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太监与圆明园

圆明园对于清朝皇帝特别是乾隆帝的重要性，直到最近才为学者所重视。从19世纪开始，外国人常常把圆明园误译为“夏宫”（the Summer Palace），意指皇帝在外度假的一个辅助性居所。而事实上，圆明园是乾隆帝主要居住的地方。每年乾隆帝只在紫禁城住几个月，举行新年各种典礼，之后便匆匆赶回圆明园。[1]而且，无论是中外的历史研究者，甚至是北京的市民，都低估了这一宫殿群的大小，以为由耶稣会士专门为乾隆帝设计的西洋楼就是整个圆明园。事实与此正好相反，西洋楼宫殿群仅占全园建筑的2%。[2]在乾隆晚期圆明园发展最鼎盛的时候，建筑面积达160,000平方米，占地面积5,100亩（约合840英亩）。[3]

圆明园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是清朝皇帝的作品。而紫禁城，尽管在清代常常修缮，但却永远被视为前朝的建筑。圆明园作为清朝独有的一处宫苑，最早曾是康熙帝行围的临时住所，这是伟大的康熙帝遗留下来的一份“厚礼”。[4]1770年乾隆帝第六子永瑢在给其父所上的满文奏折中，即表达了这一看法。他强烈建议：鉴于圆明园如此重要，警卫级别应该高于其他宫苑，园中一切活动都要在监视之下。[5]其实这些劝说大无必要，因为乾隆帝的御制诗已经处处流露出他对圆明园特殊的钟爱和关心了。[6]

尽管乾隆帝极看重圆明园，但从颁布的宫殿管理规定里却很少看出圆明园太监受到优待或是特殊监视。比如说，圆明园和紫禁城太监的月食钱粮都按照级别统一发放。不过，透过档案史料，还是能够分辨出圆明园太监及其园中生活的不同。当然，一些太监会扈随皇帝一家往来于紫禁城和圆明园，不固守一处；尽管文献对此记载很少，但还是可以估算这些太监大概有80名。这是1813年嘉庆皇帝从紫禁城返回圆明园时扈从的太监人数。其中包括两名总管太监，21名专司御用冠服，6名负责来往文移，3名随侍上用弓箭，8名专司上用茗饮，18名负责上用膳馐，还有6名煎制药饵。[7]

除了在两处之间行动的太监，其余绝大多数都派至指定地点听差。圆明园作为乾隆帝最为珍爱之所，在此当差的太监都要经过严格挑选。尽管选验过程的许多细节不为人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即首选条件是必须年轻，对此本文后面将予以说明。实际上，为让年轻太监留在圆明园供役，清廷颇费了一番心血。

圆明园在乾隆一朝地位的提升和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的新太监供园中役使。1739年开始扩建圆明园时，乾隆朝的宫廷太监总数是2789名，其中大部分是在紫禁城。当时，乾隆帝考虑在圆明园只用60到70名太监。[8]其后，圆明园的太监人数急剧上升，至乾隆末年已有大约500名。[9]圆明园需要太监，而且要求是年轻人，这就造成了太监的短缺。

圆明园的建筑和氛围，给园中太监的生活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在紫禁城里，到处是宏伟壮观的建筑，整个宫殿就是官署，高高的宫墙和把守严密的宫门约束着人们的行动。而圆明园却与此相反，即便不断扩展规模，也依然是开放式的宫苑。与紫禁城相比，圆明园围墙更少、更矮，多数地方仅以假山相隔。园内地方极为开阔，皇帝居住时，需要一支由70名技勇太监组出的特殊卫队保证安全。此外，还有3000多名满洲八旗士兵负责外围防卫。[10]不仅园子的布局允许太监有很大的行动自由，而且由于整个园林占地广阔，一些太监生活和当差时并不会受到严密监视。[11]

“买卖街”是最让人无拘无束的地方，这是乾隆帝命人修建的一个专门买卖商品的街区，由太监在此经营店铺，卖货给皇帝的家人。尽管买卖街后来弃置不用，但乾隆朝时还是一派喧闹繁华的景象，太监纷纷假扮店主，模仿客商，为皇帝一家营造了一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氛围。当时的耶稣会士、宫廷画家王致诚曾对此描述道：“这完全是一个自由放肆的地方；你甚至很难从大臣中间找出皇帝来。人们纷纷叫嚣兜售，或者破口喧争，或者挥拳奋斗：几乎伪乱于真。”[12]可以想见，这种无拘无束的情形在庄严肃穆的紫禁城里是无法想象的。

尽管园中一些太监彼此隔离，几乎见不到面——其实这反倒让他们更加自由，但还有不少太监与皇帝一家住得相当近，或很容易见到他们的主子。[13]由于宫苑密布人工河道，皇家游玩和出行的许多活动都必须登船。所以，这些摇橹撑船的太监在伺候皇帝一家船上用膳的时候，很可能会听到他们的交谈。[14]

太监在圆明园和紫禁城的生活方式，还有另一方面有所不同：除了花匠这个明显的例外，圆明园的太监都远离管理他们的本部。[15]无论太监在何处当差，基本上都隶属紫禁城内的各处机构——不是沿着紫禁城西路（方略馆以南，慈宁宫以北）分布，就是位于宫内的东北一角（即北五所）。在紫禁城承差的太监就在本处管事者的眼皮底下，不得不小心应付了解他们底细的上级太监。可是，在圆明园当差，则能远离这些监督人员，自由度更大。在圆明园里，唯一的管理者就是管束这些太监生活起居的首领太监。这些首领也可能很严厉，但在处理方式上会更任意，少些繁文缛节。

开放式布局、自由的氛围以及太监与紫禁城管理本部分处两地的实际情况，使圆明园成为乾隆朝太监生活最富变化的地方。然而，圆明园的重要性还来自于另一事实：园子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北京的宫廷事务在紫禁城和圆明园之间得以延伸。太监需要经常在两地之间变换差事，或是从紫禁城派到圆明园完成不定期的指派任务。与高墙林立的紫禁城不同，这些太监能够在宫殿之间相当地自由行动，而这一变化则为乾隆朝太监的充权搭建了舞台。

本文节选于[美]柯启玄著，王江译、董建中校，《心照不宣的共谋：乾隆朝圆明园太监的充权》。文章收录于阚红柳主编《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

[1] 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Young-tsu Wong, 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第118页。

[2] 王道成《保护整修，再创辉煌》，载王道成、方玉萍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72页。

[3]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5页。

[4]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80页。

[5] 内务府奏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186包（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此案涉及在圆明园祭祀土地的春雨轩发生的一起偷盗案件，当时土地祠佛龛有一个白玉匣子被盗。由于监管此庙的内务府官员执意要等到掌灯再向上汇报案情，行为不妥，受到永瑢的责备。

[6] 朱家溍、李艳琴编《清五朝<御制集>中的圆明园诗》，载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圆明园》，第3辑，第43-90页。

[7] 内务府来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敬事房3649。

[8] 1739年，乾隆帝要求总管内务府大臣统计当时所有在役太监人数，同时也统计其父雍正和祖父康熙在位时的太监人数。结果显示，康熙朝有3343名，雍正朝有2575名，乾隆朝则有2789名太监。乾隆帝命深受信任的宫殿监办事处（敬事房）总管太监李英检选60-70名太监到圆明园以供差遣。当时乾隆帝正着手扩建圆明园，至1744年大体完成。参见内务府奏案，第21包（乾隆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9] 1768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奏称各处太监人数不少于3000名。乾隆末年，圆明园的太监人数为502名。见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104页。

[10] 见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77页。关于技勇太监，参见《国朝宫史》卷21，第474页。

[11] 例如，太监刘进宫虽然十二岁净身，但可能由于身藏隐睾，到二十岁时开始长出胡须。他自陈，由于在圆明园的偏僻处当差，未被人注意到。见内务府奏案，第78包（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12] 王致诚《对北京附近中国皇帝园林的特别记述》（Jean Denis Attiret,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s Garden, Near Pekin）, 由Joseph Spence翻译(1752; rpt., New York: Garland, 1982), 第28-29页。

[13] 在圆明园，太监与皇帝一家距离很近，王致诚写道：“太监的房子总是与着皇帝一家的很近，通常不超过五六英尺远。”王致诚《对北京附近中国皇帝园林的特别记述》, 第13页。

[14] 内务府奏案，第200包（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15] 这些花匠拥有重要而专业的知识。在北京东面的东岳庙每年庆祝花神生日的庙会上，都有这些花匠太监的手工艺品展出，参见《东岳庙献花盛会碑记》（京1026）和《献花会碑》(京930)，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年）。这些碑刻说明当时有数以百计的太监（并不全是花匠）参加庙会并有所捐献。1745年庙会后两天，圆明园首领太监命人刻了一通碑，碑文把圆明园鲜花的美丽归功于花神，而不是花匠太监的辛勤劳作，称其只不过是做事而已。见《花神庙碑》（京 5421），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9册，第156页。在圆明园太监里，有的专门在同乐园给皇帝唱戏，有的在“坦坦荡荡”喂养五光十色的金鱼，在狗坊蓄养猎犬，还有许多人在乾隆帝上朝的勤政殿以及圆明园举行宗教仪式的各所庙宇里当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