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园林建设与生态环境的改善

1、海淀园林的兴建历史

海淀的自然环境为园林建设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海淀地区园林建设的历史可追溯到金代，金章宗时在玉泉山兴建芙蓉殿行宫以作为避暑之所，章宗曾多次游幸于此，后人称之为章宗“西山八院”之一。今人善于联想，看到八院中有带“水”字者，于是给每一院都加上了“水”字，成为“西山八大水院”，然后对“八大水院”进行考证，玉泉山成为“八大水院”之一。海淀旁的“丹棱沜”也成为“郊居之选胜”。元天历二年（1329年），文宗在瓮山泊北岸建起大承天护圣寺，它是皇帝的原庙，也是行宫。明代以降，在海淀与瓮山之间的低地中，墨绿的稻田与小桥流水、湖塘清波构成优雅的水乡景色。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美的景观，不但使这一地区进一步成为京城的旅游避暑胜地，而且也造就了众多的名园别墅，形成当地特有的自然人文景观。

明代，玉泉山尝为皇帝驻跸之所，山麓建有望湖亭，其南有周皇亲别墅和史园。明朝后期，海淀附近成为园林聚集之地，“京国园林趋海淀”，达官贵人和太监们纷纷于此筑园，乃至“贵戚圃墅相望”，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和米万钟的勺园。清华园的兴建早于勺园，规模宏大，“方广十里，中建挹海堂。”其旁米万钟的勺园，约建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之间，“园仅百亩，一望尽水”。二园名声显赫，人称“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两园的特点都是以水景为主，造园艺术受人称赞。在华家屯北，则传说有明代太监的花园。

明代园林建设已对海淀环境产生重要影响，海淀一带“遥见苍林际天，有溪环之。……四面古柳，毋虑数百株。绿波粼粼，蒙以翠幄。”浓荫碧水改善了当地的小气候，气温比城市区域明显要低，明人于是有“晓霏全销暑，征凉似近秋”的诗句，赞美海淀夏日的园林气候。

明朝末年社会动荡，海淀园林出现衰落。清华园在经历李氏两三代人之后，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后易手他人，勺园也因米万钟的离去而衰败。到清朝初年，李园己是一派颓垣，“藕花知旧恨，菱草满横塘。石落洞门闭，畦宽稻叶长。”园中池塘辟为皇家稻田，租给农夫耕种。

清代，本地区迎来了园林建设的高潮。清初，皇帝郊游主要在南苑行宫，顺治和康熙皇帝每年有大量时间在南苑行宫度过，官员们也有在南郊建花园别墅的。而瓮山脚下还只是旗营设立牧场的地方，当时正红旗牧马场“坐落瓮山十五顷”。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国家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开始呈现太平景象。皇帝可以集中财力在郊外建设新的园林。新园林的选址没有放在城南，而是放在了海淀，这一选择与海淀地区的环境优势和南苑地区的环境劣势有直接的关系。南苑地处晚近的永定河故道处，除了大片的水面湿地外，其他可利用的景观资源不多，当地有着较多的沙地，又远离山地，景观层次比较单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会受到永定河洪水的威胁。它可以作为很好的狩猎场所，却不是长期居住的理想地方。相反，海淀地区依山傍水，宛若江南，在经常黄沙漫漫的北京，显示出特有的魅力。而且，海淀地区有园林建设的基础，又不会受到永定河泛滥的洪水威胁，条件远较南苑为宜。因此当国家稳定下来，需要进行园林建设时，位于西郊的海淀地区就成为首选之地。

清代海淀的园林建设始于康熙时期，然而当三藩未定，天下大局尚未明朗之时，只是在西郊建设了两座行宫，并没有大规模的园林建设。康熙十六年（1677年），建香山行宫，十九年（1680年），建玉泉山行宫，二十一年命名为“澄心园”。平定三藩之乱后，清廷在海淀附近的低地中开始了大规模的皇家园林建设。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畅春园在明代清华园旧址上建成，它是海淀低地中的第一座大型御园，海淀皇家园林建设的大幕真正拉开。畅春园建成后，康熙皇帝在京的大半时光都是在此度过的。此后康熙又在畅春园西建起西花园，用为皇子居住之所。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改澄心园为“静明园”。此外还在巴沟西南建起圣化寺行宫，寺庙与园林合为一体。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建圆明园等皇子居住的赐园多座。雍正帝即位后，对圆明园进行扩建，并于雍正三年（1725年）进驻圆明园。乾隆十年（1745年），在香山建静宜园。大约在此前后，又开始长春园的建设。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清漪园，凿昆明湖，改瓮山为万寿山。在此之前，在瓮山脚下已建有好山园行宫，1991年曾在昆明湖东北角湖底出土其遗址，遗址中包含大量细木棍的地丁、小开条砖和明清之际至乾隆年间的瓷片等。清漪园、静明园和静宜园皆依山而建，园中分别有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故三园又合称为“三山”。并设有“三山职掌总管园务大臣”，总理三园一切事务。

约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时，熙春园改建成为御园，有阁道与长春园相通，又称为东园。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建绮春园，它是在多座旧有园林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改淑春园为春熙院。此后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诸园名常同现于清代档案之中，世间遂有“五园”之称，张恩荫先生对此己有考证，其观点应是正确的。嘉庆七年（1802年），春熙院赏给庄静固伦公主后，五园遂去其一，嘉庆十六年将含辉园改称南园，似仍可凑为五园。道光二年（1822年），又将熙春园赏给悼亲王绵恺，五园再缺其一，道光八年（1828年）将含辉园归入绮春园，五园终成三园。

2、稻田水乡景色进一步发展

海淀园林带动了当地水田的发展，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在青龙桥设稻田厂，又在功德寺和六郎庄各设官场一处，并在六郎庄、圣化寺、泉宗庙、玉泉山和长河两岸、蛮子营等地拥有官种稻田，六郎庄村北的小西厂一名即来源于稻田厂。

雍正年间，繁重的漕运负担，使朝廷上下都感到在北京周围开垦水田的必要。怡亲王允详设立营田四局，以管理直隶地区的水利营田事务，形成兴建水田的高潮。乾隆对京西稻作十分关心，乾隆二十年他在疏浚玉泉山下的金河后，赋诗云 “疏泉因为广其壑，益开稻畦千亩多。”二十九年（1764年），他命疏浚万泉，“即其地开水田，”并筑起护田长堤。昆明湖建成后，他看到清漪园东堤外与畅春园大墙之间仍有空地，于是“引流种稻看连畦”。由于皇帝的大力提倡和新技术的引进，海淀附近的水稻种植发展迅速，成为京西稻最主要的产区。

清代海淀附近见诸记载的稻田有12736.8亩，因时间跨度较大，其中可能有少量重复记述的情况，也有一部分是占用稻田的数量，所以在同一时间内的稻田数量要少于此数，我们大致可以推测，本地区的稻田接近1万亩。

清朝不但在御园周围种植水稻，而且在园中也开辟了许多稻田。康熙年间，畅春园中已有稻田，《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又奉准畅春园内余地及西厂两处，种稻田一顷六亩，令附近之庄头壮丁每年轮种。”在样式雷所绘畅春园图上可以看到，在园西部有一片南北长形的稻田，一条渠道贯穿其中，它有可能是清华园遗址中稻田的延续。西厂指畅春园西面的西马厂，位置在畅春园西墙外，那里也种植了稻田。《养吉斋丛录》称 “御园弄田，多雍正、乾隆年间所辟治。如耕云堂、丰乐轩、多稼轩、陇香馆是也。嘉庆间，复治田一区，其屋颜曰‘省耕别墅’，为几暇课农之所。”

3、水域面积扩展

随着稻田和园林的大量增加，原有的水源已难以满足需要，于是乾隆年间开始了水源的建设，先后开挖了昆明湖、高水湖和养水湖，疏浚了万泉庄的泉眼，修建了由香山、卧佛寺到玉泉山的石渠，以及其他水利工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影湖楼诗序云 “迩年开水田渐多，或虞水不足，故于玉泉山静明园外接拓一湖，俾蓄水上游，以资灌注。”此湖就是高水湖。养水湖在高水湖东南，其水东南入金河 “影湖楼在高水湖中，东南为养水湖，具蓄水以溉稻田。复于堤东建一空闸，泄玉泉诸水流为金河，与昆明湖同入长河。”高水湖、养水湖和昆明湖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多级的蓄水系统。

乾隆年间，由于大规模的园林建设和水田开垦，使西北郊的水量消耗与日俱增，而降雨量却常有不足，为了开拓水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开始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它包括整治玉泉山、香山、卧佛寺一带的泉眼和水道，修筑了十多里长的石槽，把卧佛寺和碧云寺等处泉引至玉泉山，汇入山前小湖。

清代所建诸湖之中以昆明湖规模最大，它的开凿极大地改善了西郊的稻田、湖泊用水不足的问题。侯仁之先生曾指出，昆明湖的开凿不仅是园林景观的需要，而且它是一座水库，解决了园林、稻田用水的问题。乾隆在修建昆明湖等湖泊时，确是包含了水库的用意。乾隆《写琴廊纪事》：“玉泉山阴别有泉源，大小不一，汇为平湖，由迤北三孔闸东泻者为高水湖，其山南天下之第一泉乃趵突涌出为平湖由五孔闸东泻者为低水，二水合流为玉河，归昆明湖以资灌溉。御园周围高低稻田不下千顷，实总资灵源利益也。”（《御制诗集》）他在《昆明湖泛舟》诗中有“昆明千顷利稻田”的诗句，其注云：“疏治昆明湖本为蓄水以资灌溉稻田之用，每年春夏之交，湖水率减数寸，盖因稻田日多，以济雨水或缺也。林丞但知守湖水尺寸而不计及灌溉，此有司之严禁不许。”对于只顾园林景色而不顾农业生产的做法，乾隆是严厉禁止的。

当清代在海淀低地中建设园林的时候，海淀低地中的天然水域早己过了发育期，处于淤积消亡的时期。清代又处在明末开始的所谓“小冰河时期”，气候相对寒冷，雨量也不充沛，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清代园林水域，大多是人工所为。明清两代在海淀低地修建园林，皆以水景取胜，在园林规划中追求江南情趣，往往设计出大量水面，形成湖塘相连、溪流回绕、稻荷飘香的水乡景色。园林中大小水域错落分布，占据了大量空间。水域甚至成为不同园林主题和寓意的载体。以圆明三园为例，圆明园在设计上以水为中心，陆、岛景观环水而建；长春园以陆为中心，环之以水；绮春园则水陆交错，没有明显的中心。海淀诸园在水域的布局上大多不出此三种形式，而在设计上则又各有不同。对于园林水域的追求，使海淀的水域面积大为扩展，据今人统计，颐和园水域面积约为215公顷，圆明园水域面约为120公顷，静明园水域面积约为13公顷。水域面积的扩大，可以有效改善当地的小气候环境。

圆明园的水源构成

圆明园位于海淀园林区的下游，圆明园最盛时有五个园子，这五个园子位于万泉河与清河之间，南面是万泉河，北面是清河，清河是圆明园的排水河道，进水河道主要是万泉河和玉泉山水。万泉河位置稍稍偏东，不可能为圆明园全园提供水源。因而玉泉山泉水成为圆明园的主要水源。

在昆明湖开凿之前，圆明园的水源主要是玉泉山水汇聚的瓮山泊和长河，水流经马厂河道输入圆明园：“圆明园之水发源玉泉山，由西马厂入进水闸，支流派衍，至园内日天琳宇、柳浪闻莺诸处之响水口，水势遂分，西北高而东南低，五空出水闸在明春门北，一空出水闸在蕊珠宫北，水出苑墙经长春园出七空闸，东入清河。”圆明园的进水闸在圆明园西南角，这里地势较高，水向东流，入福海。福海位于园的东部，亦称东池，“雍正间命名福海，地约百顷”。在雍正二年的《查看圆明园风水启》中也讲到圆明园的水系：“水自西南丁字流入、向北转东，复从亥壬入园，会诸水东注大海，又自大海折而向南，流出东南巽地，亦是西北为首，东南为尾，九州四海俱包罗于其内矣。”此大海就是福海，在昆明湖建成之前，它是西郊诸园中最大之湖泊。圆明园的水系加入了风水的设计，水由西南入园，先北流再东南流，以使水的走势与山的走势相一致，附和于风水的要求。而当地地势西高东低，为实现符合风水要求的河流设计提供了条件。昆明湖建成之后，水由昆明湖东岸的二龙闸流出，经马厂河进入圆明园，然后由西向东流过全园。1998年，海淀区政府在文化发展规划中曾建议恢复这条河道。

万泉河是圆明园中西部水源，源于泉宗庙南的大、小沙泉，以及沿途众多泉眼，南经巴沟村东与来自长河闸涵的水流相会，复北流，经沙子桥至畅春园前的菱角泡子。万泉河由菱角泡子流出后，其主流经双桥，沿畅春园西墙外北流，至畅春园西北五孔闸桥转而东流，在蔚秀园与承泽园之间与东边的支流汇合，沿途分水流入畅春园，并与西花园水和马厂水相连接。其支流向东，沿畅春园东面的道路北流，在畅春园东北角折而西行，入畅春园，穿过畅春园东北角，复流出园外，沿畅春园北墙外西流，终与主流汇合于挂甲屯东门外。沿途为集贤园、淑春园、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和蔚秀园等提供水源。

万泉河东、西两支汇合后，沿蔚秀园西墙外北流，复沿蔚秀园北墙外东流。在蔚秀园西北万泉河分流入圆明园前的东、西扇子河，并为圆明园宫门前的河道提供部分水源。万泉河水又东流，过虹桥（101中学前），于北岸旁出数支入万春园诸园。又东，于水磨村西南分流为二，主支东流，绕行于熙春园南墙和东墙外，成为护园之河，并在熙春园大门前接受旱河之水。另一支北流，复分为三，一支入万春园，一支沿万春、长春二园东北流，成为二园护园之河。一支入熙春园，是熙春园的水源。熙春园水由园之东北隅流出园外，与绕行园东的万泉河水合。又东北流，与长春园东流之水合，东北注入清河。

圆明园宫门前的湖泊俗称扇子河，建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圆明园大宫门外地势低洼，水潦所汇，道路泥泞，于是利用三冬时间开凿成湖，既解决了行路难的问题，又增加了水面。乾隆因有《前湖诗》云 “御园之前本无湖，而今疏浚胡称呼？石衢之右地下湿，迩年遭潦水占诸。衙左亦不大高衍，往来车马愁泥涂。因卑为泽事惟半，取右益左功倍俱。……役成春水有所受，路东泞去诚坦途。”今达园南部水面就是当年扇子河的一部分，湖中斜堤即是当年的御道。扇子河水来源于万泉河。

4、林木覆盖率提高

海淀园林景观有三大要素，一是河湖水系，二是花草林木，三是宫殿楼阁。花草林木构造出园林的气氛，不论是水景花园还是旱地花园花草林木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园林崇尚自然，园林植被的培育也仿照自然，既有水生植被，也有陆生植被。水下有水草，水面有浮萍，出于水者有荷、蒲、芦苇。荷塘岸边植以垂柳，岗峦坡地遍植高大乔木，且仿照自然，构成乔木、灌木和草的多重植被结构。

海淀园林花木种类繁多，植被茂盛，其中路旁水边或以植柳为多，而土山多植花树和松柏，寺庙周围以松柏为主，庭园遍植各种观赏花木。这一特征今天仍可以从颐和园、北大未名湖区，以及其他一些尚存的小园林中感受到。松柏是园林中的主导树种，松柏的种植也颇受皇帝的重视，乾隆即有“种松”诗云：“清明时节宜种树，拱把稚松培植看。欲速成非关插柳，（柳最易活，折枝插地即成根，亦易长，种树十年计，盖谓此若松柏，二三十年尚不可入观也。）挹清芬亦异滋兰。”乾隆于五十二年（1787年）立此碑于圆明园山高水长楼前。松柏生长缓慢，二三十年形不成景观，但四季常青，且长寿，是北方园林的理想树种。

海淀园林植被的主体是人工种植的，尤其是观赏用的乔木、灌木和花卉植物，多为人工种植。这些植物中，大多数是北方植物，而且许多就是北京地区的植物，或者是在北京地区有长久栽种历史的植物。

园林树木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维护和修剪，每次修剪都会产生出大量枯枝病木，成为可用的木柴。这些木柴大多用于冬季的取暖烧炕，以节省木柴的购置费用。由于圆明园内大量植树，到乾隆初年园内已有相当数量的木柴出产。据乾隆六年（1741年）《总管内务府奏查圆明园等处芟树湿柴树木折》，“乾隆四至六年，收得圆明园芟树湿柴一百十四万七千四百九十觔，……入于工部行取木柴数内，分发各处使用。”这些湿柴折合成干柴时，按湿柴数目之半计算。由于圆明园等园林自产木柴数量增多，遂减省了工部的木柴供应量。其中，乾隆五年（1742年）圆明园“少用工部木柴六万七千五百五觔”，乾隆六年“少用工部木柴四十六万九千三百七十觔”。到乾隆四十四年（1799年），全园每年修剪树木所得柴薪己达二百万斤，远远超过圆明园每年一百万斤的木柴使用量，不但自给有余，而且造成树柴积压。于是，内务府呈奏皇帝批准，将多余树柴运交城内柴库，“抵对行取工部木柴，以省钱粮。”。可节省费用近三分之二。以两市斤折合一公斤计算，二百万斤约相当于1000吨，其产量是很大的。

5、有益于环保的建筑渣土处理办法

建筑渣土是影响环境的一个因素，长期大规模的园林建设必然会产生出大量渣土，这包括挖掘河塘之土，河道清淤之土，拆修建筑的瓦砾渣土等。如果将这些渣土弃于园外，必然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甚至会占用耕地。海淀园林采取的办法是在园中就地堆山，使渣土变成园林假山的材料。如，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日《长春仙馆等处加堆土山山高水长开挖水泡销算银雨通总》：“山高水长南山根开挖水泡，束西长十九丈三尺，宽十八丈七尺，所挖之土除加堆长春仙馆土山外，逐次加堆前湖南面、东面，韶景轩东边，圆明园殿前两边，并天地一家春东边，及果园岭等处土山，俱加堆长高。……前湖南面二角清淤，就近加山”。又如自得园等处修缮虎皮石墙，即采取“所刨之土，就近加堆土山”的办法解决渣土问题。但圆明园被焚之后，园内巨量渣土己无力自行消化，不得不运出园外。

6、符合地质环境的园林水系建设

古清河故道湮废的时间只有数千年，河床砂砾层上的覆土并不很厚，在海淀镇附近大约有2米多厚，在圆明园一带只有1米多厚，开挖湖泊、河道时很容易挖到砂砾石层。海淀园林的湖泊在开凿时似乎都注意到这一点，除了遇到局部过高的砂砾石层外，湖底很少深入到砂砾石层中。从湖旁堆叠的土山可以看到，土山中很少有大量的砂砾石存在。由于这一原因，除了少数鱼池外，许多湖泊开凿得很浅，水深往往只有数十厘米，仅能满足吃水很浅的平底船通行，而且有些河段要下闸蓄水才能行船。从《圆明园、长春园并周边暗沟河道清淤丈尺做法清册》中所记河道清淤深度看，圆明园“河桶”的宽度多在两丈五尺到四丈五尺之间，窄者可至一丈，宽者可达五丈，但河道泊岸通深一般都在四尺至四尺五寸之间，也就是1.5米以内，只有少数大湖挖掘深度达到5～6尺。河岸露出水面一般是二尺，水深多在2～4尺之间。当时园中河道清淤挖深在一尺五寸至二尺五寸之间，这大致也就是水的深度。这样做可有利于水生植物的生长，同时也可避免山体的沙化，有利于陆地植被的生长。它是一种生态的治湖方法，促进了园林生态的改善。

三、生态保护与文物保护

以圆明园为代表的海淀清代园林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它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海淀地区的生态环境，而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增加了水面，在整个区域扩展了宛若江南的水乡景色。他的另一大特征是树木的广泛种植，提高了林木的覆盖面积。这两点成为今天保护圆明园遗址时最受到人们关注的方面。几十年来，人们在圆明园遗址中所作的建设，第一是植树，利用园中的土山和空地种植了大量树木，第二是恢复水面，当人们要将某一部分遗址开放时，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恢复水面。

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处理生态恢复与文物保护之间关系的问题。2005年的圆明园遗址破坏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例，迫使我们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说它典型，是因为它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在圆明园遗址有，也会出现在其他遗址保护中。目前全国都在搞大遗址保护，而大遗址保护的途径之一是保护与开发结合，建立遗址公园。既然是把遗址建成公园，就会产生认识上和做法上的分歧，究竟是遗址保护第一，还是公园的功能第一。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我们的公园又常常和市场相结合，靠市场来维持，于是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处理好这对矛盾，关系到全国大遗址保护的成败，而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生态恢复与遗址保护的关系问题，这是园林遗址保护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总结颐和园事件可得出几点值得吸取的教训：

1、遗址公园不能依赖市场解决生存问题。

这是根本问题，市场只能是辅助行为。过去国家搞了不少依赖市场的改革，后来发现市场万能的想法是错误的，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市场来解决，如教育、医疗等，大遗址保护也是如此。圆明园遗址完全靠市场维持，最终只能是破坏遗址，因为现代休闲游乐的功能中有不少是与遗址保护相矛盾的。圆明园遗址应是政府资金为主，市场为辅，应能得到国家和北京市的资金，得不到就要改变管理体制。

2、生态保护、生态恢复与遗址保护矛盾时，应该坚持遗址保护优先。

这一条是圆明园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圆明园事件的关键不是生态问题，而是文物保护问题，在当时的争论中，只有李楯先生头脑最清醒，问题看得最准确，其他的争论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走偏了。结果本应是国家文物局来解决的问题，却出现了由环保部门作审判官的奇怪现象。

关键不是铺膜的问题，而是防渗不能以牺牲文物为代价，不能破化文物。什么是中国园林遗址的文物要素？看法不一致，不论是文物管理部门的官员，还是园林研究的专家都有误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圆明园铺膜时，拆除了大量的清代叠石护岸，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曾经跑来加以制止，据他们说2万米叠石只保留下300米。叠石护岸是不是园林文物要素？要不要保护？按照传统看法似乎不是文物，用不着保护，但从现代文物保护来看，它也是文物，是中国传统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该保护的文物。由于认识不一致，就出现了下面的文物工作者制止文物的破坏，上面的文物局长却说没有破坏文物。

在我们争论该不该铺膜的时候，有两个报道形成鲜明对照，一个是加拿大的一位中学生在希腊遗址参观时，捡了地上的一块石头留作纪念，被抓住，希腊方面要向法院起诉他。另一个是一位欧洲人在复活节岛上用石块堆自己的艺术作品，被抓住。那些都只是文物旁边的石头，但动了也是犯法的，我们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圆明园，2万米的护岸石就可以任意拆改，这是现代文物保护观念上的差距。

为了生态而破坏文物，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北下关广通寺前有两株百年槐树，北面是康熙年间的山门，南面是50年代的工棚式排房住宅，为了拓宽道路，各部门一起商量办法，讨论的结果是把树留下，把山门拆掉。又如万寿寺旁有一座元朝兴建的广源闸，是通惠河上的第一闸，也是保存最好的一座。几年前为了长河通航，需要在广源闸旁修建一个通船的桥洞，而闸旁不远处有两株百年槐树，讨论的结果是砍掉部分闸体，以保护两株槐树。每次都是以毁坏文物解决矛盾，分不清哪个价值最大。正是有这样的时代背景，才有圆明园事件中奇怪的争论。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坚持文物保护优先的原则。

3、修缮设计理念亟待更新。

2005年的破坏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圆明园西部遗址的改造。一个饱经沧桑的遗址，改造成现代水景公园，以致风貌遭到极大破坏。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恶果呢？原因之一是错误的观念，设计者把遗址当成普通的公园来对待，总是拼命显示自己的创造力，而不顾遗址自身的保护要求。即便想到要和遗址特征结合，也往往是很抽象地套用一般原理，而不顾具体环境。近几年来北京的一些大遗址成了设计师的试验场，拼命发挥自己的创造欲望，浓妆艳抹，以便留下自己的传世杰作。圆明园西区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出现的失败作品，成了令人痛心的反面教材。

多年以前，北京市做了圆明园保护规划，侯仁之先生见到规划后，很是赞成，于是说到圆明园西部的治理，他的基本思想是不做大的改动，只要整治一下山形水系，实现水清岸绿就可以了。我们对圆明园西部的整治一直抱有很大期望，希望能保持古朴沧桑的韵味，而不要变成第二个东部。东部区域开发得早，那时大家都还不知道如何保护遗址，走了一些弯路，西部治理时，人们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应该走与东部开发不同的整治道路。

西部整治应该坚持保护优先，充分尊重我们即将整治时所面对的遗址面貌，以较少的修整实现遗址的开放，在水源不足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恢复所有的水面，没有必要深挖水塘，更不能把清代的叠石按照今天的审美观念随意改动。即便是为了防渗，也不应破坏文物。我们没有古人那种寥寥数笔也能画出佳作的气魄，也没有文物第一我第二的平和心态，本可以花少量的钱就能实现的遗址保护和利用，却浪费了大量金钱买来一个破坏文物的恶名声。设计观念的滞后，指导思想的错误，给民族的文化遗产造成惨痛损失，这样的教训应该记取。

4、今后的方向

作为遗址公园，应是政府基金为主，市场运营为辅；把文物保护放在第一位，生态恢复服从于文物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开发利用。进行遗址外围开发，减少遗址内部建设。重点可以在圆明园东宫门外和长春园北部的春熙院旧址，把圆明园与颐和园结合起来，修通二者之间的水道，把生态环境的修复与历史景观的开发利用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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