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甫

　　近蒙王道成教授赠我《京华史迹揽胜》（上、下册）一书，这是他与林克光、佟洵先生共同主编的有关北京及其周围地区文物古迹的论集。欣喜之余，匆匆捧读，获益良多，颇有感受。

   首都北京及其周围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传统。在这里生活过我们人类最早的祖先，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和王府井人。当人类进入文明历史时期之初，我们中华各民族祖先就在这里交相融合、共同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从而使之成为我国北方的文明中心。从先秦以迄秦汉隋唐，这里一直是我国北方的重镇，有关王朝先后在此设立燕、蓟、幽等行政区划。辽金时期，辽以幽州为南京，金改称为中都，元、明（永乐以后）、清三朝则以此为首都，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数千年来，尤其是近千百年来，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于此，劳动于此，创造了历史，繁荣了社会。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封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或是无数的学士名流、艺术名家，都曾在这里登上过历史的舞台，有的是反面演员逆流而动，更多的是与时而进，共创物质和精神文明。他们工作和生活过的宫殿衙署、府第官邸、苑囿楼阁、民居院落，他们的业绩和活动的痕迹以及死后安葬的陵寝墓园，无不是历史的见证和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因此，今天的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从地上到地下，有着许多历史的文物古迹，甚至在市内胡同细巷之中、郊外野草荒坟之间，也往往能发现可贵的实物史迹，它们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随着岁月的飞逝，朝代的递嬗，物易人非，前朝巍峨的宫阙有的已为后朝宫城所埋没，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早已于泉壤安息，前人们耳熟能详的史事，有的也早已淡出后人的记忆。正是:京华烟云千百载，过眼能得几片在？王谢堂燕早易主，空余残瓦伴尘埃。这固然令人慨叹，其实也是历史前进过程中的必然。因此发现、发掘、保护文物古迹，认识其历史价值，不令它们流失和湮没，以使人们在缅怀先辈、反思既往中，激发对建设美好未来的热烈追求，这是我们后世子孙的责任，更是史学工作者的天职。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在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目前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已有1000多项文物古迹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6项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是我想还会有不少文物古迹有待发现、发掘和保护，而且即使那些已经列为文保单位的文物古迹，也仍旧有进一步搜集相关资料、认识其历史价值并将之公诸于社会的必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本着发现、发掘、爱护、研究并宣传历史文化遗产的宗旨，组织了一批史学专家，在对京华文物古迹进行了实地探考访查和对相关资料的搜集，并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收辑在《京华史迹揽胜》中的84篇文章，就是这批成果中的精华。这些篇章探考的内容大致是以清代的宫殿、衙署、坛庙、园囿、古刹、教堂、市街、名人故居、寺庙、墓园等地面古建筑为主，以物记事，以事及人。行文简洁、文句清新，意涵恬远，既有散文随笔的韵味，又是经得起推敲的史学作品，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尤其可贵的是，由于这些篇章的作者大都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他(她)们既具有严谨的学风，又具有发微探幽的能力。因此，这些篇章大都具有立论有据、言之有物的特色。不少篇章不仅吸收了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且发掘并运用了新的资料，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信息含量甚高。如孔祥吉先生的《不平静的养心殿》及《清代刑部与刑部监狱》两篇文章，可谓以物考史、以事及人的上乘之作。文笔生动，资料丰富，史论结合，引典章，述制度，颇有新意，发人思绪;再如王道成教授是研究清代皇家园囿的专家，他在本书中发表的的7篇有关颐和园、圆明园等的文章，都是很有分量的精品，其中《颐和园修建年代考》一文，纠正了以往史学界关于颐和园始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错误说法；又如吕英凡先生的《清代太医院》，是迄今为止研究清代太医院这一机构较为详尽的力作；林克光教授的《从仪銮殿到居仁堂》、《东交民巷话沧桑》等多篇文章也很见功力，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新资料、新知识。而他的《大刀王五和源顺镖局》以大量的史实，记述了清末武术界爱国志士王五的刚直形象，可谓别具一格。当然，书内各篇也并非均属无瑕可击，但确实可以做到使读者开卷有益，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类的通俗读物，为广大读者提供许多真实的历史知识，而且对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也可从中获得某些启迪和一些可贵的研究所需的资料和线索。笔者虽然从事清代档案文献整理及清史研究数十年，但在阅读《京华史迹揽胜》之后，仍觉饶有兴趣，受益非浅，从而深感学海之无涯。

（来源：《历史档案》2008年第4期，作者朱金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邮编100031）