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后经过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几个皇帝，共150余年的营造，以其宏大的规模、精美的设计、集中西造园艺术于一体的深刻文化内涵，成为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园林的代表，也是世界园林建造史上的奇迹。人们习惯上所称的圆明园，实际上包括圆明、长春、绮春三园，即所谓“圆明三园”的总称。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称圆明园为“真正的人间天堂”，19 世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称圆明园是“理想与艺术的典范”，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世界建筑奇迹，是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们创造出的天方夜谭般的仙境。可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园林建筑奇迹和清朝政治中心，却先后毁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之手。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对圆明园存在着错误解读，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以正视听。

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这种说法始于法国人莫里斯·亚当（MauriceAdam，汉文名字亚乐园）。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莫里斯·亚当曾经在中国海关工作，期间他多方收集整理有关圆明园的资料，并且亲自到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调查。长春园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园林，其北部是一组欧式宫苑建筑群，也就是著名的西洋楼景区，是由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人设计，中国工匠建造的，但是，莫里斯·亚当却以偏概全，在1936 年出版的《圆明园：18世纪耶稣会士的建筑作品》（由莫里斯·亚当生前好友拉米梯耶·非特洛根据他的回忆整理而成）书中，重点描写了西洋楼的建筑史，误将整个圆明园视为“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建筑”，而且从书名上也能够看出作者对圆明园的错误解读。该书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如Lancaster 的《圆明园的欧式宫殿》（European Palaces,1948年）、Hope Danbyd 的《圆明园及居住其间的皇帝的历史》（伦敦：莱格里尼，1950年）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在给美国大学生写的《寻找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这本教科书中居然也说：“乾隆任命耶稣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去完成圆明园这座位于北京郊区，建立在湖滨公园的雄伟欧式夏宫。”

上述可见，西方的一些学者把圆明园和西洋楼混为一谈了，其实，在圆明园诸多建筑群中，只有西洋楼景区是由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设计的，但其建造却是由中国工匠而非耶稣会传教士完成的。当然，也有的西方学者对此有正确的认知。1908年—1925年期间居住在北京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在《我眼中的北京》中就写道，乾隆皇帝“听说凡尔赛的宫殿和花园之后，他希望根据西方的模型修建一座更加漂亮的园子，由于他认为自己无法独自起草图纸和修建计划，除了他的大臣外，他还请了天主教教士来帮助他实现计划。在蒋友仁教士的监理下，根据郎世宁的图纸，各种欧式建筑风格的凉亭诞生了”。这里，约翰·拉贝说的“欧式建筑风格的凉亭”就是由西方传教士设计的西洋楼景区的建筑。

事实上，除了西洋楼景区之外，圆明园的其他建筑群主要是由中国的“样式雷家族”设计、中国工匠建造的。“样式雷家族”是对清代世袭的宫廷建筑师雷氏家族的荣誉称呼。在200多年间，主持清朝皇家建筑设计，如紫禁城、皇陵、圆明园、颐和园等都是雷氏负责的。当下，认为圆明园全部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这种看法在中国人当中几乎无人认同。

畅春园是康熙夏宫，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夏宫，这种说法也始于西方人。欧洲人称圆明园是中国的凡尔赛宫殿，圆明园的英文名就是the old summer palace（夏宫）。法国海军上尉帕律在《1860年远征中国记实录》中把圆明园称作“夏宫”，他写道：“看见夏宫后，联军中的所有人，虽然学历、年龄与思想各不相同，所得出的印象却是一样的：再也找不到可与之媲美的花园了。人们都震惊了，都说法国所有的皇家城堡也抵不上一个圆明园。”法国人保罗·伯希和1921年于《通报》发表文章，在论及圆明园时，也说：“人们知道，昔日的避暑行宫圆明园，已于1860年为欧洲人所焚烧。”约翰·拉贝在《我眼中的北京》中，称圆明园为“老夏宫”、颐和园为“新夏宫”，书中写道：“圆明园是康熙皇帝在1709年作为夏季行宫所修建的。”（1709年是康熙四十八年，实际上，圆明园作为皇四子胤禛的赐园是在康熙四十六年修建的，也并非是康熙皇帝的夏季行宫）约翰·拉贝在北京拍摄的照片中，也把圆明园称为“老夏宫”。1934年，清华大学的美籍教师卡罗尔·马伦出版了《清朝之北京夏宫史》，把圆明园称为“夏宫”。上述说法影响深远，直到20世纪80年代，史景迁还称圆明园是“雄伟欧式夏宫”，甚至今天的一些国人还有这种认识，常常听到或看到“清朝的皇室到夏天的时候就会来圆明园避暑”“清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之类的话语。

其实，自雍正皇帝开始到咸丰皇帝，清朝的皇帝往往在每年的春天，甚至正月十五前后就从紫禁城移住到圆明园，直到腊月时才返回紫禁城。圆明园建有供皇帝处理朝政的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雍正帝、道光帝、咸丰帝于春夏秋冬四季很长时间在圆明园居住理政，乾隆帝和嘉庆帝除夏天到避暑山庄之外，其余时光也大都在圆明园居住，所以修建圆明园，根本原因并不是作为避暑的夏宫来使用的。圆明园虽然兼具避暑的功能，但不能就依此把圆明园称为夏宫。

可见，以“夏宫”来称呼圆明园，并不恰当。康熙帝为了避暑，也为了笼络蒙古上层人士，先后在塞外建立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康熙帝、乾隆帝和嘉庆帝夏季往往去塞外的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在那里一边避暑一边理政。根据记载，康熙和乾隆帝大致上农历四、五月去塞外，九、十月间回北京。嘉庆帝也常去避暑山庄（最后竟然驾崩于此），每年约一个月左右。如果说清帝有夏宫的话，那就是热河的避暑山庄。需要指出的是，雍正帝和道光帝以后的皇帝，除去咸丰帝，均没有去过避暑山庄避暑。1860年9月22日，咸丰皇帝从圆明园仓皇逃亡到避暑山庄，不过他不是来避暑的，而是来避难的，是被英法联军逼迫前来的，并在第二年的8月22日，病死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寝宫。

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的组成部分，其面积仅占圆明园的百分之二，并不能等同于圆明园。但在很多西方人眼里，西洋楼景区就是圆明园，直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皮拉索里特·梭史提梵斯在1988年出版的有关圆明园历史研究的论著中，仍然把“西洋楼景区”误作圆明园。甚至在一些中国人的印象中，圆明园就等于西洋楼景区，他们到圆明园就直奔西洋楼景区游览，然后心满意足地返回。

那么，西洋楼景区是怎么演变成“等同”圆明园的呢？

西洋楼景观建筑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国王遣使来京。为了向西洋人夸耀天朝大国的无所不有，乾隆帝决定让在宫廷服务的西方传教士建造西洋楼景观，工程设计和实施工作主要由意大利人、传教士郎世宁负责，后来，又让法国神甫蒋友仁作为助手，协助郎世宁工作。相继参与该项工程的还有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艾启蒙，神甫杨自新，建筑师利博明，以及中国的样式雷家族。当然西洋楼建造方案，最后都要由乾隆皇帝定夺的。这些传教士把圆明园建筑和他们设计西洋楼的过程与完工后的西洋楼形象，通过书信和铜版画图像的形式介绍传播到西方，于是，逐渐地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演变成为：圆明园是传教士设计的，西洋楼就是圆明园的全部。

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烧劫掠以后，与为数众多的中式建筑几乎焚烧殆尽不同，西洋楼景区的建筑因其主体为石材结构而幸免于难，成为整个圆明园建筑遗迹残存较多的景区，吸引着中外游人的目光。19 世纪70年代，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期，在圆明园遗址能够看到的只有西洋楼景区的部分残垣断壁，一些西方学人如德国人奥尔末、法国人莫里斯·亚当、美国人甘博等，到西洋楼所在区域游览，并且拍摄了不少照片，流传于世。随着西洋楼景观形象的广泛传播，西洋楼景区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圆明园形象，人们把西洋楼景区作为圆明园主要的景点。正是由于他们的照片和描写让西方人产生了错觉，以为西洋楼景区等同于圆明园，圆明园里只有西洋楼景区。时至今日，“百度百科”还把“西洋楼遗址”解释为：西洋楼遗址位于北京圆明园内，是圆明园的标志。其实，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的一部分，并不是圆明园的主体建筑，更不能说是圆明园的标志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