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

   圆明三园中的长春园最北部有一区欧式风格的园林，俗称“西洋楼”。 始建于清代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二十四年前后基本建成。包括西式建筑、大型喷泉、若干小喷泉以及园林小品等，沿着北墙呈带状分布。由谐奇趣、黄花阵、养雀笼、方外观、五竹亭、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方河、线法画等10余个景观组成，总面积约8公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如意馆画师伊兰泰、贺清泰、潘廷璋等人根据乾隆的旨意开始绘制西洋楼铜版画，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全部完成。该套铜版画共20幅，每版用红铜25公斤，开幅长93厘米、高57厘米。全部采用西法绘制，画工精细，忠实记录了建筑的形象、细部、尺寸等信息，真实反映了西洋楼的原貌特征，是展现西洋楼胜景的最权威的资料，在我国建筑史及版画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该套铜版画由造办处刻印完成后被用白露纸压印出200套，分别陈列在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盘山静寄山庄等皇家宫苑中，其中一部分还颁赐给了重要的王公大臣。伴随着1860年圆明园大劫难，收藏在圆明园的铜版画与铜版一并消失。当年压印出的200套铜版画绝大多数已不知下落，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博物院的两套则为国内仅存。

   学界对西洋楼的价值体认，有很大的差异和争辩。笔者粗陋，认为考察西洋楼的历史文化价值，以下几方面不能轻易忽视。

1、 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明清两朝，特别是清康熙朝开始，宫廷内活跃着大量西方传教士，他们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皇帝了解西方的主要途径。在雍正时期，圆明园就曾出现过不少西式装饰陈设和小型水法景观。乾隆从传教士那里看到了西方园林和喷泉的图片，很是喜爱，遂命传教士进行设计、修造。西洋楼本身并不是地道的西方建筑，而是传教士为迎合中国皇帝的好奇心而产生的作品。其主要意义在于它“是自元末明初欧州建筑传播到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具备群组规模的完整作品，也是首次将东西方两个建筑体系和园林体系加以结合的创造性的尝试”。

   西洋楼是中国大规模仿建欧式园林和建筑的代表性成果，有“东方凡尔赛宫”之誉，在世界园林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反映了清帝国统治者观念上的某种变通，体现了清帝对西方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包容与接纳；另一方面，出现在皇家御园内的成规模的西式园林因真实记录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显得十分珍贵，同时也证明两种园林文化在当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交融。

2、 中西合璧的有效尝试

   西洋楼主要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设计，后乾隆又命法国神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工作。后来相继加入的外国传教士还有王致诚、艾启蒙，以及神甫杨自新，建筑师利博明，植物学家戴卡维等，同时西洋楼工程中还有大量的中国建筑师和工匠参与其中。西洋楼是按照皇帝的喜好而建造的，乾隆才是西洋楼的总规划师，其建筑的建造顺序、位置安排都由乾隆定夺，建筑样式则由传教士设计、绘图，乾隆进行指导或指令修改。西洋楼的规划设计并没有单纯模仿和照搬欧式风格，而是汲取中式园林的元素，进行了中西结合的尝试。设计者根据西方建筑特点进行设计，再按照乾隆的爱好和意图进行修改，最后由中国匠人进行施工。

   西洋楼以建筑及喷泉作为主要内容，采用规则的几何形构图，体态端庄完整，装饰精细华美。建筑形式具有欧洲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以及洛可可风格，造园形式具有勒诺特风格。同时它也是对欧洲风格进行的一次本土化尝试，沿用了自宋代就已成体系的石作技术，对西洋风格的建筑装饰理念进行了新尝试，并且引入了全新的装饰题材，将巴洛克风格自由的装饰理念与中国传统的装饰理念予以融合，形成独特的华丽装饰风格。以水力钟喷泉为例，其十二生肖人身兽首铜雕像，每天按十二个时辰的顺序各自轮流喷水，正午时刻一起喷水，周而复始，可谓欧式水法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杰作。

3、 锦上添花于“万园之园”

   西洋楼偏居一隅，其南侧由一道东西走向的山脉作为屏障，使之独立于长春园中式园林区之外，西侧则为长春园西围墙与圆明园东围墙形成的夹道墙。尽管其面积只占圆明园的五十分之一，在总体规划上无足轻重，更多意义上属于局部的点缀，但它的闪亮登场满足了清帝的猎奇心理，丰富了圆明园景观和文化的内涵，为其增添了异域色彩，使“万园之园”的赞誉更加实至名归，也给皇家园居生活增加了无尽的乐趣。

4、 洋溢异域风情的“消遣乐园”

   西洋楼尽管不是皇室成员们的日常起居之所，但却是他们理想的消遣乐园。

   谐奇趣是西洋楼区域最早建成的欧式园林景观，曾是专门用来演奏少数民族及西洋音乐的地方，喷泉淋漓，乐声悠扬，令人如痴如醉，由于意趣盎然，遂被命名为谐奇趣。黄花阵是一个追逐嬉戏的场所，每逢中秋之夜，清帝就坐在阵中圆亭当中，命嫔妃及宫女手拿黄色彩绸扎成的莲花灯守候在四个门外，一声令下，宫女和妃子们寻径飞跑，最先到达圆亭者，便可得到赏物，清帝居高临下四望莲花灯东游西奔，引为乐事。

   养雀笼用于笼养、展陈孔雀等鸟类，因而得名养雀笼，乾隆常于闲暇时携后妃们在此观赏孔雀等各种珍禽异兽。方外观是乾隆维族妃子容妃（传说中香妃的原型）放松身心，敬做礼拜的清真寺，室内安放着两块伊斯兰教的碑文，其上分别雕刻“奥斯曼爱真主，真主爱奥斯曼”，“阿里爱真主，真主爱阿里”。远瀛观为高台西洋钟楼式大殿，是各种西洋物品的陈列、展示大厅，皇室成员可在此观赏域外奇珍。

   线法山俗称“转马台”，据说因乾隆常骑马登山而得名。山上建有一座西式亭，在此向西可俯视壮丽的欧式楼阁和喷泉景观，向东可远眺线法墙西方风格的街市民居风光。西洋楼景区东部有一矩形河池，俗称方河。所谓线法墙就是在方河东岸修筑七道左右对称的八字状断墙。各断墙之间前后距离渐次增大。墙面悬挂西方景物油画，从方河西岸的线法山上东眺，形成透视深远的风光。其上也可随时更换或重新绘上各种图案和风景。隔岸望去，俨然是一个由布景搭成的舞台。由于方河拉开了线法山与线法墙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使人们在最相宜的距离来欣赏景致，生发亦真亦幻的感觉。乾隆时，线法墙上还曾绘制、悬挂过新疆阿克苏一带的风光，以慰容妃（香妃）的思乡之情。

   西洋楼的喷泉景观设计巧妙，其中的音乐喷泉、水力钟喷泉、猎狗逐鹿喷泉都让人流连忘返，清帝甚至设置了专门用于观赏喷泉的坐南朝北的独特宝座——观水法。在这里观赏喷泉，也因此成为清帝礼遇外藩王公和外国使臣的惯常之举，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英使马嘎尔尼，乾隆六十年正月荷兰使臣德胜，都先后在西洋楼“瞻仰”过水法。

5、 促发“西洋楼式”建筑的兴起

   西洋楼的诞生，促使中国出现了更多砖石结构的仿西式建筑，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了一批具有巴洛克风格的中国建筑，甚至形成了新的建筑风格。

   西洋楼是巴洛克建筑风格早期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它的建成，也催发了“西洋楼式”建筑潮流在国内的发生。所谓的“西洋楼式”是指中国工匠和营造者对圆明园西洋楼建筑进行模仿和发挥，并掺杂进北京传统建筑装饰的样式，以颐和园清晏舫、中海海晏堂、恭王府花园西式汉白玉石拱门、前门大栅栏商业店铺“门面建筑”为代表。

6、 被误解的“圆明园形象”

   圆明园罹劫后，为数众多的中式园林建筑几乎荡然无存，而西洋楼建筑因是砖石结构为主体，相对耐于保留，遂成为整个圆明园建筑遗迹残存较多的地方。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数十年间，有一些在中国的西方人到西洋楼所在区域游览，并随之拍摄了不少照片，留下了珍贵影像资料，为研究西洋楼乃至圆明园遗址的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使得西洋楼景观形象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其中比较著名的拍摄者有德国人奥尔末、法国人亚乐园、美国人甘博等。

   西洋楼遗址的整修工作自1976年陆续展开，经多年清整，其现状已基本能反映出盛时的轮廓，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今昔对比。曾散失园外的观水法石雕屏芯及汉白玉石塔，谐奇趣菊花式喷水池均已在原址复位。万花阵阵墙及中心欧式石亭得以复建。海晏堂大型贝壳式浪花石雕及蓄水楼海墁高台、方外观的石雕方柱、远瀛观和大水法的雕花残柱及造型奇特的石龛，仍巍然屹立于原址，人们可从中想象西洋楼昔日的壮观景象。而如今，海晏堂水力钟喷泉的十二生肖兽首，也几乎成为圆明园，甚至中国流失文物的象征。

   西洋楼无形中反倒成为多数人心目中的圆明园形象，而事实上这是对真实历史的一种典型误解。西洋楼遗址是圆明沧桑的有力见证，同时也是独具特色的教育、反思场所，相信会一直给世人留下一声叹息和无尽的思索。

（来源：《圆明园研究》第34期，作者张超：现任职于圆明园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