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或“五园三山”这一历史概念与名词，在史学界本来没有太大疑问与分歧，但伴随着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就此提出了新的见解，激起了学界的阵阵涟漪。重新厘清这一问题，又成为必要。笔者不揣愚浅，拟就此略陈管见，不当之处，诚请先学方家不吝教正。

一、传统的观点与新说

“三山五园”，或又称“五园三山”，在当代史学工作者看来，这是一个历史的名词与概念。至于这一名词或概念系由何人最早提出，其内涵究竟是指什么，目前既未发现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学界似亦无明确的考证论析。据笔者所知，最早提出“五园三山”这一概念，并有据可查的文字记载，当属清咸丰、同治朝曾任工部和礼部侍郎，官至山西巡抚的鲍源深所著的《补竹轩文集》。该文集中的《三天入直琐记》记载说:“九月初，夷人焚五园三山，圆明园内外胜景，悉成煨烬矣”。以上文字记载中所谓的“三山”，是指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这是学界的普遍共识，没有任何分歧。但对于其所谓的“五园”，究竟是哪五园，学界则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五园”应是指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和静宜园等五处皇家园林。同时，三山与五园又有所重叠，即除畅春园与圆明园外，清漪园，即现在的颐和园中有万寿山;静明园中有玉泉山;静宜园，即现在的香山公园中有香山，统称为三山五园，或五园三山。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五园并不应该包括静宜园、静明园和清漪园，而是另指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者又可称为圆明园三园)、畅春园和西花园(两者又可合称为畅春园)。

最引起学界关注的是，圆明园管理处的张恩荫提出:三山与五园，“原本是各有指称的”，两者不可混淆。“在《大清会典·内务府园囿》中，专列‘三山’条目。它是特指对万寿山清漪园(后改称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这三座园林的管理”。“三山五园”之“三山”，是指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以及与之对应的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而“三山五园”之“五园”，则是专指“圆明五园”，即除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三园之外，还应包括熙春园和春熙院。理由是清廷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将长春园东南侧(今清华大学校园西部)的原康熙帝皇三子允祉的御赐花园——熙春园，归入圆明园……乾隆四十五年(1780)，又将绮春园西南侧的淑春园(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北部)易名春熙院，归入御园”。但是，此前的学界，却“把三山与其相对应的三座园林作了重复计算”。

对于张先生的这一新说法，史学界的许多人并不认同，有的学者，如郑艳、何瑜等，提出了“统称论”或“泛称论”。例如，郑艳认为，“‘三山五园’是民间对清王朝鼎盛时期北京西郊以‘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的统称”。三山五园“这个称谓，成为民间而非官方对鼎盛时期清王朝北京西郊皇家园林的美誉”。何瑜也说:“‘五园’一词，虽有‘圆明五园’之说，但在清代始终没有成为固定的指称”。咸丰十年圆明园惨遭劫掠以后，“侍读学士鲍源深在《补竹轩文集》一书中，曾提到联军焚毁‘五园三山’的情况。但这时，畅春园早已废弃不用，圆明五园也早已变为圆明三园。因此，这里的‘五园三山’应该是民间对京西皇家园林的泛称”。另外，樊志斌认为，“鲍源深笔下的‘三山五园’”，极有可能是受到“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学中‘三五观念’”的影响，“是从三星五辰概念中演化出来的，则其所谓‘三山五园’，很可能(原文如此，疑缺一“是”字)鲍源深‘个人行文’的表现，并非‘某几个园林’的特指”。

二、“新说”值得商榷之处

张恩荫的新见解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五园三山这一历史问题。笔者对张先生的部分观点表示完全赞同。“在《大清会典·内务府园囿》中，专列‘三山’条目。它是特指对万寿山清漪园(后改称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这三座园林的管理”。从清廷的相关典制与职官设置方面而言，张恩荫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嘉庆朝《大清会典》目录中明确记载，清廷内务府之奉宸苑“管理圆明园事务、管理畅春园事务、管理三山事务”。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内务府·园囿》也明确记载:“圆明园职掌圆明园园户;畅春园职掌畅春园园户;三山职掌清漪园园户、静明园园户、静宜园园户”。

我们遍查清代的各朝实录又可以发现:

第一，在清同治朝以前的各朝实录中，只有三山之名，而无五园之说。同治朝以后的光绪、宣统两朝实录中，既无三山之说，更无五园之名。

第二，清廷不但设立有专管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的“管理三山事务大臣”“管理三山大员”“管理三山事务”的职官或名目，而且还设立有“管理圆明园王大臣”或是“管理圆明园大臣”之职。当然，无论是“管理三山事务大臣”，还是“管理圆明园大臣”，大多是由内务府大臣兼任的。如道光朝实录中即有“以兵部左侍郎耆英，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管三山事。内务府大臣阿尔邦阿，管圆明园事”之旨。故此，又有“管理圆明园内务府大臣”之名。如乾隆二十九年二月，清廷谕曰:“和尔经额，遇事推诿。着革去总管内务府大臣，不必管理圆明园事务。仍留副都统，着管理万寿山、静宜园”。嘉庆二十五年六月，清廷又有“着军机大臣、管理圆明园王大臣、管理圆明园内务府大臣，会同妥议章程具奏”之谕。

第三，清廷上谕中，很多时候是明确将畅春园、三山、奉宸苑、南苑等皇家园囿等同并列的，如嘉庆朝实录中“至畅春园、三山、奉宸苑、南苑等处，恐尚有似此冗滥之员，应行裁汰者，仍着军机大臣详查具奏”。“谕内阁:庆桂等议奏，查明畅春园、三山、奉宸苑、南苑等处，额外添设顶带，及拜唐阿等分别裁减一折”。张恩荫认为，“三山五园”之“五园”，除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三园之外，还应包括熙春园和春熙院，而并不应该包括畅春园、静明园与静宜园。证之以其“当时‘五园’之称虽不独立成词，但在内务府的圆明园工程《奏销折》中，却多次见到‘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等五园’的记载”。其论点与结论不但可以自为一说，而且可说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

但是，笔者对张先生的这一观点，仍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

第一，如果以内务府的圆明园工程《奏销折》中有“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等五园”的记载为据，论证五园三山之五园，即是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等五园，那么，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六年所写的《知过论》中，有关“内若西苑、南苑、畅春园、圆明园以及清漪、静明、静宜三园”的记载，是否也可以证明，尚有“七园”之说，或是排除西苑与南苑，其余的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与静宜园，即是五园三山之五园呢?清漪园、静明园与静宜园这三处皇家园林，不同于畅春园与圆明园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其园中有山形、山景，山和园是合二为一，密不可分。

第二，如果说，由于清廷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和乾隆四十五年曾先后将原皇亲的赐园熙春园和春熙院并入圆明园，因而论定五园三山之五园，即是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等五园，那么，人们必须考虑的另一问题是，自上述“五园”的形成始，至嘉庆七年(1802)，先是嘉庆帝将春熙院赏赐给庄敬固伦公主;道光二年(1822)，道光帝又将熙春园赏赐给惇亲王绵恺。这样算来，所谓的圆明园五园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二年(1780—1802)，而缺少了春熙院的圆明四园，也不过只存在了五十五年(1767—1822)。在这种情形下，是否仍可以称其为五园三山中之五园呢?值得思考。如此短暂的圆明园五园历史，对于后世是否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传承性，更是值得思考。

第三，畅春园初建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是清廷修建的第一座“避喧听政”的离宫御院，与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形成三园鼎足并立之势。后来，伴随着圆明园的兴建与扩建，雍正、乾隆等皇帝开始经常居住于圆明园，畅春园虽然改建为皇太后颐养天年的居所，但仍是清廷的重要皇家禁苑之一。无论是三园也好，五园也罢，如果没有了畅春园，显然既有悖情理，又不符合历史的基本史实。

第四，既然清廷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先后将熙春园、春熙院并入圆明园，因而形成了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和春熙院等五园，那么，为何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六年所写的《知过论》中，既有“西苑、南苑”，又有“畅春园、圆明园以及清漪、静明、静宜三园”，但却惟独没有熙春园、春熙院，原因何在?同样值得思考。需知，此时的春熙院和熙春园，还是皇家御园，尚未转赐给庄敬固伦公主和惇亲王绵恺。

如果说以上的情况，可能是缘于乾隆帝个人的一时疏误与遗漏，那么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经过乾隆帝钦定的，专门记载考证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的《日下旧闻考》，为何也没有“三山五园”，或“五园三山”的记载?恐非偶然。如果人们仍然认为以上的情况纯属偶然，那么，成书于咸丰二年吴长元的《宸垣识略》以及成书于光绪二十年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等书中，也没有“三山五园”，或“五园三山”的记载，则不能不发人深思。吴振棫，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先后任云南大理知府、贵州按察使;山西、四川布政使;云南巡抚;四川、云贵总督等职。他在《养吉斋丛录》中先后记载的清代皇家园囿分别是西苑、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绮春园、长春园和熙春园，以及乐善园、澄怀园、南苑、避暑山庄等等。

这一情况有两点值得人们关注。其一，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所记载的皇家园囿，除西苑，即现在中南海外，其他的“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恰恰与现今学者所说的五园完全一致。不同之处，仅是将“绮春园和长春园”单列为两个园林，而不是归入圆明园三园之中，同时单列出了熙春园而已。其二，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记载了西苑、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绮春园、长春园和熙春园等九家皇家园囿，但却并没有春熙院，原因何在?难道这又仅仅是吴振棫个人的疏漏所致吗?

第五，诚如张先生所说，在清代的志书、会典和实录中，并未见有“五园三山”或是“三山五园”的记载。清廷官员鲍源深《补竹轩文集》中，的确有“五园三山”之说，但是此处“五园三山”之五园，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园名指代名称。《补竹轩文集》中所说的五园，究竟是张先生所说的“圆明五园”，还是另有所指，抑或是泛指北京西北郊一带的皇家园林，尚需进一步考察与探究。

三、三山五园之说的史料及图绘依据

笔者认为，鲍源深在《补竹轩文集》中所说，“夷人焚五园三山”，三山的指代非常清楚，即万寿山、玉泉山与香山。而其所谓的五园，是“圆明园内外胜景”，并非仅仅是指至迟到了道光二年(1822)已经不复存在了的圆明五园。鲍源深此处所说的五园三山，以及学界所说的五园三山或三山五园，从狭义上讲，应该是专指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园林;其中的五园，当指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即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无疑。嘉庆朝《钦定大清事典事例·内务府·官制》中，明确开列的皇家园林有“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从广义上讲，五园三山或三山五园，则应该是泛指东起现今的清华大学，西迄香山公园，绵延二十余华里的皇家与私人园林建筑群。

这些皇家与私人园林建筑群，多达八九十座。其中较为著名的园林有熙春园、近春园、春熙院、圆明三园(即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澄怀园、一亩园、自得园、清漪园(现今的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在圆明园以南，尚有朗润园、镜春园、鸣鹤园、睿王园、蔚秀园、承泽园、畅春园、西花园等。再向南，还有诸如礼亲王花园、僧格林沁花园等等。

虽云“泛指”，但并非是毫无根据的泛称，更非学者闲来无事的向壁虚构、凭空捏造。据笔者寡闻所见，现今发现的最早明确标有“三山五园”等字样的绘图，共有两件，都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件是一位名叫常卯的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纸本彩绘的《三山五园外三营地理全图》，图高为96厘米，长为169厘米。该图虽名为《三山五园外三营地理全图》，但常卯当时所绘的原图，却明确简称为《五园图》。第二件绘图，是一位名叫马绶权的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彩绘的《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图》。此处所谓的“三山五园外三营”，并非驻扎于三山五园，或五园三山园林以外的三个清军军营之意，而是指清廷为护卫“三山五园”安全，在这一带部署的三个八旗旗营，它们分别是圆明园护卫营、火器营和云梯健锐营，统称“外三营”。“外三营”，当作一个名词解。

以往及现今史学界有关“三山五园”，或“五园三山”这一历史概念的提出、接受与传承，或许即源于鲍源深有关“九月初，夷人焚五园三山”的文字记载。但是，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史学界关于“三山五园”，或“五园三山”之说，应该是深受清光绪年间常卯彩绘的《三山五园外三营地理全图》，以及马绶权彩绘的《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图》两幅绘画的启示与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其史料的来源与根据。其理由有三:

第一，无论是常卯所绘的《五园图》，还是马绶权所绘的《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图》，都是采用中国古代地图传统的形象绘法，将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园、承泽园、蔚秀园、集贤院、西花园、圣化寺、泉宗庙、碧云寺等众多皇家园林，甚至是青龙山上的昌化寺、圆昭庙、方昭庙，香山上的永安寺、洪光寺、宗镜大昭之庙等寺庙名胜，几乎全部绘制于图中，但张恩荫所说“圆明五园”中的熙春园和春熙院，似乎未收入画内。由此可见，至少到了光绪末年，人们所理解、认知、认同的五园，绝非张恩荫所说的“圆明五园”，也并非仅仅是一般学界所说的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即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等五园，而是泛指北京西北郊众多的皇家与私人园林建筑群。马绶权所绘的《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图》，特别是常卯所绘的《五园图》，虽然并未明确说明其“五园”，究竟包括哪五座园林，但的的确确包含有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等三山三园，其范围显然远远超出了张恩荫所说的圆明五园。

第二，鲍源深所著《补竹轩文集》，现在存世者很少，似乎只有南京图书馆藏有存本，笔者和其他学者所能看到的，是收录在中国史学会所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部分内容。故此该文集《三天入直琐记》中虽有“九月初，夷人焚五园三山”的记载，但其影响面与影响力，皆相当有限。与鲍源深(1811—1884)几乎是同时期，且职官履历较鲍源深更高、影响更深更广的吴振棫(1790—1870)，在《养吉斋丛录》中，记载了西苑、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绮春园、长春园和熙春园等十余处皇家园囿，但却没有“三山五园”，或“五园三山”的说法，即可为其佐证。

第三，当时与现今，能够看到鲍源深《补竹轩文集》文字记载的，仅仅局限于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专家、学者，绝非一般人所能及。即使有些学者有所接触，因其并非研究的兴趣所在，亦未必会对如此寥寥“焚五园三山”五字印象深刻。而清光绪年间常卯彩绘的《三山五园外三营地理全图》，以及马绶权彩绘的《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图》两幅绘画则不同，不但其表现形式为民众所喜闻乐见，而且无分老幼，不分贵贱，无论愚明，皆可于观赏之后，铭记于心，其影响作用之深之远，亦当无疑。

综上所述，笔者倾向认为，鲍源深在《补竹轩文集》中所说，“夷人焚五园三山”之五园，并无明确具体的园林名称指代。稍后，19世纪末常卯彩绘的《三山五园外三营地理全图》，20世纪初马绶权彩绘的《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图》虽分别明确标示为“三山五园”或“五园三山”，但均未说明其“五园”究竟为哪五园，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即其所谓的“五园”，绝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系专指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和春熙院等的“圆明五园”。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将其称为“三山五园”，还是“五园三山”呢?笔者的意见是，如从目前所发现的历史文献资料，或图片资料来看，称谓“五园三山”者居多。就此而言，我们称之为“五园三山”，较为合适准确。但是，也有相关的图片资料，表述为“三山五园”。同时，考虑到我国语言中“三山五岳”“三皇五帝”的语言习惯，也可以称之为“三山五园”。无论是“五园三山”，还是“三山五园”，其历史内涵并无差异，也不会造成某些歧义误解，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或当时的具体情境，来表述这一历史概念。

〔作者简介〕

王开玺(1949—)，男，河北辛集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选自《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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