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家图书馆馆藏样式雷传世图档编号043-001的圆明园全图(图1)。图纸横长96.3cm，纵宽68.4cm，墨色线条，山水平涂淡彩；此外，图面贴有46张标注景点名称的黄色纸签，并留有浅色墨线均匀绘制的经纬格网，但未标注图名及相关信息，本文将关照文献、图档和清代典章制度等多方面依据，尝试推断这幅图纸的题名、绘制年代以及用途等，并探讨图面格网的作用和价值。

图1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

一、题名

图中墨色线条较为工整，所绘建筑单体及组群仅勾勒其外部轮廓，仅“正大光明”宫门区、“大北门”及“苏堤春晓”绘有建筑单体间架细节，所有水体、山石均平涂淡彩，这种绘制手法及图面表达信息的方式与样式雷传世园林图档中所谓“河道”图档类同。依据已知相关样式雷建筑图档的命名方式，此图似应题为“圆明园（内围）河道地盘（样）全图”或简称“圆明园河道全图”，通常此类全图均呈现园林的现状格局。

二、用途

作为河道图纸，主要描绘园内湖面、水泡、沟渠的走向和驳岸边际轮廓。圆明园是清代北京西郊最大的平地山水园，河道几乎占全园面积的近2/3，因而组织、梳理、整修河道成为园林营建的重要工作，现存《宫廷奏案》中常见有关此类工程的记载。正如，圆明园水源自西南“藻园”一侧引入，自南向北流至园内西北“鸿慈永祜”景区转向东南方，最终流出园外，以适应圆明园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走势，从而也形成了园内独特的连续多变的河道轮廓，因此组织河道既要考虑园中园的景观变化，也须从全园的角度整体把握，所以，河道图纸多以全园图的形式出现。再者，宫廷档案中载有皇帝乘船游历圆明园各处景区的史实，沿途景观多样、河道宽窄不同、桥梁形式各异，都在左右行船的方向，因此组织出行也要从全图角度观察，合理安排路线。同时，各景区河道的改变须及时反馈到全图中，以便准确把握。因此，本图首要用途是记录河道的最新格局轮廓。而沿河道标注的笔记潦草的“记账码”(图2)，显然是整修河道的工程勘察记录，这是图纸被再次利用的典型实证，也是河道全图的最佳用途。

图2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

局部标注“记账码”的河道

三、绘制年代

推断绘制时间或用途最有效的方法是查阅相关文献档案，但国家图书馆馆藏样式雷传世图档多数来自雷氏家族家藏，在宫廷档案中罕见相关文字记载，雷氏档案对此记录也较为模糊。因此，针对这类图档，作者尝试采用关照相关图档中景区建筑格局的更迭，彼此印证时间先后的方法。

现存样式雷传世图档较多为道光和咸丰年间的添修工程以及同治、光绪朝重修方案的记录，并且故宫藏有咸丰末年《长春园绮春园圆明园三园地盘河道图》，加之1933年的《实测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遗址形势图》所呈现为庚申劫掠前的格局，综合以上图像依据对于甄别道光朝至咸丰末年的图纸是极为充足、准确的佐证。

事实上，道光至咸丰末年，圆明园内主要为添修工程，围绕“九州清晏”景区进行，依次包括：

道光十一年（1831年），“九州清晏”西端“乐安和”“怡情书史”一区改建为“慎德堂”；

道光十六年（1836年），重修“九州清晏”中路三殿，添建“同道堂”；

咸丰五年（1855年），修复“九州清晏”殿后抱厦：

咸丰九年（1859年），“九州清晏”殿东山添建“套殿”。

本图“九州清晏”景区仍为道光十一年改建前的格局，亦即保留“乐安和”区的面貌(图3、4)。因此，全园图纸绘制时间应早于道光十一年。

图3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

局部“九州清晏”之“乐安和”

图4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10-002）

道光十一年改建后的“九州清晏”

不仅建筑格局可以彼此佐证景区变迁，清朝典章制度的影响也是推断时间的重要线索，正如景点名称的改变是最典型的印证。本图绘制时间相去久远，部分黄签松动脱落，所置方位已与其所标示景区不符。但其中标有“澹泊宁静”和“宁河镇”的2张纸签为道光朝“宁”字避讳律令执行前的景点名称，足以证明此图绘制时间应早于道光朝(图5)。

图5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

图纸贴有黄签的位置

从黄签题名不避道光名讳，即可排除成图于道光朝及后代的可能，那么是否可能成图于嘉庆朝？通过梳理《圆明园兴建年表》可知，嘉庆年间园内景区格局发生较大更迭的工程涉及：

1) 嘉庆八年（1803年），“别有洞天”添建“写琴书屋”“丹翠林”“玉荣山馆”“染碧斋”等，并自“宁和镇”新浚水渠至“秀清村”。

2) 嘉庆十五年（1810年），福海北岸“平湖秋月”南端主院落更建为“镜远洲”大殿。

3) 嘉庆十六年（1811年），“武陵春色”添盖“恒春堂”。

4) 嘉庆二十二年二月（1817年），“北远山村”之“皆春阁”改建为“课农轩”大殿。

5) 嘉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19年）间，“接秀山房”西临福海的院落被改建为三卷大殿“观澜堂”。

尽管本图“别有洞天”“平湖秋月”“武陵春色”“北远山村”各景区轮廓稍显粗略，很难核实改建前后的差别，但图中“接秀山房”外形与改建后三卷大殿完全不同，足以判定本图可能早于嘉庆末年(图6、7)。同时，《三园河道图》清晰记录了嘉庆初年疏浚河道工程的改变，而本图却呈现改建前的河道走向(图8)，由此，可以进一步表明本图绘制时间应早于嘉庆朝园内改建工程肇建之时，也就是在嘉庆八年（1803年）之前。而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档案中未见圆明园添改工程的记载，那么本图是否有可能绘成于乾隆朝？

图6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局部“接秀山房”

图7 故宫咸丰《三园河道图》改建后的观澜堂

图8-1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

局部“宁和镇”疏浚前河道

图8-1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

局部“宁和镇”疏浚前河道

乾隆年间，圆明园历经60年不辍的增建、改建，其格局变迁极为繁杂，通常以乾隆九年（1744年）为界限，即以《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的完成为依据，将乾隆朝的营建分为前后2个阶段，后期以《钦定日下旧闻考》为参照，涉及格局轮廓改变最为典型的工程如：

1) 乾隆二十年（1755年），“杏花春馆”落成“春雨轩”等建筑。

2)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濂溪乐处”南岸添建“花神庙”。

3) 乾隆四十年（1775年）于“水木明瑟”北端建成园内藏书楼——“文源阁”。

4)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山高水长”南山根开挖水泡。

5)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坐石临流”四方亭改建为八方亭，“澹泊宁静”东新开挖水泡。

6)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花神庙”北侧水中新建成“宝莲航”。

(图9)中上述“文源阁”“坐石临流”“宝莲航”景区均已呈现添建、改建后的轮廓，但却未见档案中所载已经销算竣工的“山高水长”及“澹泊宁静”2处新开挖的水泡(图10)，查阅《三园河道图》，而其清晰记录了水泡的轮廓(图11)，作为河道图档是不应出现的疏忽，尽管，“坐石临流”景区的八方亭呈现修改痕迹，疑为后期添改，但“宝莲航”的船形轮廓清晰，足以表明建筑业已落成，而图面矛盾的现象只能归结于绘制工作疏漏，因此，综合上述史实，本图底本绘制年代当晚于乾隆四十九年。

图9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

局部“文源阁”及“坐石临流”北部

图10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

局部“山高水长”南部及“澹泊宁静”

图11 故宫咸丰《三园河道图》局部“山高水长”

南部河泡及“澹泊宁静”河泡稻田

依据以上逐年分析推断的结论，可初步认定这幅圆明园内围河道地盘全图（底图）的绘制时间介于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八年之间，是一幅现状总平面图。此时正值官书《钦定日下旧闻考》付梓之际，文中论述建筑皆以乾隆四十二年为界限，表明此时园中景区格局相对稳定，正是编写史料最佳时间，因而是否也成为绘制这幅现状总平面图的最好契机？囿于乾隆朝遗留圆明园相关图档及文献仍显缺乏，也未见有关勘察河道的明确记载，本文尚未能进一步推断此时间段内的准确年月。

但是，上述推断结论仅仅揭示了本图初始绘制时间，而图面线条和标注工整程度明显不同，当为后期添改，这类单幅图纸被重复多次使用的作法在样式雷传世图档中极为常见，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是绘制者惯常采用的一种简单易行的图纸使用方法，在今天的勘察设计中这也是一种重要手段，因而，甄别这幅图档的绘制年代不仅涉及推断肇始时间，也要判定不同的添绘时期。本图中较明显的是沿河道、湖面边际以传统“记账码”标写驳岸长度并注明所用材料，如：土三十六丈、石四十二丈等，笔迹较为潦草，与图面整体风格不符，为后期再次使用时添注。查阅宫中档案文献有关河道整修的记载，这幅图纸似曾被作为一张圆明园修整河道驳岸所用的勘察图纸。而依据图中福海南岸“宁和镇”至“秀清村”的新辟河道，可以推断勘察时间晚于嘉庆八年，即疏浚河道工程竣工之时。

依据上述推断结果，本图初始完成的年代正值样式雷家族雷声澂供差皇家样式房的时期。而图面驳岸勘察标注的工作是嘉庆朝所为，此时已是雷家玺、雷家玮、雷家瑞三兄弟供职并掌管样式房的工作，他们曾承担大量皇家内外工程项目，尤以雷家玺任楠木作掌案并主持圆明园等重要皇家园林工程。因此，无论本图的底图或后期勘察河道的记录均可能是雷家成员亲手所绘，这也将成为样式雷家族生平事迹中的一项重要史料。

图12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02-041-001）

北海澹台清淤图

四、样式雷园林图档中罕见的平格实例

本图以浅色墨线绘制的经纬网格纵向自南端大墙起，至北大墙为止共计36格，横向自东端大墙至西大墙计53格，经较之《实测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遗址形势图》，每格见方约为十丈（约为32m），其绘制比例恰为1:2000，与样式雷建筑图档均按照比例绘制的结论相契合，而这一比例数值也屡次出现在园林全图中，与今日工程制图规范所列举的首选比例也相一致，足见此时绘图工作已步入较为系统规范的阶段。从其较浅的线条和略显潦草的绘制情况来看，似为后期添绘。这类格网曾大量出现于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样式雷建筑设计图纸和文献中，被称为“平格”，作为设计过程中的辅助手段，主要承担丈量尺寸、规划河道轮廓、控制景区外部空间等重要作用。而据相关课题研究成果可知，故宫博物院及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廷图档中始终未见绘制或记载平格的图纸档案，国家图书馆所存雷氏家族藏帑的图纸和档案相关内容数量众多，且记述表达极为详细，由此也佐证了平格所带有的辅助性、过程性特点，而本图又是其中罕见的园林全局应用平格的实例。

4.1辅助丈量尺寸

国家图书馆所藏样式雷建筑图档《北海瀛台清淤图》(图12)，图中绘有平格网，并标注数值，查阅相关文字记载可知，其图面所绘见方十丈“平格”是计算清淤土方量的尺寸辅助线，依据格网可以清晰统计“整格”与“破格”的数量，为快速准确估算工料提供最简洁的手段。

本图仅在部分河道、湖面边际的驳岸以记账码标注数值，似应为整修驳岸工程时勘察实测尺寸的记录，平格网在勘察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尚不明确。

4.2控制河道轮廓

圆明园是一座典型的大规模平地水景园，园内河道纵横交错。因而河道两侧的驳岸自然也成为园中出现最为频繁的建筑元素，无论选用石材或夯土都承担着稳固河道岸脚、廓清水面边际、烘托陆地建筑景区的重要作用。

对于调整河道此类开合走向多变的大尺度工程，无论设计和施工都要有较为准确的控制手段，即在图纸和现场要采用有效的辅助工具。宫中档案中曾多次出现，在传统建筑群工程中往往先撒“灰线格”作为施工定位的控制线，“灰线格”也就是“平格”。而作为工程的初始依据，设计方案是施工最终效果的构想。因此，如何控制河道多变的尺度，平格的辅助功能必然成为首选。正如本图中“藻园”北端河道呈现的修改性线条，由原始平缓的围合驳岸调整为弯转多变的水岸轮廓。平格网便可直观的帮助设计者准确把握河道凹凸的最远点，实现最终的构思(图13)。

图13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

局部“藻园”北部

4.3控制外部空间尺度

中国传统建筑群外部空间设计遵循“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设计理论，而经纬方格网系统使外部空间设计理论自如地应用于实践工程。明清以后，平格的控制手法在陵寝、宫殿、园林、宗庙的规划建设中的运用至臻完美。在清代样式雷家族长期实践运用中，平格网系统甚至被发展成熟为三维网格系统，在测量地形和竖向设计中发挥作用，样式雷主持清代陵寝的“抄平”工程已具体而微地运用此法(图14)。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样式雷传世图档中有近百件陵寝运用平格网系统的实证，但在数千件园林图档中却鲜有相关例证。

图14 普祥峪、普陀峪万年吉地

约拟规制地盘丈尺全分样糙底

关照本图平格网以10丈为基本模数，正大光明宫廷区及九州清晏景区中轴线均居于同一方格的中心，足以彰显建筑群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而后湖周边各岛的外部空间尺度均在160~250m之间，保证观察者无论居于后湖周边何处均可以清晰观察建筑群轮廓，同时也不致使湖面失于空阔(图15)。

图15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

局部九州景区

再以福海为例，查阅平格网可以直观把握，福海纵横各约180丈，亦即500~600m的方形水面，“蓬岛瑶台”三岛居于福海中央，与东、南、西、北岸际相距均在250m以内，周围砂山围合的空间半径也在300m左右，均在千尺界限以内，最大限度地满足游者清晰观察福海周边景区的需要。若居于湖岸一侧，借助千尺以外的对岸景观为底景，“蓬岛瑶台”三岛恰好居于视线的中景，三岛总长仅占水面的1/3，岛中建筑均控制在2层以下，在避免水面失之空旷疏远的同时又使福海不会过于局促，也可突出渲染仙境缥缈虚空的主题，正是独具匠心之处(图16)。

图16 样式雷图档（国图编号043-001）

局部福海景区

因此，《圆明园河道全图》中所绘制的经纬方格网系统，可以直观把握各建筑群之间的视距关系及空间尺度，使空间围合获得完整的效果，富于人情味和亲切感。结合“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传统理论，不失为园林外部空间设计的重要手段，对大规模组群的完善起到直接深远的推动作用。有关平格网系统的重要价值将在本课题的后续研究成果中进行详细论述。

五、结语

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圆明园河道全图》绘制于乾隆朝中后期，并留有嘉庆朝初年河道变更的笔墨，这是万余幅样式雷传世图档中罕见的乾嘉年间遗物，更是当前已知最早的一幅圆明园全局图。图纸保存相对完好，图中河道及众多景区轮廓均保持着雍正、乾隆朝盛期的格局，其珍贵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不仅将为完善圆明园变迁史提供极为珍贵的图像依据，也为研究造园艺术增添新的信息，而且为推进样式雷世家研究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此外图中平格网的应用彰显了中国传统外部空间设计的高度智慧，揭示出设计者精湛的造园意匠，也是现存样式雷园林图档中少有的实例。

本文系阶段性研究成果，以推断图档的绘制年代为线索，希望为样式雷传世图档的年代考证提供一种辨析方法。文中有关平格网的作用和价值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论证研究。

〔作者简介〕

王其亨/1947年生/男/河南博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300072）

张凤梧/1979年生/男/天津武清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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