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城市是一种地域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城市的功能需要人类的社会活动去实现，因而城市功能空间与社会空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由城市人口分布或居住分布得以体现。城市内部社会异质性和社会空间分化是城市研究的基本内容。这项研究一般以古典城市生态学作为基本范式，以城市社会学及城市地理学的社区分析、因子生态分析为基本方法，通过社会调查和区位分析来认识所研究的城市或社区现象。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史学都有必要借鉴这种方法，从人口规模、人口分布、职业构成与分布、社会空间结构与形成机制等方面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以取得对典型城市发展史的相对连续的认识。近代城市空间的经典模式是针对本世纪初的美国城市提出的。如果把眼光扩展到这些空间模式的起始时代及更早的时代，我们会注意到还有前工业城市模式。在人类社会的步行时代，受到交通条件与食物供应的限制。城市建成区空间范围和城区非农业人口规模都是有限的。在前工业城市内部，社会空间分化又受到社会制度、民族传统与宗教等级的制约，社会阶层分化直接体现投影到社会空间格局，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等级人群呈现对比性的居住区位导向。从世界范围来看，封建时代的城市（例如帝都北京），核心一般都是宫殿、行政场所或宗教场所。统治者和社会上层集聚于中心地带，或者环境与区位最优地段。例如在清代帝都，皇帝占据着紫禁城，贵族与八旗占据着内城，拱卫禁城，“北京内城无异于一座戒备森严的军事大本营”。地位低下的汉族官员和广大平民被迫迁居到外城前三门外。层层的城墙是封建社会阶层隔离和民族隔离的真实的物质象征。

如果把眼光扩展到广大非西方城市，近代城市社会与空间的实际情况与近代欧美城市的经典模式相比也有所变异。以60年代的拉美城市为例，这些城市的近代化起步于殖民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自然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城市。虽然在这些城市内部普遍产生了商业化功能区，出现了近代市政设施‚然而在市内、市际交通工具尚未发达、社会分化相对稳定等因子作用下，若干典型拉美城市仍符合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前工业城市模式，即社会中上水平收入的家庭倾向于在城市中心地带居住，空间流动能力低下的社会下层不得不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如城墙内侧、铁道外侧，也就是现在意义上的城乡结合部和外来人口集聚地。前工业城市和近代拉美城市这两类研究范例，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通过广泛的城市比较研究，有可能产生对城市演化的规律性认识。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根据清末民初以来北京（北平）相对丰富的市政与人口统计档案及其他资料，参考当时社会学者实地调查的结果，应用定量区位分析方法，力求从结构上显示当时城市社会与城市地理的实态。显然，要达到这一目的很难沿用传统历史地理学和史学的沿革描述方法，如日本学者秋山元秀所说的“人文性的历史描述”的方法，“在面对着这一大堆复杂多变的城市现象就显得不知所措了。”

二、近代北京城市内部的社会阶层分化

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层次位置的各个社会集团具有显著区别于其他集团的社会权力、空间行为特征和居住区位取向。在典型的商业社会中，货币是个人及家庭财富的直接载体，是其社会地位及生活行为的基本体现，所以近代社会阶层分析的最常用方法就是家庭货币的收入—支出分析。在20年代，曾留学美国的社会学者李景汉就使用这种方法通过抽样对北京市民生活程度做了调查研究，根据西方社会统计原理将北京（北平）的市民大略划分为极贫穷的、维持的、安乐的和奢侈的四个基本阶层和若干亚层（表1）。这种分化指标依据的主要是典型家庭收支调查，与清代的民族分化全然不同。

三、清末民初京都北平的城市社会空间

城市空间（urban space）具有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两方面含义。城市地表及市政建筑原本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结构，由于不同社会集团占据了城市地表不同区位或地段，将社会阶层差异附加于、投影于实地物质空间，进而形成马塞克式的人口分布差异及社会空间差异。在美国经典城市研究中，大都验证了城市人群的社会地位、家庭、种族（民族）是近代商业社会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三个基本变量，导致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特征分别呈现扇面状、同心圆状和斑块状分布。

1.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的作用

如果以市民经济状况作为认识城市社会特征与空间特征的基本指标，就可以引用民国时期北京社会调查的结果，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划分出相应人群的集聚区。海外学者章英华曾认为“由于官吏、工商业者、无技术劳工等的低隔离状态，使得北京虽有内外城的行政和商业的对比，并未显示明显的阶层隔离现象。”基于相同的史料，笔者认为近代北京城中的社会阶层与人群混杂居住与相互分离的作用力都是客观存在的，导致特征演化的方向却是从满汉畛域的鲜明分化转向由社会地位引导的分化，在转化过程中出现混杂现象也是城市演化的必然。

（1）贫民区的分布

自清末新政以后，北京城内广泛的失业、贫穷等现象成为逐步显现的社会问题。近代北京贫穷现象凸显的原因主要有旗民众多、国都南迁以及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等等，而在北平市时期更为突出。城市贫穷现象又体现在贫民空间分布的边缘化特征，正如牛鼐鄂所描述的“贫民所需要之房屋，只求有栖身之处，能避风雨于愿足矣。再则无论任何简陋僻巷，但求其价廉，即乐于迁就，不计其位置是否冲要。此即东北城及东郊关厢贫民独多之原因之一。”又如陶孟和所描述的“北平本无贫民窟，尚不见现代城市贫富区域对峙之显著现象。但近年（20年代）以来，贫民在经济压迫之下，已逐渐移居于城厢及城内街道偏僻房屋破旧之区域。”北平市时期包括沦陷时期的多次贫民调查都表明城市中心区贫民比例明显很低，而边缘区明显很高，只有原皇城所在的内六区处于平均状态。（表2）

（2）社会中等阶层居住区

从陶孟和等著名学者的社会调查反映出，在20—30年代，北平中等家庭户均年收入在200—3000元，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事公务员、教员等职业，平均月房租支出在6元及以上。“诸费用俱从节俭。若不遇婚丧之事，除去普通一切用费，每月尚有余金46元。子女可入学读书。”如历史地理学前辈谭其骧先生，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北平图书馆就职，月薪60元，在大学讲课每小时5元，稿费每千字5元。在物价低廉、服务过剩的北平，社会中层人士的生活是相当充裕的。

对应社会中层的职业特征，根据可信的民国时期城市人口分区统计，可以认为当时北京城中教员、职员、商人比重较高的区域，即中心地带具有中等阶层居住区的特征。另外，在1933年北平市举办区坊自治选举时，“市民多不及知，故以本市150余万之市民，实行登记者不过10万有奇。”表3以当时社会发展水平和市民参与城市活动的能力而论，能够主动参与城市社区事务的北平公民可以归于中等阶层。由于城市中心各区，特别是内城南部两区市民参选比重相对较高，加以区坊自治经费较多，可以化为中等阶层居住区。

当时处于外城边缘的北平市外四区和外五区包含着天桥、龙须沟、先农坛根等贫民区和原宣南坊、香厂新市区等中层阶层居住区。广大流动人口与户籍统计的在籍人口、无业游民与在业人口混杂分布，不同角度的统计体现出不同的结果。但城市边缘地段近代市政普遍落后、居住环境日益恶劣的状况是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的。

（3）上等阶层居住区

在近代城市内部，上等阶层居住区综合体现着区位地理条件、市政设施、消费服务、社区环境等多方面的最佳结合，往往占据着城市内部最方便、最舒适的地段。在市场竞争的社会，大型商业服务业必然追随着富人居住区而迁移。两者相近分布似乎是西方近代城市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近代北京城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自元代以来长期作为国都的北京城，曾经容纳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最高阶层，也就是满清贵族、民国政客、军阀、高级知识分子等等。其居住地取向与消费行为对当时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确定上等阶层居住区的直接资料就是相关人物的住址，例如20年代临时执政府部门主管官员的住址登记表（表4）、历年电话簿中的私人用户记录及地址簿等。城市中优良的住宅、先进的市政设施及高档消费服务的发展一般都是富人居住区的伴生物。例如电话进入北京以后，除公务电话外，最初的私人用户自然是权贵、官僚与士绅。将近代社会上层人物的住址记录、电话用户记录落实到同时期的城市地图上就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些人物的居住地呈斑块状散布在东城的东单以北、北城的南锣鼓巷、西城的西四、宣武门外原宣南坊、前门外的长巷等地。这些地区居住环境相对良好，临近王府井、西单等新兴繁华商业区，与城市边缘的贫民区相互隔离。从目前北京旧城中保存相对完好的四合院和优良近代建筑来看，社会上层居住区具有显著的历史与地理位置的延续性。尽管这些居住区的主人不断地变更，破落者变卖家产，迁出豪宅大院，新富者买房置地，仍然延续着社会上层对该地段的占据。即使在国都南迁、大量权贵随之迁移，以及破落满族贵族纷纷投奔伪满洲国以后，在北平城内做“寓公”者仍大有人在。

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形成的有机整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城市内部社会各阶层、各种职业成分的分离分布与混杂分布并不能理解为固化的、静态的格局，两方面相向的运动过程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历经庚子之变、民国建立、五四运动、军阀更迭、国都迁徙、八年沦陷与短暂的光复，几度风云变幻的近代北京城内，无数历史人物如走马灯般你来我往，塑造了不同的社会居住区特征。因此近代北京城内部社会空间的首要特征是动态变化，其次是在政局还算相对稳定的清末民初时期（1900—1937年间），出现了类似西方近代城市的、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与居住空间地段相关对应的特征。

在宏观社会背景动态变化的层次之下，在城区交通尚未发达、就业地与居住地不可能长距离分离的前提下，具体城市地段上各阶层混杂居住的确是近代城市空间特征的不争事实，但种种现象并未掩盖该地段的主导阶层的作用。例如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北平城内内一区和内二区内城南部职业结构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事服务”者较多，表面上对应着的地段特征应当是混杂居住。实际上，大量社会下层对上层的服务依附正表明社会上层包括外国使馆、工商业人口的居住消费是该地段社区特征形成的主导因素。清末新政以后，新兴商业服务业在东单、王府井、西单等地段发展起来，就是临近地段社会中上阶层集聚居住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西交民巷银行街出现的结果之一，是近代商业社会城市空间演化过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

2.家庭因素的作用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与此对应，家庭住宅就是城市社会空间的基本单元。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北平）人口统计中，“户”的概念是在相对稳定的建筑（如四合院）内共同居住的经济家庭而不是以婚姻维系的血缘家庭，因此必然包括了外地来京的寄宿人口，包含就学人口和学徒、就业人口。近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纳妾现象也必然增加富裕家庭的人口数，降低区域性比例。以1917年的城市统计为例‚近代北京城区中心地带（内城南部和外城北部）的户量大都在5.0人/户以上，城区边缘（内城北部和外城边缘、城墙根儿地带）及旧皇城的户量都在4.9人以下（表5）。从客观统计中反映出的现象一般不会是偶然出现的。根据一定的实地社会调查，美国社会学者甘博指出“在任意给定的人群中，（北京城内的）家庭规模都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很容易理解，户量高（家庭人数多）就直接表明其家庭经济条件、经济能力一般能够维持较多人口的生活。就当时的卫生条件和妇幼保健水平而论，家庭中妇女和儿童的数量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经济条件直接相关，与其享有的、近代北京城内有限的卫生服务资源直接相关。

户密度（户/平方公里）是综合反映城市家庭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的重要指标。从1917年的城市统计及北平市时期的统计上看，除去大面积宫殿、园林、水域、空地等非居住用地的影响因素之外，北京（北平）内城的户密度普遍处于中等状态，最高密度（4309户）出现在东四传统商业地段，表明“大杂院”混杂居住现象尚未出现。大略以3000户的密度推算，户均占地面积在333平方米，生活环境应当是相当宽松的。与内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城居住用地上的户密度一般达到5000户/平方公里，在天桥、天坛以北的地段高达7260户/平方公里，推算户均占地面积在130—200平方米。除去道路、店铺营业面积之外，可供家庭生活的空间已经极其狭小。在“人挤人”的生存环境中，家庭生活质量可想而知。

3.民族因素的作用

自清初开始，帝都之内城长期被满蒙汉三军八旗占据，以国家的行政力量形成拱卫皇帝的固化的、圈层状隔离的民族与军队分布，并非自发形成民族聚居区。八旗之外的“民”（主要是汉人）被迫迁移外城，另建新居。形成以国家（民族）统治权力为主导的城市内部民族分布和社区结构特征。民国对满清族人减俸乃至停俸以后，除少数皇亲贵族之外，大多数普通满族人的收入是不固定的，只能从事诸如拉车、苦力等无需特别技能的体力劳动，生活十分困苦。与满清八旗世代驻扎的机制不同，社会经济条件成为制约汉族、满族、回族等各民族人口居住行为的主要因素。正如当时的社会学者林颂河指出的那样：“北平的贫民，固然有一部分旗人，原来住在这些地方（如破旧营房）。但大部分贫民却是为地价房租的飞涨，一再为较为富裕的人家驱逐，只得迁移到交通闭塞、生趣全无的城根去。”甘博根据京师警察的介绍，认为满族在内城北部比例较大，而那里又是贫民比例最高的地区，自回族（穆斯林）进入北京城居住至今，由于具有统一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又没有像满族那样经历命运的起伏，在居住上一直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形态。在北京城外四区的牛街、教子胡同（外城西部），外三区花市、羊市口一带（外城东部）相对集聚（表6），对应居住区都分布有礼拜寺。在城市其他地段则很少居住。当时北平城里的广大回民主要从事小商小贩、珠宝业、民族饮食、手工业手工艺等行业，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社会地位相对低落。

综合以上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民族等三方面内容，可以认为在近代西方与拉美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三个要素在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城内部社会空间演变过程中也类似地存在。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明显地成为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主导因子，家庭状况、民族因子与社会经济地位因子呈现正相关。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北京城，居民社会地位与其居住区位存在大致的相关关系，初步表现为从城市中心向边缘地带城墙内侧，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呈下降趋势，家庭规模（户量）呈减小趋势，户密度呈升高趋势。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各民族贫民主要集聚在内外城建成区的边缘地带，特别是内城北部及外城的天桥、龙须沟、先农坛根一带。

四、城市社会空间特征的形成机制

城市社会空间变迁源于宏观社会变革、技术进步和城市历史地理状况等背景条件。作为800余年的帝都，北京城的封建状态是长期延续、根深蒂固的。经过1900年“庚子之变”触动以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逐渐出现了开放市场竞争、社区自主发展、技术与社会意识创新等三个自由资本主义基本机制的发展趋向。军阀混战与日本侵略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又干扰了城市社会及对应的社会空间结构的连续发展，形成了不典型的、古都近代化的社会空间特征。

1.社会结构的变革

中国封建传统社会是稳定的等级社会和宗法社会。传统社会结构以帝王或家族为核心，以贵族和士农工商为良民、倡优皂隶为贱民的顺序组合，与之对应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也是以社会上层宫殿或官府为中心，将城市内部居民的社会地位与其居住区位、居住环境挂钩。近代中国社会，从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而论，总体是半殖民地化的商业社会，社会结构由固化与封闭转向开放与流动。具体到近代北京城的社会结构变革，首先表现为满清王公贵族和满蒙汉三军八旗广大旗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对应的就是经济地位、居住条件失去了八旗制度给予的“生之俱来”而且很有限的稳定保障，迫使旗人走上自食其力的谋生之路。

其次是封建社会传统“士农工商、倡优皂隶”的身份结构迅速解体，对应社会的发展，产生出近代工业社会特有的若干新兴市民阶层和新兴职业如文官、职员、教师、律师、记者、医生、警察等，形成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社会分化和以职业收入经济条件为动力的社会空间竞争。

与在明代京城社会群体结构相比，清代北京的城市社会结构中加入了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族贵族与旗人群体。皇帝占据着紫禁城、圆明园和颐和园，众多王公贵族按等级分配了深宅大院。即使到了清末，满清贵族依然能享受到丰厚的俸禄（表7），内城旗人房屋的主体依然是国有制。尽管近来一系列研究表明“乾嘉以降，满蒙旗人置买房产已日益成为习见的社会现象”“旗置民产与民置旗产，这两种现象在内外城并行不悖地发展与交织”。但是除咸丰初期之外，民间私相授受终属有名无实。直至光绪三十三（1907）年才确认旗民交产的合法性。开放旗民交产以后，以致“世家自减俸以来，日见贫窘，多至售屋，能依旧宇者极少。”也就是说，在“庚子之变”及清末新政以后，特别是在民国初年确认了逊清贵族及旗人原有房产私有化以后‚京城内部普遍发生了房屋地产转卖、转让现象。加上旗人自清初以来长期过着寄生生活，“旗营积弊之深、生计之窘，至今已极。”那么日益贫困化的昔日城市统治者，不得不变卖其所有，退离城市中心地带而迁至城市边缘区乃至迁离京城，到乡村或沦陷的东北生活。帝王贵族等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纷纷退出城市的中心舞台，森严的紫禁城转化为开放的博物院，旗人驻扎的王府井转化为新兴商业街，这些成为清末民初北京城市变革、城市功能空间转变与社会空间转型的主题。正所谓“凡昔日帝后游幸之所，今咸为市民宴乐之地”。帝王之都逐步向近代市民化城市演变，只是这种符合历史进化规律的缓慢进程被八年沦陷和以后的内战所打断。

城市人口状态的开放与流动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必要条件和动力之一。自清代八旗驻扎京师始，京师及近郊人口长期处于固化和封闭状态，人口流动大都依照清朝人口政策而发生内聚迁移和离散迁移。受制于人口分区居住政策、交通条件和当地食物供应条件，人口流动极其有限。自清末推行新政以后，近代交通工具通达京师，人口和食物都可以发生长距离流动。封闭的人口政策得以改变。民国初建，便明确保障公民的自由迁移权和居住权，为城市人口的区间流动、市内流动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成为社会结构演变的主导因子提供了背景环境。

2.城市建筑、市政、卫生的进步

自1900年“庚子之变”，特别是清末推行新政以后，西方的火车、洋楼、自来水、电灯、电车、卫生医药等近代技术广泛传入中国沿海城市，进而推动北京城在建筑、市政、环境质量、医疗服务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特别是皇城的拆除，促使内外城公共交通条件发生了历史性的进步。在使馆区、协和医院等近代建筑与设施的对比下，千年帝都的辉煌迅速褪色，古城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每个城市的市政设施都存在着空间配置差异，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市政设施、文化教育等城市资源具有不同的利用机会和使用权利。无论是凭借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条件，有能力享用舒适的居住环境、宽敞的生活空间，有权利用近代市政设施的往往是社会的中上层。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或经济条件的拮据，以及近代城市道路交通条件的限制，广大贫民阶层则被迫居住在市政落后地段或工作场所附近，没有更多的空间选择余地。

就城市卫生设施和医疗条件而言，有协和医院、同仁医院、中央医院等中外开放医院和妇幼保健所的内城南部必然得到更多的医疗卫生服务。而近代大学、中学、小学乃至幼稚园在内城南部相对集聚，对促进社区发展，提高居民社会生活质量必然发生积极的作用。

3.社会半殖民地化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由西方触发的、没有工业基础的城市化。“都市中新兴工业还处在幼稚时期，不能吸纳乡村中投往都市的人口，因此造成乡村与城市的普遍失业现象。”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缺乏产业工业，就业机会有限，失业与贫穷是难以摆脱的城市问题。此外，东交民巷使馆区、东单洋行区、辅仁大学等西方背景的地物在城区呈斑块状分布。特别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以其安全的“孤岛”效应对外国侨民和本地中上层人物都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带动了东单富人居住区、王府井商业区、西交民巷银行街相伴出现。又由于其占据了传统行政区位，使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部、内务部等新型机构不得不分散选址，相应的也使就业官员居住分散而不集中，导致章英华所描述的“内城不显示高阶层集居的特色”。

五、结语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构建差异地点，但差异地点明显地有相当不同的形式。每一个社会，如其历史所展现的，可使差异地点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运作。在半殖民地化的社会过程中，清末民初的北京城逐步结束了传统社会以身份为基础的空间分化，出现了商业化、世俗化的社会机制。又由于市政进步有限、交通落后，城市空间仍属于前工业城市模式，社会上层倾向于占据中心地带，将社会下层推向边缘地带，在混杂居住的状态中进行着以社会经济地位为主导的空间分化过程。

作者：王均 孙冬虎 岳升阳 吴文涛

* 本文选自《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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