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瓜达鲁比著 尤李译

　　中国的统治者们天生是拖延者，可能过分担心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社会动乱，几乎不注意西方野蛮人的恼人的要求。这些西方野蛮人持续要求全面实施中国已经签署的条约。真正令外国人感到恼怒的是：理论上允许而实际上禁止他们到广州。高级官吏叶名琛1855年被任命为帝国的委托者，他对他的对手极端冷漠，拒绝接待欧洲人的代表，说他非常忙。只要克里米亚战争还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就没有时间打扰中国。但是在1856年，两国政府共同强迫中国执行条约。

　　当叶名琛从一艘在香港登记的、悬挂英国国旗的船上逮捕12名中国船员海盗，他本人无意为展示实力提供借口。这艘船的注册期限已经到了，它的主人是一名中国商人。但是，英国人没有注意这些法律托词，决定放弃这次机会。在一次交涉之后，经过拒绝和威胁，“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号船中的三名船员从珠江驶向广州。这座城市臣服于严重的炮击。炮击的目标是城墙和叶名琛的住处，为了使这位受惊吓的高级官员心烦不安。叶名琛以他自身无与伦比的方式行动。第二天，整座广州城都带着钦佩地评论这一事实：虽然白色魔鬼弹在院落爆炸，而政府官员却坐在树下冷静地读书。

　　 在第二天下午，1856年10月29日，一批海员和一批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通过城墙上开出的裂口进入广州，向叶名琛的住处行军。他们发现叶的住宅已经空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其它事，于是返回他们的船。炮轰又重新开始，中国人在遭受侵略之后几天采取报复，毁坏了英国商人的仓库。在1月份，叶名琛试行一个妙举：把要爆炸的船通过海浪驶向敌人的船只。这些阴谋式的鱼雷，早些年被一位机灵的美国商人设计出来。他为了追求好运，曾到中国旅行，被分配到一座幽静的寺院，在那里他能够制作模型。这些鱼雷及时被发现，叶名琛的这场计划被阻挠。尽管如此，英国人明智地决定起锚，驶向更安全的澳门水域。

　　 在这一问题上，很明显，唯一打破僵局的办法是进行一场整规模的远征。法国同意参与，骄傲地因为最近一桩发生在内地的使者谋杀案。但是，真正这样做是为了撇开英国，独自收获这次冒险的果实。尽管如此，1857年夏，印度反英暴动的爆发迫使英国把军队从中国抽调给印度王公。这一暴动持续到11月，直到法国舰队聚集到香港，封锁广州。高级官吏叶名琛决定咨询祖先神灵的建议来处理这些野蛮的傲慢的人。这些幽灵在熏香的云雾中召集起来，让叶肯定：没有他的干涉，问题将迅速解决。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正确的，因为广州12月27日遭遇严重的炮轰，1858年1月5日被占领。叶名琛被关入监狱，放逐到加尔各答，他一年之后死在那里，很可能是因为一颗破碎的心。

　　 胜利的欧洲军队接着向北行驶，进入渤海海湾，在攻下挡路的大沽炮台之后驶入北河，于5月31日到达天津。通往北京之路被打开。清朝天子匆忙派遣2支全权大使，他们于6月27日签署了一项条约，为了与西方贸易，又开辟了10个港口，从满洲到福尔摩沙【译者注：这里指台湾。】，允许基督教使团在中国自由活动，允许欧洲列强在北京建立使馆。

　　 一年之内，在清帝国的首都，这些条约可能被批准，英国人和法国人共同撤退。又一次，中国人相信他们比欧洲人聪明。在7月，皇帝颁布了一项诏令，告诉他的臣民真正发生了什么：“野蛮人胆敢把他们的船驶到天津”，他宣告，“我们的外交使节赋予一个绅士般的但是坚决的谴责，说服他们离开。”

　　 在第二年六月，弗雷德里克•布鲁斯和格罗男爵分别代表英国和法国政府突然出现在北河河口，意图使北京批准条约。他们按现在的习惯，在炮艇的护送下到达，发现河道被木桩和一条锁链阻挡，岸边被遗弃，民兵部队在巡逻，看不见官民。英法联军非常困难地发现一名低级官吏。首先，他假装不懂，然后给予外国人的强迫性要求——开辟一条到达如此强大的统治者的代表的道路——推诿式的答复。

　　 愤怒的外交官们决定通过他们自己的手，在6月25日炮艇往河道上游行驶，开始破坏障碍物。他们正是在大沽炮台的墙下，保持安静，显得似乎要放弃的样子。但是突然间，这些船只行驶得足够近，假装隐藏着枪炮兵连逃跑，一系列子弹像雨一样掷向陷入困境的欧洲人，他们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他们不得不撤退到上海重整旗鼓，尽管另一道清帝国的诏令夸耀胜利：“英国野蛮人已经暴动，法国野蛮人已经加入了他们的罪恶勾当。他们的罪行该死。我们的顾问说服我们展示自己的威严，穿上僵绳，以至于合适地检验他们掠夺的邪恶…”

　　 中国人真正需要的是：白色的魔鬼像过去一样，像来自遥远的行省的谦卑的家臣那样在朝堂上出现。那是他们在主路北河被阻挠，迫使他们从沼泽中的小村子北塘通过的原因。美国的护卫者约翰•乌德非常乐意使用着一道卑贱的后门，没有任何丁点儿困难到达北京。但是，拿破仑三世和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不能接受这样一种侮辱，徒劳地要求一次正式的道歉和赔偿之后，法国和英国于1860年4月8日向中国宣战。

　　 到7月底，200艘战舰和交通船进入渤海海湾，从惊讶的河边居住民的眼中看到“隐藏的海洋”。它们运载1万名英军和6000名法军士兵，和一群过多的高级官员，因为英法联军双方都不愿意被对方超过。格兰特将军、侯浦将军和全权大使额尔金勋爵领导英军。孟托班将军、查纳和格雷男爵领导法军。清朝天子命令中国的军队归僧格林沁亲王指挥，英国军队给僧格林沁起的绰号叫萨姆•科林森。僧格林沁已经命令允许野蛮人无惊扰地上岸，可能是希望在北京他们仅仅愿意展示实力，为强迫当局接受他们的外交官。尽管如此，敌意仍然严肃地被开启，英法联军上岸了，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登上了大沽炮台，8月24日占领天津。僧格林沁前天已经撤退，他过分地服从于帝王的命令：劝告他“不要把你的人处于反抗令人讨厌的野蛮人的　 战争的危险之中”。

　　 一周之后，官员桂良到达天津城门之时，说他已经被告知建立一项永久和平的基础。他答应英国和法国军队的所有要求，即使额尔金勋爵和格雷男爵分别在1000人的护送下，体面地进入北京。这一切似乎都结束了。但是，一个紧张的谣言开始流传：桂良没有他所自夸的全权，协议只是一个争取时间的阴谋，清廷希望北方的寒冬迫使英法联军再次上船。一名生气的代表开始向桂良的住处行军。起初，桂良装病，然后拖延，最后激发别人尊重他的年老。最终，他承认他有帝王给他的印，但是没有全权。

　　 愤怒的侵略者决定用新一轮向北京推进来答复。到9月11日，他们离北京仅仅12.5英里。另外一些清廷官员到达，代表皇室的不同成员。他们否认和桂良有关系，试着引诱英法联军返回天津。最终，中国人同意一队英国和法国使节在北京被接待，草拟和平条约。他们动身了，一小队军人陪伴。但是，似乎达成了一个有希望的结局之后1天，清廷背叛承诺，他们被关进监狱。其中一些人成功地逃脱，把这一消息带给他们的同胞。勃然大怒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攻击清帝国的军队，在首都的墙下部署，9月21日到达八里桥。

　　 第二天，另一名谈判者到达英法联军的前哨基地，“一名官员带着银扣，拿着一面旗子”。他代表仍然留在北京的最高权威——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同一天，皇帝已经谨慎地离开受到威胁的首都，到他的本土满洲地区的热河去避难。欧洲人要求立即释放人质，在北京的恭亲王用惯常的推诿的方式回答，首先假装诚恳地询问：“大清一些官员到像法国、英国这样的大帝国的缺席会造成什么伤害？”他然后改变了他的论调，假装威胁。如果敌意重新开始，被关在监狱里的人将陷入危险的境地。在盎格鲁法军军营愤怒的暴动中，在进一步的不确定的公文交换之后，法军的行进又重新开始，一些方面又随意散漫了。

　　 现在从北京之塔的眼光来看，在10月6日早晨，纵队士兵到达，敌军又回来了，向著名的圆明园行进。这座夏宫位于北京城的东部【译者注：西方人常把圆明园当成夏宫。实际上，夏宫指颐和园。圆明园和颐和园都位于北京城的西郊，而不是东部。】，是一个世纪之前，在耶稣会士的帮助下修建起来的【译者注：圆明园90％以上的建筑是中式建筑，是本土工匠设计修建的，仅有不到10%是西洋楼，这部分景色才是在耶稣会士的帮助下修建起来的。】一名中国农民被迫充当侵略者的向导，把他们引入三线林荫道、豪华别墅、低于周围地面的小径的迷宫。法国人和英国人漂移得更远，分开了，一会儿互相迷失了。在黄昏时分，法军的前锋越过一座大理石石桥，进入一条宽阔的、花岗石铺成的林荫道。在林荫道的末端，在一队树丛之后，雄伟的建筑在眼睛所能看见的巨大平地上沿山峰倾斜。满洲军队从边界城墙点燃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步枪射击，但是很快在夜空中消失。法军在夏宫的边界扎营，不耐烦地在进入这个令人惊奇的世界之前等待拂晓。在那里，伏兵可能正等着他们。

　　 太阳一升起，孟托班和他的军队进入这座帝王的居处，这里沉浸在童话般的宁静中。同时，一队枪炮队巡逻这座花园、森林和小亭子。他们不能找到一个生灵，但是在每道门背后发现难以置信的财宝。这些是各省上贡的贡品，来自民众的礼品，从反叛者手中没收的物品，从亚洲的王子手中获取的礼物，所有这些都被聚集在帝国的那座仓库。黄金、白银、宝石、丝绸、玻璃、陶器和象牙被没有明显次序地分散，似乎这些充足的多余的东西导致被忽视和生腻。在几小时之后，甚至没有更远的冒险，侦察兵令人炫目地回来了，带着如此多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大烛台、香炉、坚固的金制花瓶，和雕刻的、浮雕的、珐琅的迷幻的动物、不知名神灵的雕像。孟托班组织严格的检查，给英军递话，然后在分配战利品之前等待他们的到来。

　　 当英法联军到来，一个联合委员会被任命，对天朝的财富进行编目和分配。最艺术化的条款是被拨给国王和博物馆，金条划归政权的财产，一些值钱的纪念品划给将军和高级将领，等等。一切似乎以完美的次序和纪律进行。尽管如此，在门附近无所事事的军队开始发牢骚，他们经常看到一名军人扛着一捆闪闪发光的东西向一名军官的帐篷走去。当（很可能是没有根据的）关于当地中国人正刮去围墙、为他们自己拿走一些财宝的谣言传播，这些人再也不可能受约束了。夏宫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入侵，军官被人浪所压垮。这座宫殿被掠夺后犹如废品堆。

　　 当英法联军进入小亭子、塔和房子，他们对这些自己发现的数量惊人的奢侈品感到吃惊，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东西。他们随意地抓取一些东西、丢弃一些东西，带走其它一些，搜集他们能够带走的任何东西。当他们离开时，分散了他们手中的其它一些战利品。宫殿的地上随意地覆盖着被践踏过的丝绸，珠宝被践踏进沙子，军人嘲笑式地穿着皇妃的衣服闲荡，他们的手指在多排戒指之下看不见。帐篷成为每一种物品的焚烧地，军营变成了开放的市场。在那里，军人们以最古怪的方式乔装打扮，以物易物，赠送或毁坏他们的战利品，一直傻笑。

　　 英军进入这场争吵晚了些，他们没有被他们的来自欧洲大陆上的联军胜过。罗伯特•斯威霍作为一名翻译参与了这场战争。他在他的日记中叙述到：“他们把不能带走的东西撕成碎片。在一房间中，我看到军官和人们朝一边互相鞠躬，他们的头埋在大箱子里，从那里，他们满手显露，分散所有的内容。在另一间房，围绕着帝王的衣橱的一场争吵爆发了。另一些人通过使用烛台作为靶子、向大堆丝绸点火、把画和壁毯用刺刀切开来取乐。”后来，额尔金勋爵写到：“像那样掠夺一个地方已经足够坏了，但是所有当中最坏的是毁灭。在上百万磅价值的东西中，我不相信有超过5万磅的东西幸存下来。”

　　人质的足迹——一个英式马鞍和一件法式制服——在毁坏的废墟中被发现。这些人的情况如何呢？接下来的一些天，真相开始从恭亲王的信里显露出来。恭亲王提到“伤”和“失踪”。失踪？当中文官话随口说出“棺材是最有价值”之时，这一词的含义后来清楚了。不久，棺材被送到军营。大部分被关押者被折磨和被谋杀。额尔金勋爵（第7世厄尔•额尔金之子，厄尔•额尔金把帕特农的大理石从雅典拿到伦敦）颁布一项邪恶的命令：用报复的方式焚毁夏宫。格罗男爵徒劳地抗议，他把这称之为“无意义的、掠夺”的态度。10月18日下午5时，在被毁坏的夏宫建筑物上空，弥漫着厚重的云，然后是火焰，被风吹拂，点燃了乡村，亮了整个夜晚。

　　 那无故的、真正的野蛮行为使恭亲王相信：他的所有的阴谋现在都没用了。第二天，当火焰仍然噼啪作响，他给英法联军的军营写了一封信，包括正式接受联军的所有要求。《天津条约》的条款被确认，附加紧靠北京的天津将被开放为国际贸易口岸。传教士将被允许到所有省份传教和修建教堂，正对着香港岛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法国大主教姆维在北京的主教堂唱感恩诗庆祝之后，远征军于10月底离开。

　　 在夏宫的废墟中，一名英国军官哈特•杜勒上尉发现一包怪异的东方面孔的小狗。当他回到家，这名喜欢狗的军官要求和被允许在维多利亚女王面前展示“北京人”。因为明显的原因，小战利品在皇家的公寓中喋喋不休地争吵，直到1872年。

   选自卡里•瓜达鲁比《中国——通过西方人的眼睛：从马可•波罗到最后一位帝王》，瑞若里国际出版社，2003年）

（来源：《圆明园研究》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