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鹤园》是美国学者舒衡哲于近期在中国出版的一部建筑文化类著作，被归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燕园记忆”系列作品中。舒衡哲的文化背景非常复杂，她生于罗马尼亚，犹太人，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现任美国卫斯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人。作为一个文化背景极其复杂的学者，舒衡哲可以比其他人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文化与众不同的特性。同时，她也发现在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中，具有某种深层次的相似性。相关内容表现在其另一部著作《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中。

   《鸣鹤园》共分五章，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北京海淀区的皇家园林所经历的变故，并在其中掺杂文化上的思考。本著作的缘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舒衡哲重返北大，在燕园中看到了一所新的建筑——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从某种意义上保护了作为一个空间的燕园的历史性，使那段企图被强制性遗忘的历史不至于完全淹没在尘埃当中。事实上，舒衡哲的研究中借鉴了大量的空间理论，尤其是一定的空间和人们的想象之间所存在的脆弱的联系。她要记录的是“鸣鹤园如何在屡遭破坏之后通过诸如语言和完整的回忆这些脆弱的方式幸存下来”，人们的想象最终克服了物质的毁灭。这就让其研究带有碎片化的倾向，具有某种新历史主义的意味。在全书的导言中，作者已经明确，整个鸣鹤园所遗留下来的建筑，只剩下被漆得无比先验的翼然亭。不过今天，曾经的翼然亭已经被改名为北京大学的校景亭了。而作者的想象，正是从此开始的。

   第一章“鹤鸣园与清朝亲王们”梳理了以海淀为中心，鸣鹤园为代表的清朝皇家园林的修葺过程。从“鸣鹤”这个名字的选定来看，舒衡哲认为对鸣鹤园的建造者绵愉亲王来说，这个园林的精神性要远远大于实用性。同时，也是清朝亲王深谙汉文化的表征。因为在最早的文本记载中，“仙鹤由于喜欢呆在偏僻的地方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汉代甚至产生了“鹤鸣之士”这一特殊的称谓来称呼那些放弃仕途（此处表现出舒衡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的少许缺陷）在“暗”处展现才华的有识之士。正是历史上这些有操守且善用文字的学者引起了一心要成为儒家道德典范的惠亲王绵愉的注意。从乾隆时期和珅的畅春园到绵愉的鸣鹤园，“鸣鹤”这个概念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因为绵愉在院内的确修建了豢养仙鹤的场所。在仙鹤筑巢的季节，这里将举行庆祝活动，“象征性地表达人们对高尚品格的欣赏”。可是作为承担年轻皇子教育任务的绵愉知道，不论是上书房还是人们心里的仙鹤的象征意义正在变得空洞。下一辈皇子的特权让他们过得泰国舒适，而失去了对国家的责任感。当绵愉忙于训练军队以抵制太平天国的起义时，他的侄子咸丰皇帝却耽于玩乐。根据奕的回忆，“绵愉所能做的就是用他的道德力量发出震撼天地的呼喊，但人们却充耳不闻”。最终，鸣鹤园和他的主人一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死亡。

   第二章《战争的蹂躏》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章节，其中展现的部分史料与我们惯常所知的历史并不相符。1860年圆明园的灾难也不可避免地波及 了鸣鹤园，使其主体部分最终化为焦土。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不是英法联军的野蛮行径，而是不同文化由于彼此缺乏信任和了解而发生的激烈碰撞。英国军队的指挥官额尔金勋爵烧毁圆明园的决定与其刚进入中国的希求并不完全符合，而在额尔金勋爵看来，火烧圆明园不仅给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皇帝一个难以忘怀的教训，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北京百姓而做出的不得已的决定。不得不说，额尔金的选择的确给了中国皇帝以沉重的打击。正是在137年前的海淀，康熙皇帝第一次在牡丹从中看到了自己12岁的孙子——爱新觉罗•弘历，这次祖孙的见面奠定了整个清朝的历史走向。雍正和乾隆对圆明园的大规模扩建也可以被认为是对这次历史性会面的感怀。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历史的残酷。不仅当时代表中国谈判的奕在历史面前失去了选择的权力，包括额尔金勋爵在内的英法军官也同样承担了历史的压力。很难有人在历史面前还能“扼住命运的咽喉”，他们都是历史的受害者，对于自己的遭遇却难以言说。真正构成历史的，是一些不知名的小人物。在点火前，圆明园已经惨遭劫掠，劫掠者正是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士兵。从英法联军后来的相互职责中，似乎劫掠者简直是不曾真实存在的阴魂。但他们穿着各种太监、宫女、大臣甚至皇族的衣服，嘻嘻哈哈地怀抱绝世的珍藏，人类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为荒诞的场面了。很多东西确实在1860年10月一去不返，比如清朝贵族们曾经在海淀的园林中感受到的精神慰藉。

   在第三章《意识，在幽暗的地下》中，园林已经毁灭，精神的家园也不复存在，只留下散落的碎片。比如慈济寺的山门，“诗人不禁联想到慈与济（这两个充满了儒家色彩的概念）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意义”。但中国人依旧企图在茫茫旧迹中寻找失落的痕迹。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废墟崇拜不同，中国在1860年后已经没有空间、更没有时间去崇拜辉煌的历史。废墟残酷地提醒人们清朝贵族已经不再是毫无争议的统治者，中国已经不再处于精神世界的中心。19世纪末的一段时期，清朝官员——包括当时的荒地光绪——似乎原意透过圆明园燃烧的火光来“看”世界。中国知识分子企图运用废墟警醒国民，来到中国的西方人用照相机捕捉回忆。吸引外国人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面孔和这片土地，一个国家的毁灭同样让人着迷。中国已经为教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中外企图修复园林的艺术家和建筑家则发现，复原园林难于修订诗歌。而司徒雷登和亨利•墨菲以及后来的贝聿铭一起在园林的基础上修建了现代的大学。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的大学就带有某种精神皈依的性质，中国园林主题本身创造了这样一个理念：校园是一个“安静的、精神至上的教育场所”。

   可惜这样的教育场所很快就被革命的风潮所取代。园林中破旧的遗迹和园林所代表的精神氛围一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新的——在某个时期或许是唯一的——精神支柱。舒衡哲在第四章中借用犹太诗人普利莫•列维的诗歌《声音》——各种声音都销声匿迹，也许从昨天开始，也许刚刚消失；/如果仔细聆听，你仍可捕捉到些许回音，/那些已经不能开口说话的人们发出的嘶哑的声音……——来提请后人不要轻易将历史遗忘，即便那是被迫的，而园林也可以成为一个承载记忆的精神空间。

   被蹂躏的土地要如何从创伤中恢复？舒衡哲在第五章《在博物馆中重现空灵》中予以了解答：“这要靠人们逐渐学会珍惜破损的遗物”。在中国和欧洲，长久以来，文化和自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博物馆总是以园林为背景。赛克勒考古博物馆让空灵和安全感再次得以重现，使今天中国的大学生又可以感受“我们内心无限的空间”。而在本书的结语中，舒衡哲充满希望地提出，正是园林无声的美“庇护着我们的心灵”。

   《鸣鹤园》最为动人之处首先是其笔调的浪漫优美。舒衡哲是一个文化感受力非常敏锐的学者，加之犹太人在20世纪的遭遇，使她能够最大限度地对中国园林的毁灭感同身受。另一方面，本书可以被视为试图在现实、历史和心灵之间假设桥梁。园林本就是想象的产物，最终其物质形式通过扭曲和再造得以保存，也有可能成为不可言说的历史的一个部分被强制遗忘，但园林提供的美和精神上的依托却又再次成为想象的内容，成为一个能够永远庇护心灵的永恒的空间。

（转引自文化读书，2015-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