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章  

　　自怡园，是清代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在北京西郊畅春园附近修建的一座花园别墅。它的具体地址在何处？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乾隆年间吴长元撰《宸垣识略》一书记载：“自怡园在海淀，大学士明珠别墅。”虽然没有指出海淀什么地方，但它这一条目是与兰靛厂、巴沟村、万泉庄、丹棱沜、清华园、畅春园、北海淀、南海淀等地名在一起记述的，得知自怡园必定位于海淀（海店）的西边。

　　较《宸垣识略》晚些、在嘉庆年间出版的戴璐《藤阴杂记》却提出了否定的说法：“东江哭揆恺功诗：犹有高斋旧宾客，可怜水磨好园林。知园在水磨，今长春园。宸垣识略谓在海淀，误。”戴璐否定了吴长元的记述，凭借唐东江的两句诗，就肯定了自怡园在水磨村。

　　戴璐的结论得到了公认，包括近现代学者专家都说自怡园在水磨。有的文章说：“在绮春园和今清华大学之间，目前水磨村附近，曾经有另一个私家园林，叫做自怡园。”有一本记述西郊宅园的书写道：“明珠的自怡园园址，在水磨村偏南一带地方，南大河北岸。”由于自怡园遗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当代论者对此园的具体座落位置的指认有些许差异，但肯定此园建在水磨村则是比较一致的。笔者过去也曾写过：明珠家在京城西郊水磨村，有一处别墅叫自怡园。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对上述说法持否定态度。他在《燕园追踪记》之《未名湖溯源》中写道：“在畅春园建成的同年开始兴建的自怡园，应即选址在‘畅春园附近的地段’，而不可能是日后乾隆年间才开始兴建的长春园基地范围之内，因为其地实处于畅春园东北方至少是三里距离之外。”他认为，未名湖周围这一带建成的淑春园，就是在自怡园遗址上修建的。侯老写道：“可以设想，最初的自怡园，就是日后的淑春园，两者同是一地，只是前后的名称不同而已。”

　　我在阅读聂世美选注的《查慎行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时，发现有一篇《自怡园记》，明确地写着：“相国明公之园，在苑（指畅春园）西二里。”我怀疑这苑西的“西”字是不是印刷中出了错误，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查阅了查慎行撰《查初白文集》（清抄本）后，方确信这“苑西”二字无误。

　　查慎行的记叙与戴璐的水磨之说大相径庭。后者说自怡园在畅春园东北方的水磨，前者却说在苑西二里处。

　　查慎行《自怡园记》的可信性如何？他对自怡园的情况是否很熟悉呢？

　　查慎行字夏重，又字诲余，号他山，晚年署号初白主人，是康熙年间著名诗人。他曾被明珠聘为其次子揆叙的馆师。后入翰林院，供职内廷达十年之久。他作为馆师，在自怡园中工作了一年又三个月，其后也经常住在此园。查氏在康熙五十二年致仕南归之前，在自怡园中应明珠之邀写了《自怡园记》，明确写出“相国明公之园，在苑西二里”。查慎行作为亲历者和目击者，凭的是第一手资料，他的记述应当是非常可信的。

　　为了弄清自怡园的园址，我阅读了园主人揆叙的著作《乐静堂集》、《鸡肋集》、《戒益堂诗后集》，和他的三位馆师的著述，查慎行《查初白文集》、《敬业堂诗集》，唐孙华《东江诗钞》和汤右曾诗作。这些最熟悉自怡园情况的人，撰写了有关此园的大量诗文著作，有大量史料证明：自怡园确实位于畅春园西二里处。

　　第一、自怡园建在畅春园的“近傍”，而不是距离较远的水磨村。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八有一首诗标题为《相国明公新筑别业于海淀傍既度地矣邀余同游诗以纪之》，明确写出自怡园建在“海淀傍”，离御苑很近。汤右曾在一首总结揆叙一生的《题敦好堂集后》诗中说“卜筑名园傍上林，承宫连阁对千寻”，也用一个“傍”字，以示与上林即皇苑距离之近。揆叙在《益戒堂自订诗集》中，多次写道与御园为邻的实际情况。他写道：“若为邻近苑，便已似深山”（《园居杂兴四首》其一）；“休沐时多遐，朝参路不遥”（《新秋园居岁怀六首》其一）；“却望宸居瞻日近，遥听天乐入云长”（《春日园居二首》其二）；“灯火千门盛，郊园近紫宸”（《早春园居书事八首》其五），等等。揆叙长年居住在自怡园，就在禁园近傍，到苑内九经三事殿或澹宁居参拜皇帝的路途近在咫尺。而位于东北方的水磨村则要远得多了。

　　第二、自怡园建在畅春园以西。查慎行在康熙三十二年冬，写过一首纪实性的七律《大风出西直门至自怡园恺功方拥炉读史》，写他冒着风沙、飞雪和严寒，出西直门来到海淀自怡园。而恺功（即揆叙）正在拥炉阅读史籍。此诗颈联为：“十里欲迷城北路，一鞭重渡苑西桥。”作者扬鞭驱马，驶过十几里的路程，京城西北郊笼罩在漫天风砂和雪花迷漫之中，几乎认不出海淀的路了。他跨过畅春园西的小桥，才走进自怡园的园门。如果是从自怡园去到畅春园，那自然是出园门跨过小桥，继续往东走就可以了。揆叙在《夏日园居杂兴八首》其五有句“上苑葱茏御气通，趋朝路接野桥东”，描述的正是这种情况。

　　康熙五十一年元宵节，揆叙在御苑观看烟火，回忆往事，提笔写道：“壬申元夕与东江观烟火，今已二十一年矣。”又写下《新正郊居叠西厓（即汤右曾）院长韵》八首，其五为：“焰腾火树逼寒轻，不夜城喧爆竹声。却笑年来成懒癖，苑西还记踏歌行。”揆叙在自家的郊园里，明确地写出：自怡园在畅春园之西。汤右曾与揆叙等人写有很多首在自怡园观赏荷花的诗。这位馆师写过一首题名《立秋后一日恺功都宪苑西别业观荷偶得六绝句》诗，明白无误地称自怡园为“苑西别业”。

　　第三、从自怡园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上看，它位于丹棱沜之北、瓮山之东，也是瓮山泊东畔。丹棱沜是位于海淀通往六郎庄大道旁、畅春园西方偏南的一座小湖，湖北便是自怡园。自怡园内修竹成林，园内二十一景中即有双竹廊、筼筜坞景点。每到春笋可食季节，揆叙便将笋蕨赠予老师们品尝。这些来自江南的人们，想不到在北方还能吃到这味家乡菜。康熙五十一年，揆叙与老师们一起尝鲜，吟出一首《食园中笋蕨偶作》：“丹棱沜北水湾环，紫蕨抽芽笋箨斑。小圃尝新真过分，不须身到会稽山。”明确指出：自怡园和园内小湖就在“丹棱沜北”。在这一年夏天，师生在小湖中划船赏荷，查慎行吟成《自怡园荷花四首》，揆叙随声唱和，便是《和他山师园中看荷花次原韵四首》，其二为：“丹棱沜北瓮山傍，水面风回细作香。铜漏频移持夜烛，锦帷高捲玩晨妆。……”此时再次指出：自怡园在“丹棱沜北”；同时还指出：自怡园在瓮山之旁。

　　瓮山，即后来的万寿山，也叫“好山”。弘历在《节后万寿山即景得句》曾写道：“可知万事速流水，因趁片时游好山”。瓮山东南麓有一座花园别墅，名“好山园”。弘历称“（耶律楚材）墓在瓮山好山园之东”。瓮山前的大湖名叫瓮山泊、西湖，也叫“裂帛湖”。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写道：“西湖、捏缽湖、裂帛湖，即今之昆明湖也。”怡亲王弘晓在他的《昆明湖上》的诗注中写道：“昆明湖即昔之裂帛湖。”康熙年间许多诗人都称西湖、昆明湖为裂帛湖。例如康熙户部尚书王鸿绪，在《赐游畅春园恭纪》中写道：“西岭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归御苑，随景结蓬壶。”即西山诸多泉水汇流成为裂帛湖，湖水东流进入畅春园，形成了蓬壶仙境般的御苑风光。这里的裂帛湖指的就是瓮山泊，显然不是指玉泉山东南麓那座“方广数丈”的同名小湖。

　　查慎行《相国明公新筑别业于海淀傍既度地矣邀余同游诗以纪之》一诗中，有“路指沙堤外”、“好山西岭接”的诗句。说明自怡园的西边与葱茏的瓮山紧紧连接，那花树茂密的山岭也成为自怡园的借景；而那村路尽头的“沙堤”，正是西湖的“西堤”。自怡园只有建在畅春园之西，才能紧接瓮山山岭；如果建在水磨村，就不能写作“好山西岭接”了。一个“接”字，具有明确的距离规定性。

　　康熙四十九年，揆叙在《以新笋蕨芽饷他山师先生有诗见示赋此奉答》一诗中写道：“野簌盈筐合共尝，紫苞软美斗初篁。要知裂帛湖东畔，别有春山笋蕨乡。”康熙五十一年，揆叙为汤右曾老师写了一首《西厓少宰枉驾园中赏荷赋诗见寄次韵奉答六首》，写道：“裂帛湖东尽日游，香风吹过鹭鸶洲。今年六月多隆暑，特向金塘作早秋。”揆叙写给他的两位馆师的奉答诗中，把自怡园的位置写作“裂帛湖东”、“裂帛湖东畔”。二位馆师与揆叙多年在自怡园中共同生活，郊园座落的方位是了然于心的，绝不会晕头转向地不分东西南北地乱写一气。揆叙在康熙五十二年从自怡园送查慎行南归故里时，很自然地写出“从今裂帛湖边月，长照离人白发生”的诗句。

　　第四、自怡园内有溪流有湖泊，水源来自玉泉山水系，而不是万泉河水系。查慎行《相国明公新筑别业于海淀傍既度地矣邀余同游诗以纪之》一诗有句“曲水御沟通”。御沟即御河、玉河，流的是玉泉水。慎行之弟查嗣瑮《自怡园看荷二首》有句“分得玉泉千斛水，赐来太液一奁花”。揆叙也有相类的诗句，他在《次韵和他山先生题园居诗八首》其二有云：“波分太液泄如洪，锦石嵯峨上碧空。直讶生成因地势，不如结构费人工。”“分得”的这一股玉泉水流量很大，以致流泄如洪。自怡园的河湖用水来自玉泉山，而不是万泉庄。万泉河水流入丹棱沜后往东北经水磨村注入到清河去了。如果自怡园建在水磨村，它的主要水源是万泉河水系；只有建在畅春园以西，其水源才是玉泉山水。

　　查慎行的《自怡园记》和揆叙及其师友的诗文，使我们有必要的资料证明：自怡园建在畅春园以西二里处。园南有丹棱沜，西南是六郎庄、巴沟和圣化寺，西边是瓮山和瓮山泊，紧与耶律楚材墓、好山园为邻，北边是一亩园和稍后建成的自得园，东北方是挂甲屯，东边是畅春园，以至南海淀、北海淀。这证明：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中关于自怡园园址的记载是正确的。

　　但是，戴璐只用了唐孙华的两句挽诗，就否定了吴长元的正确记述。唐孙华《东江诗钞》第十二卷有《揆总宪恺功挽诗》，组诗的第四首前半内容为：“清诗谁向草堂吟？人日偏伤掩玉琴。犹有高斋旧宾客，可怜水磨好园林（水磨，地名）。”我对这四句诗的理解是：在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初七即人日，揆叙损馆去世了。那张为吟诗伴奏的玉琴，也已停止不再鸣响了。还有谁再向自怡园中揆叙居住过的草堂，吟诵他的“清诗”呢？还有谁呢？唐孙华在诗中作出回答：有！“犹有高斋旧宾客”，唐氏自称他是自怡园的“旧宾客”，当时他住在水磨村，“可怜水磨好园林”。

　　水磨村这座“好园林”并不是自怡园，而是揆叙的弟弟揆方的宅园。在康熙四十六年，皇三子允祉在《奏请指定建房地折》中写道：“今臣允祉我买得水磨闸东南明珠子奎芳（揆方）家邻接空地一块。看此地方，距四阿哥建房一带近，且地处现开浚新河南岸，系皇父游逛之路。地亦清净，无一坟冢。”允祉在此修建了熙春园，即后来的清华大学校园。此一奏折证明，揆方的宅园在水磨村，唐孙华是揆方的老师，也住在水磨村。虽然后来揆叙的老师查慎行进宫为官，唐孙华与汤右曾同为揆叙馆师，但唐氏仍继续留在水磨教书，并未住进自怡园。所以，唐孙华才称自己是自怡园的“旧宾客”，那“可怜水磨好园林”指的就是他本人居住的揆方宅园。

　　戴璐断章取义，错误地理解了唐孙华挽诗的原意，武断地否定了周长垣正确记载，使他的错误观点流传了二百年。我认为，应当纠正这个小小的错误，还自怡园一个正确的位置了。

张宝章，原任海淀区政协主席，对海淀文史有深入、独到的研究，现为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转引自《圆明园研究》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