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北京正在以其光芒四射的魅力, 吸引着世界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前来观光。这里不但有金碧辉煌的帝王宫殿, 风景秀丽的皇家园林, 还有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 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但是, 要真正了解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传统信仰, 则不能不访问白云观。位于西便门外的白云观, 是北京城一处很有特色的道教场所。

道教乃是广袤的神州大地上, 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教义广阔, 无所不包, 无所不在, 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 其创始人乃东汉张道陵。在传播过程中, 道教又以无为而治、清心寡欲、修炼健身为特色, 长期以来受到中国百姓喜欢。而且, 在道教传播过程中又穿插着许多民间传说的“神仙” , 他们形象各异, 功力超群, 吸引着祖祖辈辈的中国人。北京的白云观, 可以说集中体现了道教独有的特色。

白云观又被称为京师“道院之冠”。道教全真龙门派的第一祖庭, 是该派道士首领居住地,有“道教全真第一丛林” 之美誉。这里建筑巍峨、规模宏大, 既有高大殿堂、众多的古迹, 又有树木繁茂、环境清幽的园林。

根据那位世居京师、习闻琐事的满人震钧记载: “白云观, 元之长春宫也。昔在城中, 今则为城外巨刹, 犹可冠京师。正月十九, 俗称阉九。前数日即游人不绝, 士女昌丰。而群阉尤所趋附,以邱长春乃自宫者也”。此文所称“阉九”, 亦曰燕九节。盖因邱处机真人生于正月十九日。是日, 京师少长咸集, 游人杂沓, 车马填塞, 故又称之谓“宴邱” 。总之, 白云观的节日与邱处机生日有着直接关系。

晚清时节, 白云观曾经使京师不少文人学士、士庶百姓流连忘返。尤其是每年正月间, 这里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有求神拜仙者, 有图升官发财者, 有策划阴谋诡计者, 香火缭绕, 熙熙攘攘。尤其在同光时期, 慈禧当权, 朝政腐朽不堪。慈禧为了长生不老, 喜欢上了道教, 与白云观也有了密切往来。许多太监, 包括李莲英、刘诚印等辈, 也与白云观有了不解之缘, 久而久之, 白云观同大内的关系变得迥非寻常。

此时, 白云观的主持是二十代方丈高仁峒(1841 -1907)。他利用白云观的便利条件和众多太监的帮助, 竭尽全力交通宫禁, 讨好慈禧, 很快变成了一个既是“神仙中人”, 又是“政治中人” 的道士。熟悉晚清掌故的金梁曾回忆称:

高老道, 白云观主持也。与李莲英有连,能通声气, 奔走者争集其门。高讲修炼, 谓有点金术, 问其秘, 终不言。或曰: “此能富贵人, 不较点金胜耶?” 高尝进金丹, 时自诩曰: “李总管献何首乌, 其功不小, 然亦金丹力, 故太后老而不衰, 能驻颜且健步也。” 高每入城必寓万福居, 特为留静室。万福居, 饭馆也, 以此得名。

这位神奇的道士, 据说有时被慈禧召进宫去,居然可以在宫中逗留数日不出。高道士则利用他同大内的密切关系, 大肆从事卖官鬻爵之勾当。

就高道士跟慈禧、李莲英等人的特别关系,历来有许多清代野史、稗史留下了大量颇有神秘色彩的传说故事, 如《清朝野史大观》、《清稗类抄》等书, 均不乏高、李“阉道之盟” 以及慈禧太后对“神仙之术” 的渴求等记载。可是, 对于白云观高道士在内廷政治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的史学界并没有进行甄别资料的工作, 以致高道士的真迹愈发扑朔迷离, 弄假成真, 很难区别民间故事和历史现实中的高道士。为了填补这些研究上的空白, 本文试图利用最近发掘的日本外交档案来考察白云观在晚清政治方面的真正作用, 并对光绪年间的中、俄、日三国关系提出一个新的研究线索。

一、高道士其人

高仁峒, 又名明峒, 号云溪, 法名云峒, 道光二十一年(1841)生于山东济宁州, 光绪中叶为方丈, 为白云观经营颇力。他精通玄典, 光绪年间传戒的弟子竟达1500多人。尤其与宫内大太监刘诚印来往甚密, 同为慈禧太后所宠信。高道士通过刘诚印、李莲英等权贵太监的私人关系,结交了很多官僚士绅, 使全真派的影响达于内廷和外朝。他又对赈济活动很有贡献, “说内官贵绅, 数为赈恤, 庚子之变如建粥厂, 其一也” 。光绪三十三年(1907)羽化。关于庚子年他施粥赈恤之事, 白云观碑文《云溪方丈功德记》称:

而庚子岁保卫村邻, 筹募振济, 尤有令人讴思难忘者。当联军甫至, 京外震惊, 方丈坐镇雍容, 推诚联络, 卒化嚣竞为礼让,民得安堵, 又募劝华俄总领事、李大善士,桥梓设厂施粥, 全活无算。近村老稚得免锋镝沟壑之虞, 此皆出方丈之赐也。都人士重睹承平, 不忘危难, 特追述方丈之义, 举泐诸贞珉, 以垂永久。

他还多次举办“香会” 等社会性的活动, 亲自组织白云观“祈福消灾会”, 在民间亦有很大影响。他的“乐善好施” 的言动, 似乎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白云观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巴结宫廷权贵以谋求私利的负面人物,高道士在晚清野史里面被描写为虚伪仙人, 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例如, 关于高道士如何发迹的原因, 《清稗类抄》讲述如下:

京华僧道多交接王公, 出入宫掖, 以故声价至高。白云观方丈高云溪, 名峒元, 名动公卿, 势倾一时。有识其身世者, 谓为山左之任城人, 幼綦贫, 为商店佣, 以失金宵遁, 入城西吕仙庙为道士, 店主追之急, 乃东奔至某邑白云岩, 栖止数年, 乃入京师白云观, 未久而为方丈矣。云溪尝交通宫禁,与总管太监李莲英结异姓兄弟, 进神仙之术于孝钦后。孝钦信之, 命为总道教司, 卖官鬻爵之事, 时介绍之。于是达官贵人之妻妾子女, 皆寄名为义女。

又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

京师西直门外有白云观, 每年元宵后开庙十余日, 倾城女士皆往游, 谓之“会神仙”, 主持道士获资无数, 然犹其小焉者也。其主要在交通宫禁, 卖官鬻爵。总管太监与道士高峒元盟兄弟也。峒元以神仙之术惑慈禧, 时入宫数日不出, 其观产之富甲天下。慈禧又封峒元为总道教司, 与龙虎山正乙真人并行。其实, 正乙真人远不如其势力也。凡达官贵人妻妾子女, 有姿色者, 皆寄名为义女, 得为所幸, 则大荣耀。有杭州某侍郎妻绝美, 亦拜峒元为假父, 为言于慈禧, 侍郎遂得广东学差, 天下学差之最优者也。此不过举其一端耳。举国若狂, 毫无顾忌, 观中房达数十间, 衾枕奁具悉精美, 皆以备朝贵妻女之来宿庙会神仙者, 等闲且不得望见之也。

上述文字虽说出诸野史, 却并非凭空杜撰。清末风行一时的小说《孽海花》亦云: “白云观就是他纳贿的机关, 高道士就是他作恶的心腹,京外的官员, 那个不趋之若鹜呢!”

观这些记载可知, 晚清时期的白云观, 可谓是一片乌烟瘴气。道教的清心寡欲, 已经被利欲熏心所取代;道教的尊严, 已被这位高道士败坏无余。非但如此, 高道士还同俄国间谍长期勾结,以影响清廷奉行亲俄政策。据叶恭绰回忆说:

前清与帝俄所订喀西尼密约, 世皆传为李鸿章所为, 其实李只系演出者, 其编剧导演固由帝俄, 而被动主体则为西太后;从中促进和穿插为李莲英与璞科第, 则世人知者不多也。李与璞科第之联络, 实由西郊白云观高道士为媒介。璞科第乃一国际侦探, 其与高因何结合, 不得而知。

上文中的“璞科第”, 全名为波科季洛夫·德米特里· 德米特里耶维奇(D.D.Pokotilov,1865-1908), 俄国汉学家和外交家, 1887 年进入俄外交部任职, 次年即来到北京。起初在俄国驻北京使馆作翻译生, 10 年以后, 即转到华俄道胜银行担任董事。在同清政府交涉租借旅顺口、大连湾过程中, 据《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记载, 曾向李鸿章、张荫桓行贿50万两。由于他的“成绩出色”, 1905 年被命为驻华全权公使, 曾是一个对晚清外交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交官, 1908年死于驻华公使任上。他对蒙古学造就很深, 著有《明代东部蒙古史》、《五台山的过去与现在》等书。其与高道士之关系异常密切, 据日本密探报告, 璞科第在白云观后院中,假托“避暑”, 择地租房, 挂着“大俄国璞寓”的门牌。璞科第和高道士之间的非凡“结缘”,蔡鸿生先生也曾在《璞科第与白云观高道士》一文中进行过讨论。

在此需要指出, 高道士在自己撰写的白云观《粥厂碑记》中, 并没隐瞒和璞科第的密切关系。其碑文曰:

庚子都门变起, 事将堕废, 李俭斋封翁,慨然力任其难, 与华俄银行总领事璞科第君等, 筹集巨款, 购置米粟于白云观, 并城市各区, 分设粥厂八所, 兼溥御寒冬衣之赐,都人士兵燹余生, 藉免沟壑, 封翁及璞科第君, 邀同联春卿侍郎〔联芳〕、祥博泉都统、王子仪廷尉、塔木庵方伯, 弹压防护, 周巡八厂, 灾黎等无争竞倾踣之虞, 虑周思密,谊美恩明, 洵非寻常善行所可比也。

看来, 璞科第在庚子京都混乱之中, 趁机主动做过乐善好施之事, 取得了高道士的信任。当然, 晚清野史、稗史所描写的高道士的形象, 对其面孔有所夸张, 编有荒唐可笑的插话, 但是就他和璞科第的来往和两人的密切关系而言, 诸史所记尚属真实, 不是凭空杜撰的。下文就利用日本外交档案来说明璞科第试图通过高道士的关系而把俄国的影响力达于大内的具体情况。

二、日本翻译官的机密报告

如上所述, 白云观在晚清政坛上的特殊作用,愈来愈为世人瞩目。尤其是俄国间谍的成功经验,也使日本受到启迪。于是, 原来在东交民巷日本驻华公使馆的两位能干的翻译官, 居然也对白云观产生了兴趣, 早晚围着高云溪团团转。他们在白云观的传奇经历, 可以通过我们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找到的几份正式公文, 得到证实与补充。这两位翻译官的名字叫高尾亨和岛川毅三郎。其中, 高尾于1907年3月写给林权助公使的机密报告称:

自岛川翻译官离任以来, 我即受命与白云观方丈高仁峒时时保持联系, 专事探查宫中的消息与动向。经多次恳切交谈与探望,他与我关系渐熟, 彼此之间几乎无话不谈。目前已到了可利用该人之地步。通过高仁峒,可了解李莲英以及宫中的诸种情况, 以及二、三种政府各部门的内部消息。但他本人不通时事, 所谓政界里面的消息, 不可期正中要害, 且其所言既无系统, 又欠缺要领, 内容颇难判定。尽管如此, 高仁峒的谈论, 亦可作为参考。今将与其谈论的要点罗列如下。

可见, 高尾翻译官作为日本密探, 将高道士的谈话详细地做了汇报。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即“皇太后之近况”、“ 李莲英之势力” 、“关于庆亲王等之消息” 和“高方丈之势力”。各个部分有数百字到一千多字不等。例如, 跟李莲英的关系, 高道士谈话如下:

宫中李莲英势力之存在想必俱已知晓。但该人在外有何种之势力, 何种之地位, 颇难探知。但若知其真实之详情, 则可窥知当局弱点之一二。由对政界颇有兴趣的高方丈谈话中得知:宫中宦官总数约在万人以上。其总头目为李莲英, 副头目则是一姓刘者。李与刘俱为道教信徒, 且分别在万寿山附近均有寺庙。而且俱由高方丈徒弟执掌。(由此可知高方丈可轻易与李、刘等接近)李则常为太后之近侍, 须臾不离其侧。太后了解外部情况之机关, 即李使其部下之宦官探查各大官之举动, 并向太后报告之。各大官员均知若侵害同李之关系, 即惹起自己一身之破灭, 因而时常窥仰李之鼻息行事。其方法乃每年春秋两期, 宫中举行贺典之际, 献上表面称为报恩而奉于太后之礼物, 实则送于李莲英。礼物大小, 按照身份由四五千两到几万两之金数。李即将其中之二分分给其次席姓刘者, 其三分分给其部下宦官。以上称为“照例” 。特殊场合, 即希望就任官员或者转任官员时, 为使经军机大臣推举之奏章文字更为有力, 使自己之长处经李传达至太后耳内。常常于谒见退出之际, 在称为茶房的等候室内, 放上称为“茶钱” 之千两, 或者几千两金钱赠于李。此亦为定规。(据传在谒见太后退出时候, 李每次必然都要送至茶房)。如唐绍仪, 由于他对官界过去之阅历尚浅, 尚不了解如此这般消息, 遂有两次遇有叱责之结果。〔下略〕

这些谈话内容就说明高道士早已和李莲英确立了很好的关系, 且通过权贵太监讨好慈禧太后,深得他们的宠信。高尾在机密报告的最后部分,特意提到高道士的身世和他在宫廷里的无比权势, 说:

白云观是中国道教之总本山。其方丈高仁峒, 曾于团匪事变两宫蒙难之际, 经李莲英斡旋, 在太后身边伺候读经。太后由此皈依该方丈, 年年赐该寺两百两之布施, 又常有其他物品赏赐, 可见白云观与宫中之关系尤为密切。高方丈具备既可接近太后之身份,同时又与李莲英关系密切。在北京的各中央大员, 均在白云观寻找机会接近该人。那桐、徐世昌、荣庆等时时以该处庭园广阔清雅为名, 在白云观举办宴会, 并以布施为名, 向高方丈赠送数百金, 以求其欢心。……高方丈谈到:去年末在天津的袁世凯将自己的亲戚张某派到白云观, 探听世间风传的有关太后欲将袁世凯调任云贵总督一事, 并询问太后是否果真有过以上意向, 且问随着官制改革, 袁世凯的许多兼职被解除后, 太后对袁世凯之态度如何等等。为了解事情真相, 高方丈迅速面见李莲英, 探听事情动向, 得知云贵总督之说, 系无根之谈。但太后对袁之待遇疏远, 却并非空穴来风。这是因为袁世凯招致以李莲英为首的宦官们怨恨之故。其原因起始于去年中央政府官制改革会议之际, 袁世凯和端方共同向太后面奏:宦官于国家有害无益, 实乃酿祸之源, 提出应该迅速撤废之。当时, 太后向李莲英泄漏了此消息。于是, 诸宦官们日夜号泣, 最终幸免于裁撤之难。但是, 却由此惹起太监们对袁世凯和端方之怨恨。李莲英以袁世凯把握兵权, 非为国家百年之计等等事情, 向太后时时鼓动, 遂有官员上奏, 请将袁世凯所兼职务解任以及随后太后的裁撤之举。而李莲英之怨力尤大。其每年俱由太后处得到御笔之福寿字及食品、药品等赏赐, 可见其势力仍旧。于是, 高方丈遂将上述情况向袁世凯之使者张某讲明, 并劝其迅速解除李之恶感。袁世凯遂托高方丈寻找适当良机向李赠送银两万两。到了今年正月, 太后按往年惯例,将亲笔字、食品等又赏赐下来。李莲英称:袁世凯同自己之关系, 自日清战后, 袁担任河南道员时即已相识, 但此后十年之久, 彼此并无交通。去年官制改革失败以来, 袁氏觉得自己之权位大不如前, 面对这种情况,袁世凯想起与自己旧识的李莲英而欲探听宫内之消息云云。

接着, 高尾还问他与璞科第的关系。对此,高道士回答如下:

高方丈同俄国公使ポコチロフ〔璞科第〕之关系, 仍一如从前。该公使通过高方丈, 探听宫中动向, 然后又在暗中有所运动。在数年前尚有所成就, 但自从利权回收和排外运动兴盛以来, 该公使现在进行暗中运动,亦不会奏其功效。我方在目前尚不能涉及高同俄国公使之关系, 只能同高日日交际, 增加同他的亲密程度可也。

这份报告写得生动具体, 有声有色。报告中所提到的刘姓太监, 系指清宫太监副总管刘诚印;“俄国公使ポコチロフ” , 则指上文中所揭示的俄国间谍璞科第。为了像璞科第一样获得清廷情报,日本公使馆翻译官高尾, 居然奉命乔装打扮, 混入白云观去接近高云溪, 进而取得了这位老道之信任, 获得了在当时看来十分有价值的政坛要闻。如果不是在日本外务省发现了这件档案史料, 谁也不会相信, 这种咄咄怪事居然是历史的真实。

高尾翻译官的报告, 作为向其上级日本外务省提供的机密情报, 其内容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该报告不但印证了上述朝野传闻的真实可信, 而且还揭示了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高道士与大内总管李莲英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对于我们解读晚清瞬息万变的朝局, 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至于这份报告的作者高尾亨其人, 也非等闲之辈。据日本史料记载:高尾亨原是旧幕府臣下近藤大五郎二子, 1876年11 月25日生于东京。其后过继给长崎县人高尾恭治为养子, 袭高尾姓。少年时代就学于东京神田共立学校, 继而入国民英学会研修英语, 1895年赴北京, 寄宿于当时公使馆秘书郑永昌门下研究汉语及汉学, 后受郑永昌庇护继续勤学, 明治三十二年由外务省录为翻译员。1900年义和团事变时, 高尾亨奉职天津领事馆往来于炮火之中, 其才干即受时任天津领事的伊集院彦吉欣赏, 后招为伊集院帐下文官, 全力辅佐领事。1904年转任外务省秘书员, 次年小村寿太郎外相以全权大使负责日俄战争后之对华交涉事务, 高尾亨因随之开进北京, 以全权随员辅佐大使左右, 就重要交涉谈判之机要事务, 竭力履行随行秘书之职。此职原本确系伊集院推举所得, 然得以参与机要任务, 使命之授予, 则全赖高尾本人非同寻常之才干也。其才力果为小村全权大使所认可, 1906 年即被提拔为二等翻译官, 奉命供职于北京公使馆。其后林公使、伊集院公使、日置公使等各公使历任期间, 高尾亨晋升为三等秘书官, 直至对华交涉极其繁忙的1916年为止, 一直在京倾力尽瘁于重要外交事务。

由此可见, 这位翻译官身手不凡, 精通中文,且长期在北京、天津活动, 故而能打进白云观,掌握当时所谓的最高机密。在《那桐日记》中亦有许多有关高尾与清廷高官往还的记载, 可与此文对照参阅。仅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而论,以下数次, 尤其应予注意。《那桐日记》曰:

六月初八日卯刻赴颐和园, 皇太后昨日报大安…… 高尾来谈公事。

六月廿日午后泽公、李提摩太、高尾亨来拜。

八月十五日巳刻法前参赞贾思那来拜。高尾来晤。

十一月廿二日因病未出门, 晚约日本林、阿部、青木、服部、高尾、伊东小酌。子刻散。

那桐乃慈禧太后之亲信, 执掌军机大权, 高尾不仅与那桐密谈公事, 而且是那桐之座上客,其地位颇为重要。

此外, 另一位满族权贵荣庆在其日记中亦提及高尾。荣庆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三日之日记中称:

日本新闻报馆主理德富猪一郎偕译员高尾到, 言中国学生只见明治初年之书, 不免意见激烈, 宜加以监督, 并图录用, 宜看等差。当答以朝廷急求才, 故奖励颇为优厚,现在停罢科举, 专重学堂, 望之甚殷, 责之不得不严。本大臣毫无学识, 承乏教育, 惟视学生如弟子之心, 始终不易, 望见贵国学务中人代表此心。申后归。

可见, 高尾在许多重要场合均会出现。

再者, 需要提到高尾的前任岛川翻译官。他作为日本公使的亲信, 充分发挥了语言能力和交际本领, 探查到许多清朝宫廷的内情以及俄国人对华工作的消息, 其作用并不次于高尾。

岛川毅三郎, 1867年生于三重县津市。在名古屋师团入营后, 受到了神尾光臣的知遇。1892年神尾担任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 岛川也随他访华, 当《东京日日新闻》记者。1894年在小村的支持下, 考察蒙古、北满洲、西伯利亚等地,其后又赴俄国留学, 从事有关中俄关系的侦探工作。1900年庚子之变后, 随着新任公使小村再次来到北京, 在小村和内田康哉两任公使之下, 参与过各种重要的机密活动。尤其是他精通中俄两国政坛内情, 在日俄战争前夕, 特命为公使馆的翻译官。战后, 转任吉林领事馆首任领事。1908年在吉林郊区的蕴家沟去世, 年仅42岁。

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外交档案, 他对内田公使提出的机密报告里, 有两件专门谈到与“白云观高方丈” 的谈话内容, 均收在《诸外国外交关系杂纂·露清间》第一卷。在此两件报告中,岛川详细介绍了高道士自述与外间关系的情况:与璞科第的私人关系、秘密聚会地“太升堂” 的背景(位在正阳门内)、慈禧太后要他“百日读经” 的细节、总管太监刘诚印和李莲英的比较、“拳匪乱后” 在白云观向贫民“施粥” 等故事,基本上符合上引资料所述事实。

由此日本公使馆获悉璞科第跟高道士关系异常密切, 而且高道士能够通过权贵太监直接发挥影响之后, 派人侦探他的动向, 并命高尾、岛川等翻译官设法与高道士取得联络, 其意显然在于在宫廷中扶植亲日势力, 而对抗俄国对华扩张政策。从日本外交档案看来, 日方对白云观的政略工作含有下面几项内容:

(1)以内田公使名义, 向白云观提供维修殿宇的经费一千两, 换取高道士以及大内太监的欢心。高道士传达李莲英的感谢话说: “日本和他国不同, 共奉儒佛之教, 从而理应对道教信仰甚笃。”

(2)请求高道士给日方介绍宫禁的太监。高道士同意将李莲英和姓崔的太监〔崔玉贵〕介绍给日方, 并说他与太监的关系“全属私交, 与公事毫无所涉”。

(3)要求在白云观里购置公使“别墅”, 如同璞科第的“大俄国璞寓”。对此, 高道士当下婉言谢绝。

从这些谈话中, 我们可以看到高道士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政治中人”, 利用白云观方丈的特殊地位, 与日本、俄国等外国间谍打交道, 泄露内廷的人事消息, 在晚清宫廷外交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野史上所制造的他的形象, 有很多胡猜乱想的故事, 传言辗转, 愈加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但是, 其中也有近似事实真相的记载,不能说全出乎荒唐之谈。我们研究历史, 一定要分清历史人物的虚构形象和活人活事的实际面貌,但同时也需要留意两者之间形影不离的关系。

尾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于1956 年和1980年对白云观进行过两次大修。今天的白云观, 已经恢复了它昔日的平静与庄严, 那些令人生厌的政治交易早已从这里扫地出门, 代之而起的是浓郁的宗教气氛与严肃的学术色彩。这里不但有中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学院等道教界的重要机构,而且以研究道教文化为目的的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也相继在此地设立。在广大道教徒的心目中,白云观有着崇高的地位。许多来自外国的游客,都把这里当作了解昔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窗口。

如今, 身兼“道士” 与“政客” 的道教人物, 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