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密折制度的得与失

雍正推行密折制度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从“得”的方面看，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1通过密折能准确及时地了解下情，有利于正确决策和推行新政。

雍正朱批奏折

密折议人议物，内容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使官员难有隐欺。以此为基础，雍正整饬吏治，严惩贪赃不法的官员，且知人善任，能破格用人，致使雍正时的吏治较为清明。他大胆起用鄂尔泰，在云贵和广西等地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取得极大成功；他将“耗羡归公”，取消“陋规”，实行养廉银；他果断推行“地丁制”，最终取消了流行数千年的人头税，令“士民一体当差”，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雍正在位虽只13年，但清代最重大、最有实际意义的改革都出现在雍正时。正因如此，所以有的学者称雍正朝为清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

2推行密折制度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雍正性格刚毅果敢，甚至还有些急躁，故康熙曾告诫他应“戒急用忍”。但秉性难移，他即位后一直雷厉风行。密折直达御前，减少了中间环节，没有积压。雍正特别勤于政事，当天的奏折当天批阅，几乎全不过夜。这正如他在《朱批谕旨》自撰前言中所说：“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不觉稍倦。”这是一般帝王所做不到的。

清帝批阅奏折的圆明园勤政亲贤殿

第二天早晨即将这些朱批奏折交军机处，军机处都要当天处理完毕，并根据事情缓急决定递送速度，最高有每日八百里速递的，极为机密而便捷，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使雍正朝成为历史上少见的高效率时期。

3有效地震慑和控制臣下，使他们不敢擅权妄为，使雍正朝的政治比较清明。

以前，欺上瞒下历来是官场积习，而密折奏事则使具奏人可以毫无顾忌。自己如有擅权妄为之事，也会随时被别人用密折揭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田文镜才敢于用密折弹劾张廷玉之弟张廷璐，李卫毅然弹劾鄂尔泰之弟鄂尔奇，而张廷玉和鄂尔泰都是雍正宠信的重臣。这就更不用说一般的臣僚了。因此，这就使雍正时的官员大都小心谨慎，不敢胡作非为。雍正痛恨不干实事而沽名钓誉的“巧宦”，鼓励臣下实干，例如他在田文镜的密折上就批道：“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鼓励他大胆干去，不要怕别人的诽谤和攻击。正因如此，雍正时出现了像田文镜、鄂尔泰、李卫这样一批勇于任事的能臣，使雍正时的诸多新政能得以顺利推行。

从密折制度“失”的一面来看，也可大体归结为三点。

1雍正要广大臣僚用密折言事，其本身就具有鼓励臣下告密之意。

密折制度推动专制主义皇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广大臣僚都只能规规矩矩地按照皇帝的意旨办事，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专制制度扼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扼杀新生事物的成长。当时除了雍正的少数几个心腹大臣稍敢勇于任事外，广大臣僚都人人自危，斤斤自保。张廷玉在雍正时也算是位极人臣的重臣，被称为“第一宣力”的汉大臣，而他的为官箴言却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足见其谨小慎微。至于一般的臣僚就更加可想而知了。影响尤其深远的是，当时已进入18世纪，西方早已跨入近代社会，并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迅猛发展，而此时的中国雍正皇帝正通过密折制度将封建专制空前强化。这种专制制度只能使中国在封建主义的道路上蹒跚，而不可能将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它充其量只能在封建社会内部进行局部改良，延缓封建社会的终结，而不可能实现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就注定了东西方的差距只能越来越大。

2众多臣僚用密折言事，所言内容彼此都不得而知，某人即使被诬陷也无处申诉，再加上雍正与众臣僚的关系亲疏不一，有人自恃与雍正关系较密，借以挟持上司或他人。

雍正即使再高明，也难免有失误，从而造成某些人蒙冤。正因如此，所以雍正死后不久，就有人向乾隆奏请废止这种密折制度。例如御史谢济世就明确提出，密折不可继续实行，“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建议除军事机密外“皆用露章”。其所言密折的这种弊端确实存在。雍正时官员升降频繁，有的小官骤升为大员，有的大员今天还很风光，说不定明天就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大概雍正也感到对人“忽用忽舍”会引起疑惧，所以不时加以解释，谓“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实际上，这种状况和密折言事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官员用心揣摩雍正的心理，故意奉迎，“率尔具奏，更改旧章”，使一些新推行的措施不切实际，引起无谓的纷扰，像强令闽、粤籍南方官员学说官话即为一例。

3广大臣僚可以用密折越级言事，必定会引起上下猜疑，不利于政务的推行，这也不符合层层负责的科学管理思想。

密折制度只能由特定的皇帝在特定的时期内推行，并不是任何皇帝在任何时期都可以推行，否则就会造成难以收拾的恶果。例如，皇帝必须要勤政，要阅历丰富，辨别能力强，否则，密折制度就无法有效地推行。因此，这种制度只能行之于一时，不能行之于久远。乾隆十三年即废奏本，使奏折与题本并行，奏折的机密功能日渐降低。光绪二十七年则废题本，臣下一律用奏折奏事，使奏折完全成为例行的通用文书，完全失去了最初的机密功能。

四、余论

雍正勤于政事，阅历丰富，知人善任，他推行密折制度利大于弊，得大于失，从总体上来看是成功的。密折制度成为推行雍正新政的得力工具。

雍正本人志向远大，刚毅果敢，他要一扫“数百年颓风”，振“群工萎靡之气”，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推行密折制度即为其一。他在位时间虽只有短短的13年，但却使许多重大革新措施得以顺利推行。他实际上是促使形成“康乾盛世”的关键人物，其功至伟。人们称“康乾盛世”为“落日的辉煌”，但也毕竟是一种辉煌。当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变为西方殖民地之时，中国仍以一个“辉煌”的泱泱大国屹立在东方，避免了成为殖民地的命运，可谓不幸中之有幸。这其中有雍正一份不小的功劳。

自古以来，开国帝王都显得比较杰出，身处王朝中段的帝王则难有作为。这正如著名的清史学者冯尔康所说，“祖宗成法俱在”，他们要有所作为“自有其特殊的困难”。雍正即是这种身处王朝中间而又甚有作为的少数杰出帝王之一。雍正采取像密折制度这样一些非常措施，冲破种种阻力，兴利除弊，毅然推行一些重大革新措施，不怕开罪士绅，取消士绅种种特权，不怕士绅种种“刻薄寡恩”之类的攻击，不计身后荣辱，终于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种有历史责任感而勇于革新的人才真正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信息来源：圆明园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