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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三山五园的漕运与官仓研究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4/06/18

一、引言

自秦汉以来,漕运与仓政便为国之“大政”,而“国家之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清代的漕运亦被称为“朝廷血脉”“天庾正供”,“京师满汉军民所仰给者,东南数百万漕粮也”。清代京师有著名的“十三仓”,即储藏皇粮、俸米的皇家仓廒,包括朝阳门内的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和兴平仓,朝阳门外的太平仓和万安仓; 东直门内的海运仓和北新仓; 东便门外的裕丰仓和储济仓; 城北清河桥的本裕仓和安河桥的丰益仓。今日三山五园北部的清河流域,恰是一段被遗忘的清代漕运之终点,其间支撑着清帝二百余年园居理政的本裕仓,不仅未被划入三山五园的保护规划范围,而且连同安河桥畔的丰益仓一起被诸多专家学者所忽略。本文根据档案史料,试图勾勒出这一段历史,以深化清代三山五园之研究。

二、清代漕运沿革

康熙帝是清朝第一位重视漕运的皇帝。他即位之初,即“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二十七年(1688) ,也就是康熙帝驻跸畅春园,开启清代二百余年园居理政的第二年,清廷即派人疏凿海淀南沙河,把沙河水引入清河,以增加其通航能力。康熙四十五年(1706) ,清廷复命人拓宽清河河道,“自水磨闸起至通州石坝,刨河建闸”。接着,于清河镇南修建漕运码头和仓廒,使通州漕粮可以经北运河、温榆河、清河,最终运到京师最北端的本裕仓。

清人王履泰在《畿辅安澜志》中写道: 康熙四十六年(1707) 题准,“开会清河,起水磨闸,历沙子营,至通州石坝上止。中建七闸,闸夫一百二十名,运通州米经通流河至本裕仓。”并指出其间七闸有: “长源闸、长清闸、安丰闸、顺成闸,俱在宛平县”,“云津闸、天兴闸、翔帆闸,俱在大兴县”( 当时顺天府有宛平、大兴二县,京城西部及郊区,属宛平县; 京城东部包括今朝阳区及部分郊区,属大兴县) 。而此七闸之名,亦在翌年闰三月,“奉旨钦定”。从河闸顺序及地理分布的位置来看,长源闸应指“水磨闸”,其位置即今海淀水磨村东南、清华大学西门内附近。另外,顺成、云津、天兴、翔帆四闸,均依次建在沙子营附近。剩余的长清、安丰二闸在水磨闸与顺成闸之间,具体位置不详。沙子营,位于清河与温榆河交汇处之南岸,今朝阳区孙河乡沙子营村。通流河,系通州城东的一段北运河。石坝,指石坝码头,位于通州旧城北门外。史载: 该码头,有三水交汇,“东曰白河,源自东北来; 西曰富河( 今温榆河) ,源自西北来,入州城东北合流,二河水溜直注石坝楼,汇归运河”。因码头为条石砌成,故名“石坝”。另有位于通州城东关、运河西岸的“土坝”码头。本裕仓,在今海淀区清河镇东南一里的仓营村,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漕船自通州石坝装载粮米,至清河口转沙子营,再溯清河而上,交兑本裕仓收储。本裕仓北门外的清河南岸建有码头,漕船在此卸载。

康熙时,新开辟的沿会清河运米至水磨闸这段漕运,是非常艰辛费力的。据史料记载: 运至本裕仓的漕米,是由官方剥船载运的。因明代已将积水潭迤南一段通惠河圈入宫墙内,故漕船不能再像元朝那样进入积水潭( 今什刹海) ,只能将一部分漕粮运到东便门外的大通桥码头,然后改用剥船,再把漕粮运至朝阳门或东直门,由人工扛运上岸归仓,故明时仓储大都建于朝阳门或东直门内外。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内务府题准: “朝阳门至东直门护城河,剥船十有四只,拨给会清河,剥运本裕仓漕米。”剥船,系一种小型漕船,专门用来分载大型漕船的漕粮货物等。

运往畅春园等地的漕粮俸米,终点自然是离畅春园最近的水磨闸。其过程是: 先由土坝车户起运,运至石坝外河; 然后放至剥船,逆水而上运至沙子营; 剥船到沙子营后,要卸船过闸,将漕米扛运至会清河剥船; 接着,剥船要逆水连过翔帆、天兴、云津、顺成四闸,每过一闸均要卸米,“搬扛漕米过闸上船”,进入下一闸段; “搬扛过翔帆、天兴、云津、顺城四闸”后,复将漕米依次运进“堆贮号房”; 最后,再将漕米装车,“陆运进本裕仓”。

也就是说,康熙时畅春园等皇家园林地区所需漕粮、马豆等,是由剥船自通州石坝起运,溯温榆河而上,至清河口转沙子营,再溯清河而上,经过四座闸口,至本裕仓收储。本裕仓位于京师以北重镇,明清两朝交通要地清河镇以南,距清代的三山五园亦不远,故康熙四十六年,总督仓场富宁安等会同户部题准:“就近官员内委官一员,七闸应设闸官二员,每闸用闸夫十六名……自石坝起至清河仓(即本裕仓) 止,催儧防守,照防漕之例,派该营汛官兵防御。”

本裕仓建成之后,不仅三山五园的驻防官兵应领米石,“于支领之日给发官丁俸饷钱粮,仍照常于各该旗佐领下造册,着章京护军校亲身赴领”,而且软禁废太子胤礽的昌平郑家庄兵粮,亦每年三季,均从本裕仓支领。虽然迄今未发现水磨闸附近曾建有官仓,但从本裕仓支领钱粮的章京护军等人,利用剥船将漕粮运至水磨闸附近上岸,再分运各处,还是大有可能的。

由于温榆河与清河含沙量较大,河道易于淤浅,康熙五十一年(1712) 四月,内务府等奏称:“查看得通州石坝起至沙子营止,共淤浅处七十八段,长一千二百九十丈,应逼锭排桩,将中溜酌量刨挖,运行漕粮甚属为便。”又沙子营至水磨闸间,“堤闸内河道因被去岁雨水冲决之处共七百六十丈有零,河身淤浅自一尺至二尺不等”,需“派官挖浅修理”等。奉旨依议。但直到雍正三年(1725) 五月,两河河道淤浅问题仍未彻底解决,运粮“车户情愿由土坝陆运进仓,仍照水运每石止给脚价银一钱五分四厘”,也不愿再走水路。旋雍正帝采纳总督仓场法敏等人的建议,命将“本裕仓漕粮改为陆运。其朝阳门拨给会清河剥船,一并裁革”。从此,结束了畅春园、圆明园等地自康熙四十六年开始的漕粮水运的短暂历史。

此后,运至本裕仓的漕粮便先由石坝里河剥运至东便门外大通桥码头,然后“转交车户起车陆运,每石给脚价一钱二分四厘”,或“水运至朝阳门外。换车陆运”。但遇雨泥淖难行时,则命“将米石改储近仓”。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 ,奏准:“车辆难行,所有应进本裕、丰益二仓米石,暂存太平仓。俟道路稍干,令大通桥再行转运。”

东便门外的大通桥,时为清代漕粮集散之地,设满汉监督各一人,主要管理从石坝运抵的漕白二粮,“抽验斛面,督催车户分运京仓”。同时,经管军粮的车户有三十二名,水脚十三名。乾隆五十一年( 1712) 议准: “大通桥额设车户,置备官车二百辆,每辆马四匹,车辕上烙印官车字样,以备稽查。”并于“大通桥附近地方,买空旷民地,分设棚厂四处,每厂盖马棚四十间、房屋三十间并马槽等项,以为安放车马之用”。另从车户中拣选勤慎者八人,“充当头役,分理四厂,至运粮脚价,照例分别各仓远近给发”。

三、本裕、丰益二仓始建年代考

雍正帝继位后,在扩建圆明园的同时,一方面于大宫门外建立系统的六部九卿和八旗等各衙门值房,以及药房、银库、档房、造办处等衙署; 另一方面则大规模修建八旗和内务府三旗护军营等营房,形成御园、赐园、衙署、军营、仓储、马厩、皇家寺庙等以圆明园为核心的园林紫禁城,致使这一区域支领俸米的人口大增。

为及时解决畅春园、圆明园等内外官员俸米、八旗口粮及养马饲料等,雍正帝命怡亲王允祥会同内务府总管等人,详议圆明园附近设立官仓一事。经过查勘,雍正七年(1729) 八月,内务府议覆:

查圆明园驻防八旗官兵、内务府三旗官兵、奉宸院所属官员匠役、上驷院所属官兵,应领俸米钱粮米石一年约共用米十万余石,向例俱在本裕仓支领,内除左翼四旗官兵与本裕仓相近,应仍在本裕仓支领。其内府护军等官兵附近清河,亦一并就近改归本裕仓支领外,其右翼四旗官兵与绿旗官兵与新设之仓相近,俱令在新仓支领。统计每岁仍需米五万余石,应请再加储米十万石,盖造仓廒十五座,每仓贮米一万石,今查有安河桥地方广阔高敞,由清河挽运米石船只行走亦便。

新仓建成后,总管内务府奏请: “恭候钦赐仓名。其新仓一切收放销算等事及除派监督管理,应于内府官员内视其贤能者拣选引见,恭候钦点二员令其管理。俟一年期满,仍行具奏更替。”旋雍正帝赐新仓名曰“丰益”,又因该仓位于安河桥畔,亦俗称“安河仓”。

对于丰益仓的具体建仓时间和仓廒数量,同一部会典事例,记载却不一样。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栏下载: “丰益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安河桥,雍正七年建,咸丰十年裁。”但其工部栏下,却记载: “雍正六年,又增建丰益仓共三十廒,官厅三间,官舍二十间,科房四间,号房十间,退堂房三间。皆由内务府经理。”

真实的情况如何呢?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档案( 以下简称一档未刊档) 载,雍正九年(1731) 四月廿三日,内务府来文: “仓场侍郎为安河桥新设仓廒。坐米新粮渐次过关,咨查派出监督、仓名,并应派米色数目,一并迅赐示覆施行……”可见,丰益仓最早也是雍正七年底,甚或是雍正八年(1730) 建成。因为直到雍正九年四月,丰益仓尚未赐名,新仓监督也还没到任。但可以肯定的是,丰益仓之名系由雍正帝钦定,仓务亦与其他京仓不同,由钦定的内务府官员直接管理。

至于该仓最初所建之仓廒数目,上述光绪朝刻本《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也不准确。据一档未刊档载: 乾隆四年(1739) 十一月初七日,《总管内务府奏为丰益仓仓役应给钱粮,每年于坐粮厅养廉银内支给事》中言: “圆明园驻防之八旗官员护军校及内务府三旗官员护军校……一年约用俸米钱粮米十万余石……其右翼四旗官兵与绿旗官兵,汛防在圆明园之西与新设之仓相近,俱令在新仓支领。通计每岁仍需米五万余石……诚恐一时不能接济,应请再加储米十万石,盖造仓廒十五座……”寻奏请丰益仓“每廒贮米五千石,共廒三十座”。奉旨依议。到嘉庆十七年(1812) ,稽查丰益仓事务的塔勒炳阿于奏折中也再次确认,“今查看得该仓共廒三十座”。由此可知,在乾隆四年之前,丰益仓内只有仓廒十五座,其后才增至三十座。

本裕仓始建之年也有两种说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八十四,户部下载: “本裕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清河,康熙四十五年建。”但其卷八百七十一,工部下却言: “康熙四十六年,建本裕仓三十廒,号房五间,井一。”笔者倾向于认为本裕仓为康熙四十六年建成。

至于漕粮储存量是多少呢? 乾隆初期,丰益仓每年“进米十五万石”,其后时有“剩积”。乾隆四十八年(1709) ,清廷规定,“本裕、丰益二仓,距大通桥三十余里,每年应存米二十余万石。”也就是说,两仓各有三十廒,各仓进米数量在十万石有余。其进仓、出仓过程,是漕粮进仓,分别装进各廒口中,储满一廒,再装一廒,廒满关门,贴封上锁。用时,再开启发放。

雍正三年,“本裕仓漕粮改为陆运”后,七年又在安河桥畔建立了丰益仓,两仓均为三山五园驻军及奉宸院等官员提供俸米,那两仓之间的关系如何? 有没有船只往来运输漕粮等情况? 有研究指出: “当时的粮运主要是通过运河至北安河到‘丰益仓’,一部分再经小清河运至清河‘本裕仓’支放。”另外,在今天中央党校校园的一棵古槐下,有一块“丰益仓”遗址介绍碑,碑词上也说: 丰益仓“全盛时期一年四季,每天昼夜不断经运河和小清河等水路进出,支放粮食,延续使用至清末才随着漕运制度的变化而破败消失”。但这些说法,并没有根据。

据《漕运全书》载: “雍正三年,因会清河淤浅,改由土坝起车陆运至本裕仓,仍照水运之例给发( 车脚价银) 。”八年八月,总督仓场岳尔岱等疏称:

查清河本裕仓每石给脚价银一钱五分四厘,本裕仓至新仓(按,丰益仓) 一十八里,每里每石给银二厘二毫,应增银三分九厘六毫,共应给车运脚价银一钱九分三厘六毫。至土坝运米车道迂回,不若令石坝经纪运至大通桥转运新仓,照例扣除里外河抗价三厘、脚价二分四厘、四闸水脚抗价一分二厘、大通桥水脚抗价银三厘,其余银一钱五分二厘六毫给与大通桥车户转为运送。……户部覆准遵行。

也就是说,自雍正八年以后,陆运本裕、丰益二仓的漕粮,均由石坝起运,经大通桥转车,或是水运至朝阳门外,再换车陆运。总之,运往丰益仓的漕粮,先是与运往本裕仓的粮车同路,待到本裕仓后再转向丰益仓。至于雍正后期和乾隆前期,从本裕仓到丰益仓是逆清河走水运还是走陆运,目前尚未发现具体史料,估计是二者兼有,关键是视河道与路况如何。这也可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 填仓节时①乾隆帝所作的《安河丰益仓》诗中得到印证。

诗中“岁久渐淤壅,罢船缘水窄”,道出了“遵陆车代船”的缘由。但清河“水窄”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乾隆十五年(1750) 深挖拓展昆明湖后,清廷在三山五园地区建设了一系列水利工程,一方面扩大稻田耕作,一方面往京城输水以济漕运。只有在雨大排涝时方开启安和闸,以泄水清河。故乾隆朝以后的更长时间里,“陆运则仍旧,习惯弗更易”,运往丰益仓的漕粮即均为陆运,而没有水运了。

四、本裕、丰益二仓建筑结构与职官配置

仓廒所储为“天庾正供”,其建筑结构较为特殊。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规定: “每仓以五间为一廒。每间七檩六椽,阔一丈四尺,深五丈三尺,山柱高二丈二尺五寸,檐柱高一丈五尺五寸。”廒房十分坚固,三面有墙,墙根留有气眼,正面敞开,无门窗。廒的屋顶是阴阳合瓦,廒顶各开“气楼”,用于调节廒内温度和湿度。廒房内,地面铺一层细沙,上铺方砖,砖上再用杉木垫底,铺上厚木板。为了防止潮气,还在“廒门及墙下均开窦穴以泄地气”。廒内三壁钉一层樟木,用以防治害虫。几座连脊并山横向相连的廒叫“连”。连与连相距三丈,左右之间还有通道,叫“水道”。水道宽二丈,直通仓沟,仓沟相连,再与河道相连,以便于雨季排水。

官仓之外均有围墙,墙上安设棘刺以防翻越。大门又称外门,每仓三间,两旁为八字形影壁。每仓还有辕门一座,内有影壁一座,影壁后是三合土的仓路。除仓廒外,官仓中还有龙门、官厅、科房、大堂等附属建筑。其中,大堂又称监督值班所,是该仓负责官员的办公室,科房又称官役值班所,是一般职员的办公室; 警钟楼、更房为报警巡更人员所用; 仓神庙、土地祠等为祭祀之用; 激桶库和水井,供救火之用。

清代户部仓场始设于顺治元年( 1644) ,最高长官为“总督仓场侍郎”,正二品,满汉各一人,下设东、西漕等科,分掌各仓。初,本裕仓建成后即归仓监督管理,丰益仓则由内务府管辖。乾隆三十七年奉旨: “丰益仓改归仓场管理。一切事宜。悉照本裕仓之例。”

按照清廷的规定,“在京十三仓,通州二仓,每仓设满汉监督各一人,管理漕白二粮,交纳上仓及收储支放”。其中,“本裕仓看仓旗员四人,兵六十名,经制吏二名,攒典二名,皁隶四名。铺军、花户、小甲,均以在京八仓各役,轮流承直。乾隆十七年,因收放事,裁去经制吏、攒典各一名,皁隶、铺军、花户、小甲,共三十四名。仍以在京八仓各役,轮流承直”。“丰益仓看仓旗员四人,兵六十名,经制吏二名,攒典二名。皁隶、铺军、花户、小甲,均与本裕仓同。”

乾隆四十六年(1781) 七月,清廷以京师輦毂重地和西北昆明湖一带,稽查难周,遂决定增添步军统领巡捕左、右两营,合原南、北、中三营共为五营。其“中营管辖园庭,增设副将一员”,分驻海淀,下辖五汛( 即圆明园、畅春园、香山、树村、乐善园五汛) ,负责辖内的治安、缉捕和保卫等。丰益仓原系八旗官兵防守。到嘉庆十三年(1808) 时,户部奏准: 因“该仓离城较远,嗣后撤回八旗官兵,照朝阳门外太平等五仓之例,就近改归中营。每班派营官四员,精壮汛兵一百名在该仓门及原设堆拨五处,十日一换。即责成该管之副将等官,昼夜稽查,如有代替或该班不到,一经查出,即行严办”。

但仓储为天庾重地,丰益仓又远在西北郊外,有关人员还是不放心。嘉庆十七年五月,稽查丰益仓事务的塔勒炳阿上奏《酌添堆拨派兵巡守仓墙以昭严密》折。内有: 丰益仓“围墙以外四隅各有堆拨房三间,西门外堆拨房二间,每堆拨原设营兵八名,东门亦有营兵八名看守,此六处共有看守营兵四十八名。围墙以南相去丈余,即系该仓办事公署,该仓监督常川在彼居住,亦可早晚稽查。……惟北面一带空阔,甚属幽僻,东西两堆拨相距较远,居民鲜少”。上谕:“著照该御史所奏,于围墙北面适中处所添建堆拨房二间。即于原设额兵四十八名内,拨出兵十二名,以六名在新设堆拨处看守,以六名随同该营员更替巡查,以昭严密。工部、步军统领衙门即遵照办理。钦此。”

五、本裕、丰益二仓的支放范围

雍正七年,丰益仓建成后,户部奏准: “圆明园八旗官军俸米月米,东四旗于本裕仓、西四旗于丰益仓支领。”所谓东四旗,就是以圆明园为中心的左四旗,包括圆明园以北树村以西的镶黄旗、今北京体育大学西侧的正白旗、圆明园东北隅的镶白旗和今清华附中位置的镶白旗小营房,还有今清华大学南侧的正蓝旗。西四旗即右翼四旗,包括圆明园西北肖家河的正黄旗、安和桥北的正红旗、今青龙桥与功德寺之间的镶红旗,以及颐和园南长河西畔的镶蓝旗。

可见,当时支放八旗官军等人的俸米月米,是以圆明园为中心分东西两翼,“所有内府护军、绿旗官兵,分防在圆明园之东者,附近清河,俱一并就近改归本裕仓支领外; 其右翼四旗官兵与绿旗官兵,汛防在圆明园之西与新设之仓(丰益仓) 相近,俱令在新仓支领”,包括“奉宸院所属官员、拜唐阿、太监、匠役、上驷院属瓮山厩长、副厩长、厩丁、巡捕营”等人。除上述八旗、绿营之外,乾隆十六年(1751) ,内务府还奏准: “昆明湖战船水手,附于正黄旗第四旗鼓佐领下,应领米石,就近于丰益仓关支,该佐领下领催监放。”乾隆五十九年( 1794) ,户部复奏准: “(外) 火器营官兵米石,向在海运、北新二仓支领,殊属窎远。嗣后改归本裕、丰益二仓,酌量道路,就近支领。”六十年(1795) 又议准: “武备院毡匠应领米石,在本裕仓就近关支。”

其后,嘉庆二年(1797) ,户部再奏准: 提督中营汛地,在圆明园香山一带,距城较远,故该营米石,“札丰益仓就近支领”。道光三年(1823) ,又以外火器营鸟枪马甲钱粮,原在城内领取,“殊多未便。嗣后鸟枪马甲三百五十三名,并有米养育兵五十七名,一并入于外营钱粮档内,由本裕、丰益二仓,按季支领”。

同治十二年(1873) ,清廷又一改前例,将三山五园官兵俸米不分两翼,分别支放: “除圆明园照旧办理外,分左右翼坐派两仓。其外火器营坐落蓝靛厂,健锐营坐落香山,均距本裕仓较远,夏秋多雨,脚价倍增。所有外火器营并健锐营官俸,无分两翼,春季在本裕仓支领,秋季在丰益仓就近支领。至外火器营兵米,无分两翼,夏秋两季,在丰益仓就近支领,春冬两季,在本裕仓支领。健锐营兵米,无分两翼,夏秋二季,按月在丰益仓就近支领,春冬二季,按月在本裕仓支领。遇闰均准随季关支。”

另外,坐落于京城的部分单位,其俸米也可至丰益、本裕二仓支领。如雍正九年奏准: “京城各局厂领运京仓米。每石给脚价钱三十五文。(如至) 本裕仓每石给钱七十文。”乾隆二十三年(1758) 复谕准: “如赴本裕、丰益二仓支领米石,车价仍照旧例,每石给钱七十文。”

由上可知,自雍正朝以后,随着三山五园的不断发展,支撑与保卫这座园林紫禁城的官兵队伍日渐扩大,作为“朝廷血脉”“天庾正供”的清代漕运终端,以及延续了二百余年的本裕、丰益二仓,它们对清王朝这一政治与军事中心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

六、列强入侵与丰益、本裕仓之命运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十年(1860) 八月初八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后,咸丰帝匆忙逃往承德。二十日傍晚,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烧杀抢掠。九月初五日,三千余英军奉额尔金之命,野蛮地焚毁了举世闻名的三山五园,大火三日未息。周边土匪亦乘机而起,混乱之中,二十四日夜间,“实有数千人击破( 丰益) 仓门,将仓内所存米石,悉抢一空”。旋户部尚书肃顺、稽查丰益仓大臣博桂就此事分别上奏清廷。

咸丰帝谕旨: “丰益仓因土匪滋扰,米石无存。廒座暂交营汛看守,该仓监督,暂行裁撤。各旗营应领米石,改归本裕等仓支领。”其后,三山五园驻军支领漕米,多有不便。但修整丰益仓廒座“需费较巨”,清廷一时无力修葺。同治十二年(1873) ,户部奏准: “丰益仓自裁监督后,营汛看守不力,残廒木植,间有遗失。且外营米石,改由本裕仓开放,进米较多,每遇阴雨,泥淖难行,致稽运务。嗣后,将丰益仓廒座择要修补,南向三廒拆盖,西向三廒揭瓦,官厅龙门,修盖整齐,仍照旧章派进新粮,由户部札放。”据此可知,直到光绪年间,作为三山五园的天庾重地,安河桥丰益仓仍在运转。

光绪二十六年(1900) 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内城。翌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等人出德胜门,经颐和园逃往山西方向,京城沦陷。其时,侵略者在京城内外烧杀抢掠,守护三山五园与丰益、本裕二仓的清军也逃散一空。二十三日,一股日军侵入清河镇,占据了存储大量漕粮的本裕仓。此时,该仓汉监督殷育恩及其子殷寿彤冒死前来查仓,日军遂胁迫殷育恩父子与其合作,欲盗用漕粮、马豆等作为日本军粮,但被殷育恩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侵略者,当即用刺刀将殷育恩父子扎成重伤,并扔出仓外。殷育恩父子被家人救回家后,因伤势过重先后逝去,殷育恩的儿媳吕氏( 殷寿彤妻) 和侄媳杜氏亦均自缢殉节。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七月,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旋光绪帝下诏,对在京文武官员“矢志殉国,临难捐躯者,亟应予以旌扬,以彰忠节”。殷育恩之孙、殷寿彤之子文童生殷崇福辗转上奏,陈述了其祖父与父亲殉难、母亲与婶母殉节之经过,请求朝廷予以优抚。后朝廷诏命本裕仓监督殷育恩以四品官员殉难,予以优抚。殷寿彤和吕氏、杜氏均加以旌表,赐予匾额并立牌坊,以彰显其名声与气节。今日,清河本裕仓的遗址虽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当年为国殉难的监督殷育恩及其家人,应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纪念。

* 本文选自《北京社会科学》总第238期,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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