诉读者，谁将在亚洲作为大国胜出。但在 1906 年的短篇小说《前所未有的入侵》中，他给出了问题的答案——中国。

中国拥有无尽的资源，人口众多，勤劳能干，将成为制造工厂，向日本提供其急需的财富和能量。而日本在占领中国后，不得不根除长久阻滞中国发展的守旧领导层。中国人最终从他们颓败领导人的虐政中解脱出来，或是接纳日本人，或是将他们赶走，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一个复兴的中国将直接向西方经济强权发起挑战。

《前所未有的入侵》讲的是未来的恐怖故事，涉及世界大战，难以想象的种族屠杀以及中国的文明灭绝。评论家对杰克·伦敦作品的解读言人人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里，西方是偏执的侵略者，而中国是这一妄想症的无辜受害者。杰克·伦敦的故事，是对放任种族仇恨滋长将会产生何种后果的严正警告。他写作此文之际，正是各国考虑现代细菌战之时(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诸实施)。杰克·伦敦在此发出了生物战争潜在危险的警告。这个故事讥讽并谴责了各帝国主义政府的所作所为。

日本人被驱出了中国，当他们试图再度称雄时，彻底失败。但是，“与人们的预料相反，中国事实上并不好战......在经过了一段不安之后，中国让人感到忧惧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商业上”。西方人最后明白，来自中国的“真正危险......在于她的人口繁衍能力”。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中国移民涌向法属印度支那，后来进入西南亚和俄国，人口到哪里，就占领那里。西方企图减缓或是制止中国的这种扩张，不过一切都无济于事。到了 1975 年，整个世界都要沦陷于中国人的这种无休止的扩张。

西方人将要绝望之时，美国科学家雅各布斯·拉宁戴尔造访白宫，提议通过联合飞船在中国上空下投致命疫菌，将中国人消灭殆尽。六个月后，1976 年 5 月，飞艇出现在中国上空，投下大量玻璃试管。起初，没有任何动静，但数周后，中国遭受一场瘟疫，全部人口逐渐死去。联军包围了中国，任何人都无法逃逸。甚至海洋也由 75000 艘联军战船封锁，巡弋在中国的海岸线，“现代战争机器击溃了中国无组织的民众，瘟疫发挥了作用”。

在此，巨大的文化差异将西方与中国区分开来，正是这些差异引发了来自西方的仇恨和恶意。这里所关注的，不是中国带给西方的危险，而是恰恰相反。因此杰克·伦敦研究专家琼·坎贝尔·雷斯曼坦率指出:“杰克·伦敦所讲的故事是对种族仇恨及其偏执狂的严厉警告，是对允许并鼓励细菌战的国际作法的警示，它也是对各帝国主义政府的谴责。”

在小说《前所未有的入侵》以及《黄祸》《如果日本唤醒中国》这两篇文章中，杰克·伦敦表达了“黄祸”论思想，但也主张西方应与新亚洲协商。他认为，就死亡人数和破坏程度看，二十世纪的战争大大地超过以前，不仅是军队，也包括平民人口。他憎恨战争以及不必要的暴力，并且再次警示读者反对日后相继爆发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一切。

在杰克·伦敦生命的最后七年，在他 1907~1909 年乘斯内克号帆船游历南太平洋之后，他对白人世界以外的亚洲等地人民的看法，显然进一步升华了。杰克·伦敦认识到，世界上的各个民族日益超越了国界，他于 1915 年推动成立“泛太平洋俱乐部”，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人们将在此融洽的氛围中见面交流。这个“俱乐部”将会是一个东西方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换意见和想法的论坛。这一切，很难说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思想，相反，它们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言论。他认为，夏威夷是举行这一会晤的理想之地。

《部落的语言》是杰克·伦敦去世前不久写作的一篇文章，他给出了所能想到的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文化误解的一些原因。他认为日本人心平气和，而美国人急躁、缺乏耐性。这些以及其他极端的差异使得美国人难以理解，并难以接受日本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必须有美国人和日本人能走到一起的场所，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文化，他写道:

一个泛太平洋俱乐部可以成为这样的地方，他们彼此见面并学会相互理解。这里我们相识，了解对方的喜好;我们的家里可以有新交的其他国家的朋友，这是一种我们能够深入表面，互相了解的方法。为了我们所有的福祉，让我们开启这样的俱乐部。

杰克·伦敦在他的短暂一生中游历甚广。他见到了许多国家的人民，同情遭践踏的人民的苦痛，这些人不仅是在美国，也在欧洲、东亚和南太平洋。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不同，杰克·伦敦，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为了解他所游历的国家的人民和文化，做出了独特的努力。

有关“泛太平洋俱乐部”的文章，是杰克·伦敦一生最后的诉求。可以看作他要努力消除西方人“亚洲人是劣等民族，须接受西方人统治”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