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秦汉以来，漕运与仓政便为国之“大政”，而“国家之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清代的漕运亦被称为“朝廷血脉”“天庾正供”，“京师满汉军民所仰给者，东南数百万漕粮也”。清代京师有著名的“十三仓”，即储藏皇粮、俸米的皇家仓廒，包括朝阳门内的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和兴平仓，朝阳门外的太平仓和万安仓; 东直门内的海运仓和北新仓; 东便门外的裕丰仓和储济仓; 城北清河桥的本裕仓和安河桥的丰益仓。今日三山五园北部的清河流域，恰是一段被遗忘的清代漕运之终点，其间支撑着清帝二百余年园居理政的本裕仓，不仅未被划入三山五园的保护规划范围，而且连同安河桥畔的丰益仓一起被诸多专家学者所忽略。本文根据档案史料，试图勾勒出这一段历史，以深化清代三山五园之研究。

二、清代漕运沿革

康熙帝是清朝第一位重视漕运的皇帝。他即位之初，即“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二十七年(1688) ，也就是康熙帝驻跸畅春园，开启清代二百余年园居理政的第二年，清廷即派人疏凿海淀南沙河，把沙河水引入清河，以增加其通航能力。康熙四十五年(1706) ，清廷复命人拓宽清河河道，“自水磨闸起至通州石坝，刨河建闸”。接着，于清河镇南修建漕运码头和仓廒，使通州漕粮可以经北运河、温榆河、清河，最终运到京师最北端的本裕仓。

清人王履泰在《畿辅安澜志》中写道: 康熙四十六年(1707) 题准，“开会清河，起水磨闸，历沙子营，至通州石坝上止。中建七闸，闸夫一百二十名，运通州米经通流河至本裕仓。”并指出其间七闸有: “长源闸、长清闸、安丰闸、顺成闸，俱在宛平县”，“云津闸、天兴闸、翔帆闸，俱在大兴县”( 当时顺天府有宛平、大兴二县，京城西部及郊区，属宛平县; 京城东部包括今朝阳区及部分郊区，属大兴县) 。而此七闸之名，亦在翌年闰三月，“奉旨钦定”。从河闸顺序及地理分布的位置来看，长源闸应指“水磨闸”，其位置即今海淀水磨村东南、清华大学西门内附近。另外，顺成、云津、天兴、翔帆四闸，均依次建在沙子营附近。剩余的长清、安丰二闸在水磨闸与顺成闸之间，具体位置不详。沙子营，位于清河与温榆河交汇处之南岸，今朝阳区孙河乡沙子营村。通流河，系通州城东的一段北运河。石坝，指石坝码头，位于通州旧城北门外。史载: 该码头，有三水交汇，“东曰白河，源自东北来; 西曰富河( 今温榆河) ，源自西北来，入州城东北合流，二河水溜直注石坝楼，汇归运河”。因码头为条石砌成，故名“石坝”。另有位于通州城东关、运河西岸的“土坝”码头。本裕仓，在今海淀区清河镇东南一里的仓营村，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漕船自通州石坝装载粮米，至清河口转沙子营，再溯清河而上，交兑本裕仓收储。本裕仓北门外的清河南岸建有码头，漕船在此卸载。

康熙时，新开辟的沿会清河运米至水磨闸这段漕运，是非常艰辛费力的。据史料记载: 运至本裕仓的漕米，是由官方剥船载运的。因明代已将积水潭迤南一段通惠河圈入宫墙内，故漕船不能再像元朝那样进入积水潭( 今什刹海) ，只能将一部分漕粮运到东便门外的大通桥码头，然后改用剥船，再把漕粮运至朝阳门或东直门，由人工扛运上岸归仓，故明时仓储大都建于朝阳门或东直门内外。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内务府题准: “朝阳门至东直门护城河，剥船十有四只，拨给会清河，剥运本裕仓漕米。”剥船，系一种小型漕船，专门用来分载大型漕船的漕粮货物等。

运往畅春园等地的漕粮俸米，终点自然是离畅春园最近的水磨闸。其过程是: 先由土坝车户起运，运至石坝外河; 然后放至剥船，逆水而上运至沙子营; 剥船到沙子营后，要卸船过闸，将漕米扛运至会清河剥船; 接着，剥船要逆水连过翔帆、天兴、云津、顺成四闸，每过一闸均要卸米，“搬扛漕米过闸上船”，进入下一闸段; “搬扛过翔帆、天兴、云津、顺城四闸”后，复将漕米依次运进“堆贮号房”; 最后，再将漕米装车，“陆运进本裕仓”。

也就是说，康熙时畅春园等皇家园林地区所需漕粮、马豆等，是由剥船自通州石坝起运，溯温榆河而上，至清河口转沙子营，再溯清河而上，经过四座闸口，至本裕仓收储。本裕仓位于京师以北重镇，明清两朝交通要地清河镇以南，距清代的三山五园亦不远，故康熙四十六年，总督仓场富宁安等会同户部题准:“就近官员内委官一员，七闸应设闸官二员，每闸用闸夫十六名……自石坝起至清河仓(即本裕仓) 止，催儧防守，照防漕之例，派该营汛官兵防御。”

本裕仓建成之后，不仅三山五园的驻防官兵应领米石，“于支领之日给发官丁俸饷钱粮，仍照常于各该旗佐领下造册，着章京护军校亲身赴领”，而且软禁废太子胤礽的昌平郑家庄兵粮，亦每年三季，均从本裕仓支领。虽然迄今未发现水磨闸附近曾建有官仓，但从本裕仓支领钱粮的章京护军等人，利用剥船将漕粮运至水磨闸附近上岸，再分运各处，还是大有可能的。

由于温榆河与清河含沙量较大，河道易于淤浅，康熙五十一年(1712) 四月，内务府等奏称:“查看得通州石坝起至沙子营止，共淤浅处七十八段，长一千二百九十丈，应逼锭排桩，将中溜酌量刨挖，运行漕粮甚属为便。”又沙子营至水磨闸间，“堤闸内河道因被去岁雨水冲决之处共七百六十丈有零，河身淤浅自一尺至二尺不等”，需“派官挖浅修理”等。奉旨依议。但直到雍正三年(1725) 五月，两河河道淤浅问题仍未彻底解决，运粮“车户情愿由土坝陆运进仓，仍照水运每石止给脚价银一钱五分四厘”，也不愿再走水路。旋雍正帝采纳总督仓场法敏等人的建议，命将“本裕仓漕粮改为陆运。其朝阳门拨给会清河剥船，一并裁革”。从此，结束了畅春园、圆明园等地自康熙四十六年开始的漕粮水运的短暂历史。

此后，运至本裕仓的漕粮便先由石坝里河剥运至东便门外大通桥码头，然后“转交车户起车陆运，每石给脚价一钱二分四厘”，或“水运至朝阳门外。换车陆运”。但遇雨泥淖难行时，则命“将米石改储近仓”。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 ，奏准:“车辆难行，所有应进本裕、丰益二仓米石，暂存太平仓。俟道路稍干，令大通桥再行转运。”

东便门外的大通桥，时为清代漕粮集散之地，设满汉监督各一人，主要管理从石坝运抵的漕白二粮，“抽验斛面，督催车户分运京仓”。同时，经管军粮的车户有三十二名，水脚十三名。乾隆五十一年( 1712) 议准: “大通桥额设车户，置备官车二百辆，每辆马四匹，车辕上烙印官车字样，以备稽查。”并于“大通桥附近地方，买空旷民地，分设棚厂四处，每厂盖马棚四十间、房屋三十间并马槽等项，以为安放车马之用”。另从车户中拣选勤慎者八人，“充当头役，分理四厂，至运粮脚价，照例分别各仓远近给发”。

三、本裕、丰益二仓始建年代考

雍正帝继位后，在扩建圆明园的同时，一方面于大宫门外建立系统的六部九卿和八旗等各衙门值房，以及药房、银库、档房、造办处等衙署; 另一方面则大规模修建八旗和内务府三旗护军营等营房，形成御园、赐园、衙署、军营、仓储、马厩、皇家寺庙等以圆明园为核心的园林紫禁城，致使这一区域支领俸米的人口大增。

为及时解决畅春园、圆明园等内外官员俸米、八旗口粮及养马饲料等，雍正帝命怡亲王允祥会同内务府总管等人，详议圆明园附近设立官仓一事。经过查勘，雍正七年(1729) 八月，内务府议覆:

查圆明园驻防八旗官兵、内务府三旗官兵、奉宸院所属官员匠役、上驷院所属官兵，应领俸米钱粮米石一年约共用米十万余石，向例俱在本裕仓支领，内除左翼四旗官兵与本裕仓相近，应仍在本裕仓支领。其内府护军等官兵附近清河，亦一并就近改归本裕仓支领外，其右翼四旗官兵与绿旗官兵与新设之仓相近，俱令在新仓支领。统计每岁仍需米五万余石，应请再加储米十万石，盖造仓廒十五座，每仓贮米一万石，今查有安河桥地方广阔高敞，由清河挽运米石船只行走亦便。

新仓建成后，总管内务府奏请: “恭候钦赐仓名。其新仓一切收放销算等事及除派监督管理，应于内府官员内视其贤能者拣选引见，恭候钦点二员令其管理。俟一年期满，仍行具奏更替。”旋雍正帝赐新仓名曰“丰益”，又因该仓位于安河桥畔，亦俗称“安河仓”。

对于丰益仓的具体建仓时间和仓廒数量，同一部会典事例，记载却不一样。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栏下载: “丰益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安河桥，雍正七年建，咸丰十年裁。”但其工部栏下，却记载: “雍正六年，又增建丰益仓共三十廒，官厅三间，官舍二十间，科房四间，号房十间，退堂房三间。皆由内务府经理。”

真实的情况如何呢?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档案( 以下简称一档未刊档) 载，雍正九年(1731) 四月廿三日，内务府来文: “仓场侍郎为安河桥新设仓廒。坐米新粮渐次过关，咨查派出监督、仓名，并应派米色数目，一并迅赐示覆施行……”可见，丰益仓最早也是雍正七年底，甚或是雍正八年(1730) 建成。因为直到雍正九年四月，丰益仓尚未赐名，新仓监督也还没到任。但可以肯定的是，丰益仓之名系由雍正帝钦定，仓务亦与其他京仓不同，由钦定的内务府官员直接管理。

至于该仓最初所建之仓廒数目，上述光绪朝刻本《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也不准确。据一档未刊档载: 乾隆四年(1739) 十一月初七日，《总管内务府奏为丰益仓仓役应给钱粮，每年于坐粮厅养廉银内支给事》中言: “圆明园驻防之八旗官员护军校及内务府三旗官员护军校……一年约用俸米钱粮米十万余石……其右翼四旗官兵与绿旗官兵，汛防在圆明园之西与新设之仓相近，俱令在新仓支领。通计每岁仍需米五万余石……诚恐一时不能接济，应请再加储米十万石，盖造仓廒十五座……”寻奏请丰益仓“每廒贮米五千石，共廒三十座”。奉旨依议。到嘉庆十七年(1812) ，稽查丰益仓事务的塔勒炳阿于奏折中也再次确认，“今查看得该仓共廒三十座”。由此可知，在乾隆四年之前，丰益仓内只有仓廒十五座，其后才增至三十座。

本裕仓始建之年也有两种说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八十四，户部下载: “本裕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清河，康熙四十五年建。”但其卷八百七十一，工部下却言: “康熙四十六年，建本裕仓三十廒，号房五间，井一。”笔者倾向于认为本裕仓为康熙四十六年建成。

至于漕粮储存量是多少呢? 乾隆初期，丰益仓每年“进米十五万石”，其后时有“剩积”。乾隆四十八年(1709) ，清廷规定，“本裕、丰益二仓，距大通桥三十余里，每年应存米二十余万石。”也就是说，两仓各有三十廒，各仓进米数量在十万石有余。其进仓、出仓过程，是漕粮进仓，分别装进各廒口中，储满一廒，再装一廒，廒满关门，贴封上锁。用时，再开启发放。

雍正三年，“本裕仓漕粮改为陆运”后，七年又在安河桥畔建立了丰益仓，两仓均为三山五园驻军及奉宸院等官员提供俸米，那两仓之间的关系如何? 有没有船只往来运输漕粮等情况? 有研究指出: “当时的粮运主要是通过运河至北安河到‘丰益仓’，一部分再经小清河运至清河‘本裕仓’支放。”另外，在今天中央党校校园的一棵古槐下，有一块“丰益仓”遗址介绍碑，碑词上也说: 丰益仓“全盛时期一年四季，每天昼夜不断经运河和小清河等水路进出，支放粮食，延续使用至清末才随着漕运制度的变化而破败消失”。但这些说法，并没有根据。

据《漕运全书》载: “雍正三年，因会清河淤浅，改由土坝起车陆运至本裕仓，仍照水运之例给发( 车脚价银) 。”八年八月，总督仓场岳尔岱等疏称:

查清河本裕仓每石给脚价银一钱五分四厘，本裕仓至新仓(按，丰益仓) 一十八里，每里每石给银二厘二毫，应增银三分九厘六毫，共应给车运脚价银一钱九分三厘六毫。至土坝运米车道迂回，不若令石坝经纪运至大通桥转运新仓，照例扣除里外河抗价三厘、脚价二分四厘、四闸水脚抗价一分二厘、大通桥水脚抗价银三厘，其余银一钱五分二厘六毫给与大通桥车户转为运送。……户部覆准遵行。

也就是说，自雍正八年以后，陆运本裕、丰益二仓的漕粮，均由石坝起运，经大通桥转车，或是水运至朝阳门外，再换车陆运。总之，运往丰益仓的漕粮，先是与运往本裕仓的粮车同路，待到本裕仓后再转向丰益仓。至于雍正后期和乾隆前期，从本裕仓到丰益仓是逆清河走水运还是走陆运，目前尚未发现具体史料，估计是二者兼有，关键是视河道与路况如何。这也可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 填仓节时①乾隆帝所作的《安河丰益仓》诗中得到印证。

诗中“岁久渐淤壅，罢船缘水窄”，道出了“遵陆车代船”的缘由。但清河“水窄”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乾隆十五年(1750) 深挖拓展昆明湖后，清廷在三山五园地区建设了一系列水利工程，一方面扩大稻田耕作，一方面往京城输水以济漕运。只有在雨大排涝时方开启安和闸，以泄水清河。故乾隆朝以后的更长时间里，“陆运则仍旧，习惯弗更易”，运往丰益仓的漕粮即均为陆运，而没有水运了。

四、本裕、丰益二仓建筑结构与职官配置

仓廒所储为“天庾正供”，其建筑结构较为特殊。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规定: “每仓以五间为一廒。每间七檩六椽，阔一丈四尺，深五丈三尺，山柱高二丈二尺五寸，檐柱高一丈五尺五寸。”廒房十分坚固，三面有墙，墙根留有气眼，正面敞开，无门窗。廒的屋顶是阴阳合瓦，廒顶各开“气楼”，用于调节廒内温度和湿度。廒房内，地面铺一层细沙，上铺方砖，砖上再用杉木垫底，铺上厚木板。为了防止潮气，还在“廒门及墙下均开窦穴以泄地气”。廒内三壁钉一层樟木，用以防治害虫。几座连脊并山横向相连的廒叫“连”。连与连相距三丈，左右之间还有通道，叫“水道”。水道宽二丈，直通仓沟，仓沟相连，再与河道相连，以便于雨季排水。

官仓之外均有围墙，墙上安设棘刺以防翻越。大门又称外门，每仓三间，两旁为八字形影壁。每仓还有辕门一座，内有影壁一座，影壁后是三合土的仓路。除仓廒外，官仓中还有龙门、官厅、科房、大堂等附属建筑。其中，大堂又称监督值班所，是该仓负责官员的办公室，科房又称官役值班所，是一般职员的办公室; 警钟楼、更房为报警巡更人员所用; 仓神庙、土地祠等为祭祀之用; 激桶库和水井，供救火之用。

清代户部仓场始设于顺治元年( 1644) ，最高长官为“总督仓场侍郎”，正二品，满汉各一人，下设东、西漕等科，分掌各仓。初，本裕仓建成后即归仓监督管理，丰益仓则由内务府管辖。乾隆三十七年奉旨: “丰益仓改归仓场管理。一切事宜。悉照本裕仓之例。”

按照清廷的规定，“在京十三仓，通州二仓，每仓设满汉监督各一人，管理漕白二粮，交纳上仓及收储支放”。其中，“本裕仓看仓旗员四人，兵六十名，经制吏二名，攒典二名，皁隶四名。铺军、花户、小甲，均以在京八仓各役，轮流承直。乾隆十七年，因收放事，裁去经制吏、攒典各一名，皁隶、铺军、花户、小甲，共三十四名。仍以在京八仓各役，轮流承直”。“丰益仓看仓旗员四人，兵六十名，经制吏二名，攒典二名。皁隶、铺军、花户、小甲，均与本裕仓同。”

乾隆四十六年(1781) 七月，清廷以京师輦毂重地和西北昆明湖一带，稽查难周，遂决定增添步军统领巡捕左、右两营，合原南、北、中三营共为五营。其“中营管辖园庭，增设副将一员”，分驻海淀，下辖五汛( 即圆明园、畅春园、香山、树村、乐善园五汛) ，负责辖内的治安、缉捕和保卫等。丰益仓原系八旗官兵防守。到嘉庆十三年(1808) 时，户部奏准: 因“该仓离城较远，嗣后撤回八旗官兵，照朝阳门外太平等五仓之例，就近改归中营。每班派营官四员，精壮汛兵一百名在该仓门及原设堆拨五处，十日一换。即责成该管之副将等官，昼夜稽查，如有代替或该班不到，一经查出，即行严办”。

但仓储为天庾重地，丰益仓又远在西北郊外，有关人员还是不放心。嘉庆十七年五月，稽查丰益仓事务的塔勒炳阿上奏《酌添堆拨派兵巡守仓墙以昭严密》折。内有: 丰益仓“围墙以外四隅各有堆拨房三间，西门外堆拨房二间，每堆拨原设营兵八名，东门亦有营兵八名看守，此六处共有看守营兵四十八名。围墙以南相去丈余，即系该仓办事公署，该仓监督常川在彼居住，亦可早晚稽查。……惟北面一带空阔，甚属幽僻，东西两堆拨相距较远，居民鲜少”。上谕:“著照该御史所奏，于围墙北面适中处所添建堆拨房二间。即于原设额兵四十八名内，拨出兵十二名，以六名在新设堆拨处看守，以六名随同该营员更替巡查，以昭严密。工部、步军统领衙门即遵照办理。钦此。”

五、本裕、丰益二仓的支放范围

雍正七年，丰益仓建成后，户部奏准: “圆明园八旗官军俸米月米，东四旗于本裕仓、西四旗于丰益仓支领。”所谓东四旗，就是以圆明园为中心的左四旗，包括圆明园以北树村以西的镶黄旗、今北京体育大学西侧的正白旗、圆明园东北隅的镶白旗和今清华附中位置的镶白旗小营房，还有今清华大学南侧的正蓝旗。西四旗即右翼四旗，包括圆明园西北肖家河的正黄旗、安和桥北的正红旗、今青龙桥与功德寺之间的镶红旗，以及颐和园南长河西畔的镶蓝旗。

可见，当时支放八旗官军等人的俸米月米，是以圆明园为中心分东西两翼，“所有内府护军、绿旗官兵，分防在圆明园之东者，附近清河，俱一并就近改归本裕仓支领外; 其右翼四旗官兵与绿旗官兵，汛防在圆明园之西与新设之仓(丰益仓) 相近，俱令在新仓支领”，包括“奉宸院所属官员、拜唐阿、太监、匠役、上驷院属瓮山厩长、副厩长、厩丁、巡捕营”等人。除上述八旗、绿营之外，乾隆十六年(1751) ，内务府还奏准: “昆明湖战船水手，附于正黄旗第四旗鼓佐领下，应领米石，就近于丰益仓关支，该佐领下领催监放。”乾隆五十九年( 1794) ，户部复奏准: “(外) 火器营官兵米石，向在海运、北新二仓支领，殊属窎远。嗣后改归本裕、丰益二仓，酌量道路，就近支领。”六十年(1795) 又议准: “武备院毡匠应领米石，在本裕仓就近关支。”

其后，嘉庆二年(1797) ，户部再奏准: 提督中营汛地，在圆明园香山一带，距城较远，故该营米石，“札丰益仓就近支领”。道光三年(1823) ，又以外火器营鸟枪马甲钱粮，原在城内领取，“殊多未便。嗣后鸟枪马甲三百五十三名，并有米养育兵五十七名，一并入于外营钱粮档内，由本裕、丰益二仓，按季支领”。

同治十二年(1873) ，清廷又一改前例，将三山五园官兵俸米不分两翼，分别支放: “除圆明园照旧办理外，分左右翼坐派两仓。其外火器营坐落蓝靛厂，健锐营坐落香山，均距本裕仓较远，夏秋多雨，脚价倍增。所有外火器营并健锐营官俸，无分两翼，春季在本裕仓支领，秋季在丰益仓就近支领。至外火器营兵米，无分两翼，夏秋两季，在丰益仓就近支领，春冬两季，在本裕仓支领。健锐营兵米，无分两翼，夏秋二季，按月在丰益仓就近支领，春冬二季，按月在本裕仓支领。遇闰均准随季关支。”

另外，坐落于京城的部分单位，其俸米也可至丰益、本裕二仓支领。如雍正九年奏准: “京城各局厂领运京仓米。每石给脚价钱三十五文。(如至) 本裕仓每石给钱七十文。”乾隆二十三年(1758) 复谕准: “如赴本裕、丰益二仓支领米石，车价仍照旧例，每石给钱七十文。”

由上可知，自雍正朝以后，随着三山五园的不断发展，支撑与保卫这座园林紫禁城的官兵队伍日渐扩大，作为“朝廷血脉”“天庾正供”的清代漕运终端，以及延续了二百余年的本裕、丰益二仓，它们对清王朝这一政治与军事中心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

六、列强入侵与丰益、本裕仓之命运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十年(1860) 八月初八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后，咸丰帝匆忙逃往承德。二十日傍晚，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烧杀抢掠。九月初五日，三千余英军奉额尔金之命，野蛮地焚毁了举世闻名的三山五园，大火三日未息。周边土匪亦乘机而起，混乱之中，二十四日夜间，“实有数千人击破( 丰益) 仓门，将仓内所存米石，悉抢一空”。旋户部尚书肃顺、稽查丰益仓大臣博桂就此事分别上奏清廷。

咸丰帝谕旨: “丰益仓因土匪滋扰，米石无存。廒座暂交营汛看守，该仓监督，暂行裁撤。各旗营应领米石，改归本裕等仓支领。”其后，三山五园驻军支领漕米，多有不便。但修整丰益仓廒座“需费较巨”，清廷一时无力修葺。同治十二年(1873) ，户部奏准: “丰益仓自裁监督后，营汛看守不力，残廒木植，间有遗失。且外营米石，改由本裕仓开放，进米较多，每遇阴雨，泥淖难行，致稽运务。嗣后，将丰益仓廒座择要修补，南向三廒拆盖，西向三廒揭瓦，官厅龙门，修盖整齐，仍照旧章派进新粮，由户部札放。”据此可知，直到光绪年间，作为三山五园的天庾重地，安河桥丰益仓仍在运转。

光绪二十六年(1900) 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内城。翌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等人出德胜门，经颐和园逃往山西方向，京城沦陷。其时，侵略者在京城内外烧杀抢掠，守护三山五园与丰益、本裕二仓的清军也逃散一空。二十三日，一股日军侵入清河镇，占据了存储大量漕粮的本裕仓。此时，该仓汉监督殷育恩及其子殷寿彤冒死前来查仓，日军遂胁迫殷育恩父子与其合作，欲盗用漕粮、马豆等作为日本军粮，但被殷育恩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侵略者，当即用刺刀将殷育恩父子扎成重伤，并扔出仓外。殷育恩父子被家人救回家后，因伤势过重先后逝去，殷育恩的儿媳吕氏( 殷寿彤妻) 和侄媳杜氏亦均自缢殉节。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七月，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旋光绪帝下诏，对在京文武官员“矢志殉国，临难捐躯者，亟应予以旌扬，以彰忠节”。殷育恩之孙、殷寿彤之子文童生殷崇福辗转上奏，陈述了其祖父与父亲殉难、母亲与婶母殉节之经过，请求朝廷予以优抚。后朝廷诏命本裕仓监督殷育恩以四品官员殉难，予以优抚。殷寿彤和吕氏、杜氏均加以旌表，赐予匾额并立牌坊，以彰显其名声与气节。今日，清河本裕仓的遗址虽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当年为国殉难的监督殷育恩及其家人，应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纪念。

* 本文选自《北京社会科学》总第238期，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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